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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性的尸体被发现。DNA揭示的嫌疑人，竟然比这名女性先死了几星期。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但它仿佛来自现代侦探小说。1997年，一名女性在英国伦敦被残忍杀害。法医在她的指甲下面发现了其他人的组织样本，这可能表明她在死前抓扯了袭击者。
其中一份样本接受了检测，检测结果被输入英国国家DNA数据库进行比对，很快就比对出一名嫌疑人。令人惊讶的是，这名嫌疑人也是一名被谋杀的女性，而且她死于前一名女性死前整整3星期。她俩分别死在伦敦的不同区域，各自的查案团队也不同。由于这两件案件之间看来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名女性相互认识或见过面，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她们的样本当初被混合过，地点最可能是在她们待过的一个地方——英国法医学服务部法医实验室。于是，高级调查官对此发出了投诉。
当时，英国法医学服务部客户经理、著名法医学家西尔弗曼受命调查法医实验室是否在此案中出错。他首先想到，有可能第二名遇害人（稍晚遇害者）的指甲切屑被错误标示，这些切屑实际上来自第一名遇害人。但西尔弗曼一开始调查相關样本，就发现自己的推测是错的。第二名遇害人的指甲上有明显的豹纹美甲图案，而受检的指甲切屑有与之完全相同的图案。也就是说，这些指甲切屑肯定来自于第二名遇害人。
接着，西尔弗曼核查该实验室记录，看是否有可能这两名遇害者的样本被偶然混合过。这被发现也不可能，因为这两套样本不仅被分开放置，而且取出的时间也不同。无论怎样，这两名遇害人的指甲切屑检验相隔几星期，并且检验人员也不同，因此两份切屑样本在实验室里被搞混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西尔弗曼决定更仔细调查这些指甲切屑究竟是怎样被采集的。他很快就发现，虽然这两具尸体到达停尸房的时间相隔好几个星期，但它们是在同一间停尸房接受解剖检查的。与标准的非犯罪性尸体解剖不同，针对谋杀或可疑死亡的法医学尸检（尸体解剖）要细致、复杂得多。除了其他多种检查外，法医学尸检中还要提取死者血液和器官样本进行毒理学检验，提取胃内物进行检验，以及刮取和切割指甲进行检查。
在检查这间停尸房的记录时，西尔弗曼终于茅塞顿开。这些记录表明，较早那起谋杀遇害人的尸体被放在冷藏箱中保存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警方对其进行初始检查。在第二名遇害人的尸体到达该停尸房的前一天，第一名遇害人的尸体被移出冷藏箱，让病理学家提取更多的指甲切屑。第二天，他们用了同一把剪刀来提取第二名遇害人的指甲切屑。西尔弗曼推测，尽管这把剪刀在两次使用之间经过仔细清洗，却依然难以确保清洗过程能够从剪刀上消除第一名遇害人的任何基因材料。也就是说，第一名遇害人的基因材料完全有可能经过这把剪刀传递到第二名遇害人的指甲上，并且在稍后的检验中产生DNA图谱。
西尔弗曼的法医学生涯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时，从几滴血就能辨识一个人的理念看来是来自于科幻小说。当时，法医学家们很少穿防护服进入犯罪现场，也很少担忧潜在的污染，原因是当时没有办法检测任何小到肉眼可见的生物样本，更不要说检测DNA。
今天，每个进入犯罪现场的人都必须穿戴新的防护服、套鞋和手套。现在的DNA提取技术如此敏感，哪怕只是触碰了一件物体（例如门把手或刀柄），也可能会留下足够的痕迹，从而能进行一次成功的DNA检测。而在这桩“时间旅行”谋杀案或称“死人杀活人”案所发生的1997年，DNA分型技术问世不过几年时间。但该技术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一些以往根本预见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
西尔弗曼立即安排对来自停尸房的指甲剪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这把指甲剪上竟然存在3种不同的DNA基因图。进一步检测发现，该停尸房的多件其他器具上也存在DNA污染。但是，只有在指甲剪上这个问题才得以暴露。例如，虽然解剖刀上也被发现存在多人的DNA痕迹，但由于从来不会在切口处提取DNA，所以交叉污染没有直观地反映出来。
西尔弗曼立即向英国所有验尸官、停尸房和法医病理学家发出一份紧急备忘录，强调法医工具等的交叉污染问题，并且指出：从此以后，所有指甲切屑的提取都必须使用一次性剪刀，所用剪刀必须被放入装指甲切屑（通过这把剪刀提取）的证据袋，确保剪刀只用过这一次。直到今天，这一规定在英国仍然在执行。
