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一生“心事浩茫连广宇”，但其中最为念兹在兹，且全力付诸实践的一件事，当是以“立人”进而“立国”为目的的国民性审视与批判。
　　据许寿裳回忆，早在上个世纪初，就读日本弘文学院的鲁迅就常同他谈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他的病根何在？”这就是说，青年时期的鲁迅已经开始了对国民性的关注与叩问。用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的话说便是：“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1925年4月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显然，人到中年的鲁迅，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不断追询、考量、辨析与矫正中，越来越逼近国民性的要害症结和关键病灶，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国民性的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以及试图改变它的任重道远和谈何容易。
　　1936年10月5日，《中流》半月刊披露了鲁迅不久前完稿的《“立此存照”（三）》。该文针对当时上海发生的“辱华影片”事件坦言：“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人。”斯时，距离鲁迅逝世只有半月不到，而文中那有关国民性改造的见解与期待依旧披肝沥胆，语重心长。它足以证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萦绕脑际、无法释怀的，还是国人精神的“变革、挣扎、自做工夫”。
　　由此可见，鲁迅一生对于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留给国人的精神根性和心理痼疾，始终怀有深深的警醒与忧患。从这一意义讲，鲁迅是现代中国精神和文化领域锲而不舍、卓有建树的改革家。他提出的许多改革理念，因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民族心理的纵深地带，且站到了那个时代的前沿，并呼应着历史的脉动与大势，所以一直堪称渊赡超拔，深邃透辟，迄今仍不乏镜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

　　在社会改革和文化批判问题上，鲁迅一向持有自觉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这种认识的自觉和态度的坚定，无疑联系着鲁迅的个人经历和独特感受：作为日益败落的旧式官宦家庭的后人，在“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他不仅看清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而且发现了宗法社会的荒谬、虚伪和封建礼教的残酷、“吃人”。为此，他在“铁屋子”里发出了改革的呐喊，主张国人“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希望国人“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
　　然而，鲁迅自觉而坚定的改革主张，又不仅仅是基于自己的生命感受和经验世界，它更是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的理性收获——因为在南京接受的新式教育，特别是因为留学东瀛，鲁迅不仅掌握了异域新知，而且洞悉了世界潮流，于是，他得以立足宏大的国际背景，放出比较的眼光，客观而睿智地打量和评述中外国情与状况。正如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显然，这种既“审己”又“知人”的双向考量，使鲁迅异常清晰地省察了万马齐喑、“一切硬化”的中国现状，与世界大势之间日益加大的反差与距离，同时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在“无声的中国”，清除痼弊、变革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这样写道：“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約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只能诧傺而死。”这段话虽是朋友间的纸上交流，但字里行间却紧扣中国国情，传递出鲁迅的重要识见：当世界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和民族以怎样的状态生存与绵延，已不单单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惯性、意愿和喜好；而是必须以人类方向和世界潮流为参照、为坐标，并通过调整和改进自身而与之相对话、相合拍、相适应。否则，抱残守缺，依然故我，这个国家和民族终将没有栖身之地。不幸的是，在这方面，许多国人仍处在“欲为奴隶”、“渴想请安”的蒙昧之中。惟其如此，鲁迅在同年稍后完成的《随感录·三十六》里，以焦灼而不乏激情的笔触写道：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显然，鲁迅所担忧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而国人要想避免这样的命运，要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就必须实施改革，就必须在“智识、道德、品格、思想”诸方面，“劳力费心”，更新和提升自己，从而“思想为作，日趋于新”，“能与世界大势相接”。由此可见，鲁迅的改革理念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视野烛照下的明确的问题意识。

