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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迟子建自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30余年。在这漫长的创作生涯里迟子建不断以均匀的写作节奏和稳健的步伐为文坛带来一部部经典佳作。2009年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至今已有10年，这10年无论迟子建本人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本文从文本细读和作家创作理解层面继续追踪这部作品，试图探寻迟子建小说的人性关怀。
关键词：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性关怀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4-0073-02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自出版就引来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至今仍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毋庸置疑这与文本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作者的深沉心理积淀相关。本文通过对作品重读，试图重新回归文本内部主题研究，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人性具有怎样的样态和特色，迟子建是如何在小说中进行人性创作的，最后将文本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探寻迟子建如何将人性关怀与自己的创作完美结合。
一、 超越世俗的纯真坚守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一部心理、精神与灵魂多重契合的复杂文本，其写作并不是简单的世俗技巧构成，而是叙述中“情”与“志”“意”与“理”的多重整合。
（一）家族坚守
迟子建说过：“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生命都是渺小羸弱的，作家所能够做到的，只有与人物一起从容面对”[1] 。重新回归文本，我们感受更深的“野气”是蕴藏在一位位鲜活的人物形象之中的。林克与达玛拉、哈谢与玛利亚、坤德与依芙琳、伊万与娜杰什卡是乌力楞老一辈的家庭成员，他们依靠爱与陪伴使整个家族不断繁衍、壮大，“家族”的概念使这些鄂温克老辈人物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与担当。小说里多次提到原始民族的性文化，它是与城市生活的欲望与诱惑完全不同的“野性”，一种原始、自然、单纯，只为生育的性生活，在这种性生活映射下，我们看到的是鄂温克族居民对家庭的纯真坚守、对生命与自然的崇高敬畏。鄂温克男人与女人构成的天然统一体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分解与拆散的，这就是鄂温克人超越世俗的家族坚守，一种纯美的“野气”凝聚。
（二）民族坚守
好的文学作品一定不只是讲故事，而是要发掘其中比故事还要精彩的精神世界，为读者塑造一个明亮、健全的精神家园。《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民族变迁、文明消亡的宏大书写。迟子建充分将自己的美学理想融入其中，试图以最接近民族心灵的书写形式寻找一种文化感，一种对自然、人生、命运乃至灵魂的民族情怀。作者并非少数民族，但在大兴安岭成长的她，从小就有着森林生活的独特体验，正是这种地域性与超越地域性的审美体验、关注点使迟子建的作品呈现出独有的底色和神秘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鄂温克族人似乎没有关于人的自我中心感，他们是以一种民族存在形式坚守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这种民族坚守是依靠世世代代居民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共同维系的。
二、相濡以沫的情感慰藉
迟子建深知生活固然有寒冷苍凉的一面，但文学作品却是可以用温暖的笔调带给人们生存的力量，亲情、爱情这相濡以沫的情感永远不会随历史淹没，相反它们会幻化成一种“和气”力量带给人们超乎善恶与生死的超然。
（一）爱情慰藉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达玛拉与林克;“我”与拉吉达、瓦罗加;鲁尼与妮浩;达西与杰芙琳娜都是一种单纯、健美而又自然的存在形态，男人游猎、女人守家，以繁衍子嗣作为平凡又伟大的家庭梦想。他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将自然作为唯一的家园。然而虽然乌力楞每个人都具备爱的能力，但并非每一个人物身上都透射着和谐的性生活因子。伊万与娜杰什卡的生活并非自身因素而不幸福，日本的入侵使娜杰什卡带子逃跑，这给坚强的伊万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无论每个小家庭存在何种问题，但是鄂温克民族的爱情形式都是纯美自然的，这就为文本内涵增添了一种现实感。好的小说就是要留有空白和缺陷等待读者和时间的推敲。鄂温克人身上的“和气”带给这一民族更多的是源自人性深处的温暖慰藉。
（二）亲情慰藉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人物的丰满、主题的宏大一定程度上由蕴藏其中的情感所决定。迟子建没有刻意突出亲情的伟大，亲情支配民族的生存，但文本的容量与深刻已然说明。作品中“我”这个九旬老人用苍老的视角诉说对父辈、子辈的脉脉深情，温暖着整个民族的心灵，也带给这个民族生的希望与消亡的悲哀。达玛拉失去列娜的痛苦;妮浩先后失去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三个孩子后的母性绝望;哈谢和玛利亚对儿女的渴望;拉吉米将捡来的马伊堪倍加呵护，这是一种天然的母性关怀，更是一个民族对生存与延续的热切渴望[2]。迟子建的笔赋予鄂温克人生的希望，但一次次极端的巧合和意外又让这个弱小民族对生存感到无奈与悲哀。在读到维克特狩猎时误将弟弟安道尔视为猎物开枪打死时，我的心是无比沉痛的。迟子建在作品中通过情节的极端、巧合与意外和民族内在文化心理赋予爱情亲情以“和气”的样态，形成温暖人心的情感慰藉。
