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出生在1966年。那是农村穷得舔灰的年辰，生产队里一个劳动日才值1角多钱。小时候，我的身上从来没有过钱币的叮当声。
记得那年冬天，我满10周岁。早上，母亲给我换上了唯一一件没补疤的蓝布衣服，那是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午放了学，我一个人绕道经过街上回家。我慢慢地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走着，一边走一边望着杂货铺子出神——身上自然是没有钱的。我只是想看一看那些玻璃瓶里花花绿绿的糖果、油黄酥脆的饼子和架上那12色的蜡笔，顺便闻一闻中午街上那一缕缕飘着的肉香。
“三丫头，你还在这儿做啥子?”我刚在一家饭馆门前停住脚步，就听到有人在喊我。
我一看，是幺舅，正担了一挑窑货望着我。我晓得，他这是在生产队收了工后，到窑罐厂装了货，准备担到20里外的乡场去。运一趟有5角钱，还得手忙脚乱地赶回来，不能误了生产队下午出工。
不会扯谎，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我的脸就红了。
他想了想，放下担子，用粗黑的手从又脏又破的衣服里摸出一张钞票来——我认得，那是1块钱。
一块钱的钞票，我见得不多，也从没摸过。一学期两块半学费，是父母缴了几回才缴清了的。
“拿到起嘛，三丫头。这个，给你——”
“幺舅，”我低声叫了一声。他的手有点抖，我的心咚咚地跳。
“快点拿到，我差点搞忘了，今天你满10岁嘛。这块钱，就拿给你肥。哦，对了，不要交给你妈，也莫跟别人说哟。”
“嗯!”我稀里糊涂地点了一下头，呆呆地看着幺舅匆匆走远了，才捏着那块钱做贼似地往家跑。
快到家了，才想起这钱该藏在哪儿呢?裤袋里有洞，衣袋里又装满了香烟盒——拆开的香烟盒，顺长边折成1／4大小，再顺短边对折好，就可摆在地上扇着玩儿。想来想去，我还是把钱折进了档次最高的“牡丹”牌烟盒里。
母亲也没问我为什么回家迟了，只叫我快点吃饭。碗里的稀饭比平时少了几片牛皮菜叶，多了几颗米。那顿饭我吃得特别快，母亲在一边看着我吃，脸上在笑。我总觉得她的眼睛盯着我衣袋里的烟盒，而那叠烟盒，也好像比平时胀鼓了许多。
吃过饭，母亲见我衣服胸前沾了几滴汤，伸手要给我擦。我像被碰到痛处似地叫起来，犟脱了母亲的手，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门。
下午下了课，同学们踢毽的踢毽，跳绳的跳绳，还有的靠墙排在一起“挤油渣”取暖，两头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又加在两头……我哪儿也没去，趁教室里没人，就摸出那一块钱来看，看两眼又赶紧藏起。这可是平生第一次属于我的一块钱啊!
放学后，我一个人跑到街上，从场口一家一家往下看，准备花那一块钱。第一家铺子门前，缩着一个像从渣滓堆里爬出来的叫花子，我没敢停步。到了第二家铺子，柜台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在说：“昨晚上那场电影，那个小偷，唉呀……”另一个就哈哈大笑。不知怎么搞的，我竟有点心虚地匆匆走开了。经过公社门前，宣传栏里贴着法院的布告，上面打着大红×，一群人围在那儿边看边议论。我不敢看那布告，好像一抬眼就会看见大红×下有自己的名字，便不要命地一直跑到街中间的小桥上，才停下来喘气。