三

　　中国社会和国人精神亟待改革。然而，在中国进行改革却又一向困难多多，阻力重重，殊为不易。正如鲁迅所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改革之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观念层面而言，许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不愿认同、更不愿参与改革。即所谓“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二是从社会现象来看，许多领域的改革常常多曲折，每驳杂，易反复，爱走回头路。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话说就是：“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恢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中国的改革何以如此关隘重重，步履蹒跚？对此，鲁迅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过深入剖解与透辟揭示，其中除了严肃指出社会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极力阻挠和多方破坏，即所谓“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等等。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独具只眼，很值得人们充分关注和仔细体味：
　　一是弱国子民的心态影响了“拿来”的自信和借鉴的勇气。中国的改革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拿来主义”，离不开“别求新声于异邦”，只是这“拿来”和“别求”的主体，却每因自身境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此，鲁迅的《看镜有感》有精彩描述：“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接下来，鲁迅做了进一步引申和概括：“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不幸的是，当年中国的“拿来”和“别求”恰恰发生在自身“衰病陵夷之际”。值此背景之下，国人对于汲取和借鉴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乃至寻找理由，固守残缺，自然符合心理和事物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改革则因为怠于引进、畏于创新以致显出的行程艰难，成效缓慢，亦乃势在必然。
　　二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抑制了改革的观念与行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重要的观念范畴与思维方式。从全部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来看，中庸思想与思维或许不无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但具体到改革的情境和维度，它的消极因素显而易见。对此，鲁迅有着敏锐的省察和清醒的认识。他在《无声的中国》里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这确实道出了中国改革之所以艰难沉滞的深层原因——中庸让改革锐气尽失，大打折扣。这时，我们庶几真正读懂了鲁迅笔下那句意味深长的以问代答：“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三是缺乏坚定的、真正的改革者。近代中国的改革是在“西风东渐”而又列强临门的严重情势下被动乃至被迫展开的。这意味着当年的改革，不仅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即使参与其事的队伍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用鲁迅的话说：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有的人打出改革的旗号仅仅是凭着一种热情、一种想象、一种感觉，甚至是为了寻求一种畅快、一种刺激。亦如鲁迅所写：有的革命者其实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这时，鲁迅举例说：“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而这样的改革者在当时的中国亦比较普遍和常见。为此，鲁迅指出：“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因为“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鲁迅甚至提醒友人：“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改革者既然不具备起码的真诚和相应的素质，那么改革事业的屡屡受挫或停滞不前，也就不足为奇。
　　四是掌权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最终反对改革。近代中国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封建集权与专制政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施任何社会变革，都离不开掌权者的认可和参与。只是掌权者同时又大都是既得利益者，而从某种意义讲，改革则意味着利益的调整与变更，这便决定了某些掌权者常常从个人利益得失出发，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改革。在鲁迅看来：“权力者”未必一定反对改革乃至革命。因为他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一定是赞成的。”然而，一旦发现改革需要自己做出让步乃至牺牲，即革命使得“遗产被革去了”，甚至“连性命都革去”时，他们便开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加以阻挠和反对。于是，原先主张改革的权力者，“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改革偃旗息鼓，一切恢复原状——“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这显然是改革的又一种悲剧。

