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分裂為國家的地球上，誰為全人類操心誰倒霉。中國其實與蘇聯一樣，也是一個被那個美麗的理想薰陶了近百年的民族，也有著以普世的視野立論的意識形態傳統，也喜歡關心全球的命運，也喜歡尋找人類的真理，因而也很容易像戈爾巴喬夫那樣自找倒霉。
　　 中國有俗語，“一根線上的螞蚱，誰也跑不了”。歷史進步主義者不同意這個話：怎麼會誰也跑不了呢，大家計劃好，協調好，講好，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步調，一齊往一個方向飛，就能一起跑掉啊。這就是“理性——進步”論的邏輯框架中隱含著的假定，假定螞蚱社會是有政府的，或者，假定螞蚱社會實現了大同，或者，假定螞蚱們相互間都有心靈感應，可以共謀。
　　 2007年筆者接受台灣一家廣播電臺的即時空中採訪，其時台灣正在醞釀澎湖開賭，對方關心世界博彩業的發展趨勢。我給那位記者講了世界賭博爆炸的原理：賭場的漫延與核武器的擴散一個道理，人有我也要有，否則我的人民到別人家的賭場去扔錢，我幹吃虧;在這個原理的作用下，世界賭業終有一天會走到全面開花的局面;待到各國都有了賭場，世界賭博市場的“產能”自然會大過剩，所有的賭場都會賠錢運轉，可悲的是，此時“人有我必有”的邏輯仍然起作用，誰選擇退出，仍然是幹吃虧，於是，世界博彩市場，會在自由競爭機制的作用下這樣空架著，誰也跑不了。電話那頭聽了我這理論，急忙問道：“怎麼會這樣？人類的理性不是很進步了嗎，怎麼會連這樣的問題也解決不了呢？”我淡然一笑，“這個問題你最好去問那些忙著軍備競賽、忙著造原子彈的政治家，他們會告訴你，作為歷史之線上的一個螞蚱，他活得有多苦。”最後，我引了一句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裡的話，“國王是歷史的奴隸”。
　　 其實，當時這位記者隨口而出的“理性”一詞，對我是有震動的，此後十幾年，我因此而加大了對這個概念的注意力度。這位記者的困惑，源於他沒有把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區別開來，沒有把單個獨立的螞蚱與拴在線上的螞蚱區別開來。這種把個體行為與集體行為混為一談的邏輯錯誤，天天有人在犯，這錯誤還有個專門的學名，叫“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第一個建賭場的國家，發了大財，於是便據此推理，如果所有的國家都建賭場，所有的國家都能發財——這邏輯就是合成謬誤。一個國家有了原子彈，這個國家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於是便據此推理，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有原子彈，所有的國家都會變安全——這邏輯就是合成謬誤。“人是理性的”本來就是個假定，把個體理性的概念再偷換成社會理性，假定套假定，套出一個世界大同假定——假定人類是一家人，人類的問題大家會運用集體理性一起來想辦法;世間所有的問題都是純技術性問題，純知識性問題，因而都會隨著我們知識的增長、科技的增長而找到解決辦法，找到事情的最優解，所以歷史會不斷進步。
　　 所幸，經濟學還有點良心，這些年來做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信息不對稱、非合作博弈均衡等理論，將此種基於假定的理論泡沫，戳破不少，把“個體理性=集體理性”之假定的等式上的等號打掉了。例如著名的“囚犯難題”模型，兩個囚犯都知道，理論上存在一個口供上的最優解，如果二人能合作，統一口供，就可以實現這個最優解，雙雙把家還;可是由於二人沒法共謀，沒法合作，沒法統一口供，結果明知有好辦法大家卻不能用，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次優解，各自坐上幾年牢。
　　 由於信息不對稱，由於人心隔肚皮，理論上的最優解在實踐中沒法落實，理想與規律分家，而決定歷史的是規律不是理想——歷史進步主義的大錯就在於不明此理，而用個體理性冒充集體理性，用理想冒充規律。
　　 囚犯難題是個假設的例子，我們還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很多真實的例子。例如核軍備競賽。人人都知道，核武器問題的理論最優解是全世界銷毀核器，可是實踐中沒法實現這個最優解，只好退而求其次，尋求“你有我也有”的次優解。為什麼沒法銷毀？人心隔肚皮，信息不對稱，國與國之間沒法共謀！
　　 蘇聯滅亡前夕，戈爾巴喬夫喊出一個口號：人類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從字面上看，從理想上看，這句話一點錯沒有，人類有70億，蘇聯人口2億，70億人的利益當然大於2億人的利益。然而就是這句美麗的口號，葬送了蘇聯。當戈爾巴喬夫根據自己的此一美麗哲學開始單方面削減核武器的時候，他指望著美國隨後跟進，這樣我退一步你也退一步，我退兩步你也退兩步，最後大家一起銷毀了核武器，那多好啊。可惜，人類天然不是這種動物，國際政治天然沒有這樣的規律，歷史天然不會這樣運轉，結果，蘇聯退一步，美國進一步，蘇聯退兩步，美國進兩步，最後，美國人把戈爾巴喬夫一步步逼成了俄奸。那麼，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美國人比蘇聯人壞呢？不是。只能說，美國人比蘇聯人聰明，他是按規律辦事，蘇聯人是按理想辦事。
