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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亿元信贷在拉动经济回升向好的过程中显示特殊作用的同时,也让人们通过这把“放大镜”看到了某种扭曲与冲动
为 应对突如其来并迅速发酵的全球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不逆转、不出现大的滑坡,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决策,这是多年来首次使用“适度宽松”的提法。
中国的银行业迅速行动起来。最终,伴着成功“保8”和在全球率先出现回升向好之势的成果,信贷也冲高到约10万亿元的增量规模。
2007年中央提出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近10年货币政策第一次明确从紧)之后商业银行货币信贷活动一度被明显收紧的背景下,2009年的信贷放大就显得更具力度。银行界有人说,这是从未有过的“天量信贷之年”。
在特殊背景、特殊阶段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其效益也应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去考量。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10万亿元的信贷,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是拉不起来的。
也许正是在实施这种超常规手段的大环境中,一些原本需要改革的旧观念、旧做法,也会更清晰地显露出来。通过10万亿元“天量信贷”这把“放大镜”,观察一下一些地方在“适度宽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某种冲动和行为扭曲,对把2010年继续实施的“适度宽松”掌控在“适度”之内,进而建立起更加游刃有余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有启迪。
业绩冲动
上述数字超出过去两年的新增贷款总和。一年放出10万亿元,把过去两年的“工作量”浓缩在一年完成,并不轻松。
应当说,经历了股改、上市,银行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是难以指责的事。在保增长背景下释放出的地方政府“优质项目”需求面前,原本就面临激烈竞争的银行,就更有抢贷的冲动。有项目,又有信贷规模,肯定会增加盈利机会。
“今年滨海新区各银行间对优质项目、优质客户的争夺,可谓惊心动魄。”某国有银行天津滨海分行信贷员张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他所说的优质项目和客户,就是那些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相关国企贷款项目。
由于有政府信用担保,贷款规模大、周期长、盈利预期好,这些项目自然成为当地银行首要争夺的对象。
“我们2009年的要求是,1000万元以下的贷款项目不考虑,1000万元以上的要力争。”张新说。
张新介绍说,如果没有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地方政府配套实施的各种规划,他所在的分行基本会维持往年的信贷存量,“大约也就10亿元的水平”。
在总行层面,早已为“张新们”准备好了相关的放贷激励机制。
“我们实行团队考核制。如果整个信贷部的团队没有完成预定的新增贷款量,那么平均到每个信贷员头上,绩效奖金至少要降低10%。”张新说。
张新和他的同行们,断然不会放过这一“冲业绩”的良机。
“为了拿到‘大单子’,大家使出浑身解数,从下浮利率10%到帮助贷款客户解决各种公私问题,目的都是完成总行下达的任务。”张新说。
银行间的激烈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提交更多项目的想象空间;反过来,为确保市场份额,帮助来年的信贷任务储备资源,银行又需进一步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
“默契”之间,特殊背景下的信贷,加上了另一种特殊。
长期在山西工作的某股份制银行公司部负责人李宽说,2008年底,山西的高速公路不到2000公里,相应的高速公路融资才40亿元。“而只今明两年,山西的高速公路规划就新增1000公里,计划融资额提升了10倍。这些基本上要靠银行贷款来满足。”
“以前都是国有大行在做,今年我们也终于挤进去了。”李宽说,“但银行不能只做这类‘铁公基’的项目。地方也会给我们一些产能过剩项目以及可能无法盈利的民生项目。为了维护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我们也必须配合做一部分,只是总体的量比较少。”
特殊交换
李宽刚说,他近期回绝了一个来自地方政府的贷款需求。“对方是一个县级政府融资平台,要申请1亿多的贷款修建城市广场”。 在他看来,在一些县级融资平台中,“运用一笔资金来回转,或挪用贷款设立多个政府融资平台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有这样的警觉和担心。但回绝自然要讲艺术。”他描绘道:“吃吃饭,讲讲困难。不能拒绝得太直接,那样会伤害关系。”
在李宽眼中,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是,尽管经历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不用再听命地方政府的直接号令,“但是,要在当地拿到好项目,就要与政府打好交道,这仍是很必要的事情”。
从大型基建项目到地方国企之间的并购重组,一些地方政府手握大量优质项目——这些正是银行信贷所青睐的。
问题的复杂性于,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把控能力并不整齐划一,项目需求总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这让已变身为纵向负责体系的商业银行,颇感头疼。
“有的地方明明焦炭生产已过剩,我们跟他们讲,国家政策规定不容许再贷款扩大产能,地方政府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肯定能卖到外边去。”李宽说,碰到这种情况,银行肯定要细细权衡,“如果我们在当地还能获得其他的利益,有时就得照顾一下这种要求。”
李宽的看法并不孤独。在《财经国家周刊》访谈到的其他中资银行地方分行人士中,几乎都遇到过这类情况,“为了日后拿到更好的项目,银行有时不得不向当地政府做出妥协”,“你不做,别的银行做,结果你再想争别的优质项目,就没戏了。”
“优质项目正成为信贷投放中地方政府向银行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筹码”,有银行业人士这样指出,银行对地方政府优质项目不惜代价的争夺,平添了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地方政府通过“项目资源共享”让与之合作的银行从中获得一定市场份额,再用因此获得的管理银政关系的主动权,要求与之合作的银行为其“非优质项目”甚至坏账项目承担融资责任。
这种地方政府与银行信贷项目的特别“互换”,自然会给银行保持资产的优良度带来挑战。李宽就坦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不规范运作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截至2009年8月,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已达3000家,负债总规模已达5万亿元。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
