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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质疑,目前大部分的跨文化研究方法都太过流于表面,往往只注重了表层事实之间的比较,而没有从文化形成的根源以及人性的角度总体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在当今文化信息交流越发频繁的态势下,只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对待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够的,而应该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差异,这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为何处于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里的社会群体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主导模式。
一、引言
从最为广义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文化视为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用它来概括人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文化关乎人的方方面面,是与人性紧密相连的,因为我们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要,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我们享用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人性的最大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性是文化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每个人生来就有三项不可分割的权利,即“生命、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由此可见,“个人幸福”应该是美国人所普遍追求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应属主导文化模式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孟子曾有著名的“君子三乐”论:“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附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似乎中国人的传统幸福观是完全围绕他人而建立的。有人把中美之间这种基本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归结为“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间的差异,即:美国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其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比较局限于文化间的静态差异,没能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中美两种主导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对文化发展动因——人性的研究。
“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第9页)。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应该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加以分析。在不同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都在不断地发展。现在,中国社会正倡导“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理念当然也包括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美国社会则越发强调“社区意识”、“团队合作”等集体主义价值观。世界不同的文化正在冲撞中互补,因此,我们做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就应从表层的事实性比较进入到更深的层面,即对普遍人性的探讨。
二、一切“以人为本”
研究“普遍人性”是哲学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哲学视野中的普遍人性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一切属性,它包括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整体,它是静态的、共时的人之共性,与动态的、历时的人之共性和唯心史观的抽象人性论相区别。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这种普遍共性就是隐藏在文化非时代性差异背后的根本动因。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7个层次的需求,即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人人都有的,不会因为个人所处文化群体的不同而出现缺省现象,否则,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但是,由于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这些需求又呈现明显的层次感,即:人只有在满足基本的、低层次的需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满足其高层次的需求。举个简单的例子,不但美国人喜欢自由、追求自由,中国人其实也热爱自由、崇尚自由;但是,实现自由是要有条件的,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存在于专制统治之下,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并不能笼统地说,中国的文化从传统根源上来说就是不自由的,而美国文化却深深扎根于自由之中——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是一个事实,但只是事实,但是美国式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就是说没有绝对的自由。而不是有人所谓的“隐藏在文化里面的深层次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这不符合普遍人性的规律。相对于美国人来讲,中国人只不过是在环境和条件的压迫下,放弃了一些自由,而不是不想要自由。中美之间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时代性差异,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也正在迎头赶上,弥补和实现在原本落后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得不到体现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因此,我们研究文化,做跨文化比较,不能总是局限于找表面的事实差异——美国人喜欢做什么、中国人又有什么禁忌,诸如此类,这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实际功用(比如,对留美人员出国前的短期培训),但从根源上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即: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首先都是人,都具有普遍的人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以更辩证、更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视角切入文化的比较研究。换句话说,搞文化研究也要以人为本。
那么,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研究方法具体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比如,我们一般说美国的主导文化模式宣扬个人主义,而中国的主导文化模式则注重集体主义,这在一些人的眼里都已经成了一种固化的概念。但是,如果深入从人性角度上进行剖析的话,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它们都只不过是一种行事方式而已,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个体的幸福,因为集体的利益或福祉本身就是每个个体的利益或福祉所组成的。而且,如果结合中美两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我们会发觉,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沉淀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根深蒂固的东西”。美国人崇尚个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美国社会的成型模式过去是自发的,每个个体都有权对社会事务发表看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人更有条件独立行事,独立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而中国社会的成型模式过去是在震慑下个体被动组合而成的,一般的社会成员很难有机会干涉社会事务,所以,中国人只能依赖集体,被动地接受集体赋予的行事方式,遵循集体的价值观,否则很难有立足之地。在此,可以再大胆地假设一下,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与美国类似,那么,现在很多人所宣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很难有市场的;即使集体主义有继续存活的空间,那可能也与我们所谓的“传统的、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不一样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其实现在美国人也大力提倡诸如“社区意识”、“团队合作”等集体主义价值观。
