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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末，由新华书店统购包销的发行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出版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出版社开始了自办发行的改革探索。时任花城出版社发行部经理的朱讯针对没有专业的发行队伍、没有基本的业务知识和技能、没有销售网点等现实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自建发行网点，与全国文艺出版社合作建立“全国文艺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出版社出版制度等，不仅成功改革了花城出版社的发行体制，而且其一系列市场举措也革新了我国出版发行方式，并影响至今。
关键词：供需矛盾 公开招聘 图书发行网点
“图书自办发行业务”对当下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了。然而，当我们回顾和追寻当代中国出版史，想确定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究竟始于何时时，就会发现“图书自办发行”所蕴含的意义注定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篇章。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出版业实施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出版社负责图书生产，新华书店负责图書发行，新华书店对图书产品采取统购包销的发行体制。产销脱节的矛盾在30多年的运行中并不明显，一切都在计划之内。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全面激发了整个国家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出版业产销脱节的矛盾日趋明显，读者的需求难以被满足，图书销售呈现为卖方市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图书发行教程》提到：“1980年之后，各省有少数出版社开始设立自办发行机构。1982年3月28日，国家出版局提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强调要‘疏通图书流通渠道，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图书发行业务’。”国家正式出台的最早相关法规是1991年8月12日由原新闻出版署、原国家工商局颁布的《关于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的暂行规定》。全国580多家出版社究竟是由哪一家出版社和哪些人率先打破陈规搞起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的，现已无从考证，但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至少在文艺类或文学类的图书自办发行业务方面是无法回避的，他就是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部创建人、全国文艺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体创始人及召集人、文艺界图书发行元老朱讯先生。
一、市场困境里的发现
朱讯先生1932年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一个裁缝家庭，靠着父亲的手艺在新中国成立前读到了初中，这样的学历在当时已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了。1951年他以干部身份参加工作，1971年在《肇庆报》做记者，1976年从肇庆地委宣传部调入广东人民出版社，负责图书邮购工作。据当年出版社的一些老人回忆，当时出版社并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发行部门，图书印出来就直接由工厂送至新华书店，只有一小部分图书、杂志交给邮购科作为市场补充，那时的邮购的图书不仅没有折扣打，购买者还得在定价的基础上附加10%—15%的邮资。
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朱讯离开广东人民出版社来到了花城出版社，受命组建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部。或许是做过记者的缘故，朱讯特别善于观察和思考，他发现1980年至1983年这段时间，出版机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3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成立了300多家出版机构（广东就有15家），图书出版的品种和数量激增。按当时国家的规定，所有图书统一由新华书店销售。在出版业空前繁荣的新形势下，作为当时唯一的销售渠道，新华书店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限于业务水平和资金的有限，为确保经营的安全，只好采取少进勤添的进货方式，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销售，进而严重影响了出版主业。那时，许多读者因历次政治运动毁了许多图书，无书可读。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出版业的兴盛，读者们被压抑多年的阅读需求得以释放。而新华书店的图书品种少，数量也不多，难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读者想方设法打听图书出版信息，一有适合的图书马上寄钱到出版社邮购，这令许多出版社的邮购业务量陡然增大，不堪重负。
历史上广州就是开埠较早的城市，广州人对商机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图书供需之间的矛盾早已被一些人注意到了，他们大着胆子走进出版社，先用现金按定价购买图书，再到闹市加价零售，每册加价5%—10%。高回报的利润让他们迅速实现原始积累，促使他们对图书的采购量进一步加大，并因此向出版社提出按批发价供货的要求。出版社对集体或个体书商迅速发展，能为出版社销售图书感到既惊喜又震惊，这种将图书提供给非新华书店销售按当时的规定属于违规行为，可是市场却又有那么大的需求。
二、实干打破困局
面对供需之间巨大的矛盾，朱讯产生了自办图书发行业务的设想与冲动，随即将自己的设想汇报给了出版社领导。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道：“花城出版社当时的领导，有远见、有胆识，我的汇报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充分放权，让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去干。可以说花城出版社的图书自办发行业务是建社之初就开始的。”
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今天说起来很容易，在那时却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要突破陈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之外，许多客观条件也在不断地限制着发展，首先面对的就有三大困难：①没有专业的发行队伍;②没有基本的业务知识和技能;③没有销售网点。
