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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遭到国民党西北势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
由于没有根据地做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西路军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西路军电台人员落入魔掌
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此后，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以及工作人员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等人奉命带着电台，随9军军长孙玉清行动。不久，马家军的搜山骑兵发现了他们，刘俊英等六名电台工作人员被俘。
此前，西路军总部电台有一名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刘景炎，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总部的工程师。马步芳也是冯玉祥的部下，其军中有很多人知道刘景炎这个人。西路军余部撤进祁连山后，散失被俘者甚多，刘景炎被马家军马忠义部俘虏。
马步青闻讯，立即让人把刘景炎押到武威加以优待，意在为自己的电台服务。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刘景炎是老同事。刘景炎在武威用马步青的电台与张之俊电报往来，一“听”如故。
当刘景炎听说西路军电台的人员被俘，便给张之俊发去一封电报，说西路军中有些被俘的无线电通讯人员是自己的学生，念彼此都是同行关系，恳求大力营救。
张之俊拿着电报找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商议，觉得电台中真正能上机工作的人不多，如果能从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找到有关技术人员补充，工作会轻松些。再说，保护这些人不被杀掉，也算积些阴德。于是，张之俊当场给马步芳写了一个呈签，报告称：“我们电台日渐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在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
马步芳虽说愚昧残暴，但电台的重要性他是知道的，便下令从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查找无线电技术人员。此后，被俘的刘俊英、曾庆良等人被送到马步芳的西宁电台。
一封“绝密电报”被报务员压下
1937年3月上旬，时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总长官的马步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红军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由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腹部西进，命你部立即派兵追击，务必全歼。于是，马步芳拟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一是命令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立即抽调一个骑兵团，由旅参谋长郭全良带队，经由都兰县方向前往追击；一是命令仍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立即派主力骑兵星夜就近“围剿”。
这两份电报译成密码后，被送到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的手中。因熊维邦急于回家，没有看电文内容就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了为他代班的报务员曾庆良。
曾庆良接过电报密码稿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封电报如果发出去，翻越祁连山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必将遭到马家军骑兵主力的追击，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怎么办？他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假装上机发报，按了几下电钮做做样子，然后将电报密码稿放回熊维邦的办公桌上。
四天之后，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刘呈德部在玉门附近的青山头与沿祁连山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接火，便立即下令将调往都兰县的那个骑兵团撤回。接着，他打电话追问电务处：给马彪的电报已经发出四天，为什么不见回电？
电务处是领导电台的机构，和电台在一个大院内。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耀接到电话后，立即去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于是，张之俊转而询问熊维邦。熊维邦一头雾水，马上回机房查找，见那封电报密码稿还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没有发出，就心急火燎地找来曾庆良：“这封电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发？”
“熊主任，机子里声音嘈杂，干扰太大，我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曾庆良轻松地解释着，似乎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哎呀！你可给我惹下大祸了！”熊维邦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不要紧吧？要不，我再发一次试试？”曾庆良做出一副很歉疚的样子。
“算了，算了，来不及了。”熊维邦摆了一下手，急急忙忙去找张之俊。
张之俊听了熊维邦的解释，气得一个劲儿地摇头：“看你闯下的这个祸！”
“老兄，你的胆忒大呀！”坐在一旁的赵焕耀也责怪熊维邦。
这时，译电主任朱长玉也来了，见此情形没吭气。熊维邦自知理亏，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赵兄，你们说怎么办？”
张之俊曾教过熊维邦收发报技术，且为人宽厚，没再说什么，只是急得在房内来回踱步。赵焕耀和熊维邦是同学，两人平时交情不错，也不好再说什么。
“准是曾庆良他们有意扣下了电报，不发出去。”张之俊突然说道。
赵焕耀立即随声附和：“肯定是这样！这是一封命令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报呀。电报稿虽说是密码，可都是在明码的基础上略加改动编成的，稍有收发报知识的人都能看懂。”
熊维邦没接话茬，其实，他心里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了。过了一会儿，他问张之俊：“老师，你说怎么办哩？”
“咋办？这事要让马主席（马步芳）知道真情，麻烦可就大了。曾庆良活不成不说，咱们几个也得倒霉。这样吧，长玉，你去向马主席汇报，就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干扰大，电报没发出去，反正刘呈德已在玉门青山头阻击了红军西路军，马主席也好向老头子（蒋介石）交差了。”
“只好如此了。”朱长玉似乎有些为难，但还是去向马步芳如此汇报了。
熊维邦和张之俊、赵焕耀提心吊胆地在电台等着。出人意料的是，马步芳竟没有追查。
曾庆良扣压电报，使李先念等率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一劫。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所俘红军西路军战俘东调南京，以备抗日。曾庆良等六人因不能“教化”，也在东调名单之内。他们先被押到兰州，关进“临时感化总队”受训感化。一个多月后，他们又被押往西安。途经平凉以东40里的同贤镇时，在当地老乡的帮助和红军援西军的配合下，曾庆良等人顺利逃跑，最终回到延安。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本刊有删节）
