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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信访工作不是用“政策规定”来为政府工作撇清干系,而是更多地向弱势一方倾斜
22岁的林亮(化名)长得眉清目秀,有人问话,他只会以“嘿嘿”傻笑作答。这个智障的大男孩并不能体会“苦难”二字的含义,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很多人正为他的生计而忙碌着。
林亮的母亲也是智障,父亲从农村出来,娶了城里的“傻姑娘”,很不幸,林亮和姐姐的智力都受到了母亲的影响。更为悲惨的是,几年前父亲在南京意外落水身亡,不久母亲走失,从此了无音讯,相依为命的姐姐又离开淮安外出打工,林亮只能终日以拾破烂为生。不久前,他外出拾破烂,被车子撞伤腿落下残疾,肇事司机却逃逸了。
林亮没有自己的房子,好心人在清河区水渡口一带两栋房子的空隙处为他搭起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窝棚”,林亮的舅舅偶尔来为他买些米面,舅舅也是租房度日,并不肯把他带在身边。淮安市清浦区信访局局长张步亮对记者说,常人很难想象各种苦难和“离奇古怪”的状况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但是在信访工作者面前,这并不稀奇。
林亮的“窝棚”
林亮安身立命的“窝棚”也快保不住了。2009年底水渡口一带开始拆迁,未来这里要建成淮安市的大型商务中心。住户们已经搬迁得差不多了,林亮的舅舅坐不住,他写了一封信给淮安市常务副市长陈洪玉反映情况,经过必要的程序林亮的案子最后摆到了淮安市信访局查办处处长卢东霞的面前。
卢东霞先带着房产局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到林亮的“窝棚”查看了一番,“窝棚”显然是一处“违章建筑”,无法享受到拆迁安置的政策。卢东霞又做了进一步调查,林亮的“窝棚”在清河区,而他的户口随舅舅一家落在了清浦区闸口街道;再到清浦区调查,闸口街道已经为林亮办理了低保和廉租房补助,一直由林亮舅舅代领着,舅舅出于利益的考虑隐瞒了这些情况。卢东霞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在政策层面政府部门能为林亮做的都已经到位,挑不出什么差错。但是林亮舅舅又说,他拿着林亮的救济金想为侄子租一处房子,可是房东听了林亮的情况都不肯租。事情僵住了。
4月9日这天下午,卢东霞与清浦区信访局局长张步亮一起来到闸口街道办事处,连同街道的干部,六七个人的小型会议开始了。卢东霞很讲究说话的艺术,她向街道干部说了很多感谢话,进一步又说,“希望街道干部还能为林亮找个住处”;街道干部的态度倒也实在,“我们能做的都做了”,闸口街道困难户特别多,也有难处,“拆迁一方能不能也特事特办多给些补偿呢?”
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从廉租房说到福利院救助,再谈到怎样约束林亮的舅舅多尽些责任。最后街道干部表了态:街道会按政策帮助林亮申请廉租房,在过渡的这段时间里,尽量帮着林亮舅舅一起找房子。
在这个信访案件里,房产部门、林亮户口所在街道和林亮舅舅三方,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协调起来并不容易。卢东霞说,做信访工作不是用“政策规定”来为政府工作撇清干系,而是更多地向弱势一方倾斜,“为这个苦命的男孩多解决点实际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羽毛球风波
弱势群体有困难找信访是常事,普通人的烦恼也有人管吗?
