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建基于一个双重结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挖掘，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源于对生、死、自由等基本命题的困惑，翼人触摸到了自己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汇点，找到了进入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基点和入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宗教信仰，则为翼人的追问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和思想支撑，增强了他面对生命本体问题时的底气与胸襟，开拓了诗人的心灵视界和生命境界。“河流”是翼人对本民族原始象征的观照，它的基本精神是在流变中追求永恒，在具体的生命形态中探寻本质性的生命元素。而在河流上航行的“沉船”，则是翼人为个体生命书写的生命进阶简史。首先是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艰难地诞生，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之间的位置；其次是突破对死亡的认知囿限，意识到生命须在此世坚苦跋涉的修行，死后依凭虔诚的宗教信仰，升入到彼世安宁的家园中；最后是融入民族共同体中，在爱的感召下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繁衍。在持续跃迁的过程中，生命表现出不断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亦即生命的恒向上性。
　　一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选定一些符号作为原始象征，来表示独特的生命感受、创造意向和世界感。这种原始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比如向上耸立升腾的哥特式建筑，体现的是西方人对无限的渴望，对深度经验的执着；在埃及文化中，这种原始象征则是由石头构筑，用平整的石墙围起的向前延伸的“道路”，表明埃及人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在一个有节奏的连续空间中，将生命向前延展到世界中；紧接着，斯宾格勒信心满满地认为华夏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徜徉于他的世界”，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走向神祇或祖先的墓地。宗白华的看法既可以纠正斯氏的偏见，又可以拓展斯氏的睿智：中国人独特的原始象征空间是“以大观小之法”描绘的山水画。中国人并非定点透视或一望无边，而是萦回委曲、绸缪往复。中国人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中国人的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淌着的气韵生动。这种不同的原始象征形式，表征的是各民族处理有限与无限之关系，寻求超越性的不同方式。这两位哲人的判断，想必会得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认可：“潜隐在言语和语言的全部发展背后的观察形式，总要表达出独特的精神特质，即思想和领悟的特别方式。语言从未简单地指称对象，指陈事物本身；它总是在指称源发自心灵的自发活动的概念。”潜藏在语言和空间符号之后的，是独特的心灵和精神，语言和空间符号会烙上民族文化的独特印记。因而，如果要去探索一种文化的特异性，可以从这种文化贡献出的原始象征中找到索解之途。在哲人们建立起来的宏阔视野中，阿尔丁夫·翼人诗歌写作的意义，或许能够得到更为充分、有效地思考。这位长期生活在青海循化，处于汉、藏和伊斯兰文化交汇处，又用汉语写作诗歌的撒拉人，能为汉语带来何种新鲜独特的经验，送给汉语一份怎样的礼物呢？
　　有别于蜿蜒在树林阡陌间的溪流，翼人诗歌中的河流奔腾于辽阔的天地之间。《沉船》一开篇便是：“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视界开阔、明朗，音响沉稳。河流穿梭于高山峡谷，两岸散落着承载历史和文化记忆的遗迹，具有多重精神脾性。它受制于地球重力的牵引，不得不紧紧贴近大地；它受到天空的魅惑，受到白云和雄鹰的鼓动，对辽阔自由的上方保持着向往。河流被禁锢在固定的河床上，但河水又能在河道上自由地奔腾涌动。河流的流逝，寓示着时间之悠忽。河流始于遥远地带的神秘源头和未知的远方归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则又分明表示着时间的无涯无际。拥有强大力量的河流，时常爆发残暴凶悍的一面，为人类带来灾难；但它又拥有温柔的母性，孕育了人类文明，成为人类精神的母体。河流的这种多重特性，塑造了身处其中的感受主体的情感结构、世界观和方向感。置身于这条河流中的主体，内部充溢着种种相反相成的因素和情绪，如人的自由追求与历史、自然的压抑，原始生命力与理性精神，狂放的激情与深邃的沉思，命运难测带来的漂泊无定感与生命的矢志向前的意志力等等。《沉船》中各种交错混响的声音，正得力于此。撒拉族在历史上曾几经迁徙，长期处于流动性的生存状态中，这种历史记忆积淀为一种在流徙不定中坚韧不拔的民族心理和情感结构，正好与河流的上述特征相印合。受伊斯兰文化中两世并举的生命观的陶冶，令撒拉族人在今世艰辛修行，又对彼岸保持虔诚的信仰。这种由宗教塑造的心理结构，也在河流标识的此岸与彼岸的形象中，得到了完好的体现。
