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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多年前,原本庞大的照相机变得小巧,方便的赛璐璐胶片开始应用,普通人也能玩摄影了。
那时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就有不少业余的摄影者。美国人西德尼·甘博就是其中之一。其他摄影者,大多只关心建筑或者植物,但西德尼·甘博却在前后25年里,先后四次访华,走遍了十几个省份和无数的城镇村落,用4654张照片,记录下那个变革中的中国。
在杭州,摄影爱好者们有个约定
13岁那年,西德尼·甘博的父亲,送给儿子一台5×7大画幅相机。那是1903年,父亲并非是勉励儿子以后要成为摄影师,而是——相机,这种精密的机械产品,其实是父亲的个人爱好。3年前,他还送给儿子一个望远镜。
甘博很喜欢相机这种新奇的玩意,从初中到高中,他就摆弄着这台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闻名校园。
照片记录的,只有校园生活,未见更广阔的世界。但机会很快来临。甘博一高中毕业,父母就带上他和他的弟弟,前往日本、朝鲜以及中国旅游。
甘博的祖父,是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甘博的父亲,原本也在宝洁公司任职,但因为健康原因,他决定提前退休。那是1908年,恰好日本、朝鲜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来邀请,便有了甘博这次远东之行。
那时还是清朝。在杭州,一面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面则是城里的阿Q和村里的闰土,还过着几千年不变的生活。但是,当年的甘博见到了什么,现在不得而知——照片没有保存下来。
在杭州,摄影爱好者们聚到了一起。邀请甘博一家访华的传教士罗伯特·费奇爱好摄影,还有一位在四川成都教书的奈特教授过来,带来了他在四川拍摄的照片。年轻人对照片里的四川发生了兴趣,费奇便许诺说,如果你有机会再来,我就带你去深入内地去。
旅行很快结束,甘博回到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自然地理。当其他新生还茫茫不知所措,抑或是纵情玩乐之时,甘博已经开始为校刊拍照挣钱了。到了大学二年级,甘博用挣到的114美元的巨款,买一台Graflex半自动相机。
这台相机,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就是一个“大黑匣子”,并不出奇。但对甘博而言,意义重大。甘博后来感慨到,这部相机是他人生的一部分,拍下了普林斯顿、克什米尔诸峰、富士山、伏尔加河上的游船,还有中国的长江三峡,以及北京的紫禁城……
1912年,甘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又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社会经济学。1916年,甘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第二年,他便带着相机,第二次来到中国。
初识成都,满目疮痍
费奇果不食言,便同甘博,还有另一位杭州的基督教牧师一起,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一路向西,目的地是深处内陆的四川。
三个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人走在一起,一路都要引起围观。甘博泰然自若,戏称自己和同伴是“美国三人大马戏团”。
但来到成都,甘博所见,却非一片祥和景象,而是满目疮痍。1911年以后的四川,内乱不停,各路军阀多次在成都大打出手。在1917年,先有刘罗之战,川军将领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扎在皇城的滇军罗佩金部,罗佩金将煤油喷射在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则用大炮、地雷进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上,死伤无数。之后,又有刘戴之战,将繁华的成都毁于一旦。
在陕西街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顶楼,甘博拍下了当时成都的鸟瞰图。照片中的皇城城墙、明远楼等清晰可见,但皇城边鳞次栉比的民居,却只剩断壁残垣。原建于公元16世纪成都皇城坝旁的永靖街皇城清真寺也受到严重破坏。
上翔街的法国领事馆,也在军阀混战中遭了殃。在甘博拍下的照片里,领事馆的房屋被炸开,在西式的壁炉边,木檩和瓦砾散落一地。
皇城的城墙,也被炸开了。开口子的地方,站满了看热闹的成都居民。妇女们则很高兴,她们终于有机会参观这个有些神秘的皇城了,随便进。
不过,甘博的兴趣,更多在田野上那些没有鞋子穿的人。在遂宁,他遇到一个盲眼乞丐,这个乞丐撑着一把奇怪的伞,伞同时又是他的拐杖。夏天大太阳,穷人们还是要劳作,双手不得空,只能随便找些树枝编成帽子。小孩没衣服穿,裸身背着草筐,大人则背着比人还高的稻谷,在路上,与搬家具的大车、抬棺材的人一起,缓缓而行。甘博呢,就坐在轿子上,且行且拍照。照片还要配上说明文字,便用支在三脚架上的打字机完成。
比甘博更悠闲的人,其实也不少。青城山有道士,船上有水手,二郎庙有人烧纸,乞丐忙着抽烟。
拍照,并非他的“本职工作”
结束四川之行,甘博赶往北京,又赶上了1917年天津那场大水灾。那时天津大半个城区被淹,数十万居民流离失所。在甘博的照片里,教堂倒映在洪水中,街道成了河道,房屋只剩了木架子。为了躲避洪水,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挑在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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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甘博到了北京,已是1918年底,一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紫禁城就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庆祝。甘博的目光,则落在了一个贵妇人身上。贵妇人身穿丝绸,站得久了有点累,就坐在紫禁城里的大铜香炉台上小歇。她嘴上叼着一根长烟嘴,鼻子上挂着圆形无框的眼镜,斜眼观看着庆典仪式。她的女仆身穿布衣站在一旁,为主人拿着一个暖手的炭炉。
到了1919年,甘博又拍下了“五四运动”。照片里,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组成“救国十人团”,又在街头演讲山东问题的细节,号召人们购买国货、抵制日货。警察将学生逮捕,并将他们关押在临时监狱。
在这之后,甘博回到美国。5年之后他又回来了。不凑巧,这次他赶上了“五卅”惨案、孙中山葬礼。
不过,拍照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他作为一名志愿者,先后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负责城镇和乡村调查。在一群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他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跟踪了北京283个家庭的每日收支状况,完成了《北京的社会调查》《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等著作。
后来他回到美国,又对当时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办人晏阳初所作的“定县实验”产生兴趣,便于1931年第四次来华。他前往定县展开社会调查,之后写出《定县——华北农村社会》,这本书也成为西方史学界研究20世纪中国乡村的必读课本。而他在定县拍的照片,则被制成书中的插图,作为佐证。
甘博并不知道到他“玩票”拍摄的那些照片有多少价值,这些见证变革中的中国的照片,便被遗忘在他家的阁楼中。他的女儿于1984年偶然发现了照片,如获至宝。照片便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的城市进行巡回展览。现在,这些照片保存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网站上,便可以浏览到这些关于中国的4674张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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