众所周知,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除了一些科技知识以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弥补中西文化的时代性差异。为什么要弥补这些差异?套用目前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其实也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在摒弃一些文化陋习时,不能因为遇到一些障碍,就把困难的原因推到传统文化身上。比如说“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民主本身是从西方引进的理念;但问题是,现在有些人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改变的。的确,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但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不能以牺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历史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印第安文化以及大洋洲的一些小岛文化,就是因为与世隔绝,而后来又在外来冲击下拒绝变化,而最终落得个崩溃或濒临崩溃的下场。这些文化也不一定不辉煌,也不一定就低级,但时代在发展,经济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和发展,这就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模式也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去弥补那些时代性的差异。
再来看看,所谓的文化的非时代性差异。我们一般把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礼仪、风俗等行为文化以及语言、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形式归结为文化的非时代性差异,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一种“集体记忆”,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消亡,也不会因为历史时代的变迁而面目全非。那么,这样的一种定义是否经得起普遍人性的检验呢?我们可以用具体事实来演绎一下。众所周知,中国自宋朝以来都有女人缠足的风俗,但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这种风俗被革除了——消亡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不符合人性。再如,我们一般说中国人重家庭观念,美国人家庭观念较淡薄,其原因是传统上中国人一般都生活在大家庭里,几十口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家庭内部等级分明,家庭成员互相依赖,由此形成非常牢固的家庭纽带。但看看现在的中国社会,尤其在一些工业化较早的地区,这种传统的大家庭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工业社会要求人们进行大规模地频繁迁徙,因此,传统的家族纽带不可能被保存下来。其实,在工业革命前的西方社会,人们也非常注重家庭,因为农业社会要求人们固定在一个区域,这样有利于从事长期稳定的农业生产。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说,咱中国人还是比现在的美国人更有家庭观念,但是,设想一下,当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跟美国一样之后,这种传统的大家庭观念、依附家庭纽带的观念,还有多少残留的成分?当然,我们要注意,文化的转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相对的滞后性,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一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模式发生改变——或迟或早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在促使这种文化模式在转变?是人性,普遍的人性。正如上文所提及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本身有各种需求,正是因为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人类才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文明。社会工业化了,为了生存,我们就必须放弃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建立起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
我们再来进一步检视一下所谓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试想,在远古时期,生活在欧洲的原始人与生活在中国的原始人在文化模式上有什么差异?一样群居,一样靠打猎、采集谋生,一样没有文字……那么,后来是什么促使产生中西两种在表层事实上有很大差异的文化主导模式呢?是生活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为了满足发展需要而根据具体环境创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归根到底,是人性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人性需求面前,所有的文化都是苍白无力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的南方人主食是米饭(这应属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但假如有一天世界上不再生产稻谷了,或者一个南方人到了一个没有米饭只有面包的地方,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因为要固守自己的饮食文化而饿死呢?肯定不会,他们一定还会吃着面包好好地活下去的。其他复杂的文化形式也一样。比如,中国的京剧和美国的百老汇歌剧,各有特色,各有观众群,但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因为受“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喜欢京剧胜过百老汇歌剧,或者,美国人因为受其“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喜欢百老汇歌剧胜过京剧——这是很多“跨文化交际”学者最喜欢作的结论。但事实上,人对美的事物有着共同的向往和爱好。俗话说,“音乐无国界”,只要一种文化艺术符合普遍人性中的审美倾向,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那么,它就会被各民族人民所欣赏。那么,具体到京剧和百老歌汇剧的问题上,固然,在中国有更多的京剧观众,在美国有更多的百老歌汇剧的观众,那只是因为欣赏水平和普及程度的问题。其实,目前在中国年轻人群中,京剧已经越来越不流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几乎不可抹去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印迹”面临着挑战和继承的问题。当然,为了要保存一种文化形式,我们主观上努力去接受它、宣传它、欣赏它、扶持它,这是一种刻意的挽留,而不是受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去无意识地被动接受。
当然,笔者在这里提出以人为本的跨文化研究方式并不是意图以普遍人性抹杀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文化是多样性的,这无可否认,但由于文化最终是关于人类生活的,因此,在研究它的多样性时,我们就必须将人类普遍的共性作为基础,否则,文化差异就成了文化隔阂,成了不同文化群体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而我们却只能求同存异,而不是主动地去沟通融合。当然,也许这种“求同存异”的观点和做法可以在短期内让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和睦相处,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从本质上研究文化的方法,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从总体的、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融合的过程。
三、结论
从研究中美主导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出发,笔者揭示了不同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实就是普遍人性,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跨文化研究方法。通过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质疑,笔者认为,目前大部分的跨文化研究方法都太过流于表面,往往只注重了表层事实之间的比较,而没有从文化形成的根源以及人性的角度去总体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当然,本文并不是想一笔抹杀之前跨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成果以及其为世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而是建议,在当今文化信息交流越发频繁的态势下,我们只是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对待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够的,而是应该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差异,这就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为何处于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里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主导模式。总之,文化是发展、动态的,因此,我们研究文化的方法也应该是发展的、动态的。
参考文献:
[1]陈筠泉,刘奔.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胡阶娜.美国文化、历史与文学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李奇,刘孜.文化寻根[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R].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7]王波.20世纪美国重要历史文献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杨自伍.美国文化选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沈华东,国家二级翻译,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
