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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的杨靖宇印章一共有两枚：一枚收藏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一枚收藏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是一枚方柱形料质印章（即化学合成材质的印章），印文是“杨靖宇印”四个字；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是一枚狮钮铜质印章，印文也是“杨靖宇印”四个字。尽管两枚印章印文内容相同，字数相等，但是材质和字体风格却有很大差别，各自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迥然不同。
两枚印章的发现经过
1、了解杨靖宇牺牲经过的人或许记得，在日军拍摄的杨靖宇头颅照片旁印着一枚“杨靖宇印”四字方形印章，这是人们见到的杨靖宇最早的印章。而在记述其牺牲经过的书中这样写道：“（1940年）2月18日，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濛江县城东南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购买食物时，有坏人向大东沟伪警察分驻所报告，该所伪警察和特搜班立即出动‘追剿’，朱、聂二人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口琴、钢笔和杨靖宇的印章等物品，这样敌人越发认定杨靖宇就在附近”（见赵俊清著：《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二版，第514页）。而《杨靖宇全传》这样写道：“（朱、聂牺牲后）敌人连夜将两名战士的尸体搬运到大东沟，第二天一早就送进濛江城里，找来叛徒当面认尸。当场认定二者是杨靖宇司令的警卫战士。姓都的特务立即搜索战士身上的遗物，发现被警察们私分了，并未全部送县检验。特为此，都特务回到大东沟警察所调查，从隐匿的物品中查到一枚方木戳，印文是‘杨靖宇印’四个字，这更证实了叛徒的认定”（见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卓昕著：《杨靖宇全传》（下），第1629—1630页）。这样，人们就清晰地认定，杨靖宇的牺牲，是和他的印章被发现有关联的。
2、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杨靖宇狮钮铜质印章，是1967年6月，吉林省通化市兴华镇农民柳明章在大荒沟八队铲地时意外发现的。后来献给国家，经有关部门认定为一级文物。大荒沟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河里根据地”的核心位置，那个地方很偏僻。它位于长白山龙岗山脉中段的哈泥河上游，即今天的通化县兴林镇地域，包括大荒沟、孟家沟、惠家沟、曲柳川、丛家沟、常家沟，囊括金川、柳河、通化、临江等地交界地带。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是进行隐蔽和休整的理想之地。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东北抗联在这里创立抗日根据地，可谓得天时、占地利、具人和。当年抗联在这里召开南满党组织重要会议，休整部队，训练干部，建立了临时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储粮点和惠家沟密营等机构。1936年秋，由于敌人破坏，杨靖宇离开河里，前往集安老岭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两枚印章的不同描述与区别
1、关于两枚印章的不同描述
史料对于这两枚印章的记载和描述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那枚“料”质印章，我们暂且称之为“化学印章”。 赵俊清的《杨靖宇传》说：“朱、聂二人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口琴、钢笔和杨靖宇的印章等物品。”没有说印章是什么材质的。而卓昕的《杨靖宇全传》说“从隐匿的物品中查到一枚方木戳”，并且被隐匿起来了。这就耐人寻味了。在那个物资奇缺的战乱年代，伪警察们隐匿私分战俘财物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是一枚普通木戳，大概不会被藏匿起来，之所以藏匿，表明它还有点利用价值，因而，那枚“化学印章”极有可能是被当做玉石之类的印章藏起来的。所以，它应该不是木质的，而是“化学”的，才合乎情理。更为重要的是，这枚“化学印章”的印文和日军“匪首杨靖宇首级及印章”照片印文完全一致，所以，“化学印章”应该就是杨靖宇首级图片上的印章。
