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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我的慢生活
我和长盛约在国贸一层的一家快餐店。那是周四的上午，原本是长盛携妻陪儿滑冰的时间，被我这个不速之客给占用了，不知道是否打扰他的慢生活。
谈到妻子，长盛觉得他就是在合适的时候选了合适的人，而2002年，儿子的出世，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比较有信心了。他调侃着：“这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GDP已经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长盛说着自个儿也乐了。他每天仔细、耐心地看着儿子成长，把粗线条生活都过细腻了。
“我喜欢我的慢生活。”长盛是这么说，他从一个时尚刊物的记者口中一听到“慢生活”这词就喜欢上了。现在的他，喜欢下棋。长盛的棋力绝非一般啊，他可有前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的一纸证明：长盛，具备业余二段水平。虽然这是王老先生让了长盛6个子儿之后测出来的水平，可他相当得意呢!
长盛这棋下得算是有了说法儿，品茶的意境也不可小觑。“我以前喝花茶，再后来喝绿茶，现在开始淘弄大江以南的铁观音和大红袍了。”长盛说，功夫茶是件复杂的事儿，他如今就喜欢做复杂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程序复杂还不厌其烦，说明这人拿出了充分的时间观注细节，表示对这事儿重视。而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值得重视，这就是享受慢生活的过程。长盛说四环边上有个酒店标语：做最慢的快餐。“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但对待生活，我们也要做最慢的快餐。”
采访记：抓狂与喜悦
言语流露，能想见在长盛舍掉记者行当转做主播时有多少不忍，如今他谈论起自己两年的记者生涯，仍激动万分。据说如果谈论某件事，这人眼里熠熠生辉，一定是对它有特别的感情。长盛对于他的采访经历，也有特别的感情。采访结束，长盛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记者是很有意思的职业。”
1996年，是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的长盛到北京电视台的第一年，那会儿他不是主播，甚至不是正式记者，还只是一个在“今日话题”栏目组跑现场的实习记者。正值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长盛第一个自报的选题是采访马拉多纳。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家(台里)派双机拍摄，一大堆人跟着，去那儿一看，没戏。我们在绝望中度过了两天，最后只有欣喜的30分钟。”事情是怎样的呢?两天时间，长盛这班人马就蹲守在昆仑饭店门口，不断地联系主办方、马拉多纳的经纪人，甚至更外围的关系，企图能打出缺口进行采访。然而得到的回复实在令人沮丧。中方的老总说：“我说他不听啊，又不是我球员。”嗯，人家有理。那经纪人呢?“得看他情绪，我不能安排。”聚集在饭店门口的还有来自秘鲁、阿根廷、意大利等几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没人有办法，他们甚至来和比他们更无奈的“地头蛇”讨价：“你们要能采访成，我们一块儿采访行吗?”
