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习仲勋）是党内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经常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唯有他参与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其实就是往他参与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从此才有了新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那片黄土地，在路边的大树上、村落的墙壁上，到处看见张贴着历经风吹雨打的署名“主席习仲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心里想，这个习仲勋，职位如此高，威名如此响，肯定是个年岁不小的革命者。听到陕甘也受到“左”倾路线祸害，刘志丹和习仲勋正被肃反队关押，马上要人头落地，毛泽东大吃一惊，火速传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窑堡，面识这个22岁刚刚被释放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十分惊讶，说：“这么年轻！”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的从容和练达，他在政治、军事和纷繁的群众工作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才干，他对党中央各项战略决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他在战争形势下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给毛泽东带来一次次惊喜。有一次，毛泽东当面夸奖他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还有一次，毛泽东对部下评价他的工作能力，用了“炉火纯青”这个词。在遴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习仲勋从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任上奉调进京，毛泽东又对他在中宣部兼任副部长的老秘书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父亲和习仲勋第一次见面，是在关中腹地的泾阳县云阳镇。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亲率领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驻扎在富平县庄里镇，等待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当时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有关事宜。会议决定由关中选派一批兵员补充一二○师，直接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会后，关中特委一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到庄里镇来拜会即将出任一二○师师长的我父亲。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说，贺总，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们驻扎在庄里镇上的立诚中学，是我读过书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这所学校参加共青团，投身革命的。现在你们就要从这里出发去打鬼子了，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队伍，还不应该吗？
　　是的，那位关中特委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是习仲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习仲勋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政委，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扭转了整个西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1947年7月21日至23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在以后的三年头两年多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要送到。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6万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2万人，每月需要粮食16000多石，一粒都不能少。父亲和习仲勋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运粮。
　　1947年12月下旬，我父亲和习仲勋一起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我父亲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1月19日，习仲勋奋笔疾书，再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工作刻不容缓。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在写这份报告时，他的心里非常痛苦。不久前他到绥德、米脂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但边区一些地方的土改却不分青红皂白，搞“查三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把许多勤俭持家的劳动者打成地主富农。
　　习仲勋的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实地调查研究，时间长，沉得深，专注度高，巡视面广，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论证，得出答案，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的土改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謀为高岗翻案，当时他年仅49岁。
　　恢复工作后，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把守南大门”时，他已经是个65岁的老人了，虽然中央很快让他接任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增补为中央委员；他也很快在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但年岁不饶人，他不知不觉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中南海散步时，对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同志说出了那句让他感到欣慰，却让我们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话：“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后来，他的儿子习近平也登上了政坛，他又对儿子掏出了肺腑之言：“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2002年，当他以89岁高龄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陕西富平去，把他葬在故乡的青山绿水间。因为作为受到毛泽东称赞的群众领袖，他就是从这片苍凉大地走出来的。他爱这片土地，早想好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去。
　　（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