　　伊斯兰宗教文化更多地作为一种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世俗世界之后，构成世俗生活的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头，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这种精神结构渗透到翼人的情感结构中，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为纯正的汉语操持者所陌生。《沉船》能很好地证明：翼人既能在各种形态的生命和事物中感受到欢腾动感的一面，又能意识到其中不稳定的一面，乃以永恒作标准，使用一种忧伤的目光打量这些短暂的事物；而另一方面，生命和事物欢腾动感的力之呈现，其实是以各自的方式向着永恒的方向迫近，诗人又乐于用一种欣悦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短暂性—这是神对人的恩赐。阿爾丁夫·翼人的观物方式正处在这两种目光的叠加中；叠加的效果，则是以一种动态的眼光观看事物向着永恒运动着的动态过程。与汉文化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找到一个中介，以“心性”修行作为内在超越的方式迥然有异，阿尔丁夫·翼人在《沉船》中呈现的精神，则是承认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存在着的界限，让生命始终处于通往彼岸更高本体之道途。在持续追求的过程中，一个不断行动着的刚健的主体形象便凸显出来，其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与汉文化的“以静制动”“以静观动”不同，而呈现出“以动观动”的特性。《沉船》一开篇，就摆明了这个诗学立场；而这种生命感和观物方式投射在《沉船》中，又体现为两个基本声部的交替回响：一种是生命与事物飞扬着的喧腾的声音，另一种是潜藏在底部的内敛沉静的声音，亦即源自生命本体的声音。但更重要或更根本的是，阿尔丁夫·翼人如何在各种具体的声音形态中倾听到来自本体的声音。《沉船》卷首引用了帕斯（Octavio Paz）的诗句：“我在寻觅一个瞬间……奔驰的闪电和暴风雨的脸/黑暗花园里的雨水的脸/那是顽强的水，流淌在我的身边……”不用说，变化流淌的水里蕴藏着本源性、神秘性的生命本体的声音。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对水的本源性有着敏锐的揭示：“水也有非直接之声。自然界响彻着本体的回声。有生命之物相互呼应着，模仿着本原的声音。在各种本原中，水是‘声音’最忠实的镜子。”对本源性的水的声音的倾听，由水而起的物质想象，激发了阿尔丁夫·翼人生命本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念的流动。这种本源性的声音贯穿于整个《沉船》，成为《沉船》浑厚而沉潜的低音部，以流动性和一致性将整个《沉船》整合起来，具有了声音结构方面的整一性。 　　《沉船》从水元素中倾听到的本源声音，呈现出的是世界复魅的状态。“在整个现代世界，自然事物从神话元素、从身体能够感知并表达于语言层面的质地，逐渐变成了可供分析的物质元素，从活生生的语汇变成了元素周期表。从神话学语言到化学符号，自然元素失去了其表征功能，甚至也在逐渐失去其形象。”当自然的灵性维度在现代科技话语的拆解下消失殆尽时，阿尔丁夫·翼人从河流和水流声中倾听生命的本源性的声音，在自然的物质性元素中发现生命的力量，这是朝向生命和自然本源的一次回溯，它保存了语言与自然灵性相互激发的那部分能量，保存了语言对生命和事物的无限性和神秘性的感知和命名能力。
　　二
　　如果说，河流是阿尔丁夫·翼人用以感知和描述本民族心灵形式的原始象征，《沉船》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船”，则是翼人为自己找到的生命征象。
　　当一艘船只涉入河流，准备开始其航程时，一般而言，便与生死命题短兵相接了。在不驯的河流中，在浩瀚的时间之涯中，生命渺小如一叶扁舟，短暂如蜉蝣。生命如何应对这种自然和时间带来的挑战？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人类在自身历史上某个特别的神秘时刻（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以各自的智力和个性，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应答：“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映照，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雅氏所谓的“轴心突破”，是在世界的视野内，对四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超越性方式的判断。作为某种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个体，也需要在某个神秘的时刻，让个体生命融入民族文化传统中，让自我意识从朦胧到清醒，觉知到自己在自然、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找到自己超越性的内在源泉，在个人的生命意义上，实现一次“轴心突破”。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沉船》可以被视作翼人个人生命史上的一次“轴心突破”。
