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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火车站就是大广场。和其他欧洲城市兄弟相比，安特卫普并没有惊人的美貌。广场上的教堂钟楼曾经是船只入港时候的标志，但是昔日港口地位已经逝去，我不是善于想象历史的诗人，对我而言，广场上那个拿着华夫饼的少女以及热腾腾的华夫饼上滴答着的冰激凌更吸引我。
我是来寻找那个很久以前的奥运会的。
49岁的卢杜（LUDO）是安特卫普如今极少数还坚持把比尔肖特运动场称为奥林匹克运动场的人。
他是安特卫普奥林匹克运动场的house keeping，有着管家的头衔，做着清洁工的工作。这项工作从他爷爷传给他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娶了同样在这里工作的母亲，退休后又把工作传给了他。三代人，从它还是一片简单的土地，到五环旗飘扬，到变成一个现代足球场，他们见证了它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我是在这个体育场里出生，长大的。”卢杜停下了正在清扫地上落叶的扫把，看着不远处的体育场说，“其实不能说是‘这个’体育场，因为它已经消失了，我的那个奥林匹克体育场，消失了。”
“奥林匹克”的守墓人
卢杜像一个孤单的看林人，甚至更像一个孤寂的守墓人。他对奥林匹克这四个字的坚持令他在他的同事眼里像一种笑话。而当他突然遇到从遥远的中国来到安特卫普，愿意与他交谈那段关于1920年的历史的我，卢杜彻底地哆嗦起来。
“Nothing, dear, nothing.”对于这个词语的重复，让卢杜充满了苍老的哀伤。我走进体育场里，想看看那条奥林匹克史上第一条400米的煤渣跑道时，看到的只是一片绿草足球场。卢杜说，没了，都没了，除了如今足球场绿草底下的土地，以及地下室的角落里一块石碑是1920年剩下来的碎片以外，我们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与奥运无关。这个体育场如今只是比利时的比尔肖特足球队训练和比赛的地方，连来运动的市民都没有几个。
卢杜激动地把我带到球场旁边一座小楼的二楼，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除了几张喷绘和说明板以外，就是一个室内的塑胶跑道——用以说明当年奥运第一次使用400米跑道，一个假的圣火火炬，一个假的领奖台，一些比利时运动员的照片，唯一有点意思的，是一面失去了75年而复得的五环旗。“You see everything, and nothing.”他说。
我知道卢杜已经想哭了，从他夹杂着越来越多法语单词的英语叙述里，我知道甚至已经在哭了，只是没有眼泪。他告诉我们，这些，也就是比利时政府对当年所拥有的一切，屈指可数的几张旧照片，仅此而已。他抚摸着喷绘里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旧照片，充满感情。“就是这个体育馆，那么优雅，充满回忆。”他指着粗糙的照片里每一个模糊的建筑物影子，拉着我走到窗外，努力地比画着它当年的位置，甚至用指头在空中描绘当年那条天际线的轮廓，努力让我看到他少年时代所看到的东西。我看不见。我只看见一个在欧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足球场。
事实上，又有多少人记得安特卫普的奥运会呢？在现在的国际眼光里，安特卫普以六君子闻名，以鲁本斯闻名，以世界上最好吃的华夫饼闻名。哪怕在整个奥林匹克建筑艺术史上，安特卫普贝绍特田园体育场是无足轻重的。这个木钢构造的混合式建筑拥有简洁的长方形的顶棚，看台采取了一种折中的表现形式，在木结构上并没有受到新派艺术风格的影响，选择了木材和钢铁等不同的建筑材料，没有展示什么历史印痕。
这个原本叫做比尔肖特田园运动场(Beerschot)的场馆 建于 1914年，由安特卫普建筑师博蒂涅 (Montigney) 和他的同事索曼 (Somers) 于1919年设计重建，能容纳3万观众。正如卢杜说，旧场馆要比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大，后来，土地被用来建造居民住房，河流被填平做成高速公路，昔日通往网球场、冰宫的道路还维持着原来的路名，只是路的尽头再也没有当年的网球场和冰球场。我看到孩子在“体育馆路”上踢球，“你们知道奥林匹克吗？”我问。6岁和9岁的孩子都在摇头。
1920，被欧洲大熔炉吞没
“我父亲总跟我说很多奥林匹克的事情。你知道，1920年，我父亲才18岁，正爱看热闹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爷爷还在为奥林匹克运动场工作，他认识好多好多运动员，从各个国家来的。”卢杜带我走到一棵树下，“我父亲就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那时候，我父亲跟着我爷爷溜到运动员的更衣室里去。”
卢杜不明白，为什么对于奥林匹克历史如此重要的一届奥运会，会被比利时政府如此无情地抹去。甚至在2000年，当这个奥运旧址被彻底铲平建立新的足球场时，都没有太多人站出来为老体育场说半句挽留的话。他去过慕尼黑的奥运场馆，他说那是一个奇妙的，完美的地方。人们在历史的痕迹里运动，城市享受着历史给它带来的重量。“政府为什么不肯为它花一分钱，为什么？”