多年来，DNA被视为一种能以微量证据打击犯罪的终极工具，但从许多方面来说，DNA检验已沦为自己的巨大成功的牺牲品。法医学家有能力仅凭几只人体细胞创建DNA图谱，而所需的微量证据在几乎任何地方都能采集到。但因为我们在自己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DNA痕迹，所以发现这些DNA并检测它们的，其意义将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除非现场有足够多的材料来消除二次接触或交叉污染。
DNA检测
法医学家或许会被请求比较发现于受害人指甲下面的皮肤DNA，以及来自疑似嫌疑人的血液DNA。首先，从细胞中分离出DNA。运用一种被称为“聚合酶链反应”（简称PCR）的方法，制造数百万个DNA拷贝。采用一种天然酶PCR反复复制DNA的一个特定片段。拥有大量DNA，能让对基因标记的检测更容易。接着，在一些特定部位把DNA分子切断，把分子分解成“块”。检测“块”上的编码，创建DNA指纹。再比较来自两个不同样本的DNA指纹，看它们是否匹配。
DNA检测的准确度如何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DNA检测结果有时候是一桩重要案件中的唯一证据。两个不相干的人拥有完全相同基因图谱的概率，不到10亿分之一，所以很容易看出来自两个生物学样本的DNA不匹配。但就算匹配，也不能完全肯定两个样本来自同一人。总是存在一种较小的可能性：两个不同的人的一部分基因标记可能相同，尤其是当他们有亲缘关系时。
为了减少差错，科学家会测试不止一个基因标记。然而，检测的基因标记越多，也越花时间和花费越昂贵。法医DNA检测通常要检验6～10个基因标记。
通过DNA破解的案例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安娜名声大噪，因为她自称是俄罗斯沙皇家族唯一的幸存者——安娜斯塔西娅大公。安娜死后，DNA检测证明她与俄罗斯沙皇家族毫无干系。
连环杀手斯潘塞，是美国第一个因为DNA证据被处死的罪犯。瓦斯奎斯被错误指控在斯潘塞系列案中杀死一人，他也是美国第一个由DNA检测结果洗清罪名的人。
1912年，4岁的美国男孩邓巴在随家人钓鱼途中失踪，在8个月后被找到。他回到家中后，却有另一名妇女声称他是她的儿子。2004年，DNA检测发现这个男孩并不是邓巴，而邓巴的下落至今不明。有专家猜测，邓巴当年坠入湖中身亡，遗骸被鳄鱼吃掉。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但它仿佛来自现代侦探小说。1997年，一名女性在英国伦敦被残忍杀害。法医在她的指甲下面发现了其他人的组织样本，这可能表明她在死前抓扯了袭击者。
其中一份样本接受了检测，检测结果被输入英国国家DNA数据库进行比对，很快就比对出一名嫌疑人。令人惊讶的是，这名嫌疑人也是一名被谋杀的女性，而且她死于前一名女性死前整整3星期。她俩分别死在伦敦的不同区域，各自的查案团队也不同。由于这两件案件之间看来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名女性相互认识或见过面，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她们的样本当初被混合过，地点最可能是在她们待过的一个地方——英国法医学服务部法医实验室。于是，高级调查官对此发出了投诉。
当时，英国法医学服务部客户经理、著名法医学家西尔弗曼受命调查法医实验室是否在此案中出错。他首先想到，有可能第二名遇害人（稍晚遇害者）的指甲切屑被错误标示，这些切屑实际上来自第一名遇害人。但西尔弗曼一开始调查相關样本，就发现自己的推测是错的。第二名遇害人的指甲上有明显的豹纹美甲图案，而受检的指甲切屑有与之完全相同的图案。也就是说，这些指甲切屑肯定来自于第二名遇害人。
接着，西尔弗曼核查该实验室记录，看是否有可能这两名遇害者的样本被偶然混合过。这被发现也不可能，因为这两套样本不仅被分开放置，而且取出的时间也不同。无论怎样，这两名遇害人的指甲切屑检验相隔几星期，并且检验人员也不同，因此两份切屑样本在实验室里被搞混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西尔弗曼决定更仔细调查这些指甲切屑究竟是怎样被采集的。他很快就发现，虽然这两具尸体到达停尸房的时间相隔好几个星期，但它们是在同一间停尸房接受解剖检查的。与标准的非犯罪性尸体解剖不同，针对谋杀或可疑死亡的法医学尸检（尸体解剖）要细致、复杂得多。除了其他多种检查外，法医学尸检中还要提取死者血液和器官样本进行毒理学检验，提取胃内物进行检验，以及刮取和切割指甲进行检查。
