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经典
　　麦家 著名作家、编剧，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品有《解密》《暗算》 《风声》 《风语》 等。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暗算》 和电影《风声》开中国谍战特情影视剧（片）之先河，被誉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
　　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代表的都是昔日的荣耀或重要，它们在留下时间和历史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人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使它们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伙伴。所有成长起来的人都老了，后来又不可避免地死了，但他们忠实的伙伴却在时移境迁中越磨越亮，越老越壮。因此，它们不但属于我们的祖先，还将属于我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它们变得像时间一样长生不老，又像空间一样辽阔无垠。它们是所有，也为所有的人所有。
　　现在我想换个角度来谈论经典，这种“经典”不是所有，也不为所有人所有。
　　朋友姓张，二十年前，他是个数学课代表，和他们的数学老师，包括他年轻的妻子有着良好的关系。二十年前的十年前，他们老师跟当时很多人一样，被原来的单位和家庭抛弃，下放来到了他们中学。老师没有想到，从此他却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师生恋，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女生浪漫又勇敢地做了他的妻子。除了耳朵有点背，我朋友觉得他们数学老师是无可挑剔的，来自“复旦”的学识，使他把他们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教成了数学天才。黄昏的校园里，他时常看到老师和他年轻的妻子并肩散步，他们远走的背影常常令他浮想联翩，梦想出自己将来的种种浪漫和幸福。
　　夏天来了，学校里空荡荡的，他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和老师告别。师母告诉他，老师去县城了，他需要等待才能和老师告到别。他从中午等到下午，又等到傍晚，他耐心的等待没有等到老师归来，却等到了一场大雨。雨在傍晚突然地发作，来势凶猛；不料它却迟迟不去，甚至越演越烈。他不知道这场疯狂暴雨将老师留在了县城的哪里，反正他是被这场该死的雨尴尬地搁在了老师家中。好在师母贤惠，没有表现出丝毫倦怠，多少给他些安慰。看着渐厚的夜色和绝不收敛的雨势，师母决定将他安置在一张临时架设的钢丝床上。也许是钢丝的柔软，也许雨夜的凉快，他很快进入了梦乡。在他做梦的时间里，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变得晴朗，师母变得无法让他继续酣睡。
　　像有根毛毛虫跌入了耳朵，他醒来，听到一个悲切的呜声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牵到了师母房前。纱门是挡不住目光的，何况还半开着，他看见银色的月光在师母一颤一颤抽动的肩膀上如水荡漾。他怯懦地喊道：
　　“师母……”
　　“师母……”
　　“师母……”
　　不知是喊声太小，还是过分悲切，师母对他的千呼万唤置若罔闻。无奈，他轻轻地推开纱门，抬起脚步，一边迈步，一边喊道：“师母……”一步；“师母……”两步；“师母……”三步……他没有觉得这样往前走会走到师母的怀抱里去，但事实就是这样，当他走到师母背后时，她突然转身把他紧紧抱住了。
　　一个雨后的银色的夜晚，一个曾经浪漫和勇敢过的女人，就这样再次展露了她特有的浪漫和勇敢。但这次的浪漫和勇敢似乎远远超过了前次（对他老师的那次），以至把她自己都吓坏了，更不要说他。在他重新回到钢丝床上躺下后，她不知怎么的突然跪倒在他床前，要他发誓一切都没发生，或者说一切都在梦中。
