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弃母救母
　　
　　2006年７月９日上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肿瘤免疫科的医护人员发现，３天前入院的晚期癌症患者王美容的儿子和丈夫突然消失了，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王美容一人蜷缩在床上。
　　后来，医务人员在病人床头发现用病历纸写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母亲，这三年加上给你治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父亲也为你欠了不少外债。我真的无法弄钱给你治病了。”
　　 饱受疾病折磨的王美容体重目前只有２９公斤。老人一年半以前患了胃癌，由于过度虚弱，她已经不能接受手术或化疗，只能用营养支持来维持生命。老人为治病已花了１５万元。
　　发生在山东省济南市的这起事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事。然而，在消失了8天之后，曹新安终于又回到了医院。
　　“娘，我回来了！”在进入病房之后，曹新安迈了两大步来到母亲旁边，也许是担心吓着母亲，他的声音非常小。在听到儿子的声音之后，原本就没有睡着的老人马上转过身来，并极力伸出颤抖的右手去拉儿子的手，脸上也露出了轻微的笑容。
　　“还走吗？”老人嘴里小声地嘟囔着。
　　病床边的曹新安眼圈有些红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病床上等待了他整整8天的母亲。
　　“不走了，回来了就不走了。”一旁的父亲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褪去。
　　曹说，他到处筹钱去了，为此，他去了全国很多地方。人们普遍担心的“遗弃”事件终于没有发生。其实，即使是曹新安回来前的报道也说曹曾经是个大孝子。母亲患病几年，主要是他床前床后地侍候；他自己也患有肝病，但半年前就停了药，他说：“能治好母亲，我愿少活十年”；为了让母亲得到较好的治疗，他不顾4个妹妹的反对执意把母亲送到了省城的大医院；因为没有钱给母亲治病，他曾经公开卖肾……能做到的他都做了。“没有钱给她治病，看她死去我会感到更痛苦。”曹新安的这句话，让人心酸。
　　7月24日晚，老人悄然辞世。老人的离去，使曹新安和父亲陷入深深的悲痛中。当为病故的母亲穿完衣服后，曹新安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脸贴着母亲的脸，痛哭起来。
　　“她为这个家辛苦了一辈子，她走得很平静。”曹新安说。
　　
　　慈父自杀救子
　　
　　2006年7月17日10点左右，一个身穿白上衣、黑裤子的中年男子躺在济南市一个街头，嘴里吐着白沫，一脸痛苦的样子。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随即拨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求救。经过抢救，他基本脱离生命危险。
　　孔祥运自杀前写下的一本“遗书”里，写着这样的内容：自杀是我最好的选择，济南的好市民啊，当你们发现我的时候也许我已经死亡，也许在奄奄一息，我希望你们别再救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感到是惟一的办法，我面对病中的孩子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死后把尸体捐献到山东省医学器官捐献科，希望医学部门给我的孩子治好病，让小生命健康成长。
　　孔祥运还在“遗书”上说，自己一岁半大的儿子患了病，已经在省立医院治疗过三次，查出孩子血液感染大肠埃希氏菌和免疫缺陷症，现在花了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已是负债累累。他想到了自杀捐献身体，为儿子治病。
　　“我面对自杀真是万分悲痛，但是没有办法。儿啊，希望你这次病愈，长大后能理解爸爸的用心。”孔祥运在“遗书”后面写道，“济南的好心人啊，把我的遗体运到医学器官捐献科，另外，通知我的家中，把孩子抱回来治病，谢谢好心人。”
　　孔祥运随身携带的黑提包里装着一块写有“谁来挽救我的孩子，为了救治孩子，本人甘愿卖肾”的海报……
　　
　　先锋评述
　　极端事件考问医保体系
　　
　　接连发生的两起极端事件，让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我国尚不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
　　毋庸讳言，近些年，一些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职能落在了“赤手空拳”的百姓头上。由于缺乏保障制度，很多人得一次大病，不仅是人与疾病的抗衡，更成了对家庭经济实力的消耗和考验。王美容因患胃癌花费了15万元，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据专家计算，按照去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3930元（其中仅一半左右是现金收入）的收入水平，王美容要不吃不喝至少劳动76年，才能挣出这笔医药费。“老百姓看不起病了！”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医保制度缺失下的残酷现实。如果没有基本的医保制度，恐怕以后不仅是遗弃母亲，遗弃妻子、丈夫甚至个人放弃生命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传统的人伦道德还将不断受到经济重负的冲击，王美容、孔祥运两家的遭遇可能会落在更多人的头上，因为没有人敢肯定自己能在疾病面前“豁免”。
　　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才能让我们免于这种伤痛、这种无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公布的调查数据，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开展的新型合作医疗虽已覆盖42％的人口，但由于保障水平低，大多数地方封顶报销1万元，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因病致贫”问题。
　　建立保障力度更大、保障范围更广的医疗保障制度，已是不得不为的当务之急，也是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先锋观点
　　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
　　文/王绍光
　　
　　1979年，中国开始了市场导向的改革。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增加了10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无疑为公民健康的改善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改革前，中国在医疗方面的花费只相当于GDP 的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02年，它的医疗总费用占GDP 的比例达到5.42%，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花费大幅提高是否带来了人民健康的长足进步呢？结果令人很失望。虽然预期寿命仍在增长，婴儿死亡率也持续下降，但改善速度非常缓慢。中国的重要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也公开承认，中国近20年的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完全失败的”。