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10月份曾撰文指出了政府平台贷款所面临的风险,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和利用银行竞争套取银行贷款现象的问题。他呼吁:“银行间要加强结盟和自律”。
超常竞争
银行要“加强合作、共担风险、进一步推进银团贷款发展”。12月16日,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召开的“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年会暨银团贷款国际研讨会”上,中国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在会议发表的主题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该讲话被外界解读为,监管层对银行贷款集中度过高可能带来潜在风险的担忧。
交通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0月,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为授信额度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客户提供贷款数额占全部贷款投放量的60%多。
王华庆分析说,2009年前三季度,银行贷款中63.1%为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由于这些项目所需资金量大,授信额度大,信贷资金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突出。”
“中国银行同业者间竞争多于合作。”这一点,在“天量信贷”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为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银行间竞相向重点客户下浮贷款利率早已成常态。
来自央行货币政策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6 月末,在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利率上浮的部分占比为35.83%,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利率下浮的贷款占比则处于2004年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对于优质客户和重点项目,利率下浮的贷款占比从年初的23.52%上升到6月份的30.37%。
信贷数量规模的扩大,可能为银行带来规模收益。同时,规模大了,管控风险的难度也会加大。
张新介绍了他今年遇到的一个极端案例:他们跟一家城商行竞争当地一个2004年立项、贷款总额达20亿元的项目。20天过去,当他们准备让贷款方重新递交一份可行性报告时,竞争对手已把款直接打到了对方的账上。“就依据一份五年前的可行性报告,而且证件还不齐全,20天就发放了贷款,风险小得了吗”张新感慨说。不过,他也称,这就生动地体现了放贷竞争有多么激烈。
与天量信贷同期相伴的是上证综指相较去年的最低点上翻一倍,房价也在11月创出了16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种现象是不是一种“巧合”或规律?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对《财经国家周刊》说,他在调研中了解到,虚贷资金的非上市大型企业不在少数,拿到这些资金后,被企业根据贷款期限用于了其它用途。部分银行贷款就有可能被挪用进入股市、楼市。
“超长期的信贷资金,可以买地、囤地,等待升值后,再卖出;中期不用的信贷资金,可以买类似于国有银行这样的股票,做一点高抛低吸,这种大盘股好进好出,基本没有中期风险;更短的信贷资金,则可以申购新股,打一枪就跑,只赚不赔。”何志成描述。
何以对冲?
在上述情况存有风险论的同时,也有乐观派人士指出,“不用对此过分担心”。
交通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根据实证指出,经济增长与银行坏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亚洲国家的数据显示,GDP每减速1%,不良资产率上升0.7%。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如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则坏账问题基本不用担心”。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把这一现象称为“放水冲沙”:信贷与财政政策配合拉动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区,经济的高增长会使银行一些潜在的坏账风险消化。
部分经济学家也预期,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在9.5%~10.5%之间。用“放水冲沙”理论解释的话,宏观面的银行坏账的潜在风险可以得到有效对冲。
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尽如人意,“放水冲沙”就可能失掉前提。中国银监会在2009年显著加强了对行业的逆周期监管,相继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的最低要求。同时出台次级债新规,避免银行系统资本抵抗能力虚增,提示银行重视六类风险,并严守三条底线。另外,同期相继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意在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基础制度的建设。
观察人士指出,上述措施在规范银行信贷行为的层面上,有助于防范信贷资金被挪用。这对防止这些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助长资产泡沫将起到遏制作用,进而对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提升带来帮助。
监管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对风险起到降低作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访问的银行信贷人士普遍承认,由于监管适于所有银行,监管的控制,有助于把银行从与竞争对手和当地政府的周旋中解放出来,实施更加审慎的放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行长傅建华不久前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指出,银行业今后要重点加强那些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业务。
业内人士称,浦发银行行长的这番表态,实际上也指出了整个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这也将预示着银行将在提升优化资本使用的核心逻辑下,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优化收入结构。