　　但不管怎样，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许是无法分摊给别人的缘故吧，这个银色的夜晚一直完整又牢固地盘踞在他心中，伴随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和夜晚。可以想象，对张朋友来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这个夜晚他如同拾到了一笔不义之财，他将它秘密地存在银行里，多少年来他从未去用过它，但它却时时刻刻在“用”他，对他发生点点滴滴的作用。
　　我永远不会说我的这个张朋友是谁，但我要说，这个银色的夜晚对他来说就是经典。而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典。与通常意义的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是个人的、秘密的，但除此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冯|氏|风|马|牛|
　　『畏友』任志强
　　冯仑 万通控股董事长。他是企业领袖，却常常被冠以“思想家”之名。他造房子，也写书，有《野蛮生长》这样的宏大叙述，也有“冯段子”经典语录流传于世。
　　一眨眼，老任告诉我都写完回忆录了，去年他才说退休 ， 刚一年就写好了，这恐怕是从退休到写完回忆录之间时间最短的牛人。
　　这部回忆录，活脱脱展现了任志强这个特别典型的大时代中的奋斗者，他始终是一个时代前沿的符号。老任的经历有足够大的时代背景，出生在红色家庭，随父母战争、建设、辗转各地，家里兄弟姊妹好几个，上共产党进城后办的最好的子弟学校，做了共产党子弟最应该做的革命的事—听党的话，参加文革造反、红卫兵、插队、当兵、改革开放，然后又被周围环境所错怪，受委屈被拘押坐牢，又平反，再出来又创办国有民营企业—西城区的华远，从拉板车吆喝到开餐馆，再到做房地产、做金融，整个一路过来，每个时代都在他身上刻了一道印，然而但是由于当时他还不够伟大不够牛逼，他没有给时代刻上印。但是到了临退休这几年，的确，任志强定义了一个时代，定义了他所在的一个大时代。
　　大时代的人都有这么几个特点：大使命、大责任、大口气、大话语、大词汇、大气魄、大年纪。在这个大时代里有很多人跟任志强一样，也有很多不一样， 但任志强表现得最有个性、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真”，真实的真，真心、真话、真实、真性情、真好玩。
　　从对朋友来看，我和他认识有二十多年，交往也二十多年，有很多事情在一起共事，我觉得他的“真”表现在他跟朋友相处的标准，按古人讲是“畏友”。所谓畏友就是道义相砥，真正把和朋友的关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不是蝇营狗苟、酒肉朋友、猥琐、低俗，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非道义的、纯利益基础上的朋友。
　　万通的第一个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是我从任总手上买过来的，当时他只留了百分之五的股份，然后我们一起开董事会，在那个董事会上我和小潘（潘石屹），经常头疼的就是任志强瞪着眼睛挑我们毛病，我们那会儿也真不懂，而当时老任已经做房地产很多年，他非常懂，他就拿着我们的会议文件，一边拍打着这些纸，一边指着鼻子教训我们，我们当时想这个百分之五的股东可真厉害，这就是他“友直“的一面。第二个就是对政府的“真”。大家都看到老任经常对政府的政策指手划脚，操着总理的心，对一些政策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也表扬。其实老任表扬也很多，只不过大家记着的都是批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批评，他也表现出了真诚的一面，他是基于希望政府好，给以建设性的批评，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改进政策、改进方法，让政府的工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的规律，更能够平衡稳定市场的言论，也同时使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意图非常鲜明。 　　正因如此他才不遗余力地去批评、表扬、建议，不仅如此他还积数十年之功力组织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对这些政策进行研究，所以老任的表扬、批评和建议是有一个特别扎实的研究作为背景，这个研究团队叫REICO工作室，每年由各方面商会、中城联盟还有企业，给REICO工作室提供数百万的研究经费。据我了解这个研究经费是迄今为止国内包括中央政府部门在内，数量最多、时间最持久、方向最集中、人员最精干、水平最高的一个研究团队和研究经费。