看看周围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狼狈相，我才又定下心来，把那一块钱捏在手心，再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地往下看。乒乓球、钢笔、削铅笔的小刀……好多东西都想买，可又拿不定主意。直觉得肚皮有些饿了，才决定买糖果，一分钱一颗的，母亲也给我买过，在嘴里会甜半天。我于是走到一个驼背老头的铺子前，里面正好走出一个背书包的同学。他嘴里含着糖，看到我，笑了笑，走了。我却在他留下的久不消散的糖果味里停下脚步犹豫起来：要是别人闻出我嘴上的糖果味怎么办呢?这样一想，糖果也不敢买了。
左想右想，最后还是去了书店。先看悬挂的一排排画，我想象着把它们贴到家中属于我的那方墙壁上，代替贴满的烟盒。玻璃柜里的连环画《白毛女》《红灯记》《小号手》《挺进报》《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每一本的封面都让那一块钱在手心发痒，但这么多的图书是不敢买的。终于，在书店要关门了的时候，我红着脸说要买一本《小萝卜头》。想好了，回去要是大人问起，就说是借的。营业员见了我的一块钱，仔细地问：“小朋友，只买这一本吗?”我点了点头，猛然想起只买一本，这一块钱用不完，会有一些角角钱分分钱，麻烦就更大了，又赶紧摇了摇头，在营业员诧异的目光中逃开了。
结果，走完一条街，那一块钱还汗津津地在手里。
空空荡荡的家里，我觉得没有一个可以藏我那一块钱的地方。饭桌下那个破得只剩半边的抽屉是属于读初中的姐姐的；一口破箱子和两个小柜子呢，母亲总在我们睡了之后把里面的衣服抖出来拆拆补补，也藏不得；有几个缸子坛子旯旮也不行，母亲隔几天就要到处打扫一遍；土墙壁上有几条小小的裂缝，用纸包了那钱可以塞进去，又怕耗子拖去。看起来灶头上用过的空火柴盒没人注意，似乎还安全，但进而一想，也不行。一块钱进入火柴盒，这火柴盒就不能随便放了，放在床头席子下的谷草里，怕大人给扔了；放在书包里，怕姐姐检查作业翻出来；放在衣袋里，怕摸手巾给带出来掉了……摸着摸着衣袋，一下摸出灵感来了——哈，“洋虫”瓶，这不就是一个绝对保险的地方吗?
那时我们农村的小孩，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流行喂“洋虫”。把一个空墨水瓶洗干净，装入过年舍不得吃的花生、葫豆、包谷泡之类，里面放几只拿小东西交换得来的“洋虫”。这几只“洋虫”便不断繁衍，我们又拿它去交换小东西。据说这和萤火虫一般大小的“洋虫”屙出的黄色的“沙”是一种补药。“洋虫”怕冷，瓶子里还要塞几大团棉花。我把那一块钱折好放在一团棉花里。瓶子，是随时系在裤带上的。
没想到，那一块钱还是遇到了危险。
有一天，班上有个同学也丢了一块钱——补缴学费的。老师说要搜每个同学的口袋和书包，这是经常的事。我的天哪!那天我怕“洋虫”会钻进棉花把钱咬坏了，又把钱弄出来放在书包里了。男老师第一个叫到我的名字。在全班的注视下，我的脸火烧火燎，心也咚咚咚地跳得厉害。“你来——帮我。你搜女同学，我搜男同学。”啊，谢天谢地，我一急就忘了老师一贯是信任我的，我是班长。
可这一块钱藏在身上，总让我提心吊胆，不敢妄动。我再也不敢放开手脚和同学们跳绳或踢毽，也不敢下课后和小伙伴一起奔跑……天气有点热了，“洋虫”瓶不再系在身上。那块钱躲在火柴盒里，轮流在书包和衣袋里“打游击”。每每看到母亲为差几分钱称盐打油而愁苦的脸时，我真想把钱交给母亲，说是路上捡的。但终究没有开口。
大概是过了半年之后吧。
那天正在晾衣服的母亲喊我：“三丫头，快过来!”母亲脸色很不好看，“老实说，你这一块钱是从哪儿来的?”
