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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欢送3250人的中央讲师团，发表了《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的讲话。
当年的中央讲师团成员、现任中国爱乐乐团副团长的刘军记得当时的场面，“既宏伟又有朝气”。
至今许多人仍对下面的一幕津津乐道。
胡耀邦讲完话后，有人向主席台递了纸条。主持会议的副总理李鹏笑了笑，没说话。一会儿又递上来个纸条。于是李鹏拿着纸条去找胡耀邦。纸条的内容是，能否提高讲师团的待遇，每天补助一点钱。
“胡耀邦也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当时就站起来说，中央派你们作为讲师团出去，就应该给你们讲师团的待遇。”刘军兴奋地模仿了一下他向前挥舞手臂的动作，“应该”两个字被咬得很重。
整个人民大会堂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有人跺着脚喊胡耀邦的名字，持续3分钟以上。
“一年给我补助了600多块。我当时月工资是70多。”刘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鹏亲任教委主任
从1985年中央决定派出第一批中央讲师团起，至1988年最后一批结束，这4年是时任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副司长的金长泽一生里最忙碌的时光。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决定指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一星期之后，由胡耀邦亲自挂帅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1985年6月，为了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改革，原教育部升级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时任副总理的李鹏亲自兼任主任，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任副主任。李鹏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说明中说：“实践证明，教育部很难起到统筹安排教育工作全局的作用。”
“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为了一个综合部门，里面有财政部、人事部好几个部的领导在，副总理直接管。等于是各部委合力支持教育，可见中央对教育之重视。”金长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教育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基础教育。而当时中小学的师资情况令人堪忧。“小学教师的合格学历是中师毕业，初中教师应是师专毕业，高中教师应是本科毕业。当时，全国三级教师的合格学历比率分别只有55%、25%和40%。”金长泽说，为了配合记者采访，他事先查了当年的文件，把一些数据记在了小本子上。
根据教育体制改革方案，中央决定从党政机关抽调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干部，参加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
很快，6月，各个部委和各省教育委员会收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名下发的关于成立中央讲师团的通知。
9月25日，中央机关讲师团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央讲师团办公室）成立，作为教育部的一个常设机构，由师范司代管。金长泽任主任。
“又一次上山下乡”
中央讲师团从6月份开始报名，实行“自愿报名、组织审批、领导批准”的方式。但由于讲师团对成员有一定要求，所以很多时候，是组织上有指向性人选，再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年50岁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武炳统是自愿报名参加的讲师团。他是建国不久即入党的老革命，所以立刻响应了党的号召。
27岁的刘军刚刚被提拔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所属的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副团长，是艺术团里最年轻的副团长。他记得，大概在6月底7月初，他和同事被艺术团团长王力叶叫到广播剧场贵宾室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还有个演出，会不会耽搁了。”刘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还有就是不知道我去了能干吗，专业是否对口。”尽管有些顾虑，他还是很快答应下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这么顺利。