经过反复思考，朱讯认为上述问题中最首要的就是缺人，认识到这一点，解决困难的思路也就打开了——先解决人的问题。当时的出版社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编制问题解决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怎么办？朱讯再次做出惊人之举，他打破常规，提出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组建发行队伍，以具有高中文化、经济负担较轻的女青年为主（根据后来他的回忆，之所以以女青年为主，主要是因为女青年比较听话，可塑性大），而开车、仓储、托运、打包等工作则主要由男性负责。招聘来的人员没有事业单位的正式编制，但完全按临时工对待也不合适，因此只能按出版社三产集体制的方式暂时解决。自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后，这批由花城出版社最早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发行人员全部转为合同制员工。
解决了人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提升其业务知识和技能。朱讯通过关系找到广东省新华书店，组织发行部全体员工到书店虚心向书店职工学习打包、仓储、托运等图书发行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三、从无到有的网点建设
人有了，业务知识和技能也有了，最大的困难仍摆在眼前：没有销售网点。经过深思熟虑，朱讯提出“立足广东，辐射全国”的销售网点建设思路。据出版社老人回忆，朱讯平时比较严肃，做事很认真，许多事都亲力亲为。为了建设网点，朱讯带着业务人员和花城出版社的样书，从广州开始，到深圳、珠海、中山、南海、顺德、东莞和虎门等地，寻找当地的新华书店业务员以及集体和个体书商，请他们到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部来看样订货。在他们的建议下，花城出版社适当地向北京、天津、上海、四川、江苏、江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兄弟出版社进货，增加图书销售品种。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团队在著名的广州文化宫办起了图书展销会，销售利好鼓舞了团队的斗志，他们走进工厂、走进校园，广东的图书销售市场终于被打开了。这极大地增强了团队的信心，他们总结了广东的实践经验后，开始了面向全国的冲击，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图书订货会和展销会外，他们还主动出击，与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员交朋友，积极寻找当地的集体、个体书商。截至1983年夏季，他们在全国先后建立了90多家图书发行网点，花城出版社的图书发行量得到成倍增长。关于这段时光，朱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说实话，广东省的图书销售网点的建立，雖苦，但所花的时间不长，仅半年多。而全国的图书销售网点的建立，却比较艰辛，时间足足一年半。”
就在朱讯奔波于全国各地，为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网点的建立搏杀的时候，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一些领导却收到了来自新华书店系统的另一种声音。省局领导很开明也很有远见，认为出版社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开展一些图书自办发行业务是可以理解的，但招呼还是要打的。他们把朱讯找过去，笑着对他说：“别搞得太凶了。”领导的爱护之心让朱讯很感动，但同时也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深思：“虽然国策要求改革开放。但守旧思想，或是‘左’的思想尚未完全肃清。出版社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自然会遇到阻力和干涉，我们必须向新闻出版署反映出版社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的理由，请求允许图书自办发行。”之后，朱讯主动联系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河南等兄弟出版社，于1983年8月30日至9月3日在庐山召开出版社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研讨会，会议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喻建章主持，专题讨论出版社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以补充新华书店发行的不足，共同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可行性，会后形成专题报告送交原新闻出版署。
今天从出版发行史的角度来看，朱讯先生当年的行动，无疑是用实干的精神，从图书发行的角度开启了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的进程，这在当时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才行。
四、与其无序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自1980年起，全国各省市先后新建了文学类专业出版社30多家。文学出版社多了，出版的文学类图书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急剧增加，自然形成图书发行市场的竞争局面，比比皆是的雷同选题导致市场恶性竞争，图书发行市场呈现混乱的无序状态。
怎么办？不能任由这种混乱的局面持续下去。朱讯先生后来回忆：“我当时想，如果把全国文学（文艺）出版社的发行部共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松散的文学图书发行联合体，既可以相互交流发行经验，对促进出版社的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会有好处，又能达到团结和共赢的效果。”
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后，朱讯先生立即行动起来，先后到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等地的文学出版社游说。于1988年秋天，在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主持下，召开筹备会，原新闻出版署杨雁鸣处长参加了筹备会议。1989年3月15日，在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张洪达的主持下，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并一致通过成立“全国文艺图书发行集团”（后更名为“全国文艺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体”），制定和确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参加会议的社长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长江、华岳、北岳、百花、漓江、花城、海天等16家出版社的社长和发行部的负责人，朱讯先生当选为全国文艺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体秘书长，联合体开始运行后陆续又有10多家出版社申请加入。交流由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交流延展到出版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对雷同选题、重复出版的现象起到了抑制作用。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当时朱讯先生就已具备了全球化的视野，但“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市场意识，这种自发的市场意识在新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成为主流，尤其后来许多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这种现代市场经营意识为基础的。