三、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
（一）民族性格精魂
在展现人物性格与人物特点时，迟子建注入更多民族的元素，使鄂温克的民族性格在小说中成为主导因素。“幸而不幸，悲而不悲”作为迟子建创作的基本格调，在人的生存与历史存在中杂陈、制约以至平衡。在作品中这种民族性格更多体现在鄂温克族对死亡的从容，然而每一种死亡的背后都是乌力楞人坚韧的生存意志与对命运的超脱释然。萨满作为通神的存在，在拯救一个生命的同时就会失去一个亲人。鄂温克人身上的“豪气”品格是与生俱来的，其对生死与自然都看作是一种庄严、神圣的存在形式，并且将其内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这是少数民族身上固有的品质，更是迟子建传递给读者与世界的人性关怀。
（二）民族文化守望
迟子建在访谈中也曾表示民间文化对自己创作的滋养，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看似想象的故事实际上正是一段又一段的传奇，那些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总是不断地进入她的创作世界。当我们对鄂温克族人性生存进行分析的时候，不会忽略作者实际的创作主题，即原始文明在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时对本民族即将消逝的无奈与对民族文化的执着坚守。小说中西班造字、坚持使用鄂温克语言，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将鄂温克语变为真正的汉字流传;依莲娜做皮毛镶嵌画，用起伏的山峦、弯曲的河流、千姿百态的驯鹿做素材，而“我”和安草儿选择留下来守护行将消失的家园……充满“豪气”的鄂温克人对生命的敬畏、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游牧民族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在这伟大的民族精魂背后是迟子建对古老文明受挤压的无限悲哀与深切的人性思考。
四、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超越世俗的纯真守望、相濡以沫的情感慰藉、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三方面表现其纯真自然、深情坚韧的人性样态，透过一个个饱满形象的塑造、叙述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结合及叙述视角的清晰通透进行充满着“野气”“和气”与“豪气”的人性创作。在迟子建看来，人和历史一样，既不是永远的激愤昂扬、幸福快乐，也不是永远的凄切沉郁、苦痛无边，它们总是杂陈着、制约着得以平衡[3]。 “人性书写”与民族优秀传统作为迟子建创作的经纬，将始终贯穿其宏大的叙事世界，成为作家自觉的精神资源。未来迟子建研究还会将更多的视角停驻在这几个方面，还需广大学者持续追踪。
参考文献：
[1]迟子建.伤怀之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9.
[2]遲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45.
[3]周景雷.挽歌从历史密林中升起——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J].当代作家评论，2006（4）：57-61.
[责任编辑：艾涓]
关键词：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性关怀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4-0073-02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自出版就引来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至今仍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毋庸置疑这与文本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作者的深沉心理积淀相关。本文通过对作品重读，试图重新回归文本内部主题研究，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人性具有怎样的样态和特色，迟子建是如何在小说中进行人性创作的，最后将文本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探寻迟子建如何将人性关怀与自己的创作完美结合。
一、 超越世俗的纯真坚守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一部心理、精神与灵魂多重契合的复杂文本，其写作并不是简单的世俗技巧构成，而是叙述中“情”与“志”“意”与“理”的多重整合。
（一）家族坚守
迟子建说过：“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生命都是渺小羸弱的，作家所能够做到的，只有与人物一起从容面对”[1] 。重新回归文本，我们感受更深的“野气”是蕴藏在一位位鲜活的人物形象之中的。林克与达玛拉、哈谢与玛利亚、坤德与依芙琳、伊万与娜杰什卡是乌力楞老一辈的家庭成员，他们依靠爱与陪伴使整个家族不断繁衍、壮大，“家族”的概念使这些鄂温克老辈人物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与担当。小说里多次提到原始民族的性文化，它是与城市生活的欲望与诱惑完全不同的“野性”，一种原始、自然、单纯，只为生育的性生活，在这种性生活映射下，我们看到的是鄂温克族居民对家庭的纯真坚守、对生命与自然的崇高敬畏。鄂温克男人与女人构成的天然统一体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分解与拆散的，这就是鄂温克人超越世俗的家族坚守，一种纯美的“野气”凝聚。
（二）民族坚守
