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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辉是著名的独臂将军,总参谋部的不倒翁……唯有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当了23年的副总长。”这是某海外报纸对独臂将军彭绍辉的评价。彭绍辉先后经历了6位总参谋长。他在我军历史上担任副总参谋长时间最长,为我军的教育训练、军事理论研究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出任副总参谋长,主持制定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令条例
1954年10月,彭绍辉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5年,持续了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作战任务逐步减少,具备了全面转入和平建设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彭绍辉到任后不久,1955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借鉴苏联军队的领导机制,以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了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负责全军训练工作。叶剑英任代部长,彭绍辉任副部长兼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同年10月,彭绍辉率国防部参观团赴苏联观摩苏军军事演习。此次演习是苏联远东军区对部队训练的年终考核,彭绍辉认真关注每一处细节。他注意到,苏军指挥员不仅对条令很熟悉,而且能够创造性地运用条令,体现出较高的战术和技术素质。他由衷地感到,条令的科学性对部队正规化建设至关重要。
为系统研究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探索现代化条件下武装力量建设和战争规律,适应国防现代化和未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军委科学研究机关。1956年12月,彭绍辉开始参与组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彭绍辉任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从院址勘察、定点、设计布局,到组织基建,付出了辛苦的劳动。1958年3月15日,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11月,彭绍辉出任副院长,后兼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
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是当时军事科学院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叶剑英院长亲自挂帅,彭绍辉负责主持条令编写工作。这无疑是一项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从1959年开始,全军近万人参与此项工作,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专业人员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相结合,分别撰写和集中汇稿相结合等方法,严格控制,层层把关,开展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令、条例、教范、教程的编写工作。一次又一次,数十万字的文稿堆在彭绍辉面前,他不顾严寒酷暑,埋头审稿核校,边看边改,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彭绍辉主持拟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等,还组织编写了4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编》。1961年5月1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等。新的条令充分肯定和继承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对部队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条令编写工作的主持者,彭绍辉在11月3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编写我军战斗条令的情况介绍》的发言。他自豪地说:“我军战斗条令的诞生,使我军在执行训练、战备和作战任务时,有了依据。这对军队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是值得全军庆幸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出任副总参谋长,主抓部队的编制、体制等工作,参与筹备全军大比武活动
1960年1月,彭绍辉第二次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要分管动员、军务、队列、编制、装备和防化学兵部。新中国成立10年来,人民解放军逐步由过去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编制、体制做了较大的调整,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然而,军队建设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编制、体制上还有许多不适合于现代化军队要求的地方。为此,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制定了组织编制和装备8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军兵种,适当减少步兵和普通兵员的数量,逐步实现全面的机械化。1962年,中央军委提出“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全军逐步投入到以加强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战备工作中,狠抓基础训练,突出技术训练,全军的编制、体制逐步走向科学化、合理化。
在这种形势下,各级领导机关为了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深入基层,言传身教,发扬传统练兵方法,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大力促进军事训练的发展。特别是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将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了高潮。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彭绍辉承担了此次全军大比武的部分筹备工作。从5月30日到6月12日,彭绍辉接连主持召开比武表演大会筹备会议,拟订完善全军比武章程、进度计划、评选与奖励标准,确定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比武会的分组划片,研究解决武器弹药、场地器材、物资保障和经费来源,以及来京表演分队数量、住房与伙食标准、用车规定等等。8月初开始,在北京怀柔、河南信阳、甘肃天水等地分别举行了全军性比武。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观看了北京、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等领导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8月4日,装甲兵训练精英汇集北京南口,叶剑英元帅检阅了参加比武的全体官兵,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彭绍辉等到比武现场指导。此次全军开展的大规模比武活动,全面检阅了部队的训练成绩,交流了先进经验,推动了全军军事素质的较大提高,在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64年3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做好取消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三总部成立服装调查研究工作小组,由彭绍辉担任组长。他带领工作小组在广泛征求总部机关和各大单位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服装和领章、帽徽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经三总部讨论后,呈报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研究。1965年5月21日,总参谋部下发了《关于改革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通知》。全军官兵于1965年6月1日改着六五式军服。
