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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昊苏来信及陈毅诗词在干校传抄开来
干校搬到团泊洼的头一年，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因为除了种地，还要盖食堂和一部分宿舍，常常要挑灯夜战。最令人恼火的是，军宣队违背科学种田的规律，非要改旱地为水田，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试图创造奇迹。结果，秧苗插下去也就一周时间，便统统死了。可是军宣队领导仍不死心，又从别处调来秧苗，请来老农当顾问，重插了一遍。这一回秧苗倒是勉强成活了，但长得稀稀拉拉，像瘌痢头似的，到秋天每亩也就收二三百斤稻子吧，仍是成本都收不回。可军宣队却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说广大干部在战天斗地中如何经受了锻炼，思想上获得了大丰收，等等，完全是欺人之谈。
1971年秋，即“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干校的气氛明显宽松起来。先是在国庆节前，军宣队的所有成员，都突然回部队集中学习去了，临时从各连抽调了七名干部，组成了干校的领导小组，任命五连的李之华（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为首任“校长”。等国庆节后，总把“林副主席”挂在嘴边上的军宣队学习归来，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脸上不见了神采，威信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面前，就耍不起威风来了，不敢再瞎指挥，做下令我们在盐碱地上插二遍秧苗那样的荒唐事了。因此，我们平日的劳动强度也就大为减轻，可以有时间看点书和搞点娱乐活动了。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思想最活跃的是由音协、音乐研究所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组成的四连。因为那里有几位陈毅的老部下，像何士德、章枚，分别是《新四军军歌》和《黄桥烧饼》的曲作者，与张茜是新四军文工团的老战友。那年国庆节，他们回北京休假，就与张茜恢复了联系。从北京回干校，就给大伙儿带来了林彪确已摔死的惊人消息，尤其是章枚，越说越激动，竟情不自禁地当众唱起《黄桥烧饼》来，仿佛重新焕发了战斗的青春。
也就是自林彪折戟沉沙之日起，我们感到“文革”的形势有了变化，或许不久的将来还能干文艺这一行，就开始练起笔来了。我原先爱好写诗，我连的指导员叶枫，早年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是从总政文工团合唱团转业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音乐研究的，他鼓动我写一组大合唱歌词，由他来谱曲。这样，我就陆续练习写了些歌词，除一组大合唱的歌词给了叶枫谱曲外，其余的，就到四连去找王世光（后任中央歌剧院院长、《长江之歌》曲作者）、钟立民（后任《歌曲》杂志副主编，《鼓浪屿之波》曲作者）、戴于吾（后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等几位朋友作曲。我常到四连去串门，就不时听到一些“尖端消息”（这词是我连艾晓朴同志发明的，他把从北京高层人物传出的内部消息，称作为“尖端消息”），尤其是陈毅逝世，毛主席身穿睡衣出席追悼会后，章枚同志收到的陈昊苏来信及张茜整理的部分陈毅诗词，就在干校传抄开来。一时间，群情激奋，心里豁亮了许多，都盼望着重返工作岗位的一天早日到来。
我下干校头天遇见的陈勃，还有我下干校前文化部军宣队写作小组的组长方杰，都是干校政工组的负责人，他们遇有什么文件需要起草，如年终总结报告之类，就把我从连里临时抽调出来，作为干校的“笔杆子”用。当时，常被抽调去的“笔杆子”有三四位，组长是五连剧协的屠岸。他在文字上的严谨、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勃还张罗搞了一个反映干校全貌的摄影展览，虽说好多照片都是陈勃和二连的几位摄影家临时补拍的，但生活气息大都很浓，技巧高超，颇具艺术性。陈勃把我找去写说明词——一幅照片配一首小诗。那些照片都是陈勃派专人回京到新华社的中国图片社去放大制作的，也不知后来流落到了何处？如能找到，应该说是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
正因为陈勃、方杰、屠岸抽调在干校政工组工作，所以他们是最早分配回京工作的。当时，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石少华是新华社副社长，先将陈勃调去，当了摄影部主任。没过多久，又来干校调走了一批人。其中，包括方杰（后调任中国文化报社社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刘锡诚（后调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雷达学（即后成为文学评论家的雷达）及苟煜升、郭玲春夫妇（郭玲春因体弱多病，下干校比苟煜升还晚，安排在小卖部当售货员，到新华社工作后，成了新时期最有名的文化记者）。干校第二批分配工作的同志是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幸列其中，正是他后来接替韦君宜，当了该社的总编辑。
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