　　老任还对社会最真诚，他面对购房者、面对投资者、面对当下的年轻人对于社会的一些疑虑还有众多的社会公共话题、公共问题，老任这两年利用微博表达了他自己很多真实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一个时期之内常常被误解，以至于他在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员中排名前三位，然而，由于长期坚持对社会的真，现在老任拥有几千万的微博粉丝，大家对真性情的老任慢慢不仅理解而且开始喜爱，开始追捧，让他来了个大转身，由最想揍的人变成了中年女性最想嫁的人，当然也还有很多小美眉想嫁。
　　其实，老任对自己更“真”。这个“真”就是想抽烟就抽烟，想说话就说话，想不喝酒就不喝酒，老任是坚决不喝酒，而且好像他从来不喝酒，滴酒不沾，但是抽烟，任何时候想抽就抽，这也很“真”。
　　老任的回忆录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窥视大时代镜像中的任志强的特殊的人生和特别的性格以及特别的业绩，这实在是我们一大幸事，也是可以用来和郭敬明《小时代》进行对照的一个很好的样板，通过这个回忆录我们能够真正知道社会真的变了，我们真的已经进入到小时代，我们今后到底还需不需要任志强式的大时代的思考模式、人生经历、语言风格和个性，这都是一个问题。
　　|牛|栏|马|圈|
　　岭南画圈
　　王受之 设计理论家，曾著有《世界现代设计史》、《流行时尚史》等。近年为人所关注的是他针对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新鲜发言，并且因为和王石等大牌地产商的合作，他所着力推行的新居住理念正在得到实践。
　　说圈子，我们除了自己认识的一群群人之外，以往的圈子就留下一个话题而已，很少人有机会介入过这些传说中的圈子。比如我们广东人喜欢说的“岭南画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圈子，但是有多少人直接和他们有过关系呢？甚至有多少人见过这些圈子里的关键人物呢？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我则实在有近距离的接触，是因为父亲和他们同事，好多年都在一个大院中生活。1953年广州美术学院的前身“华南文艺学院”从广州光孝寺迁到武昌两湖书院，当时7岁的我跟随父母在9月份坐火车北上，那是三层的硬卧车厢，同一车厢的有岭南画派第二代的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谢功成先生、黄荣赞先生、杨秋人先生、杨太阳先生等等，大人小孩开心得很。
　　记得过了长沙之后，大人聊天，问我喜欢什么，我父亲说我喜欢画画，关山月、杨秋人、杨太阳三位当时就给我一个命题：“拿我们的名字各画一画”，允诺：如果画好了，他们各送我一张画，可惜那三张画我迄今也没有想出来。屈指一算，从那个充满美好的时刻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过去了。
　　1953年，有一天我父亲、母亲回家说我们要搬家。那年我才七岁，没有搬家经历，听说搬家，我揣想应该是去香港（因为我伯父、爷爷都在香港），可是父亲却说我们要搬到北方去，由于远途搬家、行李有限的原因，家里很多酸枝家具、钢琴和杂物需要变卖。为了此事，我母亲愁了颇久。每天看见收买行的人出出进进，几天之后，徒空四壁，家里的东西全部搬空了。9月的一天，全家一早坐三轮车到大沙头的广州老火车站，看见当时文艺学院的所有老师和家人、学生都在那里等着上车，人头涌涌，小孩子自然高兴，但是从此我们就离开广州了，我自己要到1982年9月份才回到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离上火车的那一天已经是三十年了。
