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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启是世所公认的明代诗坛巨擘，其文学成就的取得与诗人对美的执著追求密不可分。用诗歌表现美、用生命捍卫美既构成了高启人生的核心主题，又演绎了他生命悲剧的美学意义。高启短暂的生命旅程折射着人类追求美的理想光辉。
关键词： 高启 美 生命悲剧 美学意义
高启（1336—1374），字季迪，是元明之际世所公认的诗坛领袖，“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１］P1090，开启明一代诗歌新风，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高启诗歌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美，如前人所评：“山龙华虫，如其贵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壶，如其清也；夏姬、王嫱，如其丽也；田文、赵胜，如其豪也；鸣鹤翔云，如其逸也。”［2］P994真是美不胜收。这一美的特征的形成源自诗人内心强烈的美的意识。高启的一生是迷恋美、歌颂美、捍卫美的一生，对生命之美、自然之美、人情之美、艺术之美的坚守和吟唱，构成了他人生的核心主题。高启短暂的生命旅程闪耀着人类追求美的理想光辉，本文对高启生命悲剧的美学意义进行了探讨。
一
高启，为“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的代表人物，禀资聪颖、才华横溢，同时又率真旷达、傲岸不桀，具有不滞于物而超迈前贤的独特的生命情致。他能够踏上美的旅程，是其生活环境及个性追求联合促成的。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南人地位低下，位居四等之末，即使出仕做官，也只是末职卑位。由于仕途失去了诱惑，因此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文人隐逸之风盛行，传统思想对读书人身心的紧箍与摧残得到了缓解，读书的功利性逐渐退化，转而成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消遣方式。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以为式。”［3］P1040可见，受统治政策影响，长期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人们读书，更多是出于对文艺的热爱。
高启生长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氛围中，从小自然不必在传统科举考试的训练程序中背诵儒家经典，也不必在枯燥的理学教条中饱受嚼蜡之苦。“嗟余少本好剑舞，学书晚方从父兄”（《草书歌赠张宣》），诗人在童年完全按孩子的天性自然成长，家庭对他没有管束，任其自由发展。高启祖辈务农，勤劳而致富，“有田百余亩”［2］P995，他们似乎没想过把高启培养成读书人，而是让他帮助家里干农活，“我本东皋民，少年习耕锄”《京师尝吴粳》），这为高启亲近大自然、领略自然美提供了机会。虽然读书没用，但高启却聪颖好学，悟性极高，家里也有一些书籍，这些书籍显示出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美的世界，紧紧攫取了少年高启的心，引导他步入了艺术的殿堂。吕勉《槎轩集本传》（以下简称《吕传》）云：“（高启）性警敏，书一目即成诵，久而不忘，尤粹群史，嗜为诗。”［2］P995高启的学习并无老师指导，全凭个人兴趣爱好，自学成才。张适《哀辞序》记载他未冠时就编选一本《仿古》集，凡“诗人之优柔、骚人之凄清、汉魏之古雅、晋唐之和醇新逸”，分门别类，“日咀咏之”［2］P1030。高启早年致力于诗歌，不带有功利目的，纯粹出于对诗歌艺术浓烈深挚的痴迷。反过来，诗歌又陶冶了他的性情，净化了他的心灵，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给了他一双发现美、寻求美的眼睛。