许多人认为，中央讲师团是为精简机构的又一次上山下乡，回城困难，也有人怕条件艰苦，或觉得自己不胜任，顾虑重重。
“教育系统内部也有看法。这些人又不懂教育，能行吗？没当过老师，还培训老师。一直有争论。”金长泽说。
金长泽每天忙于给各单位分配指标、指派去向。据他介绍，哪个部委在地方上有联系点，就尽量派到相应的地方，也能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因此，航天部被派到了甘肃，农牧渔业部和煤炭工业部被派到了黑龙江。
那一阵，金长泽的办公室从早到晚都是来解释情况谈条件的人，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二三十拨。
最终的报名情况是，20个单位超额，30多个单位完成，还有十几个单位没完成。共组成22个讲师团，最大的团是四川团，300余人，最小的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团，仅40人。
中国广播艺术团报名人员共78人，都被编进了安徽团。“安徽团比较特别，都是中直机关的干部，包括全国总公会、全国妇联、《人民日报》、中央办公厅和广播电视部等单位。”如今77岁高龄的武炳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安徽团一共有近200人，是比较大的团之一。由于中国广播艺术团所占的人数最多，武炳统被任命为团长。副团长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副局长田鹤年和全国总工会的张文生。两个秘书，一个是中宣部教育处的副处长马尔强，一个是《工人日报》的记者张凡，分别负责内外勤。
安徽团又分为8个分团。刘军和广播艺术团下属的民乐团拉二胡的丁洪根、合唱团的刘玉芳，以及广播电视部的周凤英、中纪委的徐立，被编在了一个分团，派往安徽淮南师范学院。
“学生们眼睛都亮了”
出发前，刘军做了许多功课。
他在地图上查到淮南的具体位置，得知那里是煤城，在收拾衣物时就少带了白衬衫。他又跑了三趟书店，买回来大概一二十本书，多是关于基本乐理的。他仍然困惑他到底能做什么，但想必基本乐理是要用的。单位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比砖头还大的录音机，他又挑了些磁带，包括《梁祝》《黄河》《红旗颂》《二泉映月》等，并用团里装乐器的大木头箱子装上了巴松。巴松是他的专业。
1985年8月25日，十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蚌埠。
刘军看着下午一两点仍灰蒙蒙的天，激动的心情减去大半。火车站里一个小孩，从脏水里捡起胡萝卜，在衣服上蹭蹭，就吃了起来。
他们受到了地方高规格的接待。淮南市教育局副局长带领学校校长、教育处处长来接站。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和教育局局长则亲自在学校门口等候，陪同安置宿舍，参观学校。
宿舍离教学区不远，不到20平米，简单布置了床铺和桌椅。学校看起来干净整洁。
“我觉得意外的是，学校竟然还有一架钢琴。”刘军坐上去就叮叮咚咚弹了起来。校长说，刘老师，你教钢琴吧。
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刘军让学生欣赏音乐《快乐的农夫》。他让学生在琴声中想象一幅画：小牧童骑着牛，在宽广的田野里，看着远远的夕阳。
“学生们眼睛都亮了，那种表情，是迫切地期待你讲的下句。”刘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这给我了一个反馈，他们太缺少音乐的启发。”
朴实的学生们不知道老师手上的巴松是什么，于是叫它“大烟管”“呼噜噜噜”。
有时候，晚上过了规定的熄灯就寝时间，刘军也会在琴房教课。有几次受到校保卫处的委婉警告。“我带着学生正练琴呢，保卫处的人梆梆梆敲门进来，对我很客气，‘刘老师，没问题您尽管练’，然后对学生使眼色。”刘军笑道。
“实在太寂寞了”
很快到了这一年的教师节。刘军去上课时，课桌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礼物，讲台下埋藏着察颜观色的眼睛；回宿舍，三五个学生羞涩地敲门，要送他礼物。有写给他的小诗、特意买的工艺品，也有自己手工做的饰品，让刘军生出十二分的惊喜和满足感。
但教师节过后，分团的几个人开始反思，一致决定，一是不能违反校规，二是不要跟本校老师差距太大。“否则我们过分热情，把别人晾一边了。”
1985年年底时，他们这个分团因工作投入，受到多方赞扬。武炳统建议他们组成一个巡回短训班，内容包括交响乐欣赏、民乐欣赏等。武炳统也加入他们的队伍，讲授如何作曲。来参加短训的除了中小学音乐教师，还包括机关企业的文艺骨干等。
巡回短训时，正是南方的冬天，透骨地冷。淮南师范学院音乐组一位教手风琴的女老师体恤他们，从家里拿来手套给他们。后来这位女教师成了刘军的妻子。