第三次出任副总参谋长,主持合编工作,与“四人帮”作斗争,坚持“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
正当彭绍辉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默默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审查甚至是残酷的迫害。他被诬陷为武汉“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后来又被戴上了“彭德怀分子”、“贺龙分子”、“假党员”等帽子,一次次受到残酷打击,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彭绍辉被揪斗后,毛泽东亲自出面保护他。毛泽东说:“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放过牛,是一位好同志嘛,你们就不要斗他了!”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彭绍辉重新恢复了工作。
1969年8月,彭绍辉恢复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清楚地知道,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老帅们都受到沉重的压制,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有很大。但是,彭绍辉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他一边继续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尖锐的斗争,一边分外珍惜此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军队建设当中。由于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很多都还没有恢复工作,彭绍辉承担的工作更多了。
1969年9月,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彭绍辉主持中央调查部和总参情报部的合编工作。11月,彭绍辉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1969年从部队挑选飞行学员工作总结报告》。1970年3月,彭绍辉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主持国家气象局和总参气象局的合编工作。在此期间,他已经被查出患有心脏主动脉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照常主持大量繁重的工作,如主持国家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的合编工作,巴基斯坦及坦桑尼亚军事援助项目的洽谈工作,全军的编制工作、全国的民兵工作等。1972年1月,彭绍辉主持研究气象卫星研制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撰写《气象卫星研制纳入“四五”计划》上报中央军委。
林彪集团覆灭后,军队开始进行初步整顿。由于“文革”中军队院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全军院校大部分被撤销,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狠抓军队院校的恢复工作。1973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成立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彭绍辉任组长。他率领小组成员对军队院校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研究。7月,彭绍辉向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汇报了全军院校恢复调整工作进展。8月12日,彭绍辉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院校调整座谈会。11月,领导小组上报中央军委《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12月8日,中央军委转发了这一报告。从1974年开始,各总部、军区和军兵种都恢复或增建了院校。为统一院校的编制体制,1974年1月,彭绍辉协调主持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全军院校编制座谈会,各军区、军兵种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重点研究了院校、教导队的编制标准和规定。之后一年的时间里,彭绍辉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的指示精神,组织军务、动员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对院校的编制问题进行反复研究修改,拟制、审核有关院校的编制表,最终形成了《关于院校编制问题的报告》,以三总部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1975年5月,中央军委转发了这一报告,规定了各类院校的训练分工、学员定额比例,机关、教研室、学员队的编配,工教人员的编配比例等。
对“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提出在中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增加“民兵指挥部”编制的要求,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绍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坚持维护传统的武装力量体制,拒不宣传“民兵指挥部”,更没有推广“上海经验”。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到会兴师问罪,指责会议“不抓路线,方向错了”。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当着他们的面,向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的正确建议。王洪文、张春桥大发淫威,严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所谓“经验”,但彭绍辉始终拒不表态。
早在1970年,解放军总医院检查发现彭绍辉患有心脏主动脉瘤,由于瘤子已经很大,随时都有破裂危险。保健医生给他规定了“六不准”,连弯腰、起立、咳嗽也不准用力。而他却泰然处之,精神上同以往一样乐观,照常坚持大量繁重的工作。秘书和警卫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你们年轻人觉多,早点去睡吧!”秘书向他说明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说:“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他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说:“我身上有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爆炸,趁没爆炸多干点。”
1975年,彭绍辉带病到一些地方调查民兵工作,回到北京后便向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还是人民武装部好”,反对搞“民兵指挥部”。同年11月,总参谋部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讯分队组织训练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又明确要求:会议所有文件,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一概不提“民兵指挥部”。他在会上大力宣传“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好处,并尖锐地指出:“这是领导权问题。”此后,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他就让通知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参加,不通知“民兵指挥部”。由于彭绍辉等的坚决抵制,“四人帮”一伙企图强制推行“民兵指挥部”的经验,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