高启父母早亡，这件事对他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死亡从此盘踞在诗人心里，成了无法挥去的阴影。《蒿里歌》云：“古原闭愁冤，荒草不得春。一作泉下客，长违室中亲。昔兴每待旦，今卧焉知晨？敛衣已成灰，含贝仍作尘。家门谅不远，欲归竟何因？平生所爱物，娱玩由他人。哀哉此里中，同逝壮老均！”死亡是可怕的，堆积如山的财富、千古流传的令名、亲朋好友的深情都无法驱除它所带来的虚无和恐惧。每个生命都将走向死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必然结局。诗人感到独处宇宙的孤独和悲哀，叹息道：“人生处世，能几何哉？日东月西，百龄易终。”（《短歌行》）另一方面，死亡反衬了生的美。“达人贵自然，外物等秋草。顾此七尺躯，即为黄金宝”（《寓感》之十七）。生命是无比珍贵的，在它的面前，功名利禄真如过眼烟云，“世间富贵皆空虚”（《送吕山人入道》）。高启推己及人，对别人的生命也充满了尊重，这使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受物质利益驱动，而始终以真情对待他人，“人生四海中，相见皆友与”（《天界赏月》）。同时，亲友的关心让诗人在孤独的生活中深深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和美好，“艰难我何托，所托在友朋”（《送客之海上得诚字》）。生命的美不是体现在冰冷宝石虚幻的光芒之中，而是体现在像陈年美酒一样温暖人心、令人陶醉的人情之中。
二
高启躬耕田园，周围的景物无不让诗人感到意趣横生。家常菜蔬，像韭菜、茄子等在诗人眼里竟是那样秀丽喜人。韭菜是“芽抽冒余湿，掩冉烟中缕。几夜故人来，寻畦剪春雨”（《韭》），茄子是“夏雨早丛底，垂垂紫实圆。为询轩冕客，谁植郡斋前”（《茄》）。韭如春雨，茄实紫圆，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却具有如此美的情韵，倘若没有美的心灵，是断乎发现不了的。不仅菜蔬，花草鸟兽同样吸引着诗人。其诗集中的《新荷》、《芙蓉》、《蟹》等都是吟咏寻常所见的自然景物，表现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无限热爱。高启故乡苏州自古乃繁华名城、山水胜地，元末经济的兴盛更增添了它的富庶艳丽。诗人在《吴趋行》中夸赞道：“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飞观被山起，游舰沸川横。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旧阀凡几家，奕代产才英。遭时各建事，徇义或腾声。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兹邦信多美，粗举难备称。愿君听此曲，此曲匪夸盈。”叙不完的古今盛事，道不尽的风流瑰丽。家乡的湖光山色、名胜古刹、春花秋雁、明月清风，无不令他心醉神迷。高启集中有一组诗《姑苏杂咏》，共123首，专门吟咏吴地山水古迹，充满了浓郁的南国气息，令人心怡神往。诗人尽情徜徉在自然山水、人文景觀之中，享受造化赐予生命的无穷乐趣，真是“醉拍铜斗歌呜呜，此乐除却江南无”（《刘松年画》）。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无穷魅力时刻牵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诗人无限的情思，化作篇篇美丽的辞章。
倘若说自然之美是造化的恩赐，那么艺术之美则是高启毕生的追求。高启迷恋诗歌，刻苦钻研，很早就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吕传》云：“（启）嗜为诗，出语无尘俗气，清新俊逸，若天授之然者。年十六，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之分守吴中，……闻先生名，使使召之再，先生强而后往。座上皆巨儒硕卿，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实试之也。……侍立少顷，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尊，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以其含蓄深远，非稚作可及，延之上座，特为书于图。诸老为之掣肘，自是名重缙绅间，纵前辈靡弗畏之。”［2］P995在诗名远扬之后，高启没有丝毫松懈，而是更加精益求精。“逾弱冠，日课诗五首，久而恐不精，日二首，后一首，皆工致沉著，不经人道语，然有以当乎人心，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2］P995。可以看出，高启是全副身心沉浸到诗歌创作中去，从不滥施才情，于诗尽心竭力，一生仅得诗两千余首。高启一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终日苦吟”，遂成“诗淫”。一首超妙俊迈而诙谐自负的《青丘子歌》具体描绘了他“苦吟”的情形：“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斲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创作之乐妙不可言，艺术之美无与伦比。心神挣脱世俗圈套，驰骋于天地万物之间，畅游于宇宙浩渺之中，超越时空，物我两忘。诗歌将高启引向了生命的最高境界，惟有在诗歌创作中，高启才能摆脱“百年奄忽尽”所带来的忧虑、迷惘和恐惧，让生命在永恒中自由翱翔。
