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之风云，谁人不遭遇一二次雨呢？突兀其来，把人淋得像只落汤鸡，人避之躲之唯恐不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公元1082年春，苏轼“沙湖道中遇雨”，那是场骤雨、大雨，也是场恶雨。苏轼此时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死里逃生的谪客应该“拟把疏狂图一醉”或“把酒问青天”，但他躬耕荒地，遇雨时不惊不俱，不作落难之想，不见狼狈之状。他从容优雅，“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是儒士农夫，更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不倒翁和硬汉子，书卷气、大丈夫气充盈于胸。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望江南·超然台作》）作者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可见一斑。“酒醒却咨嗟”“诗酒趁年华”，诗人识得解脱苦闷，自我排遣的人生法宝。林清玄说：“第一流人物，是能体会人间清欢滋味的人物，是在污浊的人间也能找到清欢滋味的人物。”
　　苏轼当然是第一流的人物，是个能于苦难生命中找到人生滋味的人。
　　宦海沉浮，三起三伏，苏轼于惊涛骇浪中舞之蹈之。46岁的苏轼，即使还能“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早已褪尽那份轻狂，他对人生的一切遭遇处变不惊，处之若常，异常冷静。他有应对一切变故的足够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硬力。
　　“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即便潇潇春雨和料峭春风会让人病困，但苏轼喜欢这场雨，感激这场雨，他觉得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因为他可以在雨中“身如不系之舟”“载歌载舞”，自得其乐。
　　2010年，网络上曾流行一首红极一时的小诗：
　　那天大雨，你走后/我站在芳园南街上/像落难的孙悟空/对每辆开过的出租车/都大喊：师傅/（《大雨》）
　　苏轼的超凡脱俗并不浑然天成，面对人生的巨大打击，他不曾痛苦失落，不曾愤懑失意过吗？泰然处之需要时间的沉淀，超然物外也需要物质媒介。正如这首《大雨》所写，面对不能叫喊，不能挽回的背影终于消失不见，一切尘埃落定，而大雨不停，浑身湿透，无比狼狈时，同样狼狈和委屈的还有一颗受伤茫然的心。
　　既然无法逃离一场雨，倒不如坦然受之。苏轼想到了，也做到了。如果苏轼能给这首《大雨》的小诗做个续本注脚，他或许会这样写：
　　后来唐僧来了/他扯袈裟做一把雨伞/我说：不用/
　　置身江湖，就得学会游泳。苏轼能明白这点，所以他通达，是个智者。可贵的是，苏轼不仅学会了潜游，还学会了花样泳。在他眼里，冷雨不再是冷雨，而是浪漫的烟雨，即便眼不见江南烟雨，他也能“长记”“欹枕”之。所以在雨中，他骄傲地唱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一生历典八州，旷达自如，他是失意却诗意的贬官达人，是无可救药的乐观派和幽默者。
　　这点柳永做得不够，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的雨是“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的“初歇骤雨”；李清照也做得小气，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她的雨是“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更兼”的“细雨”；即便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他的雨也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凄风冷雨。
　　贬官黄州是苏轼在仕途上第一次遭受沉重的政治打击。他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词中写道：“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他认为风雨是自然的，和风细雨也好，狂风骤雨也罢，都是大自然演奏的乐曲，“不以贬谪为意”“不以物伤性”，保持本心，才能享受“千里快哉”之风雨。沙湖道中邂逅的一场雨，其实是苏轼的一场“河东狮吼”的雄雨，是他幽默化的甘霖。宋玉把风分成了雌风、雄风，而苏轼只把“雨”诗化、美化为烟雨，他像是个天真的小孩，或者说像个浪漫的老头。
　　三月七日的这次雨，于苏轼而言，是“知时节”的好雨，是“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是“渭城浥轻尘”的朝雨，是“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快哉奇雨。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用浪漫主义实现着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正如牡丹，开在枝头高贵，坠之地上华丽，是谓不谢不败。
　　再大的雨终有熄灭的时候，再好的雨也有落幕的那刻，毕竟雨打之痛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微冷”，再快哉也有自欺欺人之嫌。但苏轼能“酒醒”和“回首”，由突进回归平和，由快乐回归淡泊，他其实收放自如，已然有了道家居士的修为。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顺和逆，荣和辱，穷和通，在苏轼心里都无足轻重了，“此心安处是吾家”。之前他沐雨栉风，“吟啸且徐行”，可能有些意气使然；“山头斜照却相迎”，他看得远、放得开的睿智和自信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从词作“也无风雨也无晴”煞笔观之，他的旷达自如才真正地得以体现，他的修为可谓更上层楼了。是时，苏轼的雨已然经历了骤雨、烟雨、无雨的三个阶段，三种境界。
　　路是苏轼永远的鞋子，他一脚踩在地上井底，一脚踏上高空云端。前方有逆风飞行的鸟在高空鸟瞰人间：如烟的雨让人沉醉，再大的雨也是晴空。
　　凄风冷雨，暴风骤雨，都是绝唱天籁。“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美食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