四

　　中国的改革是艰难的。然而，“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鲁迅这段话虽然针对的是文字改革，但我们把它视为论者基本的改革主张和一贯的改革态度并无不妥。正是从这样的基本主张和一贯态度出发，鲁迅一方面呼吁和鼓励人们：要勇敢顽强地从事改革事业，“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一方面立足中国国情，围绕社會如何改革，民族怎样进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和想法：
　　第一，必须牢固树立国家“独立于天下”和民族在“革新”中前行的基本观念。
　　面对世界潮流的猛烈冲击，未来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向和自立原则？在这方面，鲁迅很早就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主张。他的《文化偏至论》一文有这样的表述：“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和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立于天下。”这段议论在中外古今四度空间展开，以“立人”和“立国”为终极目标，其“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的辩证思维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扬弃态度，无疑体现了哲学的智慧与高度。
　　在确立国家想象的基础上，鲁迅又从近代中国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事实出发，认为中华民族再也不能停留于“古已有之”的自欺与自足了，而必须奋起革新，斗争前行。即如他在《忽然想到》中所说：“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而在同一组文章里，鲁迅针对当时社会上不绝于耳的“保古”论调义正辞严地指出：
　　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显然，在鲁迅看来，生存、温饱、发展是民族自救和自立的三个必要条件或曰三个基本步骤。而国人要具备这三个条件或完成这三个步骤，就必须首先通过强力改革，清除一切障碍，打通行进道路。在这一意义上，改革是生存和温饱的前提，更是发展和“雄厉”的动力。没有改革，不但生存、温饱和发展无从谈起，就是保持传统和现状，恐怕也是一句空话。如果说生存、温饱和发展是“当务之急”，那么，改革就是急中之急。
　　第二，在改革过程中，要敢于“拿来”，但更要树立“拿来”时的自觉和自信。
　　由于清楚地看到了世界潮流之下中国现状的落后，所以鲁迅认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必须打破闭关自守的小农心态，积极借鉴外来事物，大力引进异域的先进文化。在这方面，鲁迅的态度是鲜明而果决的。你看，一篇《看镜有感》，是那样憧憬“汉人”的“闳放”，由衷赞美他们对“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进而告诉人们：“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原是解析新文艺何以需要改造旧形式，但同时仍强调撷取、“溶化”之于创新的好处：“恰如吃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而经典名篇《拿来主义》更是通过“穷青年”与“大宅子”的奇妙比喻，发出了以“拿来”促变革的殷切呼唤：“我们要拿来……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高度看重并大力倡导改革过程中的“拿来”和引进，但同时又认为这样的“拿来”和引进，不应当是盲目的照搬和被动的效仿，而必须以民族为本位，以鉴别和选择为前提，以有利于人生和社会为目的，进而有所取舍，有所扬弃。即所谓：“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在鲁迅看来，相对于近代中国，西方虽有整体上的优越与优势，但却不是尽善尽美，一切都好，它的某些方面并不值得我们无条件移植，相反倒需要我们予以警惕。譬如，它因为过度崇奉科学和物质所导致的“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便是国人的前车之鉴。即使是赢得广泛赞誉的民主、平等这类“现代化范式”，一旦被推向极端和绝对，也同样存在“社会之内，荡无高卑”，“全体以沦于凡庸”的危险。
　　第三，知识分子要克服自身的弱点与局限，做改革的先锋和中坚。
　　鲁迅的《门外文谈》一文指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但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社会变革，离不开知识者的率先觉悟，但接下来笔锋一转，随即以剀切的口吻，对知识者如何担负起这一的责任和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要求。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鲁迅深知，知识者固然敏感、多识、前卫，容易领风气之先，但同时也有自身每见的弱点与局限。譬如：他们当中“多无信仰之士人”，“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但却又喜欢充当信仰的捍卫者，以自己的无操持去压制乃至扼杀别人的信仰，即所谓“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作为知识者，他们或许有思想，有学问，只是这种思想和学问又常常会派生出顾虑与踟蹰，以致使他们最终缺乏行动的力量……惟其如此，鲁迅一生极为看重知识阶级的改造与提升。在早期论文《破恶声论》里，他就发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疾声呼唤。后来更是一再重申真正的知识阶级所应有的精神与做派，如不尚空谈，不顾利害，永不满足等等。
　　第四，改革者要勇于革除自身的“坏根性”，立足“现在”，“韧”性战斗。
　　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有言：“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革命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只能由人来设计，来实施，并最终体现人的尺度、诉求与理想，在这一意义上，社会改革说到底是人的改革。人的素质提高了，社会的变革才会规避歧路，跨越陷阱，进入活力常在的良性轨道。
　　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里，鲁迅还指出：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轻于一掷’无效的。”
　　一些“理想家”常常是无计加无奈，为此，他们情愿向人们预支美好的“将来”。而人们如果仅仅满足和陶醉于这未免有些虚幻的“将来”，那么，“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因此，改革者要决心改变中国，就必须立足当下，直面“现在”，勇敢地向前走，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而之所以需要“韧”性，则是由于鲁迅早就意识到：“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
　　晚年的鲁迅留下过这样的表述：“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后世改革者当谨记先生的教诲，抓住全新的历史机遇，攻坚克难，百折不挠，把中国的改革事业不断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