高启在追求艺术之美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浓郁的人情之美。凭着杰出的才情和高雅的气质，高启拥有众多追随者，上自达官贵人、高士俊杰、富豪巨贾，下至农、樵、渔、医，都乐意与他交往。他们或馈一壶酒（《谢周四秀才送酒》），或赠一条被（《谢友人惠兜罗被歌》），或送十万钱（《次韵倪云林见寄二首》），或邀一杯饮（《赴朱七丈人招饮》），让诗人深切感受到人情的温暖。生当乱世，朋友动辄远别，引起高启的无限忧愁和刻骨相思，“送客年年多，愁人日日波”（《送易从事祖饮南渚》），“涉世悠悠梦，怀人的的思”（《春日怀诸亲旧》）。诗人心系亲友，盼望重逢，《喜逢董卿》、《冬至夜喜逢徐七》、《客舍喜侄庸至》等诗篇，题目直接用“喜”字，表明诗人见到亲友的心情是多么欣喜。高启对待朋友不是利益利用，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关爱。《明诗纪事·杨基条》记载：高启听说杨基在被谪途中去世，悲痛欲绝，到杨家大哭。杨基家人告知真相，原来是讹传，虚惊一场。杨基《白门答高二聘君》写的就是此事，诗云：“道路传我死，可信子尚疑。日暮过我庐，为我涕交颐……方子梦我初，正我念子时……”［4］P171可见二人情谊之深挚。
三
人生的不同归宿都是某种选择的必然结果，伴随选择而显现出各人对生命的理解，区分出生命境界的高下。选择虽由环境触发，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高启在众多机会面前选择了守护美的家园，选择了同摧残美、践踏美的丑恶势力作斗争，从而凸显了生命的厚重、高洁和美丽。
高启曾经想过建功立业，其《送倪雅序》一文云：“余少未尝事龊龊，负气好辩，必欲屈座人……自是每见，必挟史以评人物成败之是非，按图以考山川形势之险易；或命酒对酌，歌呼淋漓；意气慨然，自谓功名可致不难也。”可见高启并不甘心默默无闻，也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博览群史，考察地形，在才智和谋略方面为猎取功名作了充分准备。但个人功名的建立是以牺牲千万无辜生命为代价的，“功名竟何成，杀人遍乾坤”（《过奉口战场》）。这种依赖摧残生命、扭曲人性而赢得的功名不是诗人想要的，他也无法忍受人类互相残杀的恶行，“人生有同气，胡忍自戕伤？”（《浦江郑氏义门》）高启对封建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涂炭生灵的残暴行径充满愤怒，“厚赋山泽空，亟战原野殷”（《读史》），不愿意助纣为虐，徒增百姓痛苦。所以，元末高启断然拒绝了张士诚淮吴政权的拉拢，隐居田野，“我非适世材，学圃乃所宜”（《东园种蔬》），显示了诗人对生命美的呵护和捍卫。
明洪武二年（1369），高启被征赴南京，参与编修《元史》。高启对朱明王朝没有好感，故对这次带有强迫性的征召心怀抵触。“承诏趋严驾，晨当赴京师”（《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可见他被征上路，是多么匆遽勉强。在京期间，高启急切想回到故土，云：“羯来京师每晨出，强逐车马朝天阍。……书生只解弄口颊，无力可报朝廷恩。不如早上乞身疏，一蓑归钓江南村。”（《京师苦寒》）高启不愿呆在京师，究其原因，大概有二：
一是朱元璋对人情美的摧残。朱元璋攻克苏州，张士诚自缢身亡，手下官职显赫如饶介、蔡彦文者皆被处死。其余则遣送至荒芜的外地州县，加以编籍看管。［5］P366高启的兄弟和好友杨基等人都被贬谪到穷山恶水之乡，生死未卜。故旧的厄运让诗人感到震惊，他对朱氏造成的“十有八九死”（《门有车马客行》）的凋零局面十分愤慨。《哭临川公》（临川公即饶介）诗云：“竟成黄犬叹，莫逐白云期。”表面上为饶介没有识时身退而感到惋惜，实际是对如秦二世胡亥一样嗜杀成性的朱元璋罪行的揭露和控诉。朱元璋是个残暴的君主，他与臣子之间没有人情可言，所谓“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6］P530。君主无情，故旧有情，《吴中亲旧远寄新酒》一诗云：“双壶远寄碧香新，酒内情多易醉人。上国岂无千日酿？独怜此是故乡春。”对亲朋间浓浓人情美的深切缅怀，使得诗人对眼前强权政治和高压统治充满厌恶和不满。
