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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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训游击干部的一个机构。它是在抗战最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联手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它的成立对倡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朱德提议,毛泽东赞同,蒋介石重视,办班遂成可能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津、沪、宁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1938年10月下旬,随着日军新攻势的展开,广州、武汉两重镇又接连陷落,抗战形势异常严峻。
  就在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于1938年10月在武汉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研讨抗战大计。朱德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提出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即请中共方面拟订计划。
  不久,周恩来同叶剑英一道研究制定出一份“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同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并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上,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对前一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情况深感痛心,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表现则表示敬意。他们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更比不上日军,但却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不俗的战果,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为此,蒋介石在作会议总结时提出了“二期抗战(即进入持久阶段后),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方针。
  为了培养游击骨干,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蒋介石决定采纳朱德的建议,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南岳。蒋介石还当即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请中共选派一些既有一定实践经验,又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的干部来训练班任教。接到电报后,中共中央旋即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带领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训练和工作。毛泽东敏锐意识到这是一次宣传共产党、宣传游击战的机会,就此指出:“去吧!专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1939年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因军训部长白崇禧的异议,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二人改任正副教育长。后来,汤调河南前线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李默庵继任教育长。第一期结业后,因西北亦办有同样性质的训练班,又将其改称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简称“南岳游干班”。
  
  精干高效,为战服务,办班的特点明显
  
  游击干部训练班系战时的短期培训,因此机构比较精干,教学也相对简单实用。训练班本部设教务处、政治部、总务处、总队部、机要室等办事机构,另配有勤杂部队负责勤务保障。训练班建立初始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其中少将11人;8个学员队管理干部52人,其中少将4人。学员组织则采用军事建制,设队统辖。
  训练班开始拟定的招收对象,是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训,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学员来源为四个方面:全国各战区部队按分配名额选送校级和尉级的军官,各省、县政府及各级国民党党部选送的党政人员,三民主义青年团部保送的人员,从衡山、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直接招考的部分高中毕业生(其中女学员占1/10)。学员结业后,即分批分配到各战区部队任职。学员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军衔,大多数为少校军衔。
  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其中前3期在南岳举办:第一期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5月15日结业;第二期于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于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第一期的第七、第八两队学员因故于4月上旬开学,7月5日才结业。第四期因遭敌机轰炸移至湖南祁阳毕业,第五期在江西修水举办,第六期又迁回祁阳。第七期则移至浙江丽水,该期学员毕业后,游击干部训练班就全部结束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3大类。其中军事教育则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共产党教官负责承担游击战略战术理论和游击政工课程的教学,国民党教官则教步兵战术、爆破、炮兵等课程。除了教官授课外,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讲课、演说、作报告。如蒋介石曾亲自上阵作了《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白崇禧讲授了《关于游击战争问题》,陈诚讲授了《论游击战》,胡愈之讲授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一些外国人也纷纷前来授课,如苏联一位军事顾问讲授了《炮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也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讲授了《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还有两位法国记者到南岳采访时给学员们作了演讲。丰富灵活的教学内容既实用,又有针对性,众多重量级人物的参与也令此班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中共在班中充分发挥作用
  
  在办班过程中,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由教官、工作人员和武装警卫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以叶剑英任团长,积极参与教学工作。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共代表团里有一个叫胡光的人,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他就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
  中共代表团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特别是前三期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两个最主要课目的教授和训练。叶剑英在担任教学领导工作的同时仍坚持每周给学员授课两次。因其讲课深入浅出,声情并茂,通俗易懂,很快得到学员的好评,听课人数有时多达两三千,连附近战区的高级将领都慕名而来,时常因听者太多只好到操场授课。1939年4月,周恩来也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该班,并应邀给全体学员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这篇报告后来还被多家报刊转载发表。
  通过训练班的教学,中共的游击战理论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推广。如叶剑英在讲课时提出的“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映,连汤恩伯这个反共老将也受到了影响,当时的表现还比较“进步”。他曾在训练班全体人员会议上以十分钦佩的口吻指着坐在其身侧的叶剑英说,过去(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的关系。此外,叶剑英和中共其他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官兵平等的作风,也在参训人员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后记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七期结束后,改为西南干部训练班,主要进行突击业务训练,以补充部队所需的突击业务干部。1945年西南干部训练班又改称为突击干部训练班,为对日军反攻训练补充突击干部,抗战结束后,该班结束。
  总的来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创办初期,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合作比较融洽,它不仅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结果,也是当时两党合作的典范。但随着后来日本加紧对国民党的拉拢,促使国民党迅速“右转”。从第二期开始,国民党已经全面采取“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公开制造磨擦。为了顾全大局,共产党人在许多问题上都采取克制的态度以表明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宽容和诚意。1940年3月第三期结束后,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第四期以后,该班变成了培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人才的场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也由此走向衰亡。但是,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的学员特别是前几期学员,分赴全国各战区和敌后战场,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此外,在抗战前的国民党军队教科书中,游击战争一直被认为不正规,此班办后,国民党陆海军中几乎全部都开展过游击战。因此,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抗战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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