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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安全”观的界定
“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一种发展潮流，具有两个层面上的基本含义。[1]首先，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对外行为方式，多边主义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开展外交活动，用共同协商的方法来解决方案。其次，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强调从整体的角度，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考虑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合作安全”是冷战后出现的新的安全机制。其中的合作，即多边合作，它是多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合作安全”主要指的是国际社会或一个特定区域中所有成员以共同努力的方式来防止任何使用武力或军事威胁的可能。[2]1993年澳大利亚外长埃尔斯就曾在联合国详细阐述了“合作安全”的概念，他认为合作安全强调磋商而非对抗，确保而非威慑，透明而非秘密，预防而非纠正；在成员上没有限制；主张多边合作，以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主张缓进的机制建立过程；并强调行为方式的非正式性及灵活性。
2 “合作安全”观下东盟地区论坛的构建
2.1 “合作安全”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产生。“合作安全”是一种灵活的多边外交形式，符合东盟地区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较大，政治形态也复杂各异，而又都面临着相同安全方面考验的区域情况。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盟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多边“合作安全”体系。而东盟地区论坛便是这种模式下的产物，它是一个由东盟起主导作用、并包括亚太主要国家以及欧盟在内的一个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之所以采取这种模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东盟各国实力有限，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需要加强彼此之间合作协调，来获得地区的和平稳定；第二，东盟是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国际组织，且其成员差异较大，并不适合发展军事合作，只有运用非军事手段维护安全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第三，冷战后的国际及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安全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收缩战略，其在印支半岛的势力瓦解。美国也在1992年11月关闭了其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东南亚地区出现“力量真空”的局面。而同时东盟国家普遍担心中、日、印等地区大国趁虚而入，威胁地区安全。再加上冷战后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如毒品走私、恐怖主义、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并日益严重。东盟国家因此迫切而且必须在本地区加强多边安全合作，采取“合作安全”模式。在1993年7月东盟外长后继会议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东盟及其对话伙伴国、会议观察员国和贵宾国正式决定在东盟对话国的基础上成立东盟地区论坛。
2.2 “合作安全”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运行。“东盟方式”是指东盟成员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整套外交准则。著名的东盟研究专家阿米托夫·阿查亚将“东盟方式”看作是东盟的独特的组织文化，这一文化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1.非正式性；2.非对抗性；3.协商一致；4.思想上的多边主义与行动上的双边主义。[3]东盟地区论坛的运作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东盟方式”。东盟地区论坛广泛采取协商对话的形式，营造一种公平对话的氛围，是一种非正式性及非制度化的组织形式。目前，它已经成为第一个真正覆盖广大亚太区域的“多边”安全论坛，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所有有影响的大国都参加进来的区域安全架构。论坛已由创立时的18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为现今的26个国家和地区。
在“合作安全”观下，一年一次的东盟地区论坛年会已经成为东盟国家加强区域内外安全合作，阐述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发挥国际影响的重要手段。它在成立至今，历届会议对各方都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核不扩散、南沙群岛领土争端、恐怖主义、海盗问题及非法捕鱼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现有的安全问题转化为冲突，同时建立了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
3 东盟地区论坛在“合作安全”上的问题与前景
东盟主导下的东盟地区论坛虽然所依照的“合作安全”理论是一种较之集体安全更为清晰，灵活的安全合作构想，但是该论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3.1 如何在松散的非约束性论坛和约束性机制之间找到稳定的结合点，是东盟地区论坛合作安全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挑战。论坛以非约束性的“东盟方式”运作，吸引具有不同安全利益的国家参加，各国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适合自身利益的结合点。但其强调的协商一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合作安全向着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安全受到攻击时，没有任何相互援助的机制。如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初期，就没有得到有关各方共同的、及时有效的处理。“如果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个成员采取挑衅性的行动，甚至也没有正式的制裁措施。东盟地区论坛没有通过采取诸如威慑与制衡等(新)现实主义手段来加强成员国的安全。”[4]
3.2 如何协调“合作安全”理念与实践上的差距是对东盟地区论坛的第二大挑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罗斯玛丽·福特教授曾指出：“ARF建立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安全合作的方式处理安全问题。其考虑的背景是对中国的强大应该怎样对待。”[5]这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强调没有对手，成员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安全对话与合作，以保障共同的安全利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相矛盾的。在实践中，一些东盟国家不约而同地把中国作为限制约束的对象，无论是建立信任措施还是预防性外交，都带有防范中国的色彩。这就会造成中国这一地区大国缺乏参与论坛的积极性，不利于区域开展多边的合作安全活动。
3.3 如何应对论坛成员国采取的有悖于论坛“合作安全”机制的战略选择是对东盟地区论坛的第三大挑战。冷战后，一些东盟国家出于自身防务力量的薄弱和某些安全顾虑，仍将发展同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军事联系作为其安全的根本保障。突出的例子有，从1999年起，美国和菲律宾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2000年5月，美国、泰国和新加坡三国在泰国南部举行了代号为“金色眼镜蛇”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些事实反映了东南亚地区之间互相不信任及当事国对论坛在保障它们安全利益方面没有信心。从本质上看，这与论坛的“合作安全”模式是背道而驰的，将会直接损害原本脆弱的东南亚地区相互信任关系，影响其他成员国对论坛的信心，从而恶性循环，阻碍地区开展安全合作的势头。