　　 蘇聯的意識形態體系，原本就是建基於理想之上的，八十年代的蘇聯人，心裡裝著的，也許仍然是世界大同的理想，至少，“人類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一句，是完全符合共產主義理論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培養傻子的主義。而彼時之美國，其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科學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囚犯難題在當時已經是幾乎人盡皆知的故事，美國人心裡很明白：最優解是大家一起銷毀核武器;但是，這必須建立在共謀的基礎上，而在人心隔肚皮的條件下，共謀是不可能的;我能看見你戈爾巴喬夫是怎麼說的，可我看不見你戈爾巴喬夫是怎麼想的;即使我知道你戈爾巴喬夫是怎麼想的，我也不知道整個蘇聯是怎麼想的;即使我知道今天的蘇聯是怎麼想的，我也不知道明天的蘇聯會怎麼想。我可不能拿著我的國家利益去為一個美麗的哲學作賭注，我只能選擇那個“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的納什均衡！
　　 在一個分裂為國家的地球上，誰為全人類操心誰倒霉。
　　 中國其實與蘇聯一樣，也是一個被那個美麗的理想薰陶了近百年的民族，也有著以普世的視野立論的意識形態傳統，也喜歡關心全球的命運，也喜歡尋找人類的真理，因而也很容易像戈爾巴喬夫那樣自找倒霉。例如，當戈爾巴喬夫單方面削減核武器的時候，中國正在開始單方面削減人口，正在根據馬爾薩斯人口論而進行民族自殘。馬爾薩斯是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一個經濟學家，幾百年前的人，他認為人口的增長一定會超過糧食的增長，因此，世界歷史不可能不斷進步。他說的完全對。如果人類實現了世界大同，有了一個世界政府，這政府一定會根據馬爾薩斯的理論制訂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長，使之與糧食的增長相適應。問題是，地球上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一定不會有這樣一個世界政府！而在地球分裂成一個個國家的情況下，單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口政策，只能反馬爾薩斯之道而行之——世界人口越爆炸，我越是要多生多養;地球上的生存空間越擁擠，我越是要往裡擠。這與地球上的原子彈越多我就越要生產更多原子彈一個道理。如果根據全人類的利益去制訂自己的人口政策，去計劃生育，去自覺地退出人口競爭，正好，為別人騰出生存空間來。這是民族自殺之道。而且這種自殺包含著總量與結構雙重後果——幾十年獨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社會性（sociological）與文化性暗傷，也許得幾百年才能平復。
　　 戈爾巴喬夫一類開明領袖，可能會因此得諾貝爾和平獎，他的國家卻讓他給賣了。和平獎，是專門頒給為全人類做出貢獻的人士的，言外之意，專門頒給賣國賊的。戈爾巴喬夫就得了一個。中國那位，差了一丁點兒。遺憾終生，死不瞑目。這個世界有點怪，一面痛駡共產主義，一面獎勵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經濟學，建基於兩條哲學之上——資源是有限的，人是理性的。這兩條，只是兩个假定，然而，當矗立其上的理論大廈太過巨大、太過堅固、以至於不可能發生整體性動搖時，作為理論基礎的假定，也就固化成了“真理”，我們就可以用它來說話了。所謂理性人，其實就是賤買貴賣、趨利避害的自私人。人性自私與資源有限，兩個因素結合，就合出一個競爭人。爭，是人類的本質屬性。這一點，正好也能與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理論接上茬——人既然也是動物，那當然也要進行生存競爭。而人又是群居動物，所以，爭，必然是群與群之間的爭。總之，人永遠是動物;永遠是競爭的動物;永遠是群際競爭的動物。
　　 兩大假定，是經濟學自己宣稱的，這些年來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實際上又揭示出了第三條假定，人心隔肚皮假定。細想來，人性自私與資源有限這兩條，其實並不構成人類爭鬥的充足條件;如果沒有人心隔肚皮這個條件，如果人類突然都有了心靈感應，人人都知道人人的心裡在想什麼，人類其實是可以避免爭鬥的。為什麼？可以共謀了，可以共同尋找整體意義上的最優解了，一根線上的螞蚱可能一起跑了。反過來說，只要人心隔肚皮這個事實存在，群體利益與地球的整體利益就永遠是矛盾的，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就永遠是分裂的，理想與規律就永遠是分裂的，人類這群螞蚱就只能永遠拴在那根規律之線上而無法自己為自己解套，每個群體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均衡解而不是整體的最優解去做決策，誰也沒有辦法勸著人類停止軍備競賽以及比軍備競賽可怕一萬倍的致富競賽（下面兩篇我們來談這個問題），直到我們互相擁擠著、爭鬥著一起奔向滅亡。談何歷史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