第一、二批分配工作的干部，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只占全校干部的几十分之一。但他们—走，就把大家的心搅得不安宁了。尤其是像我这样“文革”前夕毕业的1964、1965届大学生，是干校最年轻的一批专业人才，单我们三连就有二十多个，全干校，估计就有上百个，哪个不盼着早日跳出苦海呢？那时候，我们聚到一起时谈起各自的命运前途时，总是先慨叹一声：“八年了，别提它了！”这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在杨子荣前去访贫问苦时，常猎户因不愿触及伤心事而说的一句台词。因为我们这批人从1964年大学毕业算起，到此时已整整八年了。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大都下乡去搞了一两期“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搞所谓斗、批、改……不是去整人，就是挨人整，在政治运动的波涛里沉浮，几乎没有一天平静的日子。因此，随着毛主席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一批开国元勋获得“解放”，重新起用，我们也就觉得下放劳动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
就我个人而言，假如能很快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希望实现先前的理想，从事文学或戏剧创作。可是，毕竟已好多年不写东西，可以说笔都生锈了。怎么办？就只有赶快抓紧时间读书、练笔。于是，几乎是每天我都开起了“夜车”。我们五班有十来个男的，住一间宿舍，就只有一盏电灯。为了不影响同伴们的睡眠，我在为摄影展览写说明词时，捡来了一张包装胶卷用的黑纸，做成了一个圆筒似的灯罩，套在灯头上，让一束光直接照射下来，我便在这一束光下看书或写作……
那时候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极少，谁要是能公开发表一星半点儿东西，就会成为干校的一大新闻。我们班的刘念兹，利用回京休假的机会，把“文革”前的一项古典戏曲方面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送给了刚复刊的《文物》杂志，居然很快就登了出来。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亮相啦！你也得赶快想办法亮亮相啊！”是啊，谁的文章能公开发表，就意味着他没有政治问题，就像被打倒的老干部复出，名字重新见报一样，令人惊喜万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与叶枫合作的大合唱中的一首歌，就收进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歌曲选》。在干校的年轻人中，也许我是在出版物上最早“亮相”的一个吧？虽说当年我所写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无艺术价值可言，但在走出团泊洼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每想起下干校的日子，我都会想起黑纸筒下那一束特殊的灯光。当年的写作条件是多么艰苦、渴望重新工作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啊！ 在我们三连，爱写诗的人很多，尤其是民研会的同志，像贾芝（李大钊之婿，中国民协原党组书记）、陶阳、吴超，过去搞过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们不仅自己写，还发动大家都来写。当时贾芝是连副指导员，吴超是连政工组成员，负责搞宣传和出黑板报，在他们的张罗下，连里编成了厚厚一本打印的诗集。我想，当时那么多人都动笔写起诗来，其动机也都是为了早日“亮相”，以便重操旧业。不用说，那打印流传的诗集里，找不到一篇尚未定案的所谓“审查对象”的作品。其实，真能写出好诗的，反倒是他们。与我对床而居的吴祖光后来在他《枕下诗》的自序中写道：“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最大的弱点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他“在这几年里学作旧体诗”，使他“找到了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的乐趣”。但是，正如他所说，“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命名为《枕下诗》。”
此时，驻校军宣队审时度势，已感到这帮被他们管教了两年多的文化人即将重操旧业了，也就鼓动各连排利用农闲和雨天排练节目，搞全校的联欢和会演。憋了七八年之后，这帮艺术家终于有了小试身手、展现高超技艺的机会。杨副政委看了全校会演节目，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称赞说：“想不到干校人才济济，真是藏龙卧虎啊！”
与吴祖光朝夕相处三年的特殊纪念品
就在我们急切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时候，军宣队也在做回撤的准备了。1971年11月中旬，军宣队通知我，立即去沧州河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部，帮独立师文工团创作一个独幕京剧，以备参加省军区1972年春节的文艺会演。能得到军宣队的信任，我当然很振奋，心想，如能如期完成此次创作任务，距走上新的岗位，也就为时不远了。同行的还有舞协的张世苓，去帮独立师文工团编排歌舞节目。到沧州后，住在师部招待所，与师部首长一起吃小灶，享受了贵宾待遇。我用一周的时间，按师政治部定的题材、主题，写出了独幕京剧剧本《磐石岭上》，征求意见后作了些修改，第十天就经师领导审查通过。随后干校军宣队又从三连调来导演刘沪生、作曲潘仲甫，经过二十天的紧张排练，就彩排通过了审查，与张世苓编导的歌舞节目，合成了一台准备参加军区会演的节目。