二是朱元璋对艺术美的剿灭。朱元璋崇实尚简，说：“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7］P100将此种思路移之文章，就是他告诫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所训的：“古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躁。”［8］P30朱元璋认为文章寫得明白易懂就行了，无须讲求艺术美。而且，朱元璋要求臣子勤恳于政事，特别厌恶文学之士，反对他们“精文学，他务不作，日未暮而寝，日已高而起，食毕诵书数行而即悠悠然”［9］P1223-1。这样的环境，对把诗歌作为生命一部分的高启来讲，犹如樊笼一般。虽然朱元璋对高启相当优渥，先提升他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擢他为户部侍郎，但“拙宦危机远，工吟癖性加”（《京师寓廨》），这种发自内心深处对艺术不可抑制的渴念迫使他不顾生命安危，于洪武三年（1370）力辞官职，归隐故土，由此得罪朱元璋，埋下祸根。
洪武七年（1374），苏州知府魏观因浚河道、修府治被诛杀，高启受到牵连，一并弃世，原因是传闻他作的《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字样，触怒了朱元璋。且不论传闻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高启是死于对艺术之美的执著。《上梁文》今不传，倒是《郡治上梁》一诗尚存，云：“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此诗激情似火，气势昂扬，文采飘逸，显示了诗人杰出的艺术才华。高启公然违背君主的训令，焉能不令朱元璋暴跳如雷？所以，“魏观案”，论祸首当是魏观，然而高启却被处以腰斩——刑戮中最残酷的一种。而且事后朱元璋“悟观冤，诏以礼葬，（青丘）未昭雪，其冤已可见”［2］P1034。新仇加旧恨，朱元璋终于找准机会，残忍地杀害诗人，泄了私怨。
高启的不幸，还在于他遭遇的是一场本来似乎可以避免的灾祸。杨循吉《吴中故语》云：“初启以侍郎引归，夜宿龙湾，梦父书其掌作一‘魏’字，云：‘慎与相见。’启由是避匿甫里，绝不入城。”［2］P1021但对艺术之美和人情之美的渴求使得诗人终于不计安危，献出了生命。魏观欣赏高启的文学才华，经常出示自作诗集，与之探讨诗艺，还请高启为自己母亲写了墓志铭——《魏夫人宋氏墓志铭》。诗吟癖性难禁，朋友深情难违，高启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禁写下了热情洋溢的《上梁文》，没想到竟招来杀身之祸。
在被解押赴京的途中，众人汹惧丧魄，高启“独不乱”，“吟哦不绝”：“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盍倩长江鉴此心。”［2］P997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启仍然唱着那美丽的歌谣，在这悠扬的吟唱声中跳跃着一颗千古不朽的爱美之心，日月为之增辉，天地为之生色，人类历史为之壮丽辉煌。
逝者往矣。中国古代从来不乏美的追求者和捍卫者，如屈原在流亡中“佩带”香草，嵇康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李煜在囚牢里谱写词曲，等等。高启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美的爱恋者和殉情者，这些灵魂的歌唱者，在身体倒下的瞬间，精神却站立了起来，化作一座座丰碑，遥指人类那充满希望的美的浩野。
参考文献：
［1］顾起纶.国雅品［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徐澄宇，沈北宗.高青丘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王世贞.艺苑卮言［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明太祖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6］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7］刘辰.国初事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朱元璋.明太祖文集［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关键词： 高启 美 生命悲剧 美学意义