第一次出任副总参谋长,主持制定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令条例
1954年10月,彭绍辉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5年,持续了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作战任务逐步减少,具备了全面转入和平建设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彭绍辉到任后不久,1955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借鉴苏联军队的领导机制,以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了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负责全军训练工作。叶剑英任代部长,彭绍辉任副部长兼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同年10月,彭绍辉率国防部参观团赴苏联观摩苏军军事演习。此次演习是苏联远东军区对部队训练的年终考核,彭绍辉认真关注每一处细节。他注意到,苏军指挥员不仅对条令很熟悉,而且能够创造性地运用条令,体现出较高的战术和技术素质。他由衷地感到,条令的科学性对部队正规化建设至关重要。
为系统研究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探索现代化条件下武装力量建设和战争规律,适应国防现代化和未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军委科学研究机关。1956年12月,彭绍辉开始参与组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彭绍辉任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从院址勘察、定点、设计布局,到组织基建,付出了辛苦的劳动。1958年3月15日,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11月,彭绍辉出任副院长,后兼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
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是当时军事科学院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叶剑英院长亲自挂帅,彭绍辉负责主持条令编写工作。这无疑是一项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从1959年开始,全军近万人参与此项工作,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专业人员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相结合,分别撰写和集中汇稿相结合等方法,严格控制,层层把关,开展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令、条例、教范、教程的编写工作。一次又一次,数十万字的文稿堆在彭绍辉面前,他不顾严寒酷暑,埋头审稿核校,边看边改,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彭绍辉主持拟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等,还组织编写了4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编》。1961年5月1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等。新的条令充分肯定和继承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对部队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条令编写工作的主持者,彭绍辉在11月3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编写我军战斗条令的情况介绍》的发言。他自豪地说:“我军战斗条令的诞生,使我军在执行训练、战备和作战任务时,有了依据。这对军队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是值得全军庆幸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出任副总参谋长,主抓部队的编制、体制等工作,参与筹备全军大比武活动
1960年1月,彭绍辉第二次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要分管动员、军务、队列、编制、装备和防化学兵部。新中国成立10年来,人民解放军逐步由过去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编制、体制做了较大的调整,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然而,军队建设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编制、体制上还有许多不适合于现代化军队要求的地方。为此,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制定了组织编制和装备8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军兵种,适当减少步兵和普通兵员的数量,逐步实现全面的机械化。1962年,中央军委提出“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全军逐步投入到以加强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战备工作中,狠抓基础训练,突出技术训练,全军的编制、体制逐步走向科学化、合理化。
在这种形势下,各级领导机关为了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深入基层,言传身教,发扬传统练兵方法,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大力促进军事训练的发展。特别是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将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了高潮。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彭绍辉承担了此次全军大比武的部分筹备工作。从5月30日到6月12日,彭绍辉接连主持召开比武表演大会筹备会议,拟订完善全军比武章程、进度计划、评选与奖励标准,确定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比武会的分组划片,研究解决武器弹药、场地器材、物资保障和经费来源,以及来京表演分队数量、住房与伙食标准、用车规定等等。8月初开始,在北京怀柔、河南信阳、甘肃天水等地分别举行了全军性比武。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观看了北京、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等领导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8月4日,装甲兵训练精英汇集北京南口,叶剑英元帅检阅了参加比武的全体官兵,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彭绍辉等到比武现场指导。此次全军开展的大规模比武活动,全面检阅了部队的训练成绩,交流了先进经验,推动了全军军事素质的较大提高,在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64年3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做好取消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三总部成立服装调查研究工作小组,由彭绍辉担任组长。他带领工作小组在广泛征求总部机关和各大单位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服装和领章、帽徽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经三总部讨论后,呈报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研究。1965年5月21日,总参谋部下发了《关于改革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通知》。全军官兵于1965年6月1日改着六五式军服。