一块钱?哦，我的一块钱呢?摸遍衣袋，没有火柴盒，这才注意到母亲手里有个揉得湿漉漉的纸团。我一眼认出那是一块钱，那颜色太熟悉了。哦，我想起来了，是昨天中午换衣服，因为下午学校组织去街上看电影《雷锋》，一高兴，就忘了摸出来……
我的那一块钱啊，从属于我的那一天起，就在我口袋书包里东躲西藏。它多像我从前偷家里的米喂的那只小麻雀啊，等母亲拿着它问我时，它已经死了，而我心里那片天空也镜子般地碎了。
事后母亲也没说什么，只是费了半天功夫，小心地把那纸团铺开，终究没能还原成一块钱，便望着我叹了半天气。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犯了罪。心中想着，等我长大了，要挣很多的钱，让母亲快乐。
责编 李茹
记得那年冬天，我满10周岁。早上，母亲给我换上了唯一一件没补疤的蓝布衣服，那是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午放了学，我一个人绕道经过街上回家。我慢慢地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走着，一边走一边望着杂货铺子出神——身上自然是没有钱的。我只是想看一看那些玻璃瓶里花花绿绿的糖果、油黄酥脆的饼子和架上那12色的蜡笔，顺便闻一闻中午街上那一缕缕飘着的肉香。
“三丫头，你还在这儿做啥子?”我刚在一家饭馆门前停住脚步，就听到有人在喊我。
我一看，是幺舅，正担了一挑窑货望着我。我晓得，他这是在生产队收了工后，到窑罐厂装了货，准备担到20里外的乡场去。运一趟有5角钱，还得手忙脚乱地赶回来，不能误了生产队下午出工。
不会扯谎，也说不出个为什么，我的脸就红了。
他想了想，放下担子，用粗黑的手从又脏又破的衣服里摸出一张钞票来——我认得，那是1块钱。
一块钱的钞票，我见得不多，也从没摸过。一学期两块半学费，是父母缴了几回才缴清了的。
“拿到起嘛，三丫头。这个，给你——”
“幺舅，”我低声叫了一声。他的手有点抖，我的心咚咚地跳。
“快点拿到，我差点搞忘了，今天你满10岁嘛。这块钱，就拿给你肥。哦，对了，不要交给你妈，也莫跟别人说哟。”
“嗯!”我稀里糊涂地点了一下头，呆呆地看着幺舅匆匆走远了，才捏着那块钱做贼似地往家跑。
快到家了，才想起这钱该藏在哪儿呢?裤袋里有洞，衣袋里又装满了香烟盒——拆开的香烟盒，顺长边折成1／4大小，再顺短边对折好，就可摆在地上扇着玩儿。想来想去，我还是把钱折进了档次最高的“牡丹”牌烟盒里。
母亲也没问我为什么回家迟了，只叫我快点吃饭。碗里的稀饭比平时少了几片牛皮菜叶，多了几颗米。那顿饭我吃得特别快，母亲在一边看着我吃，脸上在笑。我总觉得她的眼睛盯着我衣袋里的烟盒，而那叠烟盒，也好像比平时胀鼓了许多。
吃过饭，母亲见我衣服胸前沾了几滴汤，伸手要给我擦。我像被碰到痛处似地叫起来，犟脱了母亲的手，头也不回地跑出了门。
下午下了课，同学们踢毽的踢毽，跳绳的跳绳，还有的靠墙排在一起“挤油渣”取暖，两头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又加在两头……我哪儿也没去，趁教室里没人，就摸出那一块钱来看，看两眼又赶紧藏起。这可是平生第一次属于我的一块钱啊!
放学后，我一个人跑到街上，从场口一家一家往下看，准备花那一块钱。第一家铺子门前，缩着一个像从渣滓堆里爬出来的叫花子，我没敢停步。到了第二家铺子，柜台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在说：“昨晚上那场电影，那个小偷，唉呀……”另一个就哈哈大笑。不知怎么搞的，我竟有点心虚地匆匆走开了。经过公社门前，宣传栏里贴着法院的布告，上面打着大红×，一群人围在那儿边看边议论。我不敢看那布告，好像一抬眼就会看见大红×下有自己的名字，便不要命地一直跑到街中间的小桥上，才停下来喘气。