高启（1336—1374），字季迪，是元明之际世所公认的诗坛领袖，“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１］P1090，开启明一代诗歌新风，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高启诗歌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美，如前人所评：“山龙华虫，如其贵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壶，如其清也；夏姬、王嫱，如其丽也；田文、赵胜，如其豪也；鸣鹤翔云，如其逸也。”［2］P994真是美不胜收。这一美的特征的形成源自诗人内心强烈的美的意识。高启的一生是迷恋美、歌颂美、捍卫美的一生，对生命之美、自然之美、人情之美、艺术之美的坚守和吟唱，构成了他人生的核心主题。高启短暂的生命旅程闪耀着人类追求美的理想光辉，本文对高启生命悲剧的美学意义进行了探讨。
一
高启，为“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的代表人物，禀资聪颖、才华横溢，同时又率真旷达、傲岸不桀，具有不滞于物而超迈前贤的独特的生命情致。他能够踏上美的旅程，是其生活环境及个性追求联合促成的。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南人地位低下，位居四等之末，即使出仕做官，也只是末职卑位。由于仕途失去了诱惑，因此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文人隐逸之风盛行，传统思想对读书人身心的紧箍与摧残得到了缓解，读书的功利性逐渐退化，转而成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消遣方式。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以为式。”［3］P1040可见，受统治政策影响，长期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人们读书，更多是出于对文艺的热爱。
高启生长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氛围中，从小自然不必在传统科举考试的训练程序中背诵儒家经典，也不必在枯燥的理学教条中饱受嚼蜡之苦。“嗟余少本好剑舞，学书晚方从父兄”（《草书歌赠张宣》），诗人在童年完全按孩子的天性自然成长，家庭对他没有管束，任其自由发展。高启祖辈务农，勤劳而致富，“有田百余亩”［2］P995，他们似乎没想过把高启培养成读书人，而是让他帮助家里干农活，“我本东皋民，少年习耕锄”《京师尝吴粳》），这为高启亲近大自然、领略自然美提供了机会。虽然读书没用，但高启却聪颖好学，悟性极高，家里也有一些书籍，这些书籍显示出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美的世界，紧紧攫取了少年高启的心，引导他步入了艺术的殿堂。吕勉《槎轩集本传》（以下简称《吕传》）云：“（高启）性警敏，书一目即成诵，久而不忘，尤粹群史，嗜为诗。”［2］P995高启的学习并无老师指导，全凭个人兴趣爱好，自学成才。张适《哀辞序》记载他未冠时就编选一本《仿古》集，凡“诗人之优柔、骚人之凄清、汉魏之古雅、晋唐之和醇新逸”，分门别类，“日咀咏之”［2］P1030。高启早年致力于诗歌，不带有功利目的，纯粹出于对诗歌艺术浓烈深挚的痴迷。反过来，诗歌又陶冶了他的性情，净化了他的心灵，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给了他一双发现美、寻求美的眼睛。