圆满完成剧本创作任务回干校后，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想，也许这是下放期间最后一个春节了，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去江苏老家把女儿接回来，上干校的幼儿园。好友余侣莲，以前是钢琴教师，心灵手巧，见我穿的一件棉袄已补丁摞补丁，就说：“你就穿着这件破棉袄回老家接女儿呀？快去剪布买棉絮，我来帮你做件新棉袄吧！”当我穿上小余为我做的新棉袄，临返乡接女儿之前，有小道消息说春节后还可能有一批人有幸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吴祖光对我说，下一批分配名单中肯定会有你了。你难得回老家探一次亲，不如多住几天再回来，真要是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就没时间回故乡了。说也巧，春节刚过，新一批分配名单下来了，果真有我。等我从江苏回到北京，我在干校的行李杂物，已收拾成两个大包裹，捆扎得结结实实运回来了。一问，帮我收拾行李的，正是吴祖光。祖光是个办事很细心、很顶真的人。凡是我的东西，连针头线脑都打进了包裹，没落下一丁点儿东西。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把我在干校做的一张小板凳也捎了回来，还特意用毛笔在板凳的背面写上了“严儒铨手制”五个字（尽管我在“文革”前就以“石湾”为笔名发表作品，但自“文革”开始到下放干校，就中断了写作，生活中也就只用我的本名“严儒铨”了）。这张留有吴祖光笔迹的小板凳回京后我还用了好多年，直到80年代在接连几次的搬家中，才不知怎么丢失了。不然，它应该是我和祖光在浩劫岁月朝夕相处的一件特殊的纪念品。甚感欣慰的是，在他帮我收拾的行李中，有一只质地造型很好的不锈钢调羹，是我妻子到干校探亲时祖光送给我们用的。我从干校回京四十多年了，退休前换了好多个工作单位，但我一直带着它，是我中午在食堂吃饭的餐具。退休后，就进了我家的厨柜。我想，它是不会再丢失了，就像艰苦难熬的干校生活永远也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逝一样。
郭小川在此写出不朽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如今，每当我想起下放在团泊洼的日子，就会想起写下不朽名篇的诗人郭小川。他是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与静海“五七干校”合并之后，于1974年底，与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顾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许翰如（后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长）、王朝垠（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起流落到团泊洼的。那时，我与大多数同伴已先后离开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团泊洼已是“静静的团泊洼”了，留在那里的只有少数待分配的干部和郭小川这样仍未解除审查、继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老干部。
郭小川是在此年的8月13日由中央专案组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其主要罪名据说是“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查抄的叶群日记上有“文艺问题找郭”6个字。他由咸宁转到静海途中，是由专人押送的，到北京转车时，不准他下车回家，只准在丰台车站停留。到团泊洼后，由专人看管，也不允许他回京参加儿子的婚礼，更不允许儿子、儿媳到团泊洼来探望。因此此时郭小川的心境是苦闷、惶惑的，几近心灰意冷。1975年1月3日，他写信给女儿晓惠说：“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尽管团泊洼尘沙飞扬，树木稀少，但毕竟有了一点绿色的生机。但郭小川仍看不到“解放”的希望。他在给河南的友人杨晓杰信中说：“我生多难，又住进了干校。地点不同，审查依旧，而且又加‘新罪’，比咸宁有过之而无不及。‘鬓发多年作白，寸心至死如丹’，任他们罗织去。”到了夏天，各种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似乎有了转机。8月间，干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后，整个连队弥漫着一种狂喜，对郭小川的看管明显放宽，他上午可以带着一帮干校子弟去独流减河游泳，晚上也可以和同事们一起打桥牌了。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他突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悄悄对同连的刘小珊（《人民文学》编辑）说：“我准备写诗了！”刘小珊一听很振奋，说：“那你就写一首战斗的诗送给我吧！”郭小川慨然允诺。 未料就在讲完这一约定之后，刘小珊结束干校生涯，回了北京。还留在干校的郭小川，则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书。据画家钟灵（国徽设计者之一，并与张仃合作设计了政协会徽；曾奉周总理之命，设计、布置了开国大典的会场）回忆，在静海干校，他是接近郭小川最多的人，还有干校校长李超（中国剧协原秘书长，后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他们仨喝了酒无话不谈，一起发牢骚，骂人。郭小川骂“江青最无知了，自称半个红学家，其实不学无术！中国人受这种人领导算倒了霉了！”有一天，郭小川去找钟灵，说要和他讲一件大事，并观察了门外的动静，把门闩住，从怀里拿出一叠稿纸，嘱咐他仔细看看。他发现这篇无头无尾的长信，内容十分重要，是对整顿文化界的意见书，长达万余言。郭小川告诉他，这是上书小平同志的稿子，并请他提出修改意见。钟灵问：“是联名还是怎的？”郭小川回答：“不要拉扯别人，就我。现在情况复杂，不要对别人说。”
