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起来，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非神仙的点金之手，国王或君主之手亦然，真正的点金术掌握在现代法治国家手中
　　有人类之初，金钱几乎就同时出现。人对金钱的欲望构成了人类历史中循环上演的悲欢离合。这种欲望在文学家那里形象地描绘为点金术。
　　 出于对欲望的担忧与劝诫，无论中西都在民间流传着具有教化意义的神话或寓言故事。如我们熟知的《聊斋志异》，道家的点金术是时常出现的神仙技能。民间流传的宁弃点石成金的金块，而要神仙点金手指的贪心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无独有偶，美国著名作家霍桑也写有类似的故事。一位国王学会了点金术，手指点到之处，无不成为金子。然而，当他想要拥抱女儿时，却把她也变成了一尊金像。幡然悔悟之后，如何化解点金术反而成为问题。
　　进入现代，科技昌明，点金术这种神鬼迷信之事，最多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将金子理解成货币和纸币，事情就不一样了。
　　比较一张普通纸张与一张纸币。从物理属性上看，二者其实一样，最多纸币的纸张特殊些。而现代国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只要在普通纸上加盖个戳，这纸就可以到市场上购买任何商品。所以说，现代国家具有一种点纸成金的法术。对于这种法术，卡尔·马克思认识得最为深刻，他直接将之称为商品拜物教，认为这种法术最大的恶处在于点人成金，将人商品化。联系到之前霍桑的故事，贪婪的国王将自己的女儿也变成了金人，道理殊途同归。
　　 当然，尽管有各种理论批判，中国还是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人对金钱的欲望已然具有合法性，传统儒家那种克己复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准则失去了合法性和约束力。可问题是，这么一来，对于点金术的道德焦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现代法治的优点就此脱颖而现。国家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力，这种权力表面上看确实是一种点纸成金的能力，但绝非不受限制的任性，而是一种令行禁止的规范化的法律权力。
　　 从法律角度观察，普通的纸与纸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事实性存在，后者则是一种具有法律规范性的应然性存在。事实不同于应然，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正是法律规范性赋予了普通纸张以应然的效力，它点纸成金。这种点金术的操作流程具体如下：纸币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如中国人民银行制造的，人民银行的造币权又是经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授权，全国人大立法的规范性又是来自于宪法的授权。到此，好问者自然不会罢休，还会追问，宪法的规范性又从哪里来？若是讲不清楚这个道理，就很难令人信服，现代国家点纸成金的能力不会沦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国家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市民社会的商人阶层，在国家面前，也无法安心踏实地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天职。换言之，当有学者主张，中国应成为推行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单纯以符合世界潮流等理由还是靠不住的。任何现代国家的辩护者声称，我们可以推行市场经济，还可以控制住人无限的、企图将所有东西都点石成金的欲望，都必须回答，这如何可能。
　　 答案其实很简单，国家必须担负起义务，找寻最恰当的规范性标准。这里包含两种答案，一种是结论性答案，一种是方向性答案。结论性答案在于，宪法必须规定国家义务。此宪法义务从哪里来，就在于人民主权，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为了对此加以论证，西方思想家提供了社会契约论、集体意向理论以及交往行动理论，等等。尽管仍旧不乏争议，却从政治原理上奠定了现代法治的根基。方向性答案建立在前一答案基础之上，与其说回答的是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如说是知识问题：我们是否具备客观、科学立法的能力。也就是说，推行法治绝不是一腔愿望即可。它端赖于对最佳规范性的寻求。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米”是基本的长度单位，但围绕着1米的标准尺从1792年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多次的修正。对于规范尺度的寻求需要经济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只有建立在发达的人文科学基础上，法律规范性才能找到自己最佳的尺度，成为衡量和构建社会秩序的法则。
　　 正是建立在这两个答案的基础上，我们人民才能放心地让国家立法成为一种点金术，从而社会财富可以源源不断地持续制造出来，惠及万民。归结起来，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非神仙的点金之手，国王或君主之手亦然，真正的点金术掌握在现代法治国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