为 应对突如其来并迅速发酵的全球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不逆转、不出现大的滑坡,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决策,这是多年来首次使用“适度宽松”的提法。
中国的银行业迅速行动起来。最终,伴着成功“保8”和在全球率先出现回升向好之势的成果,信贷也冲高到约10万亿元的增量规模。
2007年中央提出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近10年货币政策第一次明确从紧)之后商业银行货币信贷活动一度被明显收紧的背景下,2009年的信贷放大就显得更具力度。银行界有人说,这是从未有过的“天量信贷之年”。
在特殊背景、特殊阶段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其效益也应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去考量。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10万亿元的信贷,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是拉不起来的。
也许正是在实施这种超常规手段的大环境中,一些原本需要改革的旧观念、旧做法,也会更清晰地显露出来。通过10万亿元“天量信贷”这把“放大镜”,观察一下一些地方在“适度宽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某种冲动和行为扭曲,对把2010年继续实施的“适度宽松”掌控在“适度”之内,进而建立起更加游刃有余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有启迪。
业绩冲动
上述数字超出过去两年的新增贷款总和。一年放出10万亿元,把过去两年的“工作量”浓缩在一年完成,并不轻松。
应当说,经历了股改、上市,银行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是难以指责的事。在保增长背景下释放出的地方政府“优质项目”需求面前,原本就面临激烈竞争的银行,就更有抢贷的冲动。有项目,又有信贷规模,肯定会增加盈利机会。
“今年滨海新区各银行间对优质项目、优质客户的争夺,可谓惊心动魄。”某国有银行天津滨海分行信贷员张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他所说的优质项目和客户,就是那些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相关国企贷款项目。
由于有政府信用担保,贷款规模大、周期长、盈利预期好,这些项目自然成为当地银行首要争夺的对象。
“我们2009年的要求是,1000万元以下的贷款项目不考虑,1000万元以上的要力争。”张新说。
张新介绍说,如果没有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地方政府配套实施的各种规划,他所在的分行基本会维持往年的信贷存量,“大约也就10亿元的水平”。
在总行层面,早已为“张新们”准备好了相关的放贷激励机制。
“我们实行团队考核制。如果整个信贷部的团队没有完成预定的新增贷款量,那么平均到每个信贷员头上,绩效奖金至少要降低10%。”张新说。
张新和他的同行们,断然不会放过这一“冲业绩”的良机。
“为了拿到‘大单子’,大家使出浑身解数,从下浮利率10%到帮助贷款客户解决各种公私问题,目的都是完成总行下达的任务。”张新说。
银行间的激烈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提交更多项目的想象空间;反过来,为确保市场份额,帮助来年的信贷任务储备资源,银行又需进一步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
“默契”之间,特殊背景下的信贷,加上了另一种特殊。
长期在山西工作的某股份制银行公司部负责人李宽说,2008年底,山西的高速公路不到2000公里,相应的高速公路融资才40亿元。“而只今明两年,山西的高速公路规划就新增1000公里,计划融资额提升了10倍。这些基本上要靠银行贷款来满足。”
“以前都是国有大行在做,今年我们也终于挤进去了。”李宽说,“但银行不能只做这类‘铁公基’的项目。地方也会给我们一些产能过剩项目以及可能无法盈利的民生项目。为了维护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我们也必须配合做一部分,只是总体的量比较少。”
特殊交换
李宽刚说,他近期回绝了一个来自地方政府的贷款需求。“对方是一个县级政府融资平台,要申请1亿多的贷款修建城市广场”。 在他看来,在一些县级融资平台中,“运用一笔资金来回转,或挪用贷款设立多个政府融资平台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有这样的警觉和担心。但回绝自然要讲艺术。”他描绘道:“吃吃饭,讲讲困难。不能拒绝得太直接,那样会伤害关系。”
在李宽眼中,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是,尽管经历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不用再听命地方政府的直接号令,“但是,要在当地拿到好项目,就要与政府打好交道,这仍是很必要的事情”。
从大型基建项目到地方国企之间的并购重组,一些地方政府手握大量优质项目——这些正是银行信贷所青睐的。
问题的复杂性于,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把控能力并不整齐划一,项目需求总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这让已变身为纵向负责体系的商业银行,颇感头疼。
“有的地方明明焦炭生产已过剩,我们跟他们讲,国家政策规定不容许再贷款扩大产能,地方政府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肯定能卖到外边去。”李宽说,碰到这种情况,银行肯定要细细权衡,“如果我们在当地还能获得其他的利益,有时就得照顾一下这种要求。”
李宽的看法并不孤独。在《财经国家周刊》访谈到的其他中资银行地方分行人士中,几乎都遇到过这类情况,“为了日后拿到更好的项目,银行有时不得不向当地政府做出妥协”,“你不做,别的银行做,结果你再想争别的优质项目,就没戏了。”
“优质项目正成为信贷投放中地方政府向银行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筹码”,有银行业人士这样指出,银行对地方政府优质项目不惜代价的争夺,平添了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地方政府通过“项目资源共享”让与之合作的银行从中获得一定市场份额,再用因此获得的管理银政关系的主动权,要求与之合作的银行为其“非优质项目”甚至坏账项目承担融资责任。
这种地方政府与银行信贷项目的特别“互换”,自然会给银行保持资产的优良度带来挑战。李宽就坦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不规范运作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截至2009年8月,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已达3000家,负债总规模已达5万亿元。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