　　1953年院系调整的巨大变革影响巨大，对于我来说就是搬迁到武昌去了，武汉当时是作为中南大区的中心，但是后来中南局依然在广州，院校调整搬迁到武昌之后，有好些人希望回广州，1958年广州美院能够成立，就在于这股力量，而中南音专却没有做到，提倡搬迁的人，好像我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组建中南美专的主力是从华南过去的，当时去了两个火车皮，一个火车皮坐人，师生和家属，我坐的就是那个车列，另外一个火车皮运画架、石膏、钢琴、乐器、设备。刚到武昌没有宿舍住，整个院子很美，两个小湖、一个草场，还有一个游泳池，这里原本是张之洞的两湖书院和考科举的贡院，抗战期间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中心，因此前面四栋行政教学楼、后面两栋宿舍楼都是木地板，设计得很讲究。院内只有一栋独立的别墅楼，面对菱湖，是胡一川先生住的。那个楼后面还有个阳台对着湖，还有两棵槐树，春天盛开白色的槐花。
　　这个两湖书院经历了抗战，解放后是当年的革命文艺大学“中原大学”所用，校长是电影演员崔嵬，1953年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学已经停办了。这个大庙一样的建筑有两年是堆放广州运钢琴来的大木箱的仓库，我们小时候在那里玩躲猫猫的游戏，后来改成大礼堂，因为破旧不堪，后来就拆了，改建音乐厅，1990年代再改成一个新音乐厅，非常难看的玻璃幕墙，完全毁了当年的感觉。再往里面走，在操场两侧是南楼、北楼，南楼住老师，老师一家一间或者两间房，大家在走廊里面做饭，做了一年。后来赶工建了4栋小楼，分别是13栋到16栋，教授们就搬迁进去了。北楼住学生，当时从广州迁去武昌的全部学生加起来大概100个人，很精彩的人。
　　我们是9月份才到达武昌的，隔壁的实验小学已经开学了，没有名额，所以中南美专、音专的孩子们都进了解放路小学，我们这批孩子中有几个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比如关山月的女儿关怡、杨秋人的女儿杨白子没有在那里上学，我不记得他们在什么地方上学的。
　　1954年是刚刚迁校的第一年，学院意气风发，建造新的宿舍和教学楼，平整跑道，清理游泳池，种花育草，满院子里都是美专学生在写生，那一年的冬天大雪，在礼堂里面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新年晚会，有学生扮演的新年老人，好像圣诞节一样，午夜有钟声，之后在北楼二楼的走廊里有各种游戏，绚丽的记忆终身难忘。那时候的好多学生、一些老师现在还健在，他们比我们小孩子记忆肯定深刻得多。现在想想，那个圈子可是岭南画派第一圈了，自然、开心，并没有后来很多名人圈子那么累心，留下的都是幸福的记忆。 　　|刚|柔|相|济|
　　被放大的文化和火气
　　王刚 王刚应该有一千万个。作家王刚应该最少有一千个，编剧王刚应该最少有一百个。作家编剧王刚可能有十个。而同时获得台湾中国时报小说奖及台湾金马最佳编剧奖的王刚可能只有一个。我就是最后的这个王刚。
　　儿子，昨天晚上爸爸在梦中被吵醒了，是被中国城里的中国餐馆里碗盘碎裂的声音吵醒的，每一个在中国城吃过饭的人都有那种可怕的记忆。你正在吃饭，他们已经开始收拾旁边桌子了，那碗盘摔打的声音真是撕心裂肺，太尖厉了，太可怕了，那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真的与碗盘有仇吗？真是恐惧回忆。
　　此刻我坐在黑暗里陷入了关于美国的回忆。老实说，那次回来对美国有些失望，非常失望。第一次回来，就在内心说，绝不会再去美国，可是，又去了。五月份，你们那儿尽是晴天，在法学院为你拍照片和视频，带着你去吃川菜，被你带着去吃牛排，你告诉我说那是美国最好的十大牛排馆子之一，还有，跟着你去了湖边，好大的湖，比咱们北京阳台下的湖大多了。你当时查了ZILLOW，我们都知道了房价，不算太贵，并连续看了几户未来可以购买的房子。那是幸福的时光，因为与你在一起。为什么父亲与儿子在一起，就会觉得幸福，儿子与父亲在一起，就会感觉到累？不在这里探讨了。还是说美国吧，儿子，为了鼓励你，我说美国坏话不多，可是，像爸爸这种人，这样的性格，想忍住不说别人的坏话，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真的不好吗？美国很好，只是跟爸爸这样的人没有关系。美国人不好吗？其实遇见的美国人，只要不是华人，都挺好的。