黑暗中似乎传来一线曙光。马拉多纳的前经纪人科波拉出来了。“已经打击我们无数次了。”长盛说，“他冲我们点头，‘唉，你再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哦，有多少受众?“1500万!”长盛在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恐怕心里也在偷笑，当时北京市人口差不多1500万。“等着吧。’他扭头走了，我们一听，哟，有戏!”果然，过了一会儿，我们见着正在跑步机上跑步的马拉多纳，他正前方吊挂的显示器上播放着1994年世界杯锦标赛的录影。被汗水浸得水淋淋的马拉多纳边跑边朝着屏幕大喊：“好!好!”这一年，他因为被查出服用违禁药品没能参加世界杯。
长盛他们在一边拍了几分钟马拉多纳跑步的镜头，突然，他不跑了，脱下背心拧了把汗水，人家走了。“我们一想这么几个镜头交不了差啊，没想到经纪人说：‘洗澡，换衣服，接受采访。”
“嘿嘿。”现在回忆起来，长盛还会得意地笑。他说：“天上掉馅饼的原则是你得张着嘴，还得站对地方。采访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当你觉得接下来的10分钟是你人生最沮丧最黑暗的10分钟时，很可能这就成为人生中最欢乐最光明的10分钟。”
1998年，长盛已经是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的记者，他、“北京新闻”的张丽，还有一位记者和两位摄像，一同参与了抗洪报道，15天。“那会儿你还小。”说着，忙碌的长盛还不忘和我这观众互动，“经历了很多个夜晚，那段时间是对意志的磨炼。”受灾最严重的公安县安排了一艘船给记者和卫生队，查访洪水后形成的孤岛。中途，长盛一行人的采访意图与预定线路有了分歧。长盛说：“一来，我们要转到有微波能传送片子的岛上；二来，我们认为受灾最重的公安县更有新闻价值。”于是长盛他们就在大坝上跟打车似的截船。幸好，一艘送淡水的船要回公安县，他们搭乘不到半小时，船动力不够了。船老大说，动力不足速度慢，最快要4个小时到公安县。
这时，长盛他们通过广播听到的新闻是，公安县的水位又创新高，也就是说炸坝分洪就在当晚。“等我们到了黄花儿菜都凉了。”长盛形容着当时刻不容缓的形势，“我们正在船上郁闷，大约20米外冲过一艘公安县公安局冲锋救生舟。我们几个举着记者证喊‘我们是北京的记者’，人家巡逻管你呢，眼看要走。‘能不能别走!”长盛似乎又回到了漂泊在湖水区的快艇上，“对方有回应：‘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带到公安县?’发动机的声音变小了，对方在犹豫。我们又喊：‘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贡献!联系了药，马上就会送到!’那边口风儿松动了‘你们几个人?’‘5个!’‘坐不下!’‘3个!一经历了喊歌般的讨价还价，两个摄像被留下来，包括长盛在内的3名记者搭上了冲锋舟。
故事并没有完，搭上冲锋舟后，长盛遇到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他是这么说的。“无处小便。在四处是水的冲锋舟上我强忍了一个多小时，几次三番我都想是不是能采用尿裤子这种方式。”后来，还是细心的张丽看出端倪，对长盛说：“你就转过身去……”就在那荆江上。
当晚，公安县水位又创新高，长盛他们传回了分洪的新闻纪录片。
长盛说：“采访中最大的困难，不是约见官员或名人的繁复过程，而是把你放到事件中心，却做不出配得上场合的新闻。”
从记者到主播，并非胡来
很多“国际双行线”的忠实观众为长盛离开这个节目感到惋惜。长盛倒不这么认为，他希望自己在一个节目做到瓶颈期、产生自我局限时，换一个平台，让自己有机会做得更好。这是他作为主播参与的第一个节目，对于相处了4个年头——长盛说那是青春爆发岁月的栏目组来说，不可能舍得。
其实长盛第一次像主持人似的出镜是在“今日话题”，曾播出过一段他和云南摄影家李晓俊对话形式的采访实录。“那天我穿 了一件蓝衬衣，节目录制在李晓俊家。”长盛对此印象颇深，“我觉得当时还不像一个主持人，而是一个在谈话的记者。因为我是在用脑子说话，所以感觉还不错。”
直到长盛从“今日话题”被抽调到“国际双行线”，他都没想过自己会做主播，也许他的梦本就是做一名能报道出配得上事件的新闻记者。
现在回首最初的访谈，长盛觉得自己很不专业，“眼神很死，缺少动作，说话紧张……反正就是没有魅力。”一个出色的主持人也同样需要成长的时间，是谁给了长盛时间呢?这不得不念“国际双行线”栏目组的情分。
“国际双行线”几乎可以说是包括长盛在内的一组人孕育的孩子，从怀胎落地，到抚养成形。正是抱着这份疼爱骨肉的情绪，让他们苦于找不到匹配节目的主播。“可能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节目太喜爱了，自己的孩子，给谁带都不放心，干脆我自己来吧!”