刘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讲师团里多是年轻干部，出发前，团长千叮咛万嘱咐，让大家下去不要谈恋爱，怕影响不好，所以他和手风琴女教师知道困难重重，都很克制，直到讲师团工作结束后，两人才开始确定关系。
在讲师团，男女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1986届中央讲师团成员、原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李剑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所在的湖南团，由于前一届成员生活作风出现问题，以至于他到了湖南溆浦县的教师进修学校后，几乎没人和他说话。
但他自己下去后，很快就理解了犯错误的前任。因为，“实在是太寂寞了”。他说:“下去一年，极端的枯燥无聊。一年下来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忍耐枯燥而不出问题。”据他所知，他是湖南团中唯一一个被当地评选为最佳教师，且离开时当地开欢送会的。
作为团长，武炳统的工作主要是教育调研，常常要跟分团开会，了解下面的师资情况，布置任务，每周还要写一份简报上报，还需要经常下去慰问讲师团成员。
他去的最艰苦的地方，是大别山区的将军县——六安县。在六安支教的，是广电部的行政管理局。
“下雪封山后，整个大别山区进不去。封山前家家户户准备一批土豆过冬，穷得叮当响。1985年我去六安，女孩连生存权都没有，有的生下来就被扔了，别说受教育了。”武炳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根据我当时看的资料，印度的教育水平都比我们高得多。”
相比六安，淮南师范学院无论是师资还是生活环境，算很好了。分团5个人，二男三女，其中一个女同志会做饭，每到周末就用宿舍的小电炉炖肘子给大家吃。
在合肥团总部的武炳统、田鹤年就没这么幸运了。武炳统记得，冬天合肥大街上的烤白薯特别诱人，他和田一人买了一个，怕被熟人看到，偷偷在树林里吃。
那一年，田鹤年迷上了邓丽君，马尔强迷上了跳交谊舞。冬天的晚上，哪儿也去不了，田鹤年在屋子里唱歌抒情，或者与马尔强搭档跳交谊舞，武炳统从旁指导。
“这就是仅存的娱乐了。”武炳统笑道。
讲师团结束
1986年8月，胡耀邦以一篇《再同年轻知识分子谈成长道路问题》的演讲，在人民大会堂迎来了归来的1985届讲师团，又送走了1986届讲师团。
刘军获得中央讲师团安徽团先进个人奖，他所在的组被授予先进小组奖。
1986年，一些省市也开始组织讲师团。分配到中央及省级党政机关的万名大学毕业生，多被要求参加讲师团，作为见习期的工作。这一年，讲师团达到18000人。
讲师团的规模和影响都日益扩大。但是问题和争议仍然存在。
“有些困难的地方感觉是负担，不认为是你帮助我。讲师团成员里也有些人自高自大，自恃中央来的，看不上人家。”金长泽解释说。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2月，李鹏在中央讲师团第52期《情况反映》上批示：“紫阳同志对讲师团的工作有一重要批示，大意是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支持这件工作。这几年我们有些大学生和研究生未经实践锻炼和考验就进入国家机关，很需要补这一课，讲师团是形式之一，今年讲师团怎么办，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尽管讲师团的工作仍在继续，但1987届、1988届讲师团的动员大会，规格远不如1986届和1985届。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教育部档案馆查到的资料，1989年，国家教委向各部委和各省下发了一份文件，标题为《停止选派一九八九届中央机关讲师团》，但此文件标注为“绝密”，迄今仍未解密。
历时4年多的中央讲师团就这样结束了。教育部的档案显示，从1985到1988年，中央和省市一共派出近50000人，一共参与培训中小学教师40万，职业技术人员15万，中学生15万，各类长短培训班1600余个。举行专业技术讲座，150万人次参加。
中央讲师团的成员在后来的工作中，大多得到组织上的重用。如，刘军1994年担任了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团长，马尔强回京后调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处长，并兼任江泽民的秘书。
中央讲师团办公室副主任尚莒城总结道，讲师团成员的优势是知识面较宽，专业基础比较扎实，信息量大，不利的是缺少教学经验。因此，他认为，办培训班是一种很适合讲师团的办学形式，这样，既能加快师资培训，又能扬长避短。
金长泽认为，即使现在看来，中央讲师团也有其重要意义。“它一方面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了解，帮助落后地区增强师资，传播了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也有很大帮助，不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而且他们后来成长为领导干部以后，对落后地区的教育也会给予一定的倾斜和帮助。”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年的中央讲师团成员、现任中国爱乐乐团副团长的刘军记得当时的场面，“既宏伟又有朝气”。