在检查这间停尸房的记录时，西尔弗曼终于茅塞顿开。这些记录表明，较早那起谋杀遇害人的尸体被放在冷藏箱中保存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警方对其进行初始检查。在第二名遇害人的尸体到达该停尸房的前一天，第一名遇害人的尸体被移出冷藏箱，让病理学家提取更多的指甲切屑。第二天，他们用了同一把剪刀来提取第二名遇害人的指甲切屑。西尔弗曼推测，尽管这把剪刀在两次使用之间经过仔细清洗，却依然难以确保清洗过程能够从剪刀上消除第一名遇害人的任何基因材料。也就是说，第一名遇害人的基因材料完全有可能经过这把剪刀传递到第二名遇害人的指甲上，并且在稍后的检验中产生DNA图谱。
西尔弗曼的法医学生涯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时，从几滴血就能辨识一个人的理念看来是来自于科幻小说。当时，法医学家们很少穿防护服进入犯罪现场，也很少担忧潜在的污染，原因是当时没有办法检测任何小到肉眼可见的生物样本，更不要说检测DNA。
今天，每个进入犯罪现场的人都必须穿戴新的防护服、套鞋和手套。现在的DNA提取技术如此敏感，哪怕只是触碰了一件物体（例如门把手或刀柄），也可能会留下足够的痕迹，从而能进行一次成功的DNA检测。而在这桩“时间旅行”谋杀案或称“死人杀活人”案所发生的1997年，DNA分型技术问世不过几年时间。但该技术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一些以往根本预见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
西尔弗曼立即安排对来自停尸房的指甲剪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这把指甲剪上竟然存在3种不同的DNA基因图。进一步检测发现，该停尸房的多件其他器具上也存在DNA污染。但是，只有在指甲剪上这个问题才得以暴露。例如，虽然解剖刀上也被发现存在多人的DNA痕迹，但由于从来不会在切口处提取DNA，所以交叉污染没有直观地反映出来。
西尔弗曼立即向英国所有验尸官、停尸房和法医病理学家发出一份紧急备忘录，强调法医工具等的交叉污染问题，并且指出：从此以后，所有指甲切屑的提取都必须使用一次性剪刀，所用剪刀必须被放入装指甲切屑（通过这把剪刀提取）的证据袋，确保剪刀只用过这一次。直到今天，这一规定在英国仍然在执行。
多年来，DNA被视为一种能以微量证据打击犯罪的终极工具，但从许多方面来说，DNA检验已沦为自己的巨大成功的牺牲品。法医学家有能力仅凭几只人体细胞创建DNA图谱，而所需的微量证据在几乎任何地方都能采集到。但因为我们在自己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DNA痕迹，所以发现这些DNA并检测它们的，其意义将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除非现场有足够多的材料来消除二次接触或交叉污染。
DNA检测
法医学家或许会被请求比较发现于受害人指甲下面的皮肤DNA，以及来自疑似嫌疑人的血液DNA。首先，从细胞中分离出DNA。运用一种被称为“聚合酶链反应”（简称PCR）的方法，制造数百万个DNA拷贝。采用一种天然酶PCR反复复制DNA的一个特定片段。拥有大量DNA，能让对基因标记的检测更容易。接着，在一些特定部位把DNA分子切断，把分子分解成“块”。检测“块”上的编码，创建DNA指纹。再比较来自两个不同样本的DNA指纹，看它们是否匹配。
DNA检测的准确度如何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DNA检测结果有时候是一桩重要案件中的唯一证据。两个不相干的人拥有完全相同基因图谱的概率，不到10亿分之一，所以很容易看出来自两个生物学样本的DNA不匹配。但就算匹配，也不能完全肯定两个样本来自同一人。总是存在一种较小的可能性：两个不同的人的一部分基因标记可能相同，尤其是当他们有亲缘关系时。
为了减少差错，科学家会测试不止一个基因标记。然而，检测的基因标记越多，也越花时间和花费越昂贵。法医DNA检测通常要检验6～10个基因标记。
通过DNA破解的案例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安娜名声大噪，因为她自称是俄罗斯沙皇家族唯一的幸存者——安娜斯塔西娅大公。安娜死后，DNA检测证明她与俄罗斯沙皇家族毫无干系。
连环杀手斯潘塞，是美国第一个因为DNA证据被处死的罪犯。瓦斯奎斯被错误指控在斯潘塞系列案中杀死一人，他也是美国第一个由DNA检测结果洗清罪名的人。
1912年，4岁的美国男孩邓巴在随家人钓鱼途中失踪，在8个月后被找到。他回到家中后，却有另一名妇女声称他是她的儿子。2004年，DNA检测发现这个男孩并不是邓巴，而邓巴的下落至今不明。有专家猜测，邓巴当年坠入湖中身亡，遗骸被鳄鱼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