其实在长盛决定担当“国际双行线”的主播后，一位交心的朋友劝过他，说这么一档起点高的节目，不给新人成长的时间，如果一上来不行，就等于上了断头扎。好比一个篮球玩得好的菡子，没怎么练就直接进了NBA，能行吗?劝告自然中肯，但长盛心想，既然答应了，咱就上吧!
长盛是幸运的。“国际双行线”前10期节目凭借他的聪明和运气录制得还算顺利，但到底怎样做一个主播，长盛是经历了好一阵痛苦才明白的。“10期之后，所有我应当遇到的问题都出现了。有很多次，50分钟的节目一录就是两三个钟头。夏天录影棚本来就闷热，录到最后，都不能给观众反映的镜头了。我们组的人开玩笑说，撒把孜然都闻着羊肉串味儿了。”玩笑归玩笑，听长盛这么说，能感觉到那是他人生一段相当挫败的日子。“有期节目叫‘我的高三’，话题、嘉宾都很好，但我就是进不了状态，勉强主持太难太尴尬了。我就好像站在外面看自己主持，声音和想表达的意思不匹配。我甚至感觉别人已经在说‘这也是主持人?’‘这也有意思?’……”
长盛失眠了，录完节目，他就想着，自己是用最难堪的方式输了最不能输的比赛；而录节目前，他又盼着摄影棚的灯一亮，自己就能从这世界上消失。“我几乎就觉得，阻碍我发展的就是自己本身。”在这段时期，多亏了栏目组的制片人，他鼓励长盛做下去。“慢慢地，状态好了，做节目不再是痛苦，而是享受。1年的时间，我渐渐明白，主持人原来是这样啊，之前那都是胡来呢!”
“国际双行线”绝对可以算是国内谈话节目的先驱，他们每走一步，都是给后人栽树，长盛就是这么痛苦并坚持地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谈话类节目的主播路。
经济，透过长盛视角
人云亦云肯定不是记者出身的长盛的风格。“我是中国人，观点必然会倾向民族特性，受经历、学识和爱好的影响。我个性不张扬，但一定鲜明。”长盛说，很多主持人，通过节目就可以了解他，爱好、生活故事、喜怒哀乐，甚至都快聊到家住哪儿了。我想长盛说的就是在“首都经济报道”中的自己吧!
“首都经济报道”自2004年改版后，收视率至少增长了4倍。这节目比较特殊，找了两个老爷们儿，坐在一起用幽默、坦诚的方式主持。近年来，“首都经济报道”播报的内容已从民生新闻成功转型为专业性强的经济新闻。“这说明我们栏目的自信。要是以前报纯经济的，没收视率，而现在可以了。”透过节目的收视率，长盛说能看到北京人的理财水准提高了一个层次，不再远远被甩在上海人的后头，如今北京也是全国理财最好的城市之一了。
说到理财，就不得不说说基金。“隔壁退休的王大妈买了一支基金，翻番了。一堆老太太听着都得受刺激。为什么受刺激?买基金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买一只一等就完了。就是这样像存钱一样的等，却比储蓄的收益率高100％。所有人都晕了。”在长盛看来，基金对老百姓金融知识和理财观念的冲击远远大过股票，但蜂拥进入基金市场的讯息也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天不可能永远亮下去。过去的牛市只是转型阶段当中暴涨的过程，就像恋爱，热恋是非常时期，不在乎谁在热恋中呈现100度，重要的是婚后，当热恋的潮水退去，谁还能维持60度。虚拟经济更是如此，怎样让大家适应?维持很重要。”
对于“首都经济报道”今后的方向，长盛肯定地说：“我们节目的专业性还可以更自信一些。投资市场是值得给予更多关注的领域。”
对于目前的次信贷危机，长盛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最大经济体(美国)出问题了，然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增大内需的好时机。可以看到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正日益得到改善，看病有保障了，养老没问题了，很好的前景摆在前面。这正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而民生就是经济。”
编辑/冯岚ffee@vip.sohu.net
我和长盛约在国贸一层的一家快餐店。那是周四的上午，原本是长盛携妻陪儿滑冰的时间，被我这个不速之客给占用了，不知道是否打扰他的慢生活。
谈到妻子，长盛觉得他就是在合适的时候选了合适的人，而2002年，儿子的出世，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比较有信心了。他调侃着：“这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GDP已经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长盛说着自个儿也乐了。他每天仔细、耐心地看着儿子成长，把粗线条生活都过细腻了。
“我喜欢我的慢生活。”长盛是这么说，他从一个时尚刊物的记者口中一听到“慢生活”这词就喜欢上了。现在的他，喜欢下棋。长盛的棋力绝非一般啊，他可有前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的一纸证明：长盛，具备业余二段水平。虽然这是王老先生让了长盛6个子儿之后测出来的水平，可他相当得意呢!