也就是在这“情况复杂”的1975年9月，已回到北京的刘小珊在月底接到了郭小川的一封信。拆开信一看，是诗稿《团泊洼的秋天》，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只是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作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刘小珊一直与郭小川保持着信件往来。1976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文化部也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审查。郭小川敏感到形势严峻，立即写信给刘小珊说：“你如果不准备以后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话说到了如此地步，刘小珊不得不将郭小川的所有来信付之一炬。但她觉得，《团泊洼的秋天》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创作，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一个特殊的人的抗争、呐喊和呼唤。它是一首“战斗的诗”，不是信，完全可以不烧毁。于是，她就用塑料膜把这诗稿严密地封装好，牢牢地钉在了自家大衣柜的底部……
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中这样写道：“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瞎。/战士可以在这里战斗终生，却永远也不会告老还家；/战士可以在这里劳累而死，却永远也不让时间的财富白搭……/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结尾时，他则断言：“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果然，到了“四人帮”垮台，文艺界又迎来春天的时候，他的这首不朽的诗篇终于见到了阳光，在广大读者中“生根发芽”了。从此，团泊洼也就出了名，一提到它，人们就知道，在十年浩劫中，那里有过一座中国文化人的最大的炼狱。
2015年4月14日初稿，8月26日改定。（全文续完）
干校搬到团泊洼的头一年，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因为除了种地，还要盖食堂和一部分宿舍，常常要挑灯夜战。最令人恼火的是，军宣队违背科学种田的规律，非要改旱地为水田，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试图创造奇迹。结果，秧苗插下去也就一周时间，便统统死了。可是军宣队领导仍不死心，又从别处调来秧苗，请来老农当顾问，重插了一遍。这一回秧苗倒是勉强成活了，但长得稀稀拉拉，像瘌痢头似的，到秋天每亩也就收二三百斤稻子吧，仍是成本都收不回。可军宣队却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说广大干部在战天斗地中如何经受了锻炼，思想上获得了大丰收，等等，完全是欺人之谈。
1971年秋，即“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干校的气氛明显宽松起来。先是在国庆节前，军宣队的所有成员，都突然回部队集中学习去了，临时从各连抽调了七名干部，组成了干校的领导小组，任命五连的李之华（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为首任“校长”。等国庆节后，总把“林副主席”挂在嘴边上的军宣队学习归来，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脸上不见了神采，威信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面前，就耍不起威风来了，不敢再瞎指挥，做下令我们在盐碱地上插二遍秧苗那样的荒唐事了。因此，我们平日的劳动强度也就大为减轻，可以有时间看点书和搞点娱乐活动了。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思想最活跃的是由音协、音乐研究所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组成的四连。因为那里有几位陈毅的老部下，像何士德、章枚，分别是《新四军军歌》和《黄桥烧饼》的曲作者，与张茜是新四军文工团的老战友。那年国庆节，他们回北京休假，就与张茜恢复了联系。从北京回干校，就给大伙儿带来了林彪确已摔死的惊人消息，尤其是章枚，越说越激动，竟情不自禁地当众唱起《黄桥烧饼》来，仿佛重新焕发了战斗的青春。
