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则新闻霸屏热搜——韩国警方通过DNA技术终于锁定了韩国电影《杀人回忆》的凶手原型，至此，几十年未破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作为一起新闻事件，这一迟到的消息自然是大快人心，然而，谁都知道，真正让案件广为人知，并产生持续性话题效应的，还是电影本身。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与魔力。艺术与新闻不同，新闻在意的是事件，而艺术关注人心与人性。着眼点的不同，注定艺术要在新闻事件止步的地方起步。这也体现了文学艺术独特的存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往往要比一则新闻消息更能告慰那些已经逝去的亡灵。
　　此时，我的案头就放着一本写满了凶手“杀人回忆”的小说集。四部短篇小说都是从当下社会热点事件中截取切入，在引发读者共鸣的同时，对人物隐藏着的一些不便言说的具有羞耻感的潜意识进行了纵深地大胆挖掘，并以此为线索直抵人物生死，这也是作者李师江这个“追凶也者”区别于一般类型小说作家的显著标识。
　　也许不少人是冲着《白夜行》来看李师江的这部小说集的，但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天空没有太阳，总是黑夜”，而李师江的这几部短篇小说，是在洞察善恶之上捕捉到的一缕世情人性的天光。更何况，这四部短篇小说从立意支点、人物场景、叙事逻辑、社会层次几方面都各自独立，以千头万绪的《中国结》开头，按《元凶》《两个凶手》《六个凶手》的数目级差序列，将这些悬疑故事的包袱悉数抖搂，尤其最后一个故事作为主打压轴，更是将人物命运在辗转腾挪中的离奇走向演绎到了极致。这四部各自独立的小说各自出彩，让这部使人疑窦丛生又脑洞大开的小说集子犹如经过不同力道打磨的一串圆润有型的珍珠，每一颗珍珠的光芒都奇异眩目不可遮蔽。
　　《中国结》模拟中国结的编制原理，利用线头并进、分针勾连、耳翼延展等组合技法，将一个有关“爱与恨”的情感故事讲述得别开生面，摇曳生姿，其中既有对人性善恶与精神隐秘的精密测绘，亦有对小说语言本身多义性与可能性的深度勘探。知识女性兰一梅遭受无业游民的强奸，阶层间的隔膜在断裂中更趋强韧，唯一能撕剥开的关键词是“强奸快感”，对这个词的解读，很容易使人陷入庸俗化意淫，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女性因为生存处于弱势地位而被侵害，进而被社会舆论鄙薄践踏的客观事实。而《中国结》以诸岱山这样“中国式丈夫心结”的解读方式，作为小说的逻辑支点，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与相爱相杀的爱情一经缠斗，于阴差阳错的人世纠结中构成一桩原罪。仅仅从事实层面而言，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一场精心筹划的谋杀案，凶手亦可锁定在诸氏夫妇二人之中——但在涉案人员各执一词的供述中，故事却变得异常扑朔迷离。显而易见，这并非一篇通俗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作者对于“凶手到底是谁”并不感兴趣，而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嫌疑人杀人动机的描述上。由于叙述者不动声色地分别站在不同人物的各自立场上来还原案情，从而为读者再现了一个“罗生门”式的叙事模型。谁是凶手？丈夫、妻子、强奸犯、邻居各有说法。真相只有一个，但是每个人提供证词的目的却各有不同。为了美化自己的道德，减轻自己的罪恶，掩饰自己的过失，人人都开始叙述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故事版本。这起因爱生恨的谋杀案，由此成了一团拨不开看不清的谜团。
　　如果要问身体被强奸与意志被强奸哪个更为惨痛，《元凶》早已做出了回答。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商人，一个环保主义斗士，林森以完美的人生赢家面目示人，他在经历一场劫难之后起死回生，而在排查元凶的若干谜团中，在多个疑似元凶悉数登场后，却导出元凶就是被害者本人的奇特局设。在这个高智商、高情商并举的案件里，友情与爱情被人性之恶侵蚀得面目全非，现代人的典型病症却毕露现形，我们看到了林森的自由意识中难以克服的恐惧症，于丽川的失语症，周亮的毒瘾症，米鹿鹿的泛爱症，于龙川的自大症，甚至包括微表情专家金桐的冷淡症……作者要一个个激活这些人物众生相，需要的不光是广角与微距完美结合的码字技术，还需要深刻锐利的社会洞见与情理兼具的诊治意见，当作者让林森在无奈挣扎中以一剂铊盐对其有过命之交爱恨参半的周亮决绝下毒，不正是他深层恐惧全面爆发的一种终极反抗？而当他举起双手指证了自己，这看似妥协的背后，却恰恰意味着真正自我意识的强大回归——他已经跨越了恐惧的深渊，同时也救赎了自己。这个让人大吃一惊的“本我元凶”，堪称是李师江最深邃同时也是最深情的不可思议之作。