3.4 东盟如何应对其在论坛中的核心作用在降低而大国试图取而代之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遭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后，东盟国家经济急剧衰退进而引发一系列国内政治及社会问题。东盟国家的实力普遍下降，导致东盟的整体影响力大不如前。再加上东盟组织的扩大，内部的不一致性及多样性色彩更加浓厚。这些因素都将导致东盟内部的差异性明显起来，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东盟所坚持的在论坛中的“原动力”或“主导性”的地位将可能动摇。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以经济援助作为手段，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在论坛向预防性外交转变的讨论中，西方国家就曾主张论坛主席国应扩大到非东盟国家，以争取其在地区“合作安全”中的更大影响。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论坛的灵活性之外，从制度体系上对“安全合作”进行改善，建立某种类似“直接冲突管理”的机制，制定相关危机处理程序，通过采取适当诸如威慑与制衡等(新)现实主义手段来加强成员国的安全，还有就是对论坛成员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
第二，中国作为地区性乃至世界性大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东盟国家应摒弃其潜在的“中国威胁论”，重新了解与认识中国，尝试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地多边合作关系，让中国更多地参与到地区的安全构建中来，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三，相互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因此，建立东盟各国的互信合作关系，完善东南亚地区的互相信任机制是必要的。双方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开展互助合作，找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以及利益的结合点，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制度。同时，各方都应以全新的积极角度看待东盟地区论坛，既然参与其中，便应该融入其中，对“合作安全”观抱有信心与信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第四，从长期眼光来看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区域外国家担任主席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近期和中期阶段，由于各国所接受的“东盟方式”更符合亚太地区多样性的现实特点，因此，东盟应该继续坚持其在论坛中的主导地位，仍应由东盟国家担任主席国。
参考文献
[1] 关于多边主义两个层次的划分主要参照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2] 王光厚.《东盟“合作安全”问题论析》，《学术探索》2004年第7期。
[3] Cf. Keith R. Krau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Frank Cass Pubilshers，1999，P.55.
[4] 多米尼克·赫勒著，谧谷译.《东盟地区论坛对亚太地区安全的适用性》，《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2期。
[5]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Organization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XXXⅧ， No.5， May 1998， p.439.
收稿日期：2007-12-20
“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一种发展潮流，具有两个层面上的基本含义。[1]首先，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对外行为方式，多边主义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开展外交活动，用共同协商的方法来解决方案。其次，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强调从整体的角度，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考虑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合作安全”是冷战后出现的新的安全机制。其中的合作，即多边合作，它是多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合作安全”主要指的是国际社会或一个特定区域中所有成员以共同努力的方式来防止任何使用武力或军事威胁的可能。[2]1993年澳大利亚外长埃尔斯就曾在联合国详细阐述了“合作安全”的概念，他认为合作安全强调磋商而非对抗，确保而非威慑，透明而非秘密，预防而非纠正；在成员上没有限制；主张多边合作，以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主张缓进的机制建立过程；并强调行为方式的非正式性及灵活性。
2 “合作安全”观下东盟地区论坛的构建
2.1 “合作安全”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产生。“合作安全”是一种灵活的多边外交形式，符合东盟地区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较大，政治形态也复杂各异，而又都面临着相同安全方面考验的区域情况。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盟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多边“合作安全”体系。而东盟地区论坛便是这种模式下的产物，它是一个由东盟起主导作用、并包括亚太主要国家以及欧盟在内的一个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之所以采取这种模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东盟各国实力有限，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需要加强彼此之间合作协调，来获得地区的和平稳定；第二，东盟是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国际组织，且其成员差异较大，并不适合发展军事合作，只有运用非军事手段维护安全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第三，冷战后的国际及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安全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收缩战略，其在印支半岛的势力瓦解。美国也在1992年11月关闭了其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东南亚地区出现“力量真空”的局面。而同时东盟国家普遍担心中、日、印等地区大国趁虚而入，威胁地区安全。再加上冷战后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如毒品走私、恐怖主义、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并日益严重。东盟国家因此迫切而且必须在本地区加强多边安全合作，采取“合作安全”模式。在1993年7月东盟外长后继会议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东盟及其对话伙伴国、会议观察员国和贵宾国正式决定在东盟对话国的基础上成立东盟地区论坛。