卢杜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吞吐量为1100万吨的安特卫普港萎缩到300万吨，逃亡的狂潮在比利时依然没有彻底平息；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高，物质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是一个荣耀也是一个契机。“我有一次听到其他城市的市长来参观的时候说，当年的奥运会没几个观众来看，因为战事刚结束，忙生活还忙不过来。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安特卫普从来不因此而感觉自豪。”
如果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在卢杜眼里，整个安特卫普城都是这段历史的叛徒。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已经把1920年的奥运会从城市的表面上抹去了。圣母玛利亚教堂以恬静的姿态矗立在市中心，梵高学习过的安特卫普艺术学院至今接受游人的朝圣，那些16世纪的商业大厦也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面目，只是路边走过的人的衣服从带裙撑的塔夫绸裙子变成了牛仔裤而已。但是除了那条还被称之为“奥林匹克大道”的街道以外，这个城市里几乎不再存在跟1920年那届奥运会相关的蛛丝马迹——虽然它曾经被评价为“一战之后的繁荣”。 当我们向中央火车站里那个50多岁的女人询问“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时候，她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一个叫做这个名字的运动场”，唯有说起它的另外一个更让人熟悉的名字“比尔肖特运动场”的时候，她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来。
如卢杜所说，安特卫普居住了太多从别的国家来的人。比利时，号称欧洲的心脏，真正的欧洲大熔炉，居住着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人种。“安特卫普没有几个真正的比利时人了，在乎1920年这段历史的，很少很少了。”卢杜黯然神伤地说。
如果卢杜早在40年前就知道这一切会发生，他一定会爱惜爷爷和父亲给自己那些玩具。它们是当年奥运的照片，运动员穿过的衣服，甚至一些运动员获奖的奖牌。而年少的他以为这一切都不过和抽屉里的扑克牌一样，丢了也就丢了，扔了也就扔了。他只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失去，让他连回忆的凭证都没有。然而如果说这个体育场只是他的童年和少年，那么，它就是卢杜父亲的一生。“我父亲用了一生的时间维护它，让它整洁，干净，而它就这样没了，一点都不剩。”
让卢杜更难过的是，就连这样无物可博的“奥运博物馆”，也只是弥留，到了明年，它就要被拆掉了。到那时，卢杜只能感觉着脚下这块至少还经历过1920年的土地，透过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建筑找回自己童年和少年的回忆，找回属于他爷爷，他父母，以及属于他的那段奥林匹克。
我是来寻找那个很久以前的奥运会的。
49岁的卢杜（LUDO）是安特卫普如今极少数还坚持把比尔肖特运动场称为奥林匹克运动场的人。
他是安特卫普奥林匹克运动场的house keeping，有着管家的头衔，做着清洁工的工作。这项工作从他爷爷传给他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娶了同样在这里工作的母亲，退休后又把工作传给了他。三代人，从它还是一片简单的土地，到五环旗飘扬，到变成一个现代足球场，他们见证了它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我是在这个体育场里出生，长大的。”卢杜停下了正在清扫地上落叶的扫把，看着不远处的体育场说，“其实不能说是‘这个’体育场，因为它已经消失了，我的那个奥林匹克体育场，消失了。”
“奥林匹克”的守墓人
卢杜像一个孤单的看林人，甚至更像一个孤寂的守墓人。他对奥林匹克这四个字的坚持令他在他的同事眼里像一种笑话。而当他突然遇到从遥远的中国来到安特卫普，愿意与他交谈那段关于1920年的历史的我，卢杜彻底地哆嗦起来。
“Nothing, dear, nothing.”对于这个词语的重复，让卢杜充满了苍老的哀伤。我走进体育场里，想看看那条奥林匹克史上第一条400米的煤渣跑道时，看到的只是一片绿草足球场。卢杜说，没了，都没了，除了如今足球场绿草底下的土地，以及地下室的角落里一块石碑是1920年剩下来的碎片以外，我们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与奥运无关。这个体育场如今只是比利时的比尔肖特足球队训练和比赛的地方，连来运动的市民都没有几个。
卢杜激动地把我带到球场旁边一座小楼的二楼，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除了几张喷绘和说明板以外，就是一个室内的塑胶跑道——用以说明当年奥运第一次使用400米跑道，一个假的圣火火炬，一个假的领奖台，一些比利时运动员的照片，唯一有点意思的，是一面失去了75年而复得的五环旗。“You see everything, and nothing.”他说。
我知道卢杜已经想哭了，从他夹杂着越来越多法语单词的英语叙述里，我知道甚至已经在哭了，只是没有眼泪。他告诉我们，这些，也就是比利时政府对当年所拥有的一切，屈指可数的几张旧照片，仅此而已。他抚摸着喷绘里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旧照片，充满感情。“就是这个体育馆，那么优雅，充满回忆。”他指着粗糙的照片里每一个模糊的建筑物影子，拉着我走到窗外，努力地比画着它当年的位置，甚至用指头在空中描绘当年那条天际线的轮廓，努力让我看到他少年时代所看到的东西。我看不见。我只看见一个在欧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足球场。