高启父母早亡，这件事对他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死亡从此盘踞在诗人心里，成了无法挥去的阴影。《蒿里歌》云：“古原闭愁冤，荒草不得春。一作泉下客，长违室中亲。昔兴每待旦，今卧焉知晨？敛衣已成灰，含贝仍作尘。家门谅不远，欲归竟何因？平生所爱物，娱玩由他人。哀哉此里中，同逝壮老均！”死亡是可怕的，堆积如山的财富、千古流传的令名、亲朋好友的深情都无法驱除它所带来的虚无和恐惧。每个生命都将走向死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必然结局。诗人感到独处宇宙的孤独和悲哀，叹息道：“人生处世，能几何哉？日东月西，百龄易终。”（《短歌行》）另一方面，死亡反衬了生的美。“达人贵自然，外物等秋草。顾此七尺躯，即为黄金宝”（《寓感》之十七）。生命是无比珍贵的，在它的面前，功名利禄真如过眼烟云，“世间富贵皆空虚”（《送吕山人入道》）。高启推己及人，对别人的生命也充满了尊重，这使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受物质利益驱动，而始终以真情对待他人，“人生四海中，相见皆友与”（《天界赏月》）。同时，亲友的关心让诗人在孤独的生活中深深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和美好，“艰难我何托，所托在友朋”（《送客之海上得诚字》）。生命的美不是体现在冰冷宝石虚幻的光芒之中，而是体现在像陈年美酒一样温暖人心、令人陶醉的人情之中。
二
高启躬耕田园，周围的景物无不让诗人感到意趣横生。家常菜蔬，像韭菜、茄子等在诗人眼里竟是那样秀丽喜人。韭菜是“芽抽冒余湿，掩冉烟中缕。几夜故人来，寻畦剪春雨”（《韭》），茄子是“夏雨早丛底，垂垂紫实圆。为询轩冕客，谁植郡斋前”（《茄》）。韭如春雨，茄实紫圆，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却具有如此美的情韵，倘若没有美的心灵，是断乎发现不了的。不仅菜蔬，花草鸟兽同样吸引着诗人。其诗集中的《新荷》、《芙蓉》、《蟹》等都是吟咏寻常所见的自然景物，表现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无限热爱。高启故乡苏州自古乃繁华名城、山水胜地，元末经济的兴盛更增添了它的富庶艳丽。诗人在《吴趋行》中夸赞道：“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飞观被山起，游舰沸川横。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旧阀凡几家，奕代产才英。遭时各建事，徇义或腾声。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兹邦信多美，粗举难备称。愿君听此曲，此曲匪夸盈。”叙不完的古今盛事，道不尽的风流瑰丽。家乡的湖光山色、名胜古刹、春花秋雁、明月清风，无不令他心醉神迷。高启集中有一组诗《姑苏杂咏》，共123首，专门吟咏吴地山水古迹，充满了浓郁的南国气息，令人心怡神往。诗人尽情徜徉在自然山水、人文景觀之中，享受造化赐予生命的无穷乐趣，真是“醉拍铜斗歌呜呜，此乐除却江南无”（《刘松年画》）。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无穷魅力时刻牵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诗人无限的情思，化作篇篇美丽的辞章。
倘若说自然之美是造化的恩赐，那么艺术之美则是高启毕生的追求。高启迷恋诗歌，刻苦钻研，很早就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吕传》云：“（启）嗜为诗，出语无尘俗气，清新俊逸，若天授之然者。年十六，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之分守吴中，……闻先生名，使使召之再，先生强而后往。座上皆巨儒硕卿，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实试之也。……侍立少顷，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尊，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以其含蓄深远，非稚作可及，延之上座，特为书于图。诸老为之掣肘，自是名重缙绅间，纵前辈靡弗畏之。”［2］P995在诗名远扬之后，高启没有丝毫松懈，而是更加精益求精。“逾弱冠，日课诗五首，久而恐不精，日二首，后一首，皆工致沉著，不经人道语，然有以当乎人心，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2］P995。可以看出，高启是全副身心沉浸到诗歌创作中去，从不滥施才情，于诗尽心竭力，一生仅得诗两千余首。高启一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终日苦吟”，遂成“诗淫”。一首超妙俊迈而诙谐自负的《青丘子歌》具体描绘了他“苦吟”的情形：“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斲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创作之乐妙不可言，艺术之美无与伦比。心神挣脱世俗圈套，驰骋于天地万物之间，畅游于宇宙浩渺之中，超越时空，物我两忘。诗歌将高启引向了生命的最高境界，惟有在诗歌创作中，高启才能摆脱“百年奄忽尽”所带来的忧虑、迷惘和恐惧，让生命在永恒中自由翱翔。