第三次出任副总参谋长,主持合编工作,与“四人帮”作斗争,坚持“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
正当彭绍辉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默默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审查甚至是残酷的迫害。他被诬陷为武汉“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后来又被戴上了“彭德怀分子”、“贺龙分子”、“假党员”等帽子,一次次受到残酷打击,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彭绍辉被揪斗后,毛泽东亲自出面保护他。毛泽东说:“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放过牛,是一位好同志嘛,你们就不要斗他了!”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彭绍辉重新恢复了工作。
1969年8月,彭绍辉恢复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清楚地知道,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老帅们都受到沉重的压制,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有很大。但是,彭绍辉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他一边继续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尖锐的斗争,一边分外珍惜此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军队建设当中。由于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很多都还没有恢复工作,彭绍辉承担的工作更多了。
1969年9月,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彭绍辉主持中央调查部和总参情报部的合编工作。11月,彭绍辉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1969年从部队挑选飞行学员工作总结报告》。1970年3月,彭绍辉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主持国家气象局和总参气象局的合编工作。在此期间,他已经被查出患有心脏主动脉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他照常主持大量繁重的工作,如主持国家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的合编工作,巴基斯坦及坦桑尼亚军事援助项目的洽谈工作,全军的编制工作、全国的民兵工作等。1972年1月,彭绍辉主持研究气象卫星研制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撰写《气象卫星研制纳入“四五”计划》上报中央军委。
林彪集团覆灭后,军队开始进行初步整顿。由于“文革”中军队院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全军院校大部分被撤销,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狠抓军队院校的恢复工作。1973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成立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彭绍辉任组长。他率领小组成员对军队院校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研究。7月,彭绍辉向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汇报了全军院校恢复调整工作进展。8月12日,彭绍辉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院校调整座谈会。11月,领导小组上报中央军委《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12月8日,中央军委转发了这一报告。从1974年开始,各总部、军区和军兵种都恢复或增建了院校。为统一院校的编制体制,1974年1月,彭绍辉协调主持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全军院校编制座谈会,各军区、军兵种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重点研究了院校、教导队的编制标准和规定。之后一年的时间里,彭绍辉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的指示精神,组织军务、动员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对院校的编制问题进行反复研究修改,拟制、审核有关院校的编制表,最终形成了《关于院校编制问题的报告》,以三总部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1975年5月,中央军委转发了这一报告,规定了各类院校的训练分工、学员定额比例,机关、教研室、学员队的编配,工教人员的编配比例等。
对“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提出在中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增加“民兵指挥部”编制的要求,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绍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坚持维护传统的武装力量体制,拒不宣传“民兵指挥部”,更没有推广“上海经验”。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到会兴师问罪,指责会议“不抓路线,方向错了”。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当着他们的面,向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的正确建议。王洪文、张春桥大发淫威,严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所谓“经验”,但彭绍辉始终拒不表态。
早在1970年,解放军总医院检查发现彭绍辉患有心脏主动脉瘤,由于瘤子已经很大,随时都有破裂危险。保健医生给他规定了“六不准”,连弯腰、起立、咳嗽也不准用力。而他却泰然处之,精神上同以往一样乐观,照常坚持大量繁重的工作。秘书和警卫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你们年轻人觉多,早点去睡吧!”秘书向他说明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说:“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他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说:“我身上有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爆炸,趁没爆炸多干点。”
1975年,彭绍辉带病到一些地方调查民兵工作,回到北京后便向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还是人民武装部好”,反对搞“民兵指挥部”。同年11月,总参谋部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讯分队组织训练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又明确要求:会议所有文件,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一概不提“民兵指挥部”。他在会上大力宣传“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好处,并尖锐地指出:“这是领导权问题。”此后,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他就让通知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参加,不通知“民兵指挥部”。由于彭绍辉等的坚决抵制,“四人帮”一伙企图强制推行“民兵指挥部”的经验,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