陆海伟之前从没想过通过信访途径来解决生活里的烦心事,42岁的他热爱运动,身体也很健康。2009年3月淮安市举办羽毛球赛,陆海伟所在的淮钢特钢有限公司推选他参加比赛,陆海伟发挥得很出色,一直打进“八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头疼起来。到医院做了检查,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怀疑脑动脉瘤”。
陆海伟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花了24000余元的费用。单位为他掏了19000元,而他自己垫付的5000余元就不肯支付了。陆海伟找到劳动局,希望给一个工伤认定,但是劳动局要求医院出具一个“脑出血与参加羽毛球比赛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明,医院自然不肯,他的事情就没人管了。
陆海伟有些气愤,却也没什么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写了一封信给信访局长邱金义,让他感到意外的是,3天后就接到了“阳光信访”系统的反馈电话——他的案件被受理了,又过了八九天,他接到电话说“事情有了结果,请他到市信访局”。陆海伟感到很惊讶,他对本刊记者说:“没想到写一封信就能这么快得到回复。”
邱金义收到陆海伟的信后,就以“领导交办”的方式转交给了信访干部周光萍具体办理,周光萍找到市劳动局,得到的回复也是“要证明打羽毛球直接造成脑出血。”周光萍也觉得不合理,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她变成了陆海伟的“代理人”,到各个相关部门调查情况、听取说法。
邱金义也亲自参与协调。后来,淮钢特钢有限公司、市区两级劳动局和信访局等几家单位以“会办”方式坐到一起进行协商,已经康复的陆海伟做出让步,放弃“工伤认定”,最后拿到了自己垫付的医药费,这是一个让他感到“很满意”的结果。
让老人“瞑目”
淮安市信访局局长邱金义说,他们是和老百姓联系最紧密的人,有些事看起来虽然“小”,但是对于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
邱金义讲述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时他还在担任淮安市楚州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一次下基层到农村,一位老人拦住他的车子,跪地不起,请领导为他“伸张正义”。邱金义觉得“拦车下跪”背后一定有大事情,他对老人承诺两天后再到家里了解情况。可是,当他向乡镇干部问起这位老人的具体情况和家庭住址时,却没人能答得上来,这让他感到很生气。
后来经过了解,原来是两个家庭因为宅基地产生的纠纷:一家有人腿被打断,伤人的一家则是有人坐了3年牢,由此结下更深怨气,而宅基地的矛盾仍没有化解。邱金义等人进行了一番调解,最后订立出一个两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并签了合同。
邱金义回忆说,在此三天之后,“拦车下跪”的老人就去世了,老人的儿子告诉他,父亲生前曾说过,“他家的事不解决死不瞑目”。显然,老人最后是“瞑目”地走了。
“做信访工作靠的是责任、理想和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信访工作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信访工作的根本不是‘回避矛盾’,而是为人‘解决问题’。”邱金义说。
信访老户致富
在信访的语义里,连续上访超过一年以上的信访者被称为“老户”,解决“老户”上访是信访工作的难题。在长期接触之后,邱金义等人发现,“老户”都是一些“执著”的人,如果把这种“执著”的劲头扭转到生活的正道上,他们也是“能手”。
涟水县的左霞文,当过副厂长,企业改制时,他和其他职工一样被“一次性清算”下岗,因为不符合条件,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险保障范围。他气急了,在2001～2005年四年间,从乡镇一直上访到省里,有时还“又哭又闹”。他甚至一度组织300多名相同处境的下岗职工敲着碗到淮安市政府门前“要饭”,以让政府难堪。