也就是自林彪折戟沉沙之日起，我们感到“文革”的形势有了变化，或许不久的将来还能干文艺这一行，就开始练起笔来了。我原先爱好写诗，我连的指导员叶枫，早年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是从总政文工团合唱团转业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音乐研究的，他鼓动我写一组大合唱歌词，由他来谱曲。这样，我就陆续练习写了些歌词，除一组大合唱的歌词给了叶枫谱曲外，其余的，就到四连去找王世光（后任中央歌剧院院长、《长江之歌》曲作者）、钟立民（后任《歌曲》杂志副主编，《鼓浪屿之波》曲作者）、戴于吾（后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等几位朋友作曲。我常到四连去串门，就不时听到一些“尖端消息”（这词是我连艾晓朴同志发明的，他把从北京高层人物传出的内部消息，称作为“尖端消息”），尤其是陈毅逝世，毛主席身穿睡衣出席追悼会后，章枚同志收到的陈昊苏来信及张茜整理的部分陈毅诗词，就在干校传抄开来。一时间，群情激奋，心里豁亮了许多，都盼望着重返工作岗位的一天早日到来。
我下干校头天遇见的陈勃，还有我下干校前文化部军宣队写作小组的组长方杰，都是干校政工组的负责人，他们遇有什么文件需要起草，如年终总结报告之类，就把我从连里临时抽调出来，作为干校的“笔杆子”用。当时，常被抽调去的“笔杆子”有三四位，组长是五连剧协的屠岸。他在文字上的严谨、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勃还张罗搞了一个反映干校全貌的摄影展览，虽说好多照片都是陈勃和二连的几位摄影家临时补拍的，但生活气息大都很浓，技巧高超，颇具艺术性。陈勃把我找去写说明词——一幅照片配一首小诗。那些照片都是陈勃派专人回京到新华社的中国图片社去放大制作的，也不知后来流落到了何处？如能找到，应该说是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
正因为陈勃、方杰、屠岸抽调在干校政工组工作，所以他们是最早分配回京工作的。当时，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石少华是新华社副社长，先将陈勃调去，当了摄影部主任。没过多久，又来干校调走了一批人。其中，包括方杰（后调任中国文化报社社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刘锡诚（后调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雷达学（即后成为文学评论家的雷达）及苟煜升、郭玲春夫妇（郭玲春因体弱多病，下干校比苟煜升还晚，安排在小卖部当售货员，到新华社工作后，成了新时期最有名的文化记者）。干校第二批分配工作的同志是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幸列其中，正是他后来接替韦君宜，当了该社的总编辑。
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
第一、二批分配工作的干部，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只占全校干部的几十分之一。但他们—走，就把大家的心搅得不安宁了。尤其是像我这样“文革”前夕毕业的1964、1965届大学生，是干校最年轻的一批专业人才，单我们三连就有二十多个，全干校，估计就有上百个，哪个不盼着早日跳出苦海呢？那时候，我们聚到一起时谈起各自的命运前途时，总是先慨叹一声：“八年了，别提它了！”这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在杨子荣前去访贫问苦时，常猎户因不愿触及伤心事而说的一句台词。因为我们这批人从1964年大学毕业算起，到此时已整整八年了。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大都下乡去搞了一两期“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搞所谓斗、批、改……不是去整人，就是挨人整，在政治运动的波涛里沉浮，几乎没有一天平静的日子。因此，随着毛主席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一批开国元勋获得“解放”，重新起用，我们也就觉得下放劳动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
就我个人而言，假如能很快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希望实现先前的理想，从事文学或戏剧创作。可是，毕竟已好多年不写东西，可以说笔都生锈了。怎么办？就只有赶快抓紧时间读书、练笔。于是，几乎是每天我都开起了“夜车”。我们五班有十来个男的，住一间宿舍，就只有一盏电灯。为了不影响同伴们的睡眠，我在为摄影展览写说明词时，捡来了一张包装胶卷用的黑纸，做成了一个圆筒似的灯罩，套在灯头上，让一束光直接照射下来，我便在这一束光下看书或写作……
那时候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极少，谁要是能公开发表一星半点儿东西，就会成为干校的一大新闻。我们班的刘念兹，利用回京休假的机会，把“文革”前的一项古典戏曲方面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送给了刚复刊的《文物》杂志，居然很快就登了出来。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亮相啦！你也得赶快想办法亮亮相啊！”是啊，谁的文章能公开发表，就意味着他没有政治问题，就像被打倒的老干部复出，名字重新见报一样，令人惊喜万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与叶枫合作的大合唱中的一首歌，就收进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歌曲选》。在干校的年轻人中，也许我是在出版物上最早“亮相”的一个吧？虽说当年我所写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无艺术价值可言，但在走出团泊洼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每想起下干校的日子，我都会想起黑纸筒下那一束特殊的灯光。