高启在追求艺术之美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浓郁的人情之美。凭着杰出的才情和高雅的气质，高启拥有众多追随者，上自达官贵人、高士俊杰、富豪巨贾，下至农、樵、渔、医，都乐意与他交往。他们或馈一壶酒（《谢周四秀才送酒》），或赠一条被（《谢友人惠兜罗被歌》），或送十万钱（《次韵倪云林见寄二首》），或邀一杯饮（《赴朱七丈人招饮》），让诗人深切感受到人情的温暖。生当乱世，朋友动辄远别，引起高启的无限忧愁和刻骨相思，“送客年年多，愁人日日波”（《送易从事祖饮南渚》），“涉世悠悠梦，怀人的的思”（《春日怀诸亲旧》）。诗人心系亲友，盼望重逢，《喜逢董卿》、《冬至夜喜逢徐七》、《客舍喜侄庸至》等诗篇，题目直接用“喜”字，表明诗人见到亲友的心情是多么欣喜。高启对待朋友不是利益利用，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关爱。《明诗纪事·杨基条》记载：高启听说杨基在被谪途中去世，悲痛欲绝，到杨家大哭。杨基家人告知真相，原来是讹传，虚惊一场。杨基《白门答高二聘君》写的就是此事，诗云：“道路传我死，可信子尚疑。日暮过我庐，为我涕交颐……方子梦我初，正我念子时……”［4］P171可见二人情谊之深挚。
三
人生的不同归宿都是某种选择的必然结果，伴随选择而显现出各人对生命的理解，区分出生命境界的高下。选择虽由环境触发，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高启在众多机会面前选择了守护美的家园，选择了同摧残美、践踏美的丑恶势力作斗争，从而凸显了生命的厚重、高洁和美丽。
高启曾经想过建功立业，其《送倪雅序》一文云：“余少未尝事龊龊，负气好辩，必欲屈座人……自是每见，必挟史以评人物成败之是非，按图以考山川形势之险易；或命酒对酌，歌呼淋漓；意气慨然，自谓功名可致不难也。”可见高启并不甘心默默无闻，也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博览群史，考察地形，在才智和谋略方面为猎取功名作了充分准备。但个人功名的建立是以牺牲千万无辜生命为代价的，“功名竟何成，杀人遍乾坤”（《过奉口战场》）。这种依赖摧残生命、扭曲人性而赢得的功名不是诗人想要的，他也无法忍受人类互相残杀的恶行，“人生有同气，胡忍自戕伤？”（《浦江郑氏义门》）高启对封建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涂炭生灵的残暴行径充满愤怒，“厚赋山泽空，亟战原野殷”（《读史》），不愿意助纣为虐，徒增百姓痛苦。所以，元末高启断然拒绝了张士诚淮吴政权的拉拢，隐居田野，“我非适世材，学圃乃所宜”（《东园种蔬》），显示了诗人对生命美的呵护和捍卫。
明洪武二年（1369），高启被征赴南京，参与编修《元史》。高启对朱明王朝没有好感，故对这次带有强迫性的征召心怀抵触。“承诏趋严驾，晨当赴京师”（《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可见他被征上路，是多么匆遽勉强。在京期间，高启急切想回到故土，云：“羯来京师每晨出，强逐车马朝天阍。……书生只解弄口颊，无力可报朝廷恩。不如早上乞身疏，一蓑归钓江南村。”（《京师苦寒》）高启不愿呆在京师，究其原因，大概有二：
一是朱元璋对人情美的摧残。朱元璋攻克苏州，张士诚自缢身亡，手下官职显赫如饶介、蔡彦文者皆被处死。其余则遣送至荒芜的外地州县，加以编籍看管。［5］P366高启的兄弟和好友杨基等人都被贬谪到穷山恶水之乡，生死未卜。故旧的厄运让诗人感到震惊，他对朱氏造成的“十有八九死”（《门有车马客行》）的凋零局面十分愤慨。《哭临川公》（临川公即饶介）诗云：“竟成黄犬叹，莫逐白云期。”表面上为饶介没有识时身退而感到惋惜，实际是对如秦二世胡亥一样嗜杀成性的朱元璋罪行的揭露和控诉。朱元璋是个残暴的君主，他与臣子之间没有人情可言，所谓“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6］P530。君主无情，故旧有情，《吴中亲旧远寄新酒》一诗云：“双壶远寄碧香新，酒内情多易醉人。上国岂无千日酿？独怜此是故乡春。”对亲朋间浓浓人情美的深切缅怀，使得诗人对眼前强权政治和高压统治充满厌恶和不满。