关于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狮钮铜质印章，我们暂且称之为“狮钮铜印”。 卓昕《杨靖宇全传》这样写道：“杨靖宇本想在四道江一役之后去本溪指挥西征……恰在这时省委秘书处长李永浩，回河里的丛家沟一带来寻找遗失的、杨靖宇行文使用的铜质蹲狮子烈火印（即后来在丛家沟出土，而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那枚铜质的‘蹲伏狮子烈火印’）（见《杨靖宇全传》第954—955页）。杨靖宇指挥的四道江战斗是1936年8月4日进行的，8月12日杨靖宇部署了潜入通化日本金店的劫持行动。这枚印章应该是在8月中旬丢失的。直到30多年后才被一个铲地的农民发现……2005年8月24日，新华网发表《抗联英雄杨靖宇的印章》时说：“这枚后来被日军丢弃的印章，曾跟随杨靖宇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这枚铜质印章跟随杨靖宇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倒不假，可它并非是“被日军丢弃的印章”。 大荒沟八队，那个地方很偏僻，小地名叫丛家沟，根本不在交通要道附近，即便日军逃跑丢弃，也丢不到那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误判呢？大概是将“匪首杨靖宇首级和印章”照片上的“化学印章”，误作这枚“狮钮铜印”了。
2、两枚印章的区别
这两枚印章的区别比较明显。首先是它们质地不同。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是一枚“料”质印章，即“化学印章”；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是狮钮铜质印章。其次是它们“出土”的时间与经过不同。“化学印章”是日军从牺牲的杨靖宇警卫员身上截获的；“狮钮铜印”是1967年农民在河里根据地意外发现的。第三是两枚印章的字体风格不同。“化学印章”字体是“隶书”，把“撇”当“横”来写。特别是那个“印”字的左上部，“撇”跟“横”一样，与右边“耳刀”上横平齐。而“狮钮铜印” 字体是“魏碑”， “印”字左上部的“撇”写得很长，盖过了右边的“耳刀”，特征非常明显，稍一比对就能区别开来。而且这“魏碑体”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书体，以彰显爱国志士的尚武精神。可见两枚印章的印文风格是有明显区别的。
杨靖宇印章的价值
杨靖宇留下的这两枚不同材质的印章，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文物价值
这两枚印章，不仅承载着杨靖宇将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个人信息，也承载着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将士在那个民族危难之际，奋起反抗，抵御外侮的战斗经历。虽然只是两枚小小的印章，可是，通过它们，我们完全可以洞悉当年抗日战争的硝烟风云，洞悉战争的惨烈与民族抗战的坚定与顽强。 2、历史价值
今天的人已经不太重视个人印章了，可在民国年间，人们是十分重视印章的。不管是民间签约还是抗联以及“山林队”之间合作，都要有印信的。比如，1935年9月19日，抗日义勇军司令王凤阁与朝鲜义勇军领导签订的《中韩抗日同盟会》书上，参加签约的11个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盖有印章。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也多有印章。有些时候，敌人常常以印章确认人的身份，弄出一些历史伪证。比如，抗联将领曹亚范，他本是1940年4月8日，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他的警卫员全班长杀害的。其原因是党内整顿时，曹亚范对全班长批评严厉，结下怨恨。全班长趁曹亚范熟睡之机，用机关枪把他“突突”了。然而，当这个叛徒和一个随从逃到金川县大龙湾附近时，遇上一个叫宫运森的农民和同伴上山打柴。全班长把宫运森留下做人质，派同伴跟另一位农民下山筹粮。下山的两人走后，全班长和宫运森在山坡上等候。这时宫运森卷烟抽，他自己卷完一支又给全班长卷上一支，趁全班长专注抽烟的工夫，一斧子把全班长劈死了。后来，下山的人带来了“讨伐队”，他们从全班长身上搜出曹亚范的手戳，就认为此人是曹亚范。这些史料就被后来人误做“曹亚范牺牲在金川大龙湾的证据（参见刘贤《老照片：揭秘抗联的一段真相》，2012年3月15日《吉林日报》）。可见，印章在民国年间是很普及的信物。
3、艺术价值
这两枚不同材质的印章，出自哪家印社，是何人所刻？现在恐怕难以考证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化学印章”在那个年代很珍贵；“狮钮铜印”非一般印社所能刻制。这么难得的东西能被抗联弄到手，能使用在抗联队伍中，真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民国时期铜印比较时兴，但是这种材质雕刻难，别说山里小镇刻不了，就是省城里能够刻制铜印的作坊怕也不会很多。加之敌人封锁严密，杨靖宇的名字又被大肆通缉在案，谁人吃了豹子胆，敢为政府要犯刻制印章？那怕是要掉脑袋的！杨靖宇和东北抗联能够搞到这些东西，只能证明抗联神通广大，百姓爱戴抗联。即便在今天，我们看着这两枚印章，也不由得心生敬意！军长嘛，使用这种材质的印章当之无愧！抗联人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抗联人能搞到物品，自然是社会上的稀缺物品。