长盛这棋下得算是有了说法儿，品茶的意境也不可小觑。“我以前喝花茶，再后来喝绿茶，现在开始淘弄大江以南的铁观音和大红袍了。”长盛说，功夫茶是件复杂的事儿，他如今就喜欢做复杂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程序复杂还不厌其烦，说明这人拿出了充分的时间观注细节，表示对这事儿重视。而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值得重视，这就是享受慢生活的过程。长盛说四环边上有个酒店标语：做最慢的快餐。“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但对待生活，我们也要做最慢的快餐。”
采访记：抓狂与喜悦
言语流露，能想见在长盛舍掉记者行当转做主播时有多少不忍，如今他谈论起自己两年的记者生涯，仍激动万分。据说如果谈论某件事，这人眼里熠熠生辉，一定是对它有特别的感情。长盛对于他的采访经历，也有特别的感情。采访结束，长盛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记者是很有意思的职业。”
1996年，是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的长盛到北京电视台的第一年，那会儿他不是主播，甚至不是正式记者，还只是一个在“今日话题”栏目组跑现场的实习记者。正值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长盛第一个自报的选题是采访马拉多纳。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家(台里)派双机拍摄，一大堆人跟着，去那儿一看，没戏。我们在绝望中度过了两天，最后只有欣喜的30分钟。”事情是怎样的呢?两天时间，长盛这班人马就蹲守在昆仑饭店门口，不断地联系主办方、马拉多纳的经纪人，甚至更外围的关系，企图能打出缺口进行采访。然而得到的回复实在令人沮丧。中方的老总说：“我说他不听啊，又不是我球员。”嗯，人家有理。那经纪人呢?“得看他情绪，我不能安排。”聚集在饭店门口的还有来自秘鲁、阿根廷、意大利等几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没人有办法，他们甚至来和比他们更无奈的“地头蛇”讨价：“你们要能采访成，我们一块儿采访行吗?”
