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十六岁的我有幸脱离了上山下乡大潮的裹挟，成为当时的特大型重工企业——大连钢厂的一名工人。而就在我参加工作的前一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四十二岁的母亲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既要照顾年近百岁的祖母和无依无靠的伯母，又要拉扯我们兄妹六人。当我将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原封不动地交到母亲手里时，她紧紧地攥着，眼里噙着泪花，平生第一次对我说了很多话：“穷人家的孩子参加工作靠什么？靠的就是扎扎实实干活和学习，因为我们只有这一点比别人强。你这辈子要是不多装点‘墨水’，不好好地去拼，就只能在最底层出力气！” 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地重复着那几句话。我知道，母亲为支撑起这个家过得很辛苦，现在儿子终于能赚钱了，母亲的这种心情是别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我对母亲的唠叨最初的感受。
　　 1972年12月，我离开厂工会美术宣传岗位，入伍成为一名军人。此后，我与母亲分隔两地。每每我回家乡探望母亲，她都像平时刻意攒着似的，话如潮涌，唠叨个没完没了。短短的几天假期，母亲总要对我进行几次“专题教育”。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生活的艰辛使她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仍然能看得非常透彻。“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这是母亲常用来教育我的家训。从我们的家族史，到三亲六眷的血脉关系;从待人接物，到为人处世之道等等，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
　　 三十岁之前，我心里非常打怵听母亲的唠叨——翻来覆去尽是些“车轱辘话”：上半夜从老大到老六，这个不争气啦，那个不听话啦;下半夜又从老六到老大，这个不容易啦，那个不简单啦，而我却很快在她的唠叨声中睡着。那时的我就如现在这些春节怕回家听父母絮叨的年轻人一样，无法理解母亲何以如此唠叨。
　　 四十岁的时候，我对母亲的唠叨已经慢慢习惯。母亲生于旧社会，十一岁就到工厂当童工，之后又历经新中国发展变化和多次政治运动。父亲故去后，母亲一个人将我们兄妹六人带大，受尽了磨难。记得当年日本电视剧《阿信》热播时，母亲曾对我说：“我这一生经历的事情，不用加工都比电视剧丰富！”对于这一点，我始终坚信。于是，对于母亲的唠叨，我虽不乐意听，但母亲生活得不易，倾听母亲的絮叨是儿子应尽的孝顺，若是连我这个儿子都不耐烦，谁还能成为母亲的听众？
　　 1999年，我的长兄不幸病故，兄妹几人怕母亲经受不住打击，一直对她隐瞒着消息。可是，每次我回到大连家中，尤其逢年过节时，母亲总是在唠叨完家庭琐事之后，有意无意地提起大哥：要么说他脾气太暴躁，应该改改;要么就唠唠叨叨地说起哥哥最爱吃的那些海货——但她就是不问她的大儿子为什么不回来看她。起先我觉得母亲只是牵挂大哥，所以唠叨。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其他兄妹也都心照不宣——母亲不是不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哪里，只是她不敢也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而已。
　　 待我到了“耳顺”之年，我对母亲的唠叨不仅能洗耳恭听，而且称得上“乐听”了。对于我来说，母亲的唠叨是天底下最难得、最动听的声音。为了记录下母亲所讲的家史，我特意买了一部索尼录音机和二十盘空白录音带。可是，每次回到老家，与战友和朋友的聚会、应酬缠身，记录母亲口述家史的计划便一拖再拖。直到有一天，八十二岁的母亲因突如其来的疾病陷入昏迷。守在母亲身边的日子里，我多想再像过去那样，听母亲讲那些已听了无数遍的故事。然而，母亲却安静地躺在那里，再也没有醒来。
　　 1953年，下夜班的母亲向正在植树的市政工作人员要来一棵小树苗，栽在祖屋门前。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弟弟几经辗转，终于找到那棵梧桐树。祖屋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取代，小梧桐树也已长成15米高的大树，树冠阔而圆，树杈坚如铁。风过处，树叶婆娑摇曳，我站在树下，仿佛又听到母亲的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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