　　《两个凶手》的构思亦不入俗套的窠臼。跑路躲债的苏贵媚与孪生姐姐苏贵妃因矛盾争执引发了断崖落海的悲剧，她们天壤之别的人生从此发生彻底置换，《两个凶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悖论：人们都认为是高位强势的姐姐苏贵妃杀害了苏贵媚，殊不知却是处在惊弓之鸟状态下的苏贵媚失手杀害了圣母范儿的苏贵妃。在错位颠倒的亲情戏份里，在一边是罪一边是爱的二元对立里，在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良知困境里，是孩子纯净无邪的眼神让苏贵媚幡然悔醒得到了最后解脱。李师江能在苏贵媚这样一个混沌分裂的替身人物身上捕捉到善良——那稍纵即逝的一缕天光，只能理解为是他神来之笔的灵光乍现与水到渠成。
　　小说《六个凶手》虽与东野圭吾的《白夜行》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但他更有自己的原创核心与书写野心。从“讨小海”发生的真实事件的写作缘起，到男人面对女友被轮奸是该舍身拼命还是该委曲求全的两难选择，再到一个女人不得不与多年前糟蹋自己的男人同床共枕、在蒙垢忍辱中的压抑宿命，作者用绵密奇特的情节，勾勒了一出当下世情的拍案惊奇，但旋即又接驳到了一连串杀人案件的生死现场。人物身份的大反转，明暗虚实的小玄机，易容伪装隐姓埋名的灰色人生，体面生存与忍让底线的冲撞反戈，被害与施害的多米诺怪圈，这些在李师江以上下两篇分述的故事架构里，成为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紧张元素。善与恶在这里不仅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更可悲的还在于蒙昧混沌中以善行恶的那些情安理得的世道人心，在于人们还会以义正辞严的道德绑架不自觉地成为加害于他人的帮凶而毫无原罪意识。这样的悲情故事里，折射出来的是文学复杂表象下的悲悯关怀，以及在冲突险绝的死亡追踪中突出重围后蓦然回首才能发掘到的人性最幽暗处的微渺亮光。
　　在《六个凶手》这本小说集中，除了对情感、人性等命题的探讨以外，作者还将笔触伸向了小说的语言和叙事本身。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各色人等的讲述中，故事情节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拆解，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以《中国结》为例，为了呈现案件的“乱麻”属性，作者先是在诸岱山的行为上制造嫌疑，然后又将侦探的目光转移到兰一梅身上，就在大家将要坐实兰一梅是凶手时，作者又毫无征兆地提供新的证据，将诸岱山重新列入嫌疑犯名單，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因为“他（诸岱山）现在是个植物人。所有真相，都在等待他醒来”。我们不禁要问，即便诸岱山能够醒来，他所指认的凶手又能有多少可信度呢？由此可见，作者压根对于事实真相，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和执念。或许正如刑侦队长李安全所说，诸岱山与兰一梅的情感并未在离婚之后淡漠或消失，相反，是更加炽热，只是方式发生了变化。也许由爱转恨，原来有多爱，后来就有多恨。关于爱恨，本就是一团乱麻，永无真相可言，拆解到最后也不过空空如也。这让我们不禁想起罗兰·巴特的“剥洋葱理论”：真相仿佛是一颗洋葱，层层剥开，似乎接近它了，最后却一无所获。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师江的“凶手系列”无疑还具备鲜明的解构主义的特征，小说文本不再是一个具有中心或本质的封闭结构，而成为一种具有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和多重意义的符号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