五、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指导
计划经济时代的编辑习惯了按计划生产，对于图书市场相对陌生，对于市场信息也不是很了解，而图书发行部随着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的发展，体量不断壮大，读者需要什么类型的书、什么类型的书好卖，对于整日在图书市场摸爬滚打的发行员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朱迅觉得发行部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信息反馈给编辑，这样编辑们就可以编辑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图书。为此，他向社里主动要求参加社里的图书选题会议，每次与会时都要把当前图书市场的信息状况做详细的汇报，有时也会提出选题调整意见。
1991年，朱讯先生了解到有些年轻人很想知道新中国成立前著名作家、诗人、散文家或学者对人生的论述。于是，他找到编辑林贤治老师，建议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林语堂、矛盾、冰心、巴金等的作品中选摘，编辑一套有关人生论述的丛书，并以分集出版，每集5册，每册定价3元左右。如果销售好，再编辑几套。很快，林贤治老师就编辑出第一辑5册的人生文丛。此时，恰好广州市新华书店承办全国第四届图书展览会。出版社赶印了4万多套，在书展现场零售了3万多套，并被评为全国十大畅销书，获得最佳图书销售奖。之后，林贤治老师陆续编辑出版四辑，并且一直都很畅销，多次重印。
《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和《台湾朦胧诗赏析》也是朱讯先生根据图书市场信息，建议编辑出版的。这种带有常识性的赏析类图书，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先后重版6次，发行总量超过10万册。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以市场为导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社转企以后成为图书出版的主流思想，当我们惊讶于朱讯先生为什么总是能够拥有这么多超前的意识时，他谦逊地说道：“我是典型的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根本没想过什么以市场为导向，就是想多卖些书，让编辑们多编辑一些读者想要的书。”
出版社图书自办发行到了今天，早已辉煌不再，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它曾经为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合作共赢”是全球化视野下经济发展的基石，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出发点;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更是当下出版经营的不二法门。朱讯先生1992年退休，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花城社工作了12年10个月又15天。这12年正是我国全面发展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保守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要打破思想上的羁绊，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干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今天我们回顾朱讯先生之所以能为当代中国出版业留下这些宝贵的财富，正是基于他的实干出真知，基于他敢为天下先的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罗紫初.图书发行教程[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2]王光东，李静.中国图书音像市场访谈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张文红.畅销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4伍旭升，等.30年中国畅销书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5]张晓秦.出版社自办发行刍议[J].中国出版，1997（12）.
（作者单位系《随笔》编辑部）
关键词：供需矛盾 公开招聘 图书发行网点
“图书自办发行业务”对当下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了。然而，当我们回顾和追寻当代中国出版史，想确定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究竟始于何时时，就会发现“图书自办发行”所蕴含的意义注定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篇章。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出版业实施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出版社负责图书生产，新华书店负责图書发行，新华书店对图书产品采取统购包销的发行体制。产销脱节的矛盾在30多年的运行中并不明显，一切都在计划之内。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全面激发了整个国家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出版业产销脱节的矛盾日趋明显，读者的需求难以被满足，图书销售呈现为卖方市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图书发行教程》提到：“1980年之后，各省有少数出版社开始设立自办发行机构。1982年3月28日，国家出版局提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强调要‘疏通图书流通渠道，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图书发行业务’。”国家正式出台的最早相关法规是1991年8月12日由原新闻出版署、原国家工商局颁布的《关于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的暂行规定》。全国580多家出版社究竟是由哪一家出版社和哪些人率先打破陈规搞起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的，现已无从考证，但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至少在文艺类或文学类的图书自办发行业务方面是无法回避的，他就是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部创建人、全国文艺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体创始人及召集人、文艺界图书发行元老朱讯先生。
一、市场困境里的发现
朱讯先生1932年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一个裁缝家庭，靠着父亲的手艺在新中国成立前读到了初中，这样的学历在当时已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了。1951年他以干部身份参加工作，1971年在《肇庆报》做记者，1976年从肇庆地委宣传部调入广东人民出版社，负责图书邮购工作。据当年出版社的一些老人回忆，当时出版社并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发行部门，图书印出来就直接由工厂送至新华书店，只有一小部分图书、杂志交给邮购科作为市场补充，那时的邮购的图书不仅没有折扣打，购买者还得在定价的基础上附加10%—15%的邮资。