　　在长诗的开端，阿尔丁夫·翼人表达了人和自然相互陌异的经验，“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而此处站立的不是属于我的朔风……”人和自然不能相互指认，生命状如“搁浅的船只”，尚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婴儿的哭声一如银蛇”那般唤醒了意识，随后，诗人将目光投向了民族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记忆”；投向了民族的源头，感受到族群及个体生命在宇宙自然中艰难创生的过程。“看/我们诞生了/诞生的阵痛/惊动了大朵的流云……”翼人经由想象和追忆，参与到世界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认领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位置，化解了生命在洪荒宇宙间不知其所自的迷茫和恐惧，并开始从“永恒的角度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独立的沉思，开始重新走向与世界，永恒的人性和神性存在相融合的道路”。
　　与生命的诞生一同来到的，正是它的同卵双生兄弟—生命的有限性。“而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生命的走向/仅似于一块玻璃碎片”。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知何时来临而终会降临的死亡，触发了诗人不可消解的忧愁和恐惧。但“一场劫火使神性勃然于世界之上”，“莫若说河的主人以河流的走向/结伴而行谢下悲壮的一幕/又一次赢得太阳的礼赞……”高高在上的太阳，神圣的肯定性力量，为生命带来了些微拯救的曙光。一种更高的精神态势和本体的召唤力量，赐予了天地之间的行人以再次出征的勇气。
　　在初步领受了生、死问题之后，一个更为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则是，人该依循怎样的价值追求度过自己的现世生命，如何从自我的囿限中挣脱而出，达到开阔的境地。为此，阿尔丁夫·翼人再次回溯到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我当依然是我/岂能画地为牢/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而另一支小小的生命重又快乐地诞生/吹奏无言的情思/与河流结伴而行”。诗人感受到“我”的个体生命与族群的同胞有着同样的诞生源头，“我”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跋涉，与自己的族群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源头和价值追求，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我们并将永远属于你/世界流动的山脉/星辰敞开的心扉”。“我们”被伟大的造物主召唤，聚集在一起，朝向神秘的“灵地”进发：“在向往幸福的途中彼此相爱/或许这是一场伟大的创举或不幸的怜悯/在各自的脚踝上足见其条条美纹/欧亚大陆有我们无数永恒的亲人/而我只是其中一员/或是一块相似的灵地”。生命在与群体节奏一致的行动中，体会到一种最高的满足。恰如闻一多所言：“最高的满足，是感觉自己和大家一同活着，个人以彼此的活互相印证，互相支持，使个人自己的‘活’更加真实，更加稳固，这样满足才是完整的，绝对的。”
　　翼人在生命和诗歌文本的双重跋涉中，沿途留下了足迹作为旅途艰辛的证明。这些足迹体现在《沉船》中的人称变换和诗人的视界拓展中。在长诗《沉船》中，可以寻绎出两条人称变化的线索，一条是无人称—我—我们，另外一条是他们—你们—我们。人称表征着主体的位置意识，人称关系则表征着人物之间的关系。一条人称变换线索表征着“我”从宇宙自然中挣脱出来，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又重新回归宇宙自然，和万物一体的过程；另外一条线索表征的，是“我”和族群成员的关系，逐渐从互为陌异的他者，融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过程。视界其实是个人内心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境界的一个外在表征。翼人在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追溯和领悟中，生命求奋进的要求中，不断突破自我的囿限，迈向开阔的生命境界，从搁浅在河底的沉船，慢慢成长为航行在河流上朝大陆腹地挺进的巨轮。
　　生命在重要时刻遭遇的生、死、爱等命题的困惑与突围，是《沉船》的关键性节点，于这些节点处蓄积着的张力和搏斗着的力量，是《沉船》中形象序列和主题展开的内驱力。这也是长诗中涌现出诸多自我突破的动作，呈现出结构的动态美的内在依据。这动态结构犹如一条磅礴流动的河流，它是诗人流动的诗思的呈现，也是诗人不断行动着的主体精神的一种赋形和表征。
　　至此，《沉船》的内部结构清晰地显现出来。它是一部個体生命背靠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和宗教信仰，在生死和爱的历险中，艰难向前挺进的航行，是主体精神不断强健，生命境界不断升级的心灵记录，这正是沉船航行在河流上的精神要义。这首长诗的建基和持续推动力，基于强健的主体精神，不断艰辛跋涉的行动激情，对彼岸世界的虔诚信仰，基于一种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言的朝向某一个自己无法达到的高处的方向感，并坚信自己所信仰的力量就源自那个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