记得对你说过，美国人都是活雷锋，只是又想强调：美国华人除外。他们真的是太坏了。儿子，我想，你今后留在了美国，成了美国华人，也一定会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种，一样的身体条件，一样的文化积累，能好到哪儿去呢？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人是人，美国人就不是人，如果美国人是人，中国人就不是人。此话极端，足以说明爸爸到今天都没有成熟，不像现代文学的作家，都是大家，早早就成熟了，而且，还有“民国范儿”。说美国真的很好，只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一句深而通俗的话，这儿不多解释，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去体会吧。
　　不去美国，却喜欢美国红酒，这是矛盾，又无奈。说红酒老是有人说文化，挺讨厌，儿子，你在美国认识的酒友是不是也非常喜欢把红酒说成是文化呢？反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在说红酒文化了。红酒是什么？葡萄酒。葡萄酒是什么？葡萄做的酒。酒是什么？酒就是酒。喝少了不过瘾，喝多了会醉。拒绝把红酒说成文化，说明没有文化。现在是一个连垃圾都饱含着文化的时代，因为我们人人可以说，垃圾里有垃圾文化，不同民族产生的垃圾，又可产生只属于那个民族的垃圾文化。因为那种垃圾是那个民族特有的垃圾，所以，那个民族的特点在垃圾最能表现出来。于是，一个被垃圾淹没的民族一夜之间就特别喜欢说文化。什么东西进了中国，都会变异，红酒进入中国后，就变得特别有文化。听说法国拉菲卖一万、两万、三万一瓶，于是许多文化男人，特别是那些文化女人，都说喝过拉菲。而且，好喝得不得了。
　　纳帕和索诺玛是两条美国最著名的山谷，里边有世界上最好的葡萄园。我曾经两次去纳帕山谷，从早到晚都在喝他们的葡萄酒，红酒。当然，那酒是要付钱的，而且不便宜。索诺玛山谷与纳帕山谷平行，因为喜欢喝红酒，我曾经在索诺玛一个葡萄酒庄园里住过一晚上。儿子，你在美国也经常喝红酒，上回爸爸离开时留在你那儿的一瓶意大利红酒，你现在喝了吗？当时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酒店门口，我要求你喝完了一定要把感觉描述给我，现在想想自己当时没有喝，还舌头痒痒呢。不同的葡萄品种，总是有不同的风情，如同艳遇。
　　美国的红酒确实好，就像美国的制度一样，你知道它有缺点，可它的确是最好的。
　　八月份，你说要在美国四处走走，还会去旧金山，也会租车去NAPA，对于这条山谷 ，爸爸去过两次，里边的酒堡，也还有话可说，放在下次吧。你去NAPA自己去体会吧，看看那条山谷，是不是商业味很浓，是不是会流传名句，广告语：NAPA，一条极其吝啬的山谷。
　　不得不承认，人们对于红酒的态度是市俗的，也是势利的。头一口酒当然会有感觉，但是红酒背后的那些东西，命中注定要决定人们的感受。当然，喝了半瓶之后，被酒感动了，一切都会被放大，就如同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态度，也如同美籍华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被放大的一切都不正常，可是，不正常才是常态呀。哎呀，那种美国中餐馆里碗盘撕裂的声音又来了，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大的火气？
　　|陶|言|无|忌|
　　艳舞缤纷几度夕阳
　　陶杰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及传媒工作者，新穗诗社社员，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自述：哪里有自由，哪里有品位，哪里就是我的家。
　　法国癫马歌舞团来香港演出，这个场是巴黎的老字号，把“艳舞”经营成国宝级的品牌，打正旗号对外输出，只有法国人做得到。
　　因为法国文化有浪漫谈情的基因，法国人对于男女情欲天生触觉敏锐，别的国家，即使有艳舞，大多只能停在消遣娱乐的档次，无法令其升级，Upgrade成为艺术，背后的原因，正如同样是裸体，西方艺术史上有无数的杰作传世，但在一些东方的国家，有的只是春宫图—只有民族性才解释得通。