事实上，又有多少人记得安特卫普的奥运会呢？在现在的国际眼光里，安特卫普以六君子闻名，以鲁本斯闻名，以世界上最好吃的华夫饼闻名。哪怕在整个奥林匹克建筑艺术史上，安特卫普贝绍特田园体育场是无足轻重的。这个木钢构造的混合式建筑拥有简洁的长方形的顶棚，看台采取了一种折中的表现形式，在木结构上并没有受到新派艺术风格的影响，选择了木材和钢铁等不同的建筑材料，没有展示什么历史印痕。
这个原本叫做比尔肖特田园运动场(Beerschot)的场馆 建于 1914年，由安特卫普建筑师博蒂涅 (Montigney) 和他的同事索曼 (Somers) 于1919年设计重建，能容纳3万观众。正如卢杜说，旧场馆要比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大，后来，土地被用来建造居民住房，河流被填平做成高速公路，昔日通往网球场、冰宫的道路还维持着原来的路名，只是路的尽头再也没有当年的网球场和冰球场。我看到孩子在“体育馆路”上踢球，“你们知道奥林匹克吗？”我问。6岁和9岁的孩子都在摇头。
1920，被欧洲大熔炉吞没
“我父亲总跟我说很多奥林匹克的事情。你知道，1920年，我父亲才18岁，正爱看热闹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爷爷还在为奥林匹克运动场工作，他认识好多好多运动员，从各个国家来的。”卢杜带我走到一棵树下，“我父亲就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那时候，我父亲跟着我爷爷溜到运动员的更衣室里去。”
卢杜不明白，为什么对于奥林匹克历史如此重要的一届奥运会，会被比利时政府如此无情地抹去。甚至在2000年，当这个奥运旧址被彻底铲平建立新的足球场时，都没有太多人站出来为老体育场说半句挽留的话。他去过慕尼黑的奥运场馆，他说那是一个奇妙的，完美的地方。人们在历史的痕迹里运动，城市享受着历史给它带来的重量。“政府为什么不肯为它花一分钱，为什么？”
卢杜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吞吐量为1100万吨的安特卫普港萎缩到300万吨，逃亡的狂潮在比利时依然没有彻底平息；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高，物质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是一个荣耀也是一个契机。“我有一次听到其他城市的市长来参观的时候说，当年的奥运会没几个观众来看，因为战事刚结束，忙生活还忙不过来。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安特卫普从来不因此而感觉自豪。”
如果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在卢杜眼里，整个安特卫普城都是这段历史的叛徒。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已经把1920年的奥运会从城市的表面上抹去了。圣母玛利亚教堂以恬静的姿态矗立在市中心，梵高学习过的安特卫普艺术学院至今接受游人的朝圣，那些16世纪的商业大厦也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面目，只是路边走过的人的衣服从带裙撑的塔夫绸裙子变成了牛仔裤而已。但是除了那条还被称之为“奥林匹克大道”的街道以外，这个城市里几乎不再存在跟1920年那届奥运会相关的蛛丝马迹——虽然它曾经被评价为“一战之后的繁荣”。 当我们向中央火车站里那个50多岁的女人询问“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时候，她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一个叫做这个名字的运动场”，唯有说起它的另外一个更让人熟悉的名字“比尔肖特运动场”的时候，她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来。
如卢杜所说，安特卫普居住了太多从别的国家来的人。比利时，号称欧洲的心脏，真正的欧洲大熔炉，居住着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人种。“安特卫普没有几个真正的比利时人了，在乎1920年这段历史的，很少很少了。”卢杜黯然神伤地说。
如果卢杜早在40年前就知道这一切会发生，他一定会爱惜爷爷和父亲给自己那些玩具。它们是当年奥运的照片，运动员穿过的衣服，甚至一些运动员获奖的奖牌。而年少的他以为这一切都不过和抽屉里的扑克牌一样，丢了也就丢了，扔了也就扔了。他只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失去，让他连回忆的凭证都没有。然而如果说这个体育场只是他的童年和少年，那么，它就是卢杜父亲的一生。“我父亲用了一生的时间维护它，让它整洁，干净，而它就这样没了，一点都不剩。”
让卢杜更难过的是，就连这样无物可博的“奥运博物馆”，也只是弥留，到了明年，它就要被拆掉了。到那时，卢杜只能感觉着脚下这块至少还经历过1920年的土地，透过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建筑找回自己童年和少年的回忆，找回属于他爷爷，他父母，以及属于他的那段奥林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