好的文学作品一定不只是讲故事，而是要发掘其中比故事还要精彩的精神世界，为读者塑造一个明亮、健全的精神家园。《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民族变迁、文明消亡的宏大书写。迟子建充分将自己的美学理想融入其中，试图以最接近民族心灵的书写形式寻找一种文化感，一种对自然、人生、命运乃至灵魂的民族情怀。作者并非少数民族，但在大兴安岭成长的她，从小就有着森林生活的独特体验，正是这种地域性与超越地域性的审美体验、关注点使迟子建的作品呈现出独有的底色和神秘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鄂温克族人似乎没有关于人的自我中心感，他们是以一种民族存在形式坚守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这种民族坚守是依靠世世代代居民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共同维系的。
二、相濡以沫的情感慰藉
迟子建深知生活固然有寒冷苍凉的一面，但文学作品却是可以用温暖的笔调带给人们生存的力量，亲情、爱情这相濡以沫的情感永远不会随历史淹没，相反它们会幻化成一种“和气”力量带给人们超乎善恶与生死的超然。
（一）爱情慰藉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达玛拉与林克;“我”与拉吉达、瓦罗加;鲁尼与妮浩;达西与杰芙琳娜都是一种单纯、健美而又自然的存在形态，男人游猎、女人守家，以繁衍子嗣作为平凡又伟大的家庭梦想。他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将自然作为唯一的家园。然而虽然乌力楞每个人都具备爱的能力，但并非每一个人物身上都透射着和谐的性生活因子。伊万与娜杰什卡的生活并非自身因素而不幸福，日本的入侵使娜杰什卡带子逃跑，这给坚强的伊万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无论每个小家庭存在何种问题，但是鄂温克民族的爱情形式都是纯美自然的，这就为文本内涵增添了一种现实感。好的小说就是要留有空白和缺陷等待读者和时间的推敲。鄂温克人身上的“和气”带给这一民族更多的是源自人性深处的温暖慰藉。
（二）亲情慰藉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人物的丰满、主题的宏大一定程度上由蕴藏其中的情感所决定。迟子建没有刻意突出亲情的伟大，亲情支配民族的生存，但文本的容量与深刻已然说明。作品中“我”这个九旬老人用苍老的视角诉说对父辈、子辈的脉脉深情，温暖着整个民族的心灵，也带给这个民族生的希望与消亡的悲哀。达玛拉失去列娜的痛苦;妮浩先后失去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三个孩子后的母性绝望;哈谢和玛利亚对儿女的渴望;拉吉米将捡来的马伊堪倍加呵护，这是一种天然的母性关怀，更是一个民族对生存与延续的热切渴望[2]。迟子建的笔赋予鄂温克人生的希望，但一次次极端的巧合和意外又让这个弱小民族对生存感到无奈与悲哀。在读到维克特狩猎时误将弟弟安道尔视为猎物开枪打死时，我的心是无比沉痛的。迟子建在作品中通过情节的极端、巧合与意外和民族内在文化心理赋予爱情亲情以“和气”的样态，形成温暖人心的情感慰藉。
三、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
（一）民族性格精魂
在展现人物性格与人物特点时，迟子建注入更多民族的元素，使鄂温克的民族性格在小说中成为主导因素。“幸而不幸，悲而不悲”作为迟子建创作的基本格调，在人的生存与历史存在中杂陈、制约以至平衡。在作品中这种民族性格更多体现在鄂温克族对死亡的从容，然而每一种死亡的背后都是乌力楞人坚韧的生存意志与对命运的超脱释然。萨满作为通神的存在，在拯救一个生命的同时就会失去一个亲人。鄂温克人身上的“豪气”品格是与生俱来的，其对生死与自然都看作是一种庄严、神圣的存在形式，并且将其内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这是少数民族身上固有的品质，更是迟子建传递给读者与世界的人性关怀。
（二）民族文化守望
迟子建在访谈中也曾表示民间文化对自己创作的滋养，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看似想象的故事实际上正是一段又一段的传奇，那些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总是不断地进入她的创作世界。当我们对鄂温克族人性生存进行分析的时候，不会忽略作者实际的创作主题，即原始文明在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时对本民族即将消逝的无奈与对民族文化的执着坚守。小说中西班造字、坚持使用鄂温克语言，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将鄂温克语变为真正的汉字流传;依莲娜做皮毛镶嵌画，用起伏的山峦、弯曲的河流、千姿百态的驯鹿做素材，而“我”和安草儿选择留下来守护行将消失的家园……充满“豪气”的鄂温克人对生命的敬畏、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游牧民族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在这伟大的民族精魂背后是迟子建对古老文明受挤压的无限悲哀与深切的人性思考。
四、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超越世俗的纯真守望、相濡以沫的情感慰藉、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三方面表现其纯真自然、深情坚韧的人性样态，透过一个个饱满形象的塑造、叙述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结合及叙述视角的清晰通透进行充满着“野气”“和气”与“豪气”的人性创作。在迟子建看来，人和历史一样，既不是永远的激愤昂扬、幸福快乐，也不是永远的凄切沉郁、苦痛无边，它们总是杂陈着、制约着得以平衡[3]。 “人性书写”与民族优秀传统作为迟子建创作的经纬，将始终贯穿其宏大的叙事世界，成为作家自觉的精神资源。未来迟子建研究还会将更多的视角停驻在这几个方面，还需广大学者持续追踪。
参考文献：
[1]迟子建.伤怀之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9.
[2]遲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45.
[3]周景雷.挽歌从历史密林中升起——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J].当代作家评论，2006（4）：57-61.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