　　法国人创造癫马艳舞，出于对女性美的激赏。情欲是自然的天性，不但不必有罪疚感，也不必遮遮掩掩，从情欲的角度赞美女人的身体，可以自然奔放，幽默喜乐，为活色生香而陶醉，并无猥琐感。
　　癫马艳舞女郎，除了法国，还有其它国籍，来自不同职业，有舞蹈教师，化妆师、模特儿、乐手，甚至大学讲师，加入舞团，像参加一个美人训练的大师班。女人不必生来国色天香，才有资格称为美，更加不只局限于 V面、大眼、爆乳之范围，在一个习惯用钱来衡量一切价值的社会，不可以谈女性美。
　　女人即使没有一张如画的脸，但如果体态柔美，举止优雅，言谈智趣，加上穿着得体，也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幅流动的作品。连中国的古人，对于女性美，也懂得从抽象的角度欣赏：“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没有写这个女人的面孔身段，只是一种感觉。 　　《红楼梦》是一部颂赞女性美的巨著，其中的女子，不但燕瘦环肥，关键是各有风格，绝无倒模，即使有类同之处，譬如黛玉与探春都恃才傲物，但分得一清二楚。
　　美貌是天赐，但美却是一种修为，癫马艳舞女郎，也非个个绝色，但在舞台上，因为灯光、化妆、音乐，舞蹈之助力，令 Femininity 得以绽放，人人都可以自觉是女神。相比之下，其它地方的女人，因为一个缺乏想象力与鉴赏力的社会，她们从来没有机会发掘内在的“女性”，过早“师奶化”，这难道只是女性的不幸？
　　像法国人一样懂得品味情欲，至少要有上百年艺术、音乐、文学之有关修养，一个社会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彻底摆脱中世纪以来的愚昧、下流，才有福气欣赏这种情色之美。
　　相反，只知色情之淫欲，而无情色之审美，像鲁迅说的，“一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想象力只限于此的人，不要奢望有一天，也能有自己的“癫马”。
　　看癫马演出，令我想起香港武侠小说家梁羽生。一九七九年，梁羽生夫妇来伦敦旅游，探望他们在英国读书的公子。梁先生一家人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一家旅馆，他告诉我上一站在巴黎，与儿子一起看了一次癫马艳舞，而且赞不绝口。
　　梁羽生那次来英国，还去了伯明翰大学会见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华罗庚那时八十岁了，刚被文革闹腾剩半条老命，得到“第二次解放”之后，马上去英国深造。华罗庚无看艳舞之眼福，梁羽生先生有，因为梁羽生是香港人，思想到底比较开放，而且没有包袱。要是华老提出要看癫马，被其他中国随行人员监视得知，小报告打上去，回大陆，不但老伴会吵闹离婚，他的领导，也会像梁振英勒令吴克俭一样，要这位数学家提交一份检讨报告了。
　　三十年过去，梁羽生已经逝世，癫马艳舞团还在跳。人生有尽，艺术无穷。台上的癫马女郎换过了几回，而青山依旧，几度夕阳，人世就是如此短暂而缤纷。
　　|高|于|闪|点|
　　谣言与谎言的对抗
　　西闪 别人称呼他作家、评论家、独立画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身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个体劳动者”。这个劳动者在各种观念间穿行，举重若轻，谱出了一曲《思想光谱》。
　　《别对我说谎》（Lie to me）是以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的真人真事为蓝本的美国连续剧，讲述莱特曼（Cal Lightman）博士运用他在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病人治疗精神疾患，协助联邦机构拆穿犯罪谎言的故事。连续剧刚播时非常火，不料收视率锐降，拍了三季就草草收场了。很多观众表示，这部戏一开始很新颖，到后来情节多有重复，难免心生厌倦。他们的感觉很准确，根本问题就在这儿。拍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故事片不难，拍一部新意不断的连续剧则很不容易。因为科学家的职业与生活贴得太近，而且二者都离不开重复：重复的工作，重复的测量，重复的数据以及重复的计算。毫不夸张地讲，没有重复，就没有科学和科学家。
