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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区分时间、场合,将无关联的“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很容易为一些犯罪分子逃脱刑罚打开方便之门。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让人又爱又恨。据10月13日《都市快报》报道,某日凌晨4点左右,浙江余杭的一位姑娘掉进河里,听到呼救后,马路上的3名小伙子立即下河,将落水的姑娘救到岸边。这番深夜救人的义举,受到了随后赶来的民警表扬。然而,当地派出所随后查明,这3名救人的小伙子,居然就是当天凌晨3点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目前,3人已被刑事拘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应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达到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故而,3名小伙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从法律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如果涉嫌构成盗窃罪,对于见义勇为的3人,能不能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8条第1款,“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具有“立功表现”,的确可以作为“从轻处罚”依据。
对于什么是“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3名小伙子搭救落水姑娘,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在一些观点看来,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看,均将“犯罪分子到案后”作为时间条件。而犯罪分子到案之前的救人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翻看目前国内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此方面的明文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对于此类的见义勇为行为,多未认定为立功情节。
至于法定量刑幅度内,能否对3名小伙子“酌情从轻处罚”,不妨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就社会危害性论,他们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盗窃的行为,但大多是“小打小闹”,而3000元的盗窃数额也的确不大,刚迈过了“犯罪门槛”而已,不应打击过重;就主观恶性论,3人也并非“穷凶极恶”,凌晨救起落水姑娘,即是一种良心未泯的证明。因此,可将“见义勇为”作为酌定情节,在法院定罪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这种酌情从轻处罚的可能,并不是什么“将功抵过”,或者说“将功赎罪”。除去主观色彩不论,见义勇为就是见义勇为,犯罪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倘若不区分时间、场合、类别等,将无关联的“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这种“将功赎罪”的包容做法,很容易为一些犯罪分子逃脱刑罚打开方便之门。
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对见义勇为者的“从轻”呼声,固然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情感,却也夹杂着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则不需要法外开恩予以褒獎,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秉持公平正义,依法作出判决,已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褒奖。在“新浪湖北”官微投票中,80.6%的网友认为“功过分明,偷东西该抓,救人该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让人又爱又恨。据10月13日《都市快报》报道,某日凌晨4点左右,浙江余杭的一位姑娘掉进河里,听到呼救后,马路上的3名小伙子立即下河,将落水的姑娘救到岸边。这番深夜救人的义举,受到了随后赶来的民警表扬。然而,当地派出所随后查明,这3名救人的小伙子,居然就是当天凌晨3点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目前,3人已被刑事拘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应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达到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故而,3名小伙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从法律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如果涉嫌构成盗窃罪,对于见义勇为的3人,能不能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8条第1款,“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具有“立功表现”,的确可以作为“从轻处罚”依据。
对于什么是“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3名小伙子搭救落水姑娘,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在一些观点看来,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看,均将“犯罪分子到案后”作为时间条件。而犯罪分子到案之前的救人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翻看目前国内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此方面的明文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对于此类的见义勇为行为,多未认定为立功情节。
至于法定量刑幅度内,能否对3名小伙子“酌情从轻处罚”,不妨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就社会危害性论,他们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盗窃的行为,但大多是“小打小闹”,而3000元的盗窃数额也的确不大,刚迈过了“犯罪门槛”而已,不应打击过重;就主观恶性论,3人也并非“穷凶极恶”,凌晨救起落水姑娘,即是一种良心未泯的证明。因此,可将“见义勇为”作为酌定情节,在法院定罪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这种酌情从轻处罚的可能,并不是什么“将功抵过”,或者说“将功赎罪”。除去主观色彩不论,见义勇为就是见义勇为,犯罪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倘若不区分时间、场合、类别等,将无关联的“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这种“将功赎罪”的包容做法,很容易为一些犯罪分子逃脱刑罚打开方便之门。
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对见义勇为者的“从轻”呼声,固然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情感,却也夹杂着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则不需要法外开恩予以褒獎,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秉持公平正义,依法作出判决,已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褒奖。在“新浪湖北”官微投票中,80.6%的网友认为“功过分明,偷东西该抓,救人该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