至今许多人仍对下面的一幕津津乐道。
胡耀邦讲完话后，有人向主席台递了纸条。主持会议的副总理李鹏笑了笑，没说话。一会儿又递上来个纸条。于是李鹏拿着纸条去找胡耀邦。纸条的内容是，能否提高讲师团的待遇，每天补助一点钱。
“胡耀邦也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当时就站起来说，中央派你们作为讲师团出去，就应该给你们讲师团的待遇。”刘军兴奋地模仿了一下他向前挥舞手臂的动作，“应该”两个字被咬得很重。
整个人民大会堂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有人跺着脚喊胡耀邦的名字，持续3分钟以上。
“一年给我补助了600多块。我当时月工资是70多。”刘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鹏亲任教委主任
从1985年中央决定派出第一批中央讲师团起，至1988年最后一批结束，这4年是时任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副司长的金长泽一生里最忙碌的时光。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决定指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一星期之后，由胡耀邦亲自挂帅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1985年6月，为了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改革，原教育部升级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时任副总理的李鹏亲自兼任主任，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任副主任。李鹏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说明中说：“实践证明，教育部很难起到统筹安排教育工作全局的作用。”
“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为了一个综合部门，里面有财政部、人事部好几个部的领导在，副总理直接管。等于是各部委合力支持教育，可见中央对教育之重视。”金长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教育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基础教育。而当时中小学的师资情况令人堪忧。“小学教师的合格学历是中师毕业，初中教师应是师专毕业，高中教师应是本科毕业。当时，全国三级教师的合格学历比率分别只有55%、25%和40%。”金长泽说，为了配合记者采访，他事先查了当年的文件，把一些数据记在了小本子上。
根据教育体制改革方案，中央决定从党政机关抽调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干部，参加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
很快，6月，各个部委和各省教育委员会收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名下发的关于成立中央讲师团的通知。
9月25日，中央机关讲师团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央讲师团办公室）成立，作为教育部的一个常设机构，由师范司代管。金长泽任主任。
“又一次上山下乡”
中央讲师团从6月份开始报名，实行“自愿报名、组织审批、领导批准”的方式。但由于讲师团对成员有一定要求，所以很多时候，是组织上有指向性人选，再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年50岁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武炳统是自愿报名参加的讲师团。他是建国不久即入党的老革命，所以立刻响应了党的号召。
27岁的刘军刚刚被提拔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所属的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副团长，是艺术团里最年轻的副团长。他记得，大概在6月底7月初，他和同事被艺术团团长王力叶叫到广播剧场贵宾室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还有个演出，会不会耽搁了。”刘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还有就是不知道我去了能干吗，专业是否对口。”尽管有些顾虑，他还是很快答应下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这么顺利。