　　其实，正是对新鲜感的要求限制了《别对我说谎》的可能性。而本来，观众可以多了解一些关于谎言的知识—毕竟，我们时时刻刻活在其中。艾克曼曾经说，诚实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在于谎言乃是普世现象。这是真话，尽管不新鲜。
　　不管在哪种语言里，谎言的近义词都多于真话。一部词典，与谎言相关的词条多达好几页，留给真话的却少得可怜。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英文中含有说谎之意的单词不下50个，相信汉语里这样的词语也不少。掩饰、隐瞒、搪塞、虚伪、两面派、夸张、歪曲、不实、捏造、伪造等等，它们既是谎言的近亲，也是欺骗的变体。
　　从定义的角度看，说谎就是欺骗，一种隐瞒真实意图的误导他人的刻意行为。大多数谎言无需动口即可实施。譬如在考试中作弊，满脸堆笑地接受老板的呵斥，甚至不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有意扮出笑脸，以取悦他人。相比之下，用嘴说谎的成功率似乎低得多，尤其在面对面的情形下。长期研究表情的艾克曼就发现，谎言之所以常被戳穿，是因为真实的情绪难以掩饰，伪装根本没有的情绪更加困难。比如一个人要假装生气，就得准备一整套相应的动作、神情和声调，即便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演员也难免露马脚。如果要用假装生气的方式掩饰另一种情绪，比方说恐惧，那就难上加难了。因为生气时人的眉毛会不由自主地上扬，害怕时眉毛会下垂，两种矛盾的表情同时呈现，奥斯卡影帝也未必办得到。
　　在不少人的词典里，谣言是谎言的近义词。这一个严重的误解导致我们既对谎言缺乏深刻的认识，也对谣言缺乏足够的理解。实际上，这二者在概念上只有部分的交集，完全不可划上等号。说谎是以隐瞒真相与捏造事实的方式进行的刻意误导，而谣言要暧昧得多。假如一定要给它一个定义，其含义必然偏向于中性的“信息”，而非负面的“欺骗”。换句话说，谣言更像是一个漂流瓶，至于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打开才知道。
　　在特定条件下，谣言是谎言的潜在对手，而说谎者往往以消除谣言为终极目标。下面这则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1981年5月，密特朗赢得大选，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刚上任，总统患有癌症的谣言就在巴黎传开了。谣言越传越盛，密特朗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他换上便装外出散步，还打破常规公布了自己的体检报告，并向公众保证，今后每三个月公布一次体检结果。公开透明的举措打消了国民的疑虑，谣言逐渐散去。1988年密特朗连任总统，这一事实彻底消除了人们的担心。
　　不料1992年9月，密特朗突然被送进了医院。消息见报，爱丽舍宫的发言人称，总统正在做一个前列腺手术，这重新唤起了公众的怀疑。不久，密特朗又做了两次手术，官方承认，总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直到1996年密特朗病逝，他的私人医生古柏勒才在《大秘密》一书中透露，15年前的谣言就是真相，1981年密特朗上任不久就已得知患绝症，并且癌细胞已经转移。真相让民众震惊，却使政界愤怒。一时间，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所有政治人物都一致抨击揭秘的医生逾越了“一定的界线”，甚至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很快，法院发布禁令，禁止《大秘密》出版发行，并以泄露医疗秘密的罪名判处古柏勒四个月徒刑。
　　可见，在体制化的谎言面前，谣言的力量正在减弱，但没有失去生命。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传媒，谣言天生具有反体制反权威的特质，这使它仍然可以充当为真相的替代品或安慰剂。如果说，谎言视真相为死敌，那么它必然将谣言看作真相的盟友。当真相不易察觉，于是我们常常看见谣言与谎言的频繁对抗。
　　这时候，谣言与谎言，你会站在哪一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