当年的写作条件是多么艰苦、渴望重新工作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啊！ 在我们三连，爱写诗的人很多，尤其是民研会的同志，像贾芝（李大钊之婿，中国民协原党组书记）、陶阳、吴超，过去搞过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们不仅自己写，还发动大家都来写。当时贾芝是连副指导员，吴超是连政工组成员，负责搞宣传和出黑板报，在他们的张罗下，连里编成了厚厚一本打印的诗集。我想，当时那么多人都动笔写起诗来，其动机也都是为了早日“亮相”，以便重操旧业。不用说，那打印流传的诗集里，找不到一篇尚未定案的所谓“审查对象”的作品。其实，真能写出好诗的，反倒是他们。与我对床而居的吴祖光后来在他《枕下诗》的自序中写道：“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最大的弱点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他“在这几年里学作旧体诗”，使他“找到了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的乐趣”。但是，正如他所说，“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命名为《枕下诗》。”
此时，驻校军宣队审时度势，已感到这帮被他们管教了两年多的文化人即将重操旧业了，也就鼓动各连排利用农闲和雨天排练节目，搞全校的联欢和会演。憋了七八年之后，这帮艺术家终于有了小试身手、展现高超技艺的机会。杨副政委看了全校会演节目，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称赞说：“想不到干校人才济济，真是藏龙卧虎啊！”
与吴祖光朝夕相处三年的特殊纪念品
就在我们急切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时候，军宣队也在做回撤的准备了。1971年11月中旬，军宣队通知我，立即去沧州河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部，帮独立师文工团创作一个独幕京剧，以备参加省军区1972年春节的文艺会演。能得到军宣队的信任，我当然很振奋，心想，如能如期完成此次创作任务，距走上新的岗位，也就为时不远了。同行的还有舞协的张世苓，去帮独立师文工团编排歌舞节目。到沧州后，住在师部招待所，与师部首长一起吃小灶，享受了贵宾待遇。我用一周的时间，按师政治部定的题材、主题，写出了独幕京剧剧本《磐石岭上》，征求意见后作了些修改，第十天就经师领导审查通过。随后干校军宣队又从三连调来导演刘沪生、作曲潘仲甫，经过二十天的紧张排练，就彩排通过了审查，与张世苓编导的歌舞节目，合成了一台准备参加军区会演的节目。
圆满完成剧本创作任务回干校后，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想，也许这是下放期间最后一个春节了，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去江苏老家把女儿接回来，上干校的幼儿园。好友余侣莲，以前是钢琴教师，心灵手巧，见我穿的一件棉袄已补丁摞补丁，就说：“你就穿着这件破棉袄回老家接女儿呀？快去剪布买棉絮，我来帮你做件新棉袄吧！”当我穿上小余为我做的新棉袄，临返乡接女儿之前，有小道消息说春节后还可能有一批人有幸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吴祖光对我说，下一批分配名单中肯定会有你了。你难得回老家探一次亲，不如多住几天再回来，真要是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就没时间回故乡了。说也巧，春节刚过，新一批分配名单下来了，果真有我。等我从江苏回到北京，我在干校的行李杂物，已收拾成两个大包裹，捆扎得结结实实运回来了。一问，帮我收拾行李的，正是吴祖光。祖光是个办事很细心、很顶真的人。凡是我的东西，连针头线脑都打进了包裹，没落下一丁点儿东西。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把我在干校做的一张小板凳也捎了回来，还特意用毛笔在板凳的背面写上了“严儒铨手制”五个字（尽管我在“文革”前就以“石湾”为笔名发表作品，但自“文革”开始到下放干校，就中断了写作，生活中也就只用我的本名“严儒铨”了）。这张留有吴祖光笔迹的小板凳回京后我还用了好多年，直到80年代在接连几次的搬家中，才不知怎么丢失了。不然，它应该是我和祖光在浩劫岁月朝夕相处的一件特殊的纪念品。甚感欣慰的是，在他帮我收拾的行李中，有一只质地造型很好的不锈钢调羹，是我妻子到干校探亲时祖光送给我们用的。我从干校回京四十多年了，退休前换了好多个工作单位，但我一直带着它，是我中午在食堂吃饭的餐具。退休后，就进了我家的厨柜。我想，它是不会再丢失了，就像艰苦难熬的干校生活永远也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逝一样。
郭小川在此写出不朽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如今，每当我想起下放在团泊洼的日子，就会想起写下不朽名篇的诗人郭小川。他是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与静海“五七干校”合并之后，于1974年底，与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顾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许翰如（后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长）、王朝垠（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起流落到团泊洼的。那时，我与大多数同伴已先后离开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团泊洼已是“静静的团泊洼”了，留在那里的只有少数待分配的干部和郭小川这样仍未解除审查、继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老干部。