综上所述，杨靖宇将军留下的这两枚印章，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它们，我们完全可以领略到那个民族抗争的艰难岁月；领略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
（责编 任志）
两枚印章的发现经过
1、了解杨靖宇牺牲经过的人或许记得，在日军拍摄的杨靖宇头颅照片旁印着一枚“杨靖宇印”四字方形印章，这是人们见到的杨靖宇最早的印章。而在记述其牺牲经过的书中这样写道：“（1940年）2月18日，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濛江县城东南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购买食物时，有坏人向大东沟伪警察分驻所报告，该所伪警察和特搜班立即出动‘追剿’，朱、聂二人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口琴、钢笔和杨靖宇的印章等物品，这样敌人越发认定杨靖宇就在附近”（见赵俊清著：《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二版，第514页）。而《杨靖宇全传》这样写道：“（朱、聂牺牲后）敌人连夜将两名战士的尸体搬运到大东沟，第二天一早就送进濛江城里，找来叛徒当面认尸。当场认定二者是杨靖宇司令的警卫战士。姓都的特务立即搜索战士身上的遗物，发现被警察们私分了，并未全部送县检验。特为此，都特务回到大东沟警察所调查，从隐匿的物品中查到一枚方木戳，印文是‘杨靖宇印’四个字，这更证实了叛徒的认定”（见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卓昕著：《杨靖宇全传》（下），第1629—1630页）。这样，人们就清晰地认定，杨靖宇的牺牲，是和他的印章被发现有关联的。
2、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杨靖宇狮钮铜质印章，是1967年6月，吉林省通化市兴华镇农民柳明章在大荒沟八队铲地时意外发现的。后来献给国家，经有关部门认定为一级文物。大荒沟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河里根据地”的核心位置，那个地方很偏僻。它位于长白山龙岗山脉中段的哈泥河上游，即今天的通化县兴林镇地域，包括大荒沟、孟家沟、惠家沟、曲柳川、丛家沟、常家沟，囊括金川、柳河、通化、临江等地交界地带。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是进行隐蔽和休整的理想之地。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东北抗联在这里创立抗日根据地，可谓得天时、占地利、具人和。当年抗联在这里召开南满党组织重要会议，休整部队，训练干部，建立了临时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储粮点和惠家沟密营等机构。1936年秋，由于敌人破坏，杨靖宇离开河里，前往集安老岭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两枚印章的不同描述与区别
1、关于两枚印章的不同描述
史料对于这两枚印章的记载和描述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那枚“料”质印章，我们暂且称之为“化学印章”。 赵俊清的《杨靖宇传》说：“朱、聂二人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口琴、钢笔和杨靖宇的印章等物品。”没有说印章是什么材质的。而卓昕的《杨靖宇全传》说“从隐匿的物品中查到一枚方木戳”，并且被隐匿起来了。这就耐人寻味了。在那个物资奇缺的战乱年代，伪警察们隐匿私分战俘财物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是一枚普通木戳，大概不会被藏匿起来，之所以藏匿，表明它还有点利用价值，因而，那枚“化学印章”极有可能是被当做玉石之类的印章藏起来的。所以，它应该不是木质的，而是“化学”的，才合乎情理。更为重要的是，这枚“化学印章”的印文和日军“匪首杨靖宇首级及印章”照片印文完全一致，所以，“化学印章”应该就是杨靖宇首级图片上的印章。
关于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狮钮铜质印章，我们暂且称之为“狮钮铜印”。 卓昕《杨靖宇全传》这样写道：“杨靖宇本想在四道江一役之后去本溪指挥西征……恰在这时省委秘书处长李永浩，回河里的丛家沟一带来寻找遗失的、杨靖宇行文使用的铜质蹲狮子烈火印（即后来在丛家沟出土，而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那枚铜质的‘蹲伏狮子烈火印’）（见《杨靖宇全传》第954—955页）。杨靖宇指挥的四道江战斗是1936年8月4日进行的，8月12日杨靖宇部署了潜入通化日本金店的劫持行动。这枚印章应该是在8月中旬丢失的。直到30多年后才被一个铲地的农民发现……2005年8月24日，新华网发表《抗联英雄杨靖宇的印章》时说：“这枚后来被日军丢弃的印章，曾跟随杨靖宇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这枚铜质印章跟随杨靖宇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倒不假，可它并非是“被日军丢弃的印章”。 大荒沟八队，那个地方很偏僻，小地名叫丛家沟，根本不在交通要道附近，即便日军逃跑丢弃，也丢不到那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误判呢？大概是将“匪首杨靖宇首级和印章”照片上的“化学印章”，误作这枚“狮钮铜印”了。