　　人们收入提高了，营养改善了，国家投入医疗保健中的资源增加了，为什么国人的健康水平变化不大呢？当然，决定健康水平的变量很多，包括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一个可能妨碍健康水平改善的因素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世界上有数据可查192个国家中，收入越不平等的国家，医疗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就越小；政府支出的比例越小，医疗费用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担就越不平等；医疗费用的分担越不平等，该国的健康水平就越差。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意识形态转变的同时，经济改革也减弱了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早期改革的核心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放权让利”。在过去25年里，分权化也许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大规模的分权也削弱了政府的汲取能力。在1978－1995年的18年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从31.2%下降到10.7%，在当今世界各国实属罕见。手中只有这么点资源，哪怕政府有心为医疗保健买单，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公平的医疗筹资至少应符合两个标准。第一，个人不应为因病就医而倾家荡产。这意味着公平的医疗筹资要求有高水平的风险分担机制。第二，穷人向医疗体系支付的费用应该比富人少。因为收入低，穷人往往必须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满足食物、住房等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医疗筹资应该反映穷人和富人在可支配收入上的区别。基于这两个标准，我们可以用不同人群是否被医疗保险覆盖以及他们年收入中多大比例用于医疗保健来讨论医疗筹资的公平问题。
　　近20年以来中国城镇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急剧缩小。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全体城镇居民都享受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直到1993年，还有近四分之三的城镇人口拥有医疗保险。而到2003年，只有一小半城镇居民被社会性医疗保险覆盖。其余的人，则只能自掏腰包支付医疗费用。
　　医疗保险覆盖面的下降对不同人群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男性拥有保险的比例比女性高出5.4%。第二，年龄越大，拥有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高。这种老年人参保偏多的现象很可能是“逆向选择”的结果：那些职工年龄偏大和离退休职工较多的单位倾向于参与医疗保险，而雇佣大量年轻工人的企业则不愿意参保。第三，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参保的可能性越大。在教育程度低于大专的人群中，受教育程度与参保比例的关系不大。但获得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其参加保险的可能性则大幅度增长。第四，正规部门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白领阶层、蓝领工人和退休工人大约有90%到95%的人有保险。另一些群体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则非常低，包括失业者、个体经营者和所谓“农民工”。最后一个群体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一方面他们数量庞大，达到1.4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他们绝大多数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即使受雇于正规部门，其身份往往不是临时工就是合同工。由于他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雇主大多不愿意为他们支付保费，他们自己也不太愿意付费参与医保，因为现行的医保帐户不能随个人异地转移。
　　在医疗服务利用方面，有医疗保险的人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当医疗服务的利用由支付能力决定而不是由需求决定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低收入者）得了病，不敢看医生；病重了，又不敢进医院；住院后，在康复前就忙着出院，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害怕陷入高额医疗费用的深渊。至于住院服务方面，因收入水平差异衡造成的就医不平等在1993年就十分明显了。到2003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显而易见，穷人对医疗服务之所以不充分利用与他们面临的经济困难密切相关。穷人得了小病时，要么暗自忍受，要么自己想法治疗。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他们不会去医院看病。
　　当穷人被迫忍受小病小痛，并且一再拖延疾病的治疗时，小病可能会发展为大病，而大病的延误则可能危害健康乃至使其丧失工作能力。“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镇的重大社会问题。昂贵的医药费用、工作能力的丧失使许多人得病后生活水平一下便跌至贫困线以下。现在一旦得了重病，小康之家也会穷困潦倒，原本贫困的家庭更会变得一贫如洗。
　　2000年，世界医疗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医疗系统进行了一次评估。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144位。在医疗筹资的公平性方面，中国的排名更差，排在第188位，倒数第4，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对照20年前中国医疗保健体制受到的广泛赞扬，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汗颜的反差。中国经济一路走来，才发育到今天的规模。但是，在身躯膨胀同时，腿却开始萎缩。我们不禁要问，拖着瘸腿，我们怎样快速前行？
　　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单是经济增长不能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如何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与争取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第二，不论市场的力量如何强大，它也无法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以及患者、保险人以及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赖自由市场来筹措资金和提供医疗服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穷人和弱势群体对医疗服务使用的减少。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改变现状。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放弃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策略，并且转入“第二代改革”，同时注重经济发展和分配正义。为此，政府开始重新界定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适当范围和性质。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尤其是“非典”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资金已经投入到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中来，尤其是医疗保健上面，这表明了政策导向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构建财政资源汲取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政府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时，中国能够使基本医疗保健普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