郭小川是在此年的8月13日由中央专案组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其主要罪名据说是“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查抄的叶群日记上有“文艺问题找郭”6个字。他由咸宁转到静海途中，是由专人押送的，到北京转车时，不准他下车回家，只准在丰台车站停留。到团泊洼后，由专人看管，也不允许他回京参加儿子的婚礼，更不允许儿子、儿媳到团泊洼来探望。因此此时郭小川的心境是苦闷、惶惑的，几近心灰意冷。1975年1月3日，他写信给女儿晓惠说：“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尽管团泊洼尘沙飞扬，树木稀少，但毕竟有了一点绿色的生机。但郭小川仍看不到“解放”的希望。他在给河南的友人杨晓杰信中说：“我生多难，又住进了干校。地点不同，审查依旧，而且又加‘新罪’，比咸宁有过之而无不及。‘鬓发多年作白，寸心至死如丹’，任他们罗织去。”到了夏天，各种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似乎有了转机。8月间，干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后，整个连队弥漫着一种狂喜，对郭小川的看管明显放宽，他上午可以带着一帮干校子弟去独流减河游泳，晚上也可以和同事们一起打桥牌了。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他突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悄悄对同连的刘小珊（《人民文学》编辑）说：“我准备写诗了！”刘小珊一听很振奋，说：“那你就写一首战斗的诗送给我吧！”郭小川慨然允诺。 未料就在讲完这一约定之后，刘小珊结束干校生涯，回了北京。还留在干校的郭小川，则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书。据画家钟灵（国徽设计者之一，并与张仃合作设计了政协会徽；曾奉周总理之命，设计、布置了开国大典的会场）回忆，在静海干校，他是接近郭小川最多的人，还有干校校长李超（中国剧协原秘书长，后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他们仨喝了酒无话不谈，一起发牢骚，骂人。郭小川骂“江青最无知了，自称半个红学家，其实不学无术！中国人受这种人领导算倒了霉了！”有一天，郭小川去找钟灵，说要和他讲一件大事，并观察了门外的动静，把门闩住，从怀里拿出一叠稿纸，嘱咐他仔细看看。他发现这篇无头无尾的长信，内容十分重要，是对整顿文化界的意见书，长达万余言。郭小川告诉他，这是上书小平同志的稿子，并请他提出修改意见。钟灵问：“是联名还是怎的？”郭小川回答：“不要拉扯别人，就我。现在情况复杂，不要对别人说。”
也就是在这“情况复杂”的1975年9月，已回到北京的刘小珊在月底接到了郭小川的一封信。拆开信一看，是诗稿《团泊洼的秋天》，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只是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作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刘小珊一直与郭小川保持着信件往来。1976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文化部也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审查。郭小川敏感到形势严峻，立即写信给刘小珊说：“你如果不准备以后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话说到了如此地步，刘小珊不得不将郭小川的所有来信付之一炬。但她觉得，《团泊洼的秋天》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创作，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一个特殊的人的抗争、呐喊和呼唤。它是一首“战斗的诗”，不是信，完全可以不烧毁。于是，她就用塑料膜把这诗稿严密地封装好，牢牢地钉在了自家大衣柜的底部……
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中这样写道：“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瞎。/战士可以在这里战斗终生，却永远也不会告老还家；/战士可以在这里劳累而死，却永远也不让时间的财富白搭……/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结尾时，他则断言：“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果然，到了“四人帮”垮台，文艺界又迎来春天的时候，他的这首不朽的诗篇终于见到了阳光，在广大读者中“生根发芽”了。从此，团泊洼也就出了名，一提到它，人们就知道，在十年浩劫中，那里有过一座中国文化人的最大的炼狱。
2015年4月14日初稿，8月26日改定。（全文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