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倘若不区分时间、场合，将无关联的“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很容易为一些犯罪分子逃脱刑罚打开方便之门。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让人又爱又恨。据10月13日《都市快报》报道，某日凌晨4点左右，浙江余杭的一位姑娘掉进河里，听到呼救后，马路上的3名小伙子立即下河，将落水的姑娘救到岸边。这番深夜救人的义举，受到了随后赶来的民警表扬。然而，当地派出所随后查明，这3名救人的小伙子，居然就是当天凌晨3点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目前，3人已被刑事拘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应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达到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故而，3名小伙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从法律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如果涉嫌构成盗窃罪，对于见义勇为的3人，能不能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8条第1款，“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具有“立功表现”，的确可以作为“从轻处罚”依据。
对于什么是“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3名小伙子搭救落水姑娘，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在一些观点看来，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看，均将“犯罪分子到案后”作为时间条件。而犯罪分子到案之前的救人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翻看目前国内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此方面的明文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对于此类的见义勇为行为，多未认定为立功情节。
至于法定量刑幅度内，能否对3名小伙子“酌情从轻处罚”，不妨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就社会危害性论，他们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盗窃的行为，但大多是“小打小闹”，而3000元的盗窃数额也的确不大，刚迈过了“犯罪门槛”而已，不应打击过重；就主观恶性论，3人也并非“穷凶极恶”，凌晨救起落水姑娘，即是一种良心未泯的证明。因此，可将“见义勇为”作为酌定情节，在法院定罪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这种酌情从轻处罚的可能，并不是什么“将功抵过”，或者说“将功赎罪”。除去主观色彩不论，见义勇为就是见义勇为，犯罪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倘若不区分时间、场合、类别等，将无关联的“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这种“将功赎罪”的包容做法，很容易为一些犯罪分子逃脱刑罚打开方便之门。
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对见义勇为者的“从轻”呼声，固然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情感，却也夹杂着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则不需要法外开恩予以褒獎，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秉持公平正义，依法作出判决，已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褒奖。在“新浪湖北”官微投票中，80.6%的网友认为“功过分明，偷东西该抓，救人该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让人又爱又恨。据10月13日《都市快报》报道，某日凌晨4点左右，浙江余杭的一位姑娘掉进河里，听到呼救后，马路上的3名小伙子立即下河，将落水的姑娘救到岸边。这番深夜救人的义举，受到了随后赶来的民警表扬。然而，当地派出所随后查明，这3名救人的小伙子，居然就是当天凌晨3点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目前，3人已被刑事拘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应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达到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故而，3名小伙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从法律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如果涉嫌构成盗窃罪，对于见义勇为的3人，能不能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8条第1款，“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具有“立功表现”，的确可以作为“从轻处罚”依据。
对于什么是“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3名小伙子搭救落水姑娘，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在一些观点看来，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看，均将“犯罪分子到案后”作为时间条件。而犯罪分子到案之前的救人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翻看目前国内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此方面的明文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对于此类的见义勇为行为，多未认定为立功情节。
至于法定量刑幅度内，能否对3名小伙子“酌情从轻处罚”，不妨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就社会危害性论，他们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盗窃的行为，但大多是“小打小闹”，而3000元的盗窃数额也的确不大，刚迈过了“犯罪门槛”而已，不应打击过重；就主观恶性论，3人也并非“穷凶极恶”，凌晨救起落水姑娘，即是一种良心未泯的证明。因此，可将“见义勇为”作为酌定情节，在法院定罪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这种酌情从轻处罚的可能，并不是什么“将功抵过”，或者说“将功赎罪”。除去主观色彩不论，见义勇为就是见义勇为，犯罪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倘若不区分时间、场合、类别等，将无关联的“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这种“将功赎罪”的包容做法，很容易为一些犯罪分子逃脱刑罚打开方便之门。
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对见义勇为者的“从轻”呼声，固然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情感，却也夹杂着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则不需要法外开恩予以褒獎，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秉持公平正义，依法作出判决，已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褒奖。在“新浪湖北”官微投票中，80.6%的网友认为“功过分明，偷东西该抓，救人该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