2.2 “合作安全”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运行。“东盟方式”是指东盟成员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整套外交准则。著名的东盟研究专家阿米托夫·阿查亚将“东盟方式”看作是东盟的独特的组织文化，这一文化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1.非正式性；2.非对抗性；3.协商一致；4.思想上的多边主义与行动上的双边主义。[3]东盟地区论坛的运作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东盟方式”。东盟地区论坛广泛采取协商对话的形式，营造一种公平对话的氛围，是一种非正式性及非制度化的组织形式。目前，它已经成为第一个真正覆盖广大亚太区域的“多边”安全论坛，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所有有影响的大国都参加进来的区域安全架构。论坛已由创立时的18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为现今的26个国家和地区。
在“合作安全”观下，一年一次的东盟地区论坛年会已经成为东盟国家加强区域内外安全合作，阐述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发挥国际影响的重要手段。它在成立至今，历届会议对各方都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核不扩散、南沙群岛领土争端、恐怖主义、海盗问题及非法捕鱼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现有的安全问题转化为冲突，同时建立了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
3 东盟地区论坛在“合作安全”上的问题与前景
东盟主导下的东盟地区论坛虽然所依照的“合作安全”理论是一种较之集体安全更为清晰，灵活的安全合作构想，但是该论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3.1 如何在松散的非约束性论坛和约束性机制之间找到稳定的结合点，是东盟地区论坛合作安全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挑战。论坛以非约束性的“东盟方式”运作，吸引具有不同安全利益的国家参加，各国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适合自身利益的结合点。但其强调的协商一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合作安全向着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安全受到攻击时，没有任何相互援助的机制。如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初期，就没有得到有关各方共同的、及时有效的处理。“如果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个成员采取挑衅性的行动，甚至也没有正式的制裁措施。东盟地区论坛没有通过采取诸如威慑与制衡等(新)现实主义手段来加强成员国的安全。”[4]
3.2 如何协调“合作安全”理念与实践上的差距是对东盟地区论坛的第二大挑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罗斯玛丽·福特教授曾指出：“ARF建立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安全合作的方式处理安全问题。其考虑的背景是对中国的强大应该怎样对待。”[5]这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强调没有对手，成员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安全对话与合作，以保障共同的安全利益，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相矛盾的。在实践中，一些东盟国家不约而同地把中国作为限制约束的对象，无论是建立信任措施还是预防性外交，都带有防范中国的色彩。这就会造成中国这一地区大国缺乏参与论坛的积极性，不利于区域开展多边的合作安全活动。
3.3 如何应对论坛成员国采取的有悖于论坛“合作安全”机制的战略选择是对东盟地区论坛的第三大挑战。冷战后，一些东盟国家出于自身防务力量的薄弱和某些安全顾虑，仍将发展同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军事联系作为其安全的根本保障。突出的例子有，从1999年起，美国和菲律宾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2000年5月，美国、泰国和新加坡三国在泰国南部举行了代号为“金色眼镜蛇”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些事实反映了东南亚地区之间互相不信任及当事国对论坛在保障它们安全利益方面没有信心。从本质上看，这与论坛的“合作安全”模式是背道而驰的，将会直接损害原本脆弱的东南亚地区相互信任关系，影响其他成员国对论坛的信心，从而恶性循环，阻碍地区开展安全合作的势头。
3.4 东盟如何应对其在论坛中的核心作用在降低而大国试图取而代之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遭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后，东盟国家经济急剧衰退进而引发一系列国内政治及社会问题。东盟国家的实力普遍下降，导致东盟的整体影响力大不如前。再加上东盟组织的扩大，内部的不一致性及多样性色彩更加浓厚。这些因素都将导致东盟内部的差异性明显起来，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东盟所坚持的在论坛中的“原动力”或“主导性”的地位将可能动摇。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以经济援助作为手段，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在论坛向预防性外交转变的讨论中，西方国家就曾主张论坛主席国应扩大到非东盟国家，以争取其在地区“合作安全”中的更大影响。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论坛的灵活性之外，从制度体系上对“安全合作”进行改善，建立某种类似“直接冲突管理”的机制，制定相关危机处理程序，通过采取适当诸如威慑与制衡等(新)现实主义手段来加强成员国的安全，还有就是对论坛成员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
第二，中国作为地区性乃至世界性大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东盟国家应摒弃其潜在的“中国威胁论”，重新了解与认识中国，尝试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地多边合作关系，让中国更多地参与到地区的安全构建中来，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三，相互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因此，建立东盟各国的互信合作关系，完善东南亚地区的互相信任机制是必要的。双方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开展互助合作，找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以及利益的结合点，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制度。同时，各方都应以全新的积极角度看待东盟地区论坛，既然参与其中，便应该融入其中，对“合作安全”观抱有信心与信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第四，从长期眼光来看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区域外国家担任主席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近期和中期阶段，由于各国所接受的“东盟方式”更符合亚太地区多样性的现实特点，因此，东盟应该继续坚持其在论坛中的主导地位，仍应由东盟国家担任主席国。
参考文献
[1] 关于多边主义两个层次的划分主要参照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2] 王光厚.《东盟“合作安全”问题论析》，《学术探索》2004年第7期。
[3] Cf. Keith R. Krau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Frank Cass Pubilshers，1999，P.55.
[4] 多米尼克·赫勒著，谧谷译.《东盟地区论坛对亚太地区安全的适用性》，《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2期。
[5]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Organization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XXXⅧ， No.5， May 1998， p.439.
收稿日期：200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