涟水县的信访干部经常到左霞文家里“谈心”,交谈中得知左霞文有“创业”的愿望,于是帮着他争取扶持项目建起了养猪场,左霞文就此放弃了上访路。左霞文在接受淮安市电视台采访时说:“现在叫我上访我也不去了……有那上访的时间,不如搞点自己的事业。”
左霞文的经历并不是个案,淮安很多的信访“老户”在信访工作者的帮助下开起了连锁超市,或者经营起药房。当本刊记者试图联系他们,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故事时,却被婉拒了,生活已经回归正轨的他们,希望像普通人一样不被打扰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回到清河区水渡口,智障男孩林亮仍住在“窝棚”里,卢东霞等人还在抓紧时间寻找着救助林亮的好办法。不远处,新的大厦正在“轰隆隆”建设中。“窝棚”一侧的房子已经拆了,只留下支撑“窝棚”的一堵墙。而拆迁的工作被暂缓下来,直到林亮有了一个新的比“窝棚”更温暖的家。
22岁的林亮(化名)长得眉清目秀,有人问话,他只会以“嘿嘿”傻笑作答。这个智障的大男孩并不能体会“苦难”二字的含义,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很多人正为他的生计而忙碌着。
林亮的母亲也是智障,父亲从农村出来,娶了城里的“傻姑娘”,很不幸,林亮和姐姐的智力都受到了母亲的影响。更为悲惨的是,几年前父亲在南京意外落水身亡,不久母亲走失,从此了无音讯,相依为命的姐姐又离开淮安外出打工,林亮只能终日以拾破烂为生。不久前,他外出拾破烂,被车子撞伤腿落下残疾,肇事司机却逃逸了。
林亮没有自己的房子,好心人在清河区水渡口一带两栋房子的空隙处为他搭起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窝棚”,林亮的舅舅偶尔来为他买些米面,舅舅也是租房度日,并不肯把他带在身边。淮安市清浦区信访局局长张步亮对记者说,常人很难想象各种苦难和“离奇古怪”的状况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但是在信访工作者面前,这并不稀奇。
林亮的“窝棚”
林亮安身立命的“窝棚”也快保不住了。2009年底水渡口一带开始拆迁,未来这里要建成淮安市的大型商务中心。住户们已经搬迁得差不多了,林亮的舅舅坐不住,他写了一封信给淮安市常务副市长陈洪玉反映情况,经过必要的程序林亮的案子最后摆到了淮安市信访局查办处处长卢东霞的面前。
卢东霞先带着房产局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到林亮的“窝棚”查看了一番,“窝棚”显然是一处“违章建筑”,无法享受到拆迁安置的政策。卢东霞又做了进一步调查,林亮的“窝棚”在清河区,而他的户口随舅舅一家落在了清浦区闸口街道;再到清浦区调查,闸口街道已经为林亮办理了低保和廉租房补助,一直由林亮舅舅代领着,舅舅出于利益的考虑隐瞒了这些情况。卢东霞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在政策层面政府部门能为林亮做的都已经到位,挑不出什么差错。但是林亮舅舅又说,他拿着林亮的救济金想为侄子租一处房子,可是房东听了林亮的情况都不肯租。事情僵住了。
4月9日这天下午,卢东霞与清浦区信访局局长张步亮一起来到闸口街道办事处,连同街道的干部,六七个人的小型会议开始了。卢东霞很讲究说话的艺术,她向街道干部说了很多感谢话,进一步又说,“希望街道干部还能为林亮找个住处”;街道干部的态度倒也实在,“我们能做的都做了”,闸口街道困难户特别多,也有难处,“拆迁一方能不能也特事特办多给些补偿呢?”
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从廉租房说到福利院救助,再谈到怎样约束林亮的舅舅多尽些责任。最后街道干部表了态:街道会按政策帮助林亮申请廉租房,在过渡的这段时间里,尽量帮着林亮舅舅一起找房子。
在这个信访案件里,房产部门、林亮户口所在街道和林亮舅舅三方,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协调起来并不容易。卢东霞说,做信访工作不是用“政策规定”来为政府工作撇清干系,而是更多地向弱势一方倾斜,“为这个苦命的男孩多解决点实际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羽毛球风波
弱势群体有困难找信访是常事,普通人的烦恼也有人管吗?