由于没有根据地做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西路军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西路军电台人员落入魔掌
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此后，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以及工作人员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等人奉命带着电台，随9军军长孙玉清行动。不久，马家军的搜山骑兵发现了他们，刘俊英等六名电台工作人员被俘。
此前，西路军总部电台有一名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刘景炎，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总部的工程师。马步芳也是冯玉祥的部下，其军中有很多人知道刘景炎这个人。西路军余部撤进祁连山后，散失被俘者甚多，刘景炎被马家军马忠义部俘虏。
马步青闻讯，立即让人把刘景炎押到武威加以优待，意在为自己的电台服务。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刘景炎是老同事。刘景炎在武威用马步青的电台与张之俊电报往来，一“听”如故。
当刘景炎听说西路军电台的人员被俘，便给张之俊发去一封电报，说西路军中有些被俘的无线电通讯人员是自己的学生，念彼此都是同行关系，恳求大力营救。
张之俊拿着电报找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商议，觉得电台中真正能上机工作的人不多，如果能从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找到有关技术人员补充，工作会轻松些。再说，保护这些人不被杀掉，也算积些阴德。于是，张之俊当场给马步芳写了一个呈签，报告称：“我们电台日渐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需要，在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
马步芳虽说愚昧残暴，但电台的重要性他是知道的，便下令从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查找无线电技术人员。此后，被俘的刘俊英、曾庆良等人被送到马步芳的西宁电台。
一封“绝密电报”被报务员压下
1937年3月上旬，时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总长官的马步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红军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由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腹部西进，命你部立即派兵追击，务必全歼。于是，马步芳拟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一是命令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立即抽调一个骑兵团，由旅参谋长郭全良带队，经由都兰县方向前往追击；一是命令仍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立即派主力骑兵星夜就近“围剿”。
这两份电报译成密码后，被送到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的手中。因熊维邦急于回家，没有看电文内容就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了为他代班的报务员曾庆良。
曾庆良接过电报密码稿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封电报如果发出去，翻越祁连山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必将遭到马家军骑兵主力的追击，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怎么办？他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假装上机发报，按了几下电钮做做样子，然后将电报密码稿放回熊维邦的办公桌上。
四天之后，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刘呈德部在玉门附近的青山头与沿祁连山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接火，便立即下令将调往都兰县的那个骑兵团撤回。接着，他打电话追问电务处：给马彪的电报已经发出四天，为什么不见回电？
电务处是领导电台的机构，和电台在一个大院内。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耀接到电话后，立即去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于是，张之俊转而询问熊维邦。熊维邦一头雾水，马上回机房查找，见那封电报密码稿还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没有发出，就心急火燎地找来曾庆良：“这封电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发？”
“熊主任，机子里声音嘈杂，干扰太大，我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曾庆良轻松地解释着，似乎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哎呀！你可给我惹下大祸了！”熊维邦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不要紧吧？要不，我再发一次试试？”曾庆良做出一副很歉疚的样子。
“算了，算了，来不及了。”熊维邦摆了一下手，急急忙忙去找张之俊。
张之俊听了熊维邦的解释，气得一个劲儿地摇头：“看你闯下的这个祸！”
“老兄，你的胆忒大呀！”坐在一旁的赵焕耀也责怪熊维邦。
这时，译电主任朱长玉也来了，见此情形没吭气。熊维邦自知理亏，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赵兄，你们说怎么办？”
张之俊曾教过熊维邦收发报技术，且为人宽厚，没再说什么，只是急得在房内来回踱步。赵焕耀和熊维邦是同学，两人平时交情不错，也不好再说什么。
“准是曾庆良他们有意扣下了电报，不发出去。”张之俊突然说道。
赵焕耀立即随声附和：“肯定是这样！这是一封命令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报呀。电报稿虽说是密码，可都是在明码的基础上略加改动编成的，稍有收发报知识的人都能看懂。”
熊维邦没接话茬，其实，他心里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了。过了一会儿，他问张之俊：“老师，你说怎么办哩？”
“咋办？这事要让马主席（马步芳）知道真情，麻烦可就大了。曾庆良活不成不说，咱们几个也得倒霉。这样吧，长玉，你去向马主席汇报，就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干扰大，电报没发出去，反正刘呈德已在玉门青山头阻击了红军西路军，马主席也好向老头子（蒋介石）交差了。”
“只好如此了。”朱长玉似乎有些为难，但还是去向马步芳如此汇报了。
熊维邦和张之俊、赵焕耀提心吊胆地在电台等着。出人意料的是，马步芳竟没有追查。
曾庆良扣压电报，使李先念等率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一劫。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所俘红军西路军战俘东调南京，以备抗日。曾庆良等六人因不能“教化”，也在东调名单之内。他们先被押到兰州，关进“临时感化总队”受训感化。一个多月后，他们又被押往西安。途经平凉以东40里的同贤镇时，在当地老乡的帮助和红军援西军的配合下，曾庆良等人顺利逃跑，最终回到延安。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