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朱讯离开广东人民出版社来到了花城出版社，受命组建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部。或许是做过记者的缘故，朱讯特别善于观察和思考，他发现1980年至1983年这段时间，出版机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3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成立了300多家出版机构（广东就有15家），图书出版的品种和数量激增。按当时国家的规定，所有图书统一由新华书店销售。在出版业空前繁荣的新形势下，作为当时唯一的销售渠道，新华书店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限于业务水平和资金的有限，为确保经营的安全，只好采取少进勤添的进货方式，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销售，进而严重影响了出版主业。那时，许多读者因历次政治运动毁了许多图书，无书可读。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出版业的兴盛，读者们被压抑多年的阅读需求得以释放。而新华书店的图书品种少，数量也不多，难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读者想方设法打听图书出版信息，一有适合的图书马上寄钱到出版社邮购，这令许多出版社的邮购业务量陡然增大，不堪重负。
历史上广州就是开埠较早的城市，广州人对商机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图书供需之间的矛盾早已被一些人注意到了，他们大着胆子走进出版社，先用现金按定价购买图书，再到闹市加价零售，每册加价5%—10%。高回报的利润让他们迅速实现原始积累，促使他们对图书的采购量进一步加大，并因此向出版社提出按批发价供货的要求。出版社对集体或个体书商迅速发展，能为出版社销售图书感到既惊喜又震惊，这种将图书提供给非新华书店销售按当时的规定属于违规行为，可是市场却又有那么大的需求。
二、实干打破困局
面对供需之间巨大的矛盾，朱讯产生了自办图书发行业务的设想与冲动，随即将自己的设想汇报给了出版社领导。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道：“花城出版社当时的领导，有远见、有胆识，我的汇报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充分放权，让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去干。可以说花城出版社的图书自办发行业务是建社之初就开始的。”
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今天说起来很容易，在那时却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要突破陈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之外，许多客观条件也在不断地限制着发展，首先面对的就有三大困难：①没有专业的发行队伍;②没有基本的业务知识和技能;③没有销售网点。
经过反复思考，朱讯认为上述问题中最首要的就是缺人，认识到这一点，解决困难的思路也就打开了——先解决人的问题。当时的出版社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编制问题解决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怎么办？朱讯再次做出惊人之举，他打破常规，提出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组建发行队伍，以具有高中文化、经济负担较轻的女青年为主（根据后来他的回忆，之所以以女青年为主，主要是因为女青年比较听话，可塑性大），而开车、仓储、托运、打包等工作则主要由男性负责。招聘来的人员没有事业单位的正式编制，但完全按临时工对待也不合适，因此只能按出版社三产集体制的方式暂时解决。自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后，这批由花城出版社最早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发行人员全部转为合同制员工。
解决了人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提升其业务知识和技能。朱讯通过关系找到广东省新华书店，组织发行部全体员工到书店虚心向书店职工学习打包、仓储、托运等图书发行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三、从无到有的网点建设
人有了，业务知识和技能也有了，最大的困难仍摆在眼前：没有销售网点。经过深思熟虑，朱讯提出“立足广东，辐射全国”的销售网点建设思路。据出版社老人回忆，朱讯平时比较严肃，做事很认真，许多事都亲力亲为。为了建设网点，朱讯带着业务人员和花城出版社的样书，从广州开始，到深圳、珠海、中山、南海、顺德、东莞和虎门等地，寻找当地的新华书店业务员以及集体和个体书商，请他们到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部来看样订货。在他们的建议下，花城出版社适当地向北京、天津、上海、四川、江苏、江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兄弟出版社进货，增加图书销售品种。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团队在著名的广州文化宫办起了图书展销会，销售利好鼓舞了团队的斗志，他们走进工厂、走进校园，广东的图书销售市场终于被打开了。这极大地增强了团队的信心，他们总结了广东的实践经验后，开始了面向全国的冲击，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图书订货会和展销会外，他们还主动出击，与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员交朋友，积极寻找当地的集体、个体书商。截至1983年夏季，他们在全国先后建立了90多家图书发行网点，花城出版社的图书发行量得到成倍增长。关于这段时光，朱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说实话，广东省的图书销售网点的建立，雖苦，但所花的时间不长，仅半年多。而全国的图书销售网点的建立，却比较艰辛，时间足足一年半。”
就在朱讯奔波于全国各地，为花城出版社图书发行网点的建立搏杀的时候，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一些领导却收到了来自新华书店系统的另一种声音。省局领导很开明也很有远见，认为出版社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开展一些图书自办发行业务是可以理解的，但招呼还是要打的。他们把朱讯找过去，笑着对他说：“别搞得太凶了。”领导的爱护之心让朱讯很感动，但同时也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深思：“虽然国策要求改革开放。但守旧思想，或是‘左’的思想尚未完全肃清。出版社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自然会遇到阻力和干涉，我们必须向新闻出版署反映出版社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的理由，请求允许图书自办发行。”之后，朱讯主动联系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河南等兄弟出版社，于1983年8月30日至9月3日在庐山召开出版社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研讨会，会议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喻建章主持，专题讨论出版社开展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以补充新华书店发行的不足，共同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可行性，会后形成专题报告送交原新闻出版署。