黑暗中似乎传来一线曙光。马拉多纳的前经纪人科波拉出来了。“已经打击我们无数次了。”长盛说，“他冲我们点头，‘唉，你再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哦，有多少受众?“1500万!”长盛在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恐怕心里也在偷笑，当时北京市人口差不多1500万。“等着吧。’他扭头走了，我们一听，哟，有戏!”果然，过了一会儿，我们见着正在跑步机上跑步的马拉多纳，他正前方吊挂的显示器上播放着1994年世界杯锦标赛的录影。被汗水浸得水淋淋的马拉多纳边跑边朝着屏幕大喊：“好!好!”这一年，他因为被查出服用违禁药品没能参加世界杯。
长盛他们在一边拍了几分钟马拉多纳跑步的镜头，突然，他不跑了，脱下背心拧了把汗水，人家走了。“我们一想这么几个镜头交不了差啊，没想到经纪人说：‘洗澡，换衣服，接受采访。”
“嘿嘿。”现在回忆起来，长盛还会得意地笑。他说：“天上掉馅饼的原则是你得张着嘴，还得站对地方。采访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当你觉得接下来的10分钟是你人生最沮丧最黑暗的10分钟时，很可能这就成为人生中最欢乐最光明的10分钟。”
1998年，长盛已经是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的记者，他、“北京新闻”的张丽，还有一位记者和两位摄像，一同参与了抗洪报道，15天。“那会儿你还小。”说着，忙碌的长盛还不忘和我这观众互动，“经历了很多个夜晚，那段时间是对意志的磨炼。”受灾最严重的公安县安排了一艘船给记者和卫生队，查访洪水后形成的孤岛。中途，长盛一行人的采访意图与预定线路有了分歧。长盛说：“一来，我们要转到有微波能传送片子的岛上；二来，我们认为受灾最重的公安县更有新闻价值。”于是长盛他们就在大坝上跟打车似的截船。幸好，一艘送淡水的船要回公安县，他们搭乘不到半小时，船动力不够了。船老大说，动力不足速度慢，最快要4个小时到公安县。
这时，长盛他们通过广播听到的新闻是，公安县的水位又创新高，也就是说炸坝分洪就在当晚。“等我们到了黄花儿菜都凉了。”长盛形容着当时刻不容缓的形势，“我们正在船上郁闷，大约20米外冲过一艘公安县公安局冲锋救生舟。我们几个举着记者证喊‘我们是北京的记者’，人家巡逻管你呢，眼看要走。‘能不能别走!”长盛似乎又回到了漂泊在湖水区的快艇上，“对方有回应：‘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带到公安县?’发动机的声音变小了，对方在犹豫。我们又喊：‘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贡献!联系了药，马上就会送到!’那边口风儿松动了‘你们几个人?’‘5个!’‘坐不下!’‘3个!一经历了喊歌般的讨价还价，两个摄像被留下来，包括长盛在内的3名记者搭上了冲锋舟。
故事并没有完，搭上冲锋舟后，长盛遇到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他是这么说的。“无处小便。在四处是水的冲锋舟上我强忍了一个多小时，几次三番我都想是不是能采用尿裤子这种方式。”后来，还是细心的张丽看出端倪，对长盛说：“你就转过身去……”就在那荆江上。
当晚，公安县水位又创新高，长盛他们传回了分洪的新闻纪录片。
长盛说：“采访中最大的困难，不是约见官员或名人的繁复过程，而是把你放到事件中心，却做不出配得上场合的新闻。”
从记者到主播，并非胡来
很多“国际双行线”的忠实观众为长盛离开这个节目感到惋惜。长盛倒不这么认为，他希望自己在一个节目做到瓶颈期、产生自我局限时，换一个平台，让自己有机会做得更好。这是他作为主播参与的第一个节目，对于相处了4个年头——长盛说那是青春爆发岁月的栏目组来说，不可能舍得。
其实长盛第一次像主持人似的出镜是在“今日话题”，曾播出过一段他和云南摄影家李晓俊对话形式的采访实录。“那天我穿 了一件蓝衬衣，节目录制在李晓俊家。”长盛对此印象颇深，“我觉得当时还不像一个主持人，而是一个在谈话的记者。因为我是在用脑子说话，所以感觉还不错。”
直到长盛从“今日话题”被抽调到“国际双行线”，他都没想过自己会做主播，也许他的梦本就是做一名能报道出配得上事件的新闻记者。
现在回首最初的访谈，长盛觉得自己很不专业，“眼神很死，缺少动作，说话紧张……反正就是没有魅力。”一个出色的主持人也同样需要成长的时间，是谁给了长盛时间呢?这不得不念“国际双行线”栏目组的情分。
“国际双行线”几乎可以说是包括长盛在内的一组人孕育的孩子，从怀胎落地，到抚养成形。正是抱着这份疼爱骨肉的情绪，让他们苦于找不到匹配节目的主播。“可能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节目太喜爱了，自己的孩子，给谁带都不放心，干脆我自己来吧!”