看看周围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狼狈相，我才又定下心来，把那一块钱捏在手心，再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地往下看。乒乓球、钢笔、削铅笔的小刀……好多东西都想买，可又拿不定主意。直觉得肚皮有些饿了，才决定买糖果，一分钱一颗的，母亲也给我买过，在嘴里会甜半天。我于是走到一个驼背老头的铺子前，里面正好走出一个背书包的同学。他嘴里含着糖，看到我，笑了笑，走了。我却在他留下的久不消散的糖果味里停下脚步犹豫起来：要是别人闻出我嘴上的糖果味怎么办呢?这样一想，糖果也不敢买了。
左想右想，最后还是去了书店。先看悬挂的一排排画，我想象着把它们贴到家中属于我的那方墙壁上，代替贴满的烟盒。玻璃柜里的连环画《白毛女》《红灯记》《小号手》《挺进报》《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每一本的封面都让那一块钱在手心发痒，但这么多的图书是不敢买的。终于，在书店要关门了的时候，我红着脸说要买一本《小萝卜头》。想好了，回去要是大人问起，就说是借的。营业员见了我的一块钱，仔细地问：“小朋友，只买这一本吗?”我点了点头，猛然想起只买一本，这一块钱用不完，会有一些角角钱分分钱，麻烦就更大了，又赶紧摇了摇头，在营业员诧异的目光中逃开了。
结果，走完一条街，那一块钱还汗津津地在手里。
空空荡荡的家里，我觉得没有一个可以藏我那一块钱的地方。饭桌下那个破得只剩半边的抽屉是属于读初中的姐姐的；一口破箱子和两个小柜子呢，母亲总在我们睡了之后把里面的衣服抖出来拆拆补补，也藏不得；有几个缸子坛子旯旮也不行，母亲隔几天就要到处打扫一遍；土墙壁上有几条小小的裂缝，用纸包了那钱可以塞进去，又怕耗子拖去。看起来灶头上用过的空火柴盒没人注意，似乎还安全，但进而一想，也不行。一块钱进入火柴盒，这火柴盒就不能随便放了，放在床头席子下的谷草里，怕大人给扔了；放在书包里，怕姐姐检查作业翻出来；放在衣袋里，怕摸手巾给带出来掉了……摸着摸着衣袋，一下摸出灵感来了——哈，“洋虫”瓶，这不就是一个绝对保险的地方吗?
那时我们农村的小孩，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流行喂“洋虫”。把一个空墨水瓶洗干净，装入过年舍不得吃的花生、葫豆、包谷泡之类，里面放几只拿小东西交换得来的“洋虫”。这几只“洋虫”便不断繁衍，我们又拿它去交换小东西。据说这和萤火虫一般大小的“洋虫”屙出的黄色的“沙”是一种补药。“洋虫”怕冷，瓶子里还要塞几大团棉花。我把那一块钱折好放在一团棉花里。瓶子，是随时系在裤带上的。
没想到，那一块钱还是遇到了危险。
有一天，班上有个同学也丢了一块钱——补缴学费的。老师说要搜每个同学的口袋和书包，这是经常的事。我的天哪!那天我怕“洋虫”会钻进棉花把钱咬坏了，又把钱弄出来放在书包里了。男老师第一个叫到我的名字。在全班的注视下，我的脸火烧火燎，心也咚咚咚地跳得厉害。“你来——帮我。你搜女同学，我搜男同学。”啊，谢天谢地，我一急就忘了老师一贯是信任我的，我是班长。
可这一块钱藏在身上，总让我提心吊胆，不敢妄动。我再也不敢放开手脚和同学们跳绳或踢毽，也不敢下课后和小伙伴一起奔跑……天气有点热了，“洋虫”瓶不再系在身上。那块钱躲在火柴盒里，轮流在书包和衣袋里“打游击”。每每看到母亲为差几分钱称盐打油而愁苦的脸时，我真想把钱交给母亲，说是路上捡的。但终究没有开口。
大概是过了半年之后吧。
那天正在晾衣服的母亲喊我：“三丫头，快过来!”母亲脸色很不好看，“老实说，你这一块钱是从哪儿来的?”
一块钱?哦，我的一块钱呢?摸遍衣袋，没有火柴盒，这才注意到母亲手里有个揉得湿漉漉的纸团。我一眼认出那是一块钱，那颜色太熟悉了。哦，我想起来了，是昨天中午换衣服，因为下午学校组织去街上看电影《雷锋》，一高兴，就忘了摸出来……
我的那一块钱啊，从属于我的那一天起，就在我口袋书包里东躲西藏。它多像我从前偷家里的米喂的那只小麻雀啊，等母亲拿着它问我时，它已经死了，而我心里那片天空也镜子般地碎了。
事后母亲也没说什么，只是费了半天功夫，小心地把那纸团铺开，终究没能还原成一块钱，便望着我叹了半天气。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犯了罪。心中想着，等我长大了，要挣很多的钱，让母亲快乐。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