今天从出版发行史的角度来看，朱讯先生当年的行动，无疑是用实干的精神，从图书发行的角度开启了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的进程，这在当时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才行。
四、与其无序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自1980年起，全国各省市先后新建了文学类专业出版社30多家。文学出版社多了，出版的文学类图书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急剧增加，自然形成图书发行市场的竞争局面，比比皆是的雷同选题导致市场恶性竞争，图书发行市场呈现混乱的无序状态。
怎么办？不能任由这种混乱的局面持续下去。朱讯先生后来回忆：“我当时想，如果把全国文学（文艺）出版社的发行部共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松散的文学图书发行联合体，既可以相互交流发行经验，对促进出版社的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会有好处，又能达到团结和共赢的效果。”
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后，朱讯先生立即行动起来，先后到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等地的文学出版社游说。于1988年秋天，在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主持下，召开筹备会，原新闻出版署杨雁鸣处长参加了筹备会议。1989年3月15日，在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张洪达的主持下，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并一致通过成立“全国文艺图书发行集团”（后更名为“全国文艺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体”），制定和确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参加会议的社长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长江、华岳、北岳、百花、漓江、花城、海天等16家出版社的社长和发行部的负责人，朱讯先生当选为全国文艺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体秘书长，联合体开始运行后陆续又有10多家出版社申请加入。交流由图书自办发行业务交流延展到出版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对雷同选题、重复出版的现象起到了抑制作用。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当时朱讯先生就已具备了全球化的视野，但“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市场意识，这种自发的市场意识在新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成为主流，尤其后来许多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这种现代市场经营意识为基础的。
五、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指导
计划经济时代的编辑习惯了按计划生产，对于图书市场相对陌生，对于市场信息也不是很了解，而图书发行部随着图书自办发行业务的发展，体量不断壮大，读者需要什么类型的书、什么类型的书好卖，对于整日在图书市场摸爬滚打的发行员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朱迅觉得发行部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信息反馈给编辑，这样编辑们就可以编辑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图书。为此，他向社里主动要求参加社里的图书选题会议，每次与会时都要把当前图书市场的信息状况做详细的汇报，有时也会提出选题调整意见。
1991年，朱讯先生了解到有些年轻人很想知道新中国成立前著名作家、诗人、散文家或学者对人生的论述。于是，他找到编辑林贤治老师，建议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林语堂、矛盾、冰心、巴金等的作品中选摘，编辑一套有关人生论述的丛书，并以分集出版，每集5册，每册定价3元左右。如果销售好，再编辑几套。很快，林贤治老师就编辑出第一辑5册的人生文丛。此时，恰好广州市新华书店承办全国第四届图书展览会。出版社赶印了4万多套，在书展现场零售了3万多套，并被评为全国十大畅销书，获得最佳图书销售奖。之后，林贤治老师陆续编辑出版四辑，并且一直都很畅销，多次重印。
《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和《台湾朦胧诗赏析》也是朱讯先生根据图书市场信息，建议编辑出版的。这种带有常识性的赏析类图书，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先后重版6次，发行总量超过10万册。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以市场为导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社转企以后成为图书出版的主流思想，当我们惊讶于朱讯先生为什么总是能够拥有这么多超前的意识时，他谦逊地说道：“我是典型的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根本没想过什么以市场为导向，就是想多卖些书，让编辑们多编辑一些读者想要的书。”
出版社图书自办发行到了今天，早已辉煌不再，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它曾经为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合作共赢”是全球化视野下经济发展的基石，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出发点;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更是当下出版经营的不二法门。朱讯先生1992年退休，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花城社工作了12年10个月又15天。这12年正是我国全面发展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保守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要打破思想上的羁绊，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干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今天我们回顾朱讯先生之所以能为当代中国出版业留下这些宝贵的财富，正是基于他的实干出真知，基于他敢为天下先的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罗紫初.图书发行教程[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2]王光东，李静.中国图书音像市场访谈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张文红.畅销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4伍旭升，等.30年中国畅销书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5]张晓秦.出版社自办发行刍议[J].中国出版，1997（12）.
（作者单位系《随笔》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