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10月份曾撰文指出了政府平台贷款所面临的风险,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和利用银行竞争套取银行贷款现象的问题。他呼吁:“银行间要加强结盟和自律”。
超常竞争
银行要“加强合作、共担风险、进一步推进银团贷款发展”。12月16日,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召开的“银团贷款与交易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年会暨银团贷款国际研讨会”上,中国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在会议发表的主题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该讲话被外界解读为,监管层对银行贷款集中度过高可能带来潜在风险的担忧。
交通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0月,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为授信额度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客户提供贷款数额占全部贷款投放量的60%多。
王华庆分析说,2009年前三季度,银行贷款中63.1%为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由于这些项目所需资金量大,授信额度大,信贷资金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突出。”
“中国银行同业者间竞争多于合作。”这一点,在“天量信贷”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为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银行间竞相向重点客户下浮贷款利率早已成常态。
来自央行货币政策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6 月末,在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利率上浮的部分占比为35.83%,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利率下浮的贷款占比则处于2004年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对于优质客户和重点项目,利率下浮的贷款占比从年初的23.52%上升到6月份的30.37%。
信贷数量规模的扩大,可能为银行带来规模收益。同时,规模大了,管控风险的难度也会加大。
张新介绍了他今年遇到的一个极端案例:他们跟一家城商行竞争当地一个2004年立项、贷款总额达20亿元的项目。20天过去,当他们准备让贷款方重新递交一份可行性报告时,竞争对手已把款直接打到了对方的账上。“就依据一份五年前的可行性报告,而且证件还不齐全,20天就发放了贷款,风险小得了吗”张新感慨说。不过,他也称,这就生动地体现了放贷竞争有多么激烈。
与天量信贷同期相伴的是上证综指相较去年的最低点上翻一倍,房价也在11月创出了16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种现象是不是一种“巧合”或规律?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对《财经国家周刊》说,他在调研中了解到,虚贷资金的非上市大型企业不在少数,拿到这些资金后,被企业根据贷款期限用于了其它用途。部分银行贷款就有可能被挪用进入股市、楼市。
“超长期的信贷资金,可以买地、囤地,等待升值后,再卖出;中期不用的信贷资金,可以买类似于国有银行这样的股票,做一点高抛低吸,这种大盘股好进好出,基本没有中期风险;更短的信贷资金,则可以申购新股,打一枪就跑,只赚不赔。”何志成描述。
何以对冲?
在上述情况存有风险论的同时,也有乐观派人士指出,“不用对此过分担心”。
交通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根据实证指出,经济增长与银行坏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亚洲国家的数据显示,GDP每减速1%,不良资产率上升0.7%。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如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则坏账问题基本不用担心”。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把这一现象称为“放水冲沙”:信贷与财政政策配合拉动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区,经济的高增长会使银行一些潜在的坏账风险消化。
部分经济学家也预期,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在9.5%~10.5%之间。用“放水冲沙”理论解释的话,宏观面的银行坏账的潜在风险可以得到有效对冲。
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尽如人意,“放水冲沙”就可能失掉前提。中国银监会在2009年显著加强了对行业的逆周期监管,相继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的最低要求。同时出台次级债新规,避免银行系统资本抵抗能力虚增,提示银行重视六类风险,并严守三条底线。另外,同期相继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意在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基础制度的建设。
观察人士指出,上述措施在规范银行信贷行为的层面上,有助于防范信贷资金被挪用。这对防止这些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助长资产泡沫将起到遏制作用,进而对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提升带来帮助。
监管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对风险起到降低作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访问的银行信贷人士普遍承认,由于监管适于所有银行,监管的控制,有助于把银行从与竞争对手和当地政府的周旋中解放出来,实施更加审慎的放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行长傅建华不久前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指出,银行业今后要重点加强那些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业务。
业内人士称,浦发银行行长的这番表态,实际上也指出了整个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这也将预示着银行将在提升优化资本使用的核心逻辑下,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优化收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