其实在长盛决定担当“国际双行线”的主播后，一位交心的朋友劝过他，说这么一档起点高的节目，不给新人成长的时间，如果一上来不行，就等于上了断头扎。好比一个篮球玩得好的菡子，没怎么练就直接进了NBA，能行吗?劝告自然中肯，但长盛心想，既然答应了，咱就上吧!
长盛是幸运的。“国际双行线”前10期节目凭借他的聪明和运气录制得还算顺利，但到底怎样做一个主播，长盛是经历了好一阵痛苦才明白的。“10期之后，所有我应当遇到的问题都出现了。有很多次，50分钟的节目一录就是两三个钟头。夏天录影棚本来就闷热，录到最后，都不能给观众反映的镜头了。我们组的人开玩笑说，撒把孜然都闻着羊肉串味儿了。”玩笑归玩笑，听长盛这么说，能感觉到那是他人生一段相当挫败的日子。“有期节目叫‘我的高三’，话题、嘉宾都很好，但我就是进不了状态，勉强主持太难太尴尬了。我就好像站在外面看自己主持，声音和想表达的意思不匹配。我甚至感觉别人已经在说‘这也是主持人?’‘这也有意思?’……”
长盛失眠了，录完节目，他就想着，自己是用最难堪的方式输了最不能输的比赛；而录节目前，他又盼着摄影棚的灯一亮，自己就能从这世界上消失。“我几乎就觉得，阻碍我发展的就是自己本身。”在这段时期，多亏了栏目组的制片人，他鼓励长盛做下去。“慢慢地，状态好了，做节目不再是痛苦，而是享受。1年的时间，我渐渐明白，主持人原来是这样啊，之前那都是胡来呢!”
“国际双行线”绝对可以算是国内谈话节目的先驱，他们每走一步，都是给后人栽树，长盛就是这么痛苦并坚持地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谈话类节目的主播路。
经济，透过长盛视角
人云亦云肯定不是记者出身的长盛的风格。“我是中国人，观点必然会倾向民族特性，受经历、学识和爱好的影响。我个性不张扬，但一定鲜明。”长盛说，很多主持人，通过节目就可以了解他，爱好、生活故事、喜怒哀乐，甚至都快聊到家住哪儿了。我想长盛说的就是在“首都经济报道”中的自己吧!
“首都经济报道”自2004年改版后，收视率至少增长了4倍。这节目比较特殊，找了两个老爷们儿，坐在一起用幽默、坦诚的方式主持。近年来，“首都经济报道”播报的内容已从民生新闻成功转型为专业性强的经济新闻。“这说明我们栏目的自信。要是以前报纯经济的，没收视率，而现在可以了。”透过节目的收视率，长盛说能看到北京人的理财水准提高了一个层次，不再远远被甩在上海人的后头，如今北京也是全国理财最好的城市之一了。
说到理财，就不得不说说基金。“隔壁退休的王大妈买了一支基金，翻番了。一堆老太太听着都得受刺激。为什么受刺激?买基金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买一只一等就完了。就是这样像存钱一样的等，却比储蓄的收益率高100％。所有人都晕了。”在长盛看来，基金对老百姓金融知识和理财观念的冲击远远大过股票，但蜂拥进入基金市场的讯息也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天不可能永远亮下去。过去的牛市只是转型阶段当中暴涨的过程，就像恋爱，热恋是非常时期，不在乎谁在热恋中呈现100度，重要的是婚后，当热恋的潮水退去，谁还能维持60度。虚拟经济更是如此，怎样让大家适应?维持很重要。”
对于“首都经济报道”今后的方向，长盛肯定地说：“我们节目的专业性还可以更自信一些。投资市场是值得给予更多关注的领域。”
对于目前的次信贷危机，长盛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最大经济体(美国)出问题了，然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增大内需的好时机。可以看到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正日益得到改善，看病有保障了，养老没问题了，很好的前景摆在前面。这正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而民生就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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