许多人认为，中央讲师团是为精简机构的又一次上山下乡，回城困难，也有人怕条件艰苦，或觉得自己不胜任，顾虑重重。
“教育系统内部也有看法。这些人又不懂教育，能行吗？没当过老师，还培训老师。一直有争论。”金长泽说。
金长泽每天忙于给各单位分配指标、指派去向。据他介绍，哪个部委在地方上有联系点，就尽量派到相应的地方，也能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因此，航天部被派到了甘肃，农牧渔业部和煤炭工业部被派到了黑龙江。
那一阵，金长泽的办公室从早到晚都是来解释情况谈条件的人，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二三十拨。
最终的报名情况是，20个单位超额，30多个单位完成，还有十几个单位没完成。共组成22个讲师团，最大的团是四川团，300余人，最小的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团，仅40人。
中国广播艺术团报名人员共78人，都被编进了安徽团。“安徽团比较特别，都是中直机关的干部，包括全国总公会、全国妇联、《人民日报》、中央办公厅和广播电视部等单位。”如今77岁高龄的武炳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安徽团一共有近200人，是比较大的团之一。由于中国广播艺术团所占的人数最多，武炳统被任命为团长。副团长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副局长田鹤年和全国总工会的张文生。两个秘书，一个是中宣部教育处的副处长马尔强，一个是《工人日报》的记者张凡，分别负责内外勤。
安徽团又分为8个分团。刘军和广播艺术团下属的民乐团拉二胡的丁洪根、合唱团的刘玉芳，以及广播电视部的周凤英、中纪委的徐立，被编在了一个分团，派往安徽淮南师范学院。
“学生们眼睛都亮了”
出发前，刘军做了许多功课。
他在地图上查到淮南的具体位置，得知那里是煤城，在收拾衣物时就少带了白衬衫。他又跑了三趟书店，买回来大概一二十本书，多是关于基本乐理的。他仍然困惑他到底能做什么，但想必基本乐理是要用的。单位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比砖头还大的录音机，他又挑了些磁带，包括《梁祝》《黄河》《红旗颂》《二泉映月》等，并用团里装乐器的大木头箱子装上了巴松。巴松是他的专业。
1985年8月25日，十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蚌埠。
刘军看着下午一两点仍灰蒙蒙的天，激动的心情减去大半。火车站里一个小孩，从脏水里捡起胡萝卜，在衣服上蹭蹭，就吃了起来。
他们受到了地方高规格的接待。淮南市教育局副局长带领学校校长、教育处处长来接站。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和教育局局长则亲自在学校门口等候，陪同安置宿舍，参观学校。
宿舍离教学区不远，不到20平米，简单布置了床铺和桌椅。学校看起来干净整洁。
“我觉得意外的是，学校竟然还有一架钢琴。”刘军坐上去就叮叮咚咚弹了起来。校长说，刘老师，你教钢琴吧。
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刘军让学生欣赏音乐《快乐的农夫》。他让学生在琴声中想象一幅画：小牧童骑着牛，在宽广的田野里，看着远远的夕阳。
“学生们眼睛都亮了，那种表情，是迫切地期待你讲的下句。”刘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这给我了一个反馈，他们太缺少音乐的启发。”
朴实的学生们不知道老师手上的巴松是什么，于是叫它“大烟管”“呼噜噜噜”。
有时候，晚上过了规定的熄灯就寝时间，刘军也会在琴房教课。有几次受到校保卫处的委婉警告。“我带着学生正练琴呢，保卫处的人梆梆梆敲门进来，对我很客气，‘刘老师，没问题您尽管练’，然后对学生使眼色。”刘军笑道。
“实在太寂寞了”
很快到了这一年的教师节。刘军去上课时，课桌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礼物，讲台下埋藏着察颜观色的眼睛；回宿舍，三五个学生羞涩地敲门，要送他礼物。有写给他的小诗、特意买的工艺品，也有自己手工做的饰品，让刘军生出十二分的惊喜和满足感。
但教师节过后，分团的几个人开始反思，一致决定，一是不能违反校规，二是不要跟本校老师差距太大。“否则我们过分热情，把别人晾一边了。”
1985年年底时，他们这个分团因工作投入，受到多方赞扬。武炳统建议他们组成一个巡回短训班，内容包括交响乐欣赏、民乐欣赏等。武炳统也加入他们的队伍，讲授如何作曲。来参加短训的除了中小学音乐教师，还包括机关企业的文艺骨干等。
巡回短训时，正是南方的冬天，透骨地冷。淮南师范学院音乐组一位教手风琴的女老师体恤他们，从家里拿来手套给他们。后来这位女教师成了刘军的妻子。
刘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讲师团里多是年轻干部，出发前，团长千叮咛万嘱咐，让大家下去不要谈恋爱，怕影响不好，所以他和手风琴女教师知道困难重重，都很克制，直到讲师团工作结束后，两人才开始确定关系。