二是朱元璋对艺术美的剿灭。朱元璋崇实尚简，说：“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7］P100将此种思路移之文章，就是他告诫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所训的：“古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躁。”［8］P30朱元璋认为文章寫得明白易懂就行了，无须讲求艺术美。而且，朱元璋要求臣子勤恳于政事，特别厌恶文学之士，反对他们“精文学，他务不作，日未暮而寝，日已高而起，食毕诵书数行而即悠悠然”［9］P1223-1。这样的环境，对把诗歌作为生命一部分的高启来讲，犹如樊笼一般。虽然朱元璋对高启相当优渥，先提升他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擢他为户部侍郎，但“拙宦危机远，工吟癖性加”（《京师寓廨》），这种发自内心深处对艺术不可抑制的渴念迫使他不顾生命安危，于洪武三年（1370）力辞官职，归隐故土，由此得罪朱元璋，埋下祸根。
洪武七年（1374），苏州知府魏观因浚河道、修府治被诛杀，高启受到牵连，一并弃世，原因是传闻他作的《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字样，触怒了朱元璋。且不论传闻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高启是死于对艺术之美的执著。《上梁文》今不传，倒是《郡治上梁》一诗尚存，云：“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此诗激情似火，气势昂扬，文采飘逸，显示了诗人杰出的艺术才华。高启公然违背君主的训令，焉能不令朱元璋暴跳如雷？所以，“魏观案”，论祸首当是魏观，然而高启却被处以腰斩——刑戮中最残酷的一种。而且事后朱元璋“悟观冤，诏以礼葬，（青丘）未昭雪，其冤已可见”［2］P1034。新仇加旧恨，朱元璋终于找准机会，残忍地杀害诗人，泄了私怨。
高启的不幸，还在于他遭遇的是一场本来似乎可以避免的灾祸。杨循吉《吴中故语》云：“初启以侍郎引归，夜宿龙湾，梦父书其掌作一‘魏’字，云：‘慎与相见。’启由是避匿甫里，绝不入城。”［2］P1021但对艺术之美和人情之美的渴求使得诗人终于不计安危，献出了生命。魏观欣赏高启的文学才华，经常出示自作诗集，与之探讨诗艺，还请高启为自己母亲写了墓志铭——《魏夫人宋氏墓志铭》。诗吟癖性难禁，朋友深情难违，高启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禁写下了热情洋溢的《上梁文》，没想到竟招来杀身之祸。
在被解押赴京的途中，众人汹惧丧魄，高启“独不乱”，“吟哦不绝”：“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盍倩长江鉴此心。”［2］P997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启仍然唱着那美丽的歌谣，在这悠扬的吟唱声中跳跃着一颗千古不朽的爱美之心，日月为之增辉，天地为之生色，人类历史为之壮丽辉煌。
逝者往矣。中国古代从来不乏美的追求者和捍卫者，如屈原在流亡中“佩带”香草，嵇康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李煜在囚牢里谱写词曲，等等。高启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美的爱恋者和殉情者，这些灵魂的歌唱者，在身体倒下的瞬间，精神却站立了起来，化作一座座丰碑，遥指人类那充满希望的美的浩野。
参考文献：
［1］顾起纶.国雅品［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徐澄宇，沈北宗.高青丘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王世贞.艺苑卮言［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明太祖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6］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7］刘辰.国初事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朱元璋.明太祖文集［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