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伦理”，中西方自古就有探讨：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关于“伦理”的解释：“伦，人从，辈也，明道也；从玉，治玉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求得个人的善与幸福的学问，就是伦理学。总之，中西方都认为“伦理”是关于道德问题的学说，伦理观是道德思想、道德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那么，徽商之伦理观是如何的？又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这是本文要论述的主题。
　　徽州是“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河南二程亦视徽州程姓为同宗，徽州人以履践程朱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上至官员大吏、下至黎民百姓，莫不如是。诚如“大儒梓里被服礼教久矣”。正所谓“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徽人李应乾在《茗州吴氏家典》中有如是言语：“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则宜读朱子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若孙也。”
　　但是，众所周知，在这块浸渍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土地上，徽州人却将封建社会里居社会阶层之首的“士”和四民之末的“商”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贾儒互行”、“贾儒互养”的独特景观。那么，基于生存之上而形成的价值观在徽州的重新整合，必然会对徽州人的伦理观产生影响。因此，徽商之“伦理观”既含有对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深深传承，又有其独特之处。可以说，徽州之“伦理观”是基于传统观念与现实要求的结合，是种变通的结合。这种结合自从产生就服务于徽州个人和徽州社会，亦和谐于徽州人的个人内心和整个社会。
　　
　　一、重宗族，以“孝悌”为核心
　　
　　儒家伦理是一种宗法伦理，其以“孝悌为本”。徽州人重宗族人伦。
　　“吾神州夙重宗法，而徽尤甚。尊祖敬宗，收族之谊，炳炳于礼经，吾群之昌大荣固，实赖利之。至于新安则里别各姓，姓有各祠，祠各有谱牒，阅岁千百，厘然不紊。用以慈孝敦睦、守庐墓、长子孙，昭穆相次、贫富相保，贤不肖相扶持，循循然，彬彬然，序别而情挚”。又有“新安各姓，聚族而居，决无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礼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年之谱，丝毫不紊。”徽州以宗族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为媒介，推行封建伦理纲常。这种特点，正如胡适父亲胡铁花为胡氏宗祠所题之联：率性自敦伦须知弟友子臣不是虚成名目/为仁由复礼即此视听言劝亦有实在功夫。同时，胡铁花在自行编撰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中有：“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由此可知，徽州人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以“孝悌”为本的儒家伦理纲常。因此，重宗族、重孝悌的观念根植于心。以至于对造屋、筑坟、立碑、修祠、建校、筑路、孝养、旌表节孝、扶持族中子弟之事，往往不遗余力。嘉庆《绩溪县志·孝友》载：王士玉，二都人，祖母有病，百病不效，迨诚祷天地，割肝和药进之，立愈。同书又载：冯义观，冯村人，幼丧父，事母谨，凡先人未葬者，竭力营治。友爱其弟信观，终身不析产。弟卒，抚诸侄如己子。景泰时举例冠带，建恩荣坊。还有山西佥事潘选“弃官归，值母病思食鲫，急不可得，或请以他鱼代，选不可，解衣入池中捕之，果得二鲫。” 甚尔即是“从商”，也有因于“孝悌”：歙人吴长公自幼业儒，父客死异乡后，母令其弃儒业贾继承父业。吴长公“退而深惟三，越日而后反命，则曰：“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籍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不顺不可以为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母之计而财择之，敢不唯命。” 而至于节孝贞烈，仅徽州绩溪一邑至清代抚孤守节的妇女就达859人。褒以“节孝流芳”、“桢木春晖”、“柏操松龄”等。由此可见，徽州之重宗族以推行儒家伦理其风之甚，且“族内实行余缺相济的道义经济”以确保儒家伦理在宗族内部的推行和实施。而无论是从儒、事商、做官或从事其他行业的徽州人，都对此推波助澜，尤其对本宗族的此类事情。他们或以文墨或以经济或凭借自身可直达封建皇权而使家族内墨守封建伦理纲常的代表者获得表彰等方式，不遗余力进行鼓吹。徽州之以商业兴却无碍于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之伦理纲常的推行是发人深思的。