陆海伟之前从没想过通过信访途径来解决生活里的烦心事,42岁的他热爱运动,身体也很健康。2009年3月淮安市举办羽毛球赛,陆海伟所在的淮钢特钢有限公司推选他参加比赛,陆海伟发挥得很出色,一直打进“八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头疼起来。到医院做了检查,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怀疑脑动脉瘤”。
陆海伟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花了24000余元的费用。单位为他掏了19000元,而他自己垫付的5000余元就不肯支付了。陆海伟找到劳动局,希望给一个工伤认定,但是劳动局要求医院出具一个“脑出血与参加羽毛球比赛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明,医院自然不肯,他的事情就没人管了。
陆海伟有些气愤,却也没什么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写了一封信给信访局长邱金义,让他感到意外的是,3天后就接到了“阳光信访”系统的反馈电话——他的案件被受理了,又过了八九天,他接到电话说“事情有了结果,请他到市信访局”。陆海伟感到很惊讶,他对本刊记者说:“没想到写一封信就能这么快得到回复。”
邱金义收到陆海伟的信后,就以“领导交办”的方式转交给了信访干部周光萍具体办理,周光萍找到市劳动局,得到的回复也是“要证明打羽毛球直接造成脑出血。”周光萍也觉得不合理,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她变成了陆海伟的“代理人”,到各个相关部门调查情况、听取说法。
邱金义也亲自参与协调。后来,淮钢特钢有限公司、市区两级劳动局和信访局等几家单位以“会办”方式坐到一起进行协商,已经康复的陆海伟做出让步,放弃“工伤认定”,最后拿到了自己垫付的医药费,这是一个让他感到“很满意”的结果。
让老人“瞑目”
淮安市信访局局长邱金义说,他们是和老百姓联系最紧密的人,有些事看起来虽然“小”,但是对于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
邱金义讲述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时他还在担任淮安市楚州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一次下基层到农村,一位老人拦住他的车子,跪地不起,请领导为他“伸张正义”。邱金义觉得“拦车下跪”背后一定有大事情,他对老人承诺两天后再到家里了解情况。可是,当他向乡镇干部问起这位老人的具体情况和家庭住址时,却没人能答得上来,这让他感到很生气。
后来经过了解,原来是两个家庭因为宅基地产生的纠纷:一家有人腿被打断,伤人的一家则是有人坐了3年牢,由此结下更深怨气,而宅基地的矛盾仍没有化解。邱金义等人进行了一番调解,最后订立出一个两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并签了合同。
邱金义回忆说,在此三天之后,“拦车下跪”的老人就去世了,老人的儿子告诉他,父亲生前曾说过,“他家的事不解决死不瞑目”。显然,老人最后是“瞑目”地走了。
“做信访工作靠的是责任、理想和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信访工作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信访工作的根本不是‘回避矛盾’,而是为人‘解决问题’。”邱金义说。
信访老户致富
在信访的语义里,连续上访超过一年以上的信访者被称为“老户”,解决“老户”上访是信访工作的难题。在长期接触之后,邱金义等人发现,“老户”都是一些“执著”的人,如果把这种“执著”的劲头扭转到生活的正道上,他们也是“能手”。
涟水县的左霞文,当过副厂长,企业改制时,他和其他职工一样被“一次性清算”下岗,因为不符合条件,没有被纳入养老保险保障范围。他气急了,在2001～2005年四年间,从乡镇一直上访到省里,有时还“又哭又闹”。他甚至一度组织300多名相同处境的下岗职工敲着碗到淮安市政府门前“要饭”,以让政府难堪。
涟水县的信访干部经常到左霞文家里“谈心”,交谈中得知左霞文有“创业”的愿望,于是帮着他争取扶持项目建起了养猪场,左霞文就此放弃了上访路。左霞文在接受淮安市电视台采访时说:“现在叫我上访我也不去了……有那上访的时间,不如搞点自己的事业。”
左霞文的经历并不是个案,淮安很多的信访“老户”在信访工作者的帮助下开起了连锁超市,或者经营起药房。当本刊记者试图联系他们,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故事时,却被婉拒了,生活已经回归正轨的他们,希望像普通人一样不被打扰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回到清河区水渡口,智障男孩林亮仍住在“窝棚”里,卢东霞等人还在抓紧时间寻找着救助林亮的好办法。不远处,新的大厦正在“轰隆隆”建设中。“窝棚”一侧的房子已经拆了,只留下支撑“窝棚”的一堵墙。而拆迁的工作被暂缓下来,直到林亮有了一个新的比“窝棚”更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