2、两枚印章的区别
这两枚印章的区别比较明显。首先是它们质地不同。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是一枚“料”质印章，即“化学印章”；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是狮钮铜质印章。其次是它们“出土”的时间与经过不同。“化学印章”是日军从牺牲的杨靖宇警卫员身上截获的；“狮钮铜印”是1967年农民在河里根据地意外发现的。第三是两枚印章的字体风格不同。“化学印章”字体是“隶书”，把“撇”当“横”来写。特别是那个“印”字的左上部，“撇”跟“横”一样，与右边“耳刀”上横平齐。而“狮钮铜印” 字体是“魏碑”， “印”字左上部的“撇”写得很长，盖过了右边的“耳刀”，特征非常明显，稍一比对就能区别开来。而且这“魏碑体”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书体，以彰显爱国志士的尚武精神。可见两枚印章的印文风格是有明显区别的。
杨靖宇印章的价值
杨靖宇留下的这两枚不同材质的印章，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文物价值
这两枚印章，不仅承载着杨靖宇将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个人信息，也承载着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将士在那个民族危难之际，奋起反抗，抵御外侮的战斗经历。虽然只是两枚小小的印章，可是，通过它们，我们完全可以洞悉当年抗日战争的硝烟风云，洞悉战争的惨烈与民族抗战的坚定与顽强。 2、历史价值
今天的人已经不太重视个人印章了，可在民国年间，人们是十分重视印章的。不管是民间签约还是抗联以及“山林队”之间合作，都要有印信的。比如，1935年9月19日，抗日义勇军司令王凤阁与朝鲜义勇军领导签订的《中韩抗日同盟会》书上，参加签约的11个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盖有印章。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也多有印章。有些时候，敌人常常以印章确认人的身份，弄出一些历史伪证。比如，抗联将领曹亚范，他本是1940年4月8日，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他的警卫员全班长杀害的。其原因是党内整顿时，曹亚范对全班长批评严厉，结下怨恨。全班长趁曹亚范熟睡之机，用机关枪把他“突突”了。然而，当这个叛徒和一个随从逃到金川县大龙湾附近时，遇上一个叫宫运森的农民和同伴上山打柴。全班长把宫运森留下做人质，派同伴跟另一位农民下山筹粮。下山的两人走后，全班长和宫运森在山坡上等候。这时宫运森卷烟抽，他自己卷完一支又给全班长卷上一支，趁全班长专注抽烟的工夫，一斧子把全班长劈死了。后来，下山的人带来了“讨伐队”，他们从全班长身上搜出曹亚范的手戳，就认为此人是曹亚范。这些史料就被后来人误做“曹亚范牺牲在金川大龙湾的证据（参见刘贤《老照片：揭秘抗联的一段真相》，2012年3月15日《吉林日报》）。可见，印章在民国年间是很普及的信物。
3、艺术价值
这两枚不同材质的印章，出自哪家印社，是何人所刻？现在恐怕难以考证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化学印章”在那个年代很珍贵；“狮钮铜印”非一般印社所能刻制。这么难得的东西能被抗联弄到手，能使用在抗联队伍中，真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民国时期铜印比较时兴，但是这种材质雕刻难，别说山里小镇刻不了，就是省城里能够刻制铜印的作坊怕也不会很多。加之敌人封锁严密，杨靖宇的名字又被大肆通缉在案，谁人吃了豹子胆，敢为政府要犯刻制印章？那怕是要掉脑袋的！杨靖宇和东北抗联能够搞到这些东西，只能证明抗联神通广大，百姓爱戴抗联。即便在今天，我们看着这两枚印章，也不由得心生敬意！军长嘛，使用这种材质的印章当之无愧！抗联人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抗联人能搞到物品，自然是社会上的稀缺物品。
综上所述，杨靖宇将军留下的这两枚印章，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它们，我们完全可以领略到那个民族抗争的艰难岁月；领略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