　　
　　二、重乡土，以“仁”为核心
　　
　　与前述之恰恰相反的是，徽州内部严格恪守血脉世亲的原则，而一旦踏上异乡，徽商则马上抛弃这种狭隘的认同观念，将乡土观念扩展到整个徽州。
　　据史料记载，徽州这个行政区域名称自宋宣和三年（1121年）至987年，前后存在有866年。虽然民国初期一度短暂废止，但未对自宋以来的徽州概念有所影响。徽州和徽州人的概念，是徽州人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逐渐凝结在心的。自宋明至民国，徽州属县旅外读书做官、或儒或商者数不胜数。这些人无论是在官场、工商、贸易或文化圈内与人结交的过程中，均一概自称是徽州人。而自明中叶以后，不管是交往还是登记填报籍贯，更是一律自称徽州人。明代文学家、户部左侍郎休宁人程敏政，久居京城，一次回乡到了从山关（今属绩溪县扬溪镇）下，感慨万千，赋《过从山关》诗一首：“江南江北路迢迢，马上朱颜渐觉凋。今日故乡初一眼，从山关下巧溪桥。”徽商作为明清时日益显赫的一支商业劲旅，亦是如此。他们在外开设的各种店铺，对往来的同乡人都可以免费供应食宿。这些人并非都与他们沾亲带故，但只要操徽州口音，说是徽州人，无论是外出求学、经商或他因，必会受到热情款待。甚而如果店里客铺不够，就叫店中学徒去租被、招呼伙计备饭，食宿均无须付钱。无论来者是住一二天，还是住数月甚至经年。这种浓厚的重视乡土的气息也可从以下的民谣当中感受出来：“前世不曾修，出生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遛。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探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一到上工日，伸手端股头。两个月一过，办起新被头。半个年一过，衣食都不愁。每逢过时节，寄钱回徽州。爹娘高兴煞，心里乐悠悠。”在徽州之梁安同乡会会馆里，也有如下对联：百里郸云萦旅梦/一潭长水冲乡心。偶感旧乡，情草创发椽免至荒山抛白骨/每逢寒食节，花飞满路，聊将浊酒滴黄泉。又有：同乡皆兄弟/对榻休主宾。当然，这种乡土观念早已不是局限在一宗一姓，也不是局限在一乡一邑，而是扩及到整个徽州府。这也是很独特的。其实，徽州域内多山地，各乡、邑之间乡音决不雷同，俗称“十里不同音”。风俗习气在细节上也有诸般出入，而这种“认同”之所以深植于各县邑徽州人的内心，固然有历史的渊源，也是为站稳脚跟、扩充力量之需要，但以上这些却又并非全部的原因。可以感觉到的是：从绵延的大山里走出的徽州人，在开扩视野、开拓事业的同时，也开拓了个人的内心世界。何以如此？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传统儒家经典中的“仁”应是在此中产生很深刻作用的。由“仁”而出发，徽州人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以仁事贾”、“以仁事人”、“以仁事国”。“以仁事贾”则如歙人吴雪所说“若龌龊务封殖，即一钱蕲不肯出，真市竖也”。进而达到“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 “以仁事人”则不仅被泽徽州人，而且惠及天下人：《婺源县志》载：商人吴宗融，侨居姑苏，“尝捐千余金，集吴中同志设义场，施浆粥、棉衣”。《歙县志》载：汪允 “乐善好施，谙药性，施紫雪丹再造丸，一粒千金勿吝，岁暮周恤孤寡，世称笃行君子”。《休宁县志》载：朱允汲贸易于上海。乾隆四年，海啸淹没者无算。允汲首捐罟尸棺殓，置义冢掩埋钱余棺。“以仁事国”则油然而生“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有大批徽州廉吏如歙县程方伯旦、郑大参左、吴太守远等；也有不趋炎附势、骨鲠棱棱的反抗魏忠贤的汪应蛟、毕懋良、毕懋康、江秉谦等，还因此出现了一批践士亲民的地方官如程昌、游震等。更是因此，当国家出现重大战事、工程、疫情、灾情时，徽商往往向国家输纳巨金，“佐国家之急”。可以说，正是“仁”的观念成就了徽州的伦理观。
　　综上所述，徽州的伦理观从根本上来说，与传统儒家伦理有深刻渊源。以“孝悌”和“仁”为本的儒家传统伦理是徽州伦理观形成的最深的基石。从宗族出发、到乡土、到天下，一步一步徽州人求得了自认的基于本地价值观之上而形成的善与幸福，逐步完善了徽州的道德体系，最终形成独有特色的徽州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