在讲师团，男女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1986届中央讲师团成员、原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李剑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所在的湖南团，由于前一届成员生活作风出现问题，以至于他到了湖南溆浦县的教师进修学校后，几乎没人和他说话。
但他自己下去后，很快就理解了犯错误的前任。因为，“实在是太寂寞了”。他说:“下去一年，极端的枯燥无聊。一年下来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忍耐枯燥而不出问题。”据他所知，他是湖南团中唯一一个被当地评选为最佳教师，且离开时当地开欢送会的。
作为团长，武炳统的工作主要是教育调研，常常要跟分团开会，了解下面的师资情况，布置任务，每周还要写一份简报上报，还需要经常下去慰问讲师团成员。
他去的最艰苦的地方，是大别山区的将军县——六安县。在六安支教的，是广电部的行政管理局。
“下雪封山后，整个大别山区进不去。封山前家家户户准备一批土豆过冬，穷得叮当响。1985年我去六安，女孩连生存权都没有，有的生下来就被扔了，别说受教育了。”武炳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根据我当时看的资料，印度的教育水平都比我们高得多。”
相比六安，淮南师范学院无论是师资还是生活环境，算很好了。分团5个人，二男三女，其中一个女同志会做饭，每到周末就用宿舍的小电炉炖肘子给大家吃。
在合肥团总部的武炳统、田鹤年就没这么幸运了。武炳统记得，冬天合肥大街上的烤白薯特别诱人，他和田一人买了一个，怕被熟人看到，偷偷在树林里吃。
那一年，田鹤年迷上了邓丽君，马尔强迷上了跳交谊舞。冬天的晚上，哪儿也去不了，田鹤年在屋子里唱歌抒情，或者与马尔强搭档跳交谊舞，武炳统从旁指导。
“这就是仅存的娱乐了。”武炳统笑道。
讲师团结束
1986年8月，胡耀邦以一篇《再同年轻知识分子谈成长道路问题》的演讲，在人民大会堂迎来了归来的1985届讲师团，又送走了1986届讲师团。
刘军获得中央讲师团安徽团先进个人奖，他所在的组被授予先进小组奖。
1986年，一些省市也开始组织讲师团。分配到中央及省级党政机关的万名大学毕业生，多被要求参加讲师团，作为见习期的工作。这一年，讲师团达到18000人。
讲师团的规模和影响都日益扩大。但是问题和争议仍然存在。
“有些困难的地方感觉是负担，不认为是你帮助我。讲师团成员里也有些人自高自大，自恃中央来的，看不上人家。”金长泽解释说。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2月，李鹏在中央讲师团第52期《情况反映》上批示：“紫阳同志对讲师团的工作有一重要批示，大意是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支持这件工作。这几年我们有些大学生和研究生未经实践锻炼和考验就进入国家机关，很需要补这一课，讲师团是形式之一，今年讲师团怎么办，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尽管讲师团的工作仍在继续，但1987届、1988届讲师团的动员大会，规格远不如1986届和1985届。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教育部档案馆查到的资料，1989年，国家教委向各部委和各省下发了一份文件，标题为《停止选派一九八九届中央机关讲师团》，但此文件标注为“绝密”，迄今仍未解密。
历时4年多的中央讲师团就这样结束了。教育部的档案显示，从1985到1988年，中央和省市一共派出近50000人，一共参与培训中小学教师40万，职业技术人员15万，中学生15万，各类长短培训班1600余个。举行专业技术讲座，150万人次参加。
中央讲师团的成员在后来的工作中，大多得到组织上的重用。如，刘军1994年担任了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团长，马尔强回京后调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处长，并兼任江泽民的秘书。
中央讲师团办公室副主任尚莒城总结道，讲师团成员的优势是知识面较宽，专业基础比较扎实，信息量大，不利的是缺少教学经验。因此，他认为，办培训班是一种很适合讲师团的办学形式，这样，既能加快师资培训，又能扬长避短。
金长泽认为，即使现在看来，中央讲师团也有其重要意义。“它一方面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了解，帮助落后地区增强师资，传播了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也有很大帮助，不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而且他们后来成长为领导干部以后，对落后地区的教育也会给予一定的倾斜和帮助。”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