从最为广义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文化视为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用它来概括人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文化关乎人的方方面面,是与人性紧密相连的,因为我们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要,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我们享用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人性的最大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性是文化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每个人生来就有三项不可分割的权利,即“生命、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由此可见,“个人幸福”应该是美国人所普遍追求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应属主导文化模式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孟子曾有著名的“君子三乐”论:“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附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似乎中国人的传统幸福观是完全围绕他人而建立的。有人把中美之间这种基本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归结为“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间的差异,即:美国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其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比较局限于文化间的静态差异,没能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中美两种主导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对文化发展动因——人性的研究。
“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第9页)。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应该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加以分析。在不同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都在不断地发展。现在,中国社会正倡导“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理念当然也包括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美国社会则越发强调“社区意识”、“团队合作”等集体主义价值观。世界不同的文化正在冲撞中互补,因此,我们做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就应从表层的事实性比较进入到更深的层面,即对普遍人性的探讨。
二、一切“以人为本”
研究“普遍人性”是哲学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哲学视野中的普遍人性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一切属性,它包括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整体,它是静态的、共时的人之共性,与动态的、历时的人之共性和唯心史观的抽象人性论相区别。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这种普遍共性就是隐藏在文化非时代性差异背后的根本动因。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7个层次的需求,即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人人都有的,不会因为个人所处文化群体的不同而出现缺省现象,否则,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但是,由于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这些需求又呈现明显的层次感,即:人只有在满足基本的、低层次的需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满足其高层次的需求。举个简单的例子,不但美国人喜欢自由、追求自由,中国人其实也热爱自由、崇尚自由;但是,实现自由是要有条件的,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存在于专制统治之下,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并不能笼统地说,中国的文化从传统根源上来说就是不自由的,而美国文化却深深扎根于自由之中——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是一个事实,但只是事实,但是美国式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就是说没有绝对的自由。而不是有人所谓的“隐藏在文化里面的深层次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这不符合普遍人性的规律。相对于美国人来讲,中国人只不过是在环境和条件的压迫下,放弃了一些自由,而不是不想要自由。中美之间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时代性差异,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也正在迎头赶上,弥补和实现在原本落后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得不到体现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因此,我们研究文化,做跨文化比较,不能总是局限于找表面的事实差异——美国人喜欢做什么、中国人又有什么禁忌,诸如此类,这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实际功用(比如,对留美人员出国前的短期培训),但从根源上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即: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首先都是人,都具有普遍的人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以更辩证、更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视角切入文化的比较研究。换句话说,搞文化研究也要以人为本。
那么,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研究方法具体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比如,我们一般说美国的主导文化模式宣扬个人主义,而中国的主导文化模式则注重集体主义,这在一些人的眼里都已经成了一种固化的概念。但是,如果深入从人性角度上进行剖析的话,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它们都只不过是一种行事方式而已,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个体的幸福,因为集体的利益或福祉本身就是每个个体的利益或福祉所组成的。而且,如果结合中美两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我们会发觉,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沉淀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根深蒂固的东西”。美国人崇尚个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美国社会的成型模式过去是自发的,每个个体都有权对社会事务发表看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人更有条件独立行事,独立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而中国社会的成型模式过去是在震慑下个体被动组合而成的,一般的社会成员很难有机会干涉社会事务,所以,中国人只能依赖集体,被动地接受集体赋予的行事方式,遵循集体的价值观,否则很难有立足之地。在此,可以再大胆地假设一下,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与美国类似,那么,现在很多人所宣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很难有市场的;即使集体主义有继续存活的空间,那可能也与我们所谓的“传统的、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不一样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其实现在美国人也大力提倡诸如“社区意识”、“团队合作”等集体主义价值观。
众所周知,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除了一些科技知识以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弥补中西文化的时代性差异。为什么要弥补这些差异?套用目前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其实也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在摒弃一些文化陋习时,不能因为遇到一些障碍,就把困难的原因推到传统文化身上。比如说“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民主本身是从西方引进的理念;但问题是,现在有些人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改变的。的确,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但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不能以牺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历史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印第安文化以及大洋洲的一些小岛文化,就是因为与世隔绝,而后来又在外来冲击下拒绝变化,而最终落得个崩溃或濒临崩溃的下场。这些文化也不一定不辉煌,也不一定就低级,但时代在发展,经济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和发展,这就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模式也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去弥补那些时代性的差异。
再来看看,所谓的文化的非时代性差异。我们一般把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礼仪、风俗等行为文化以及语言、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形式归结为文化的非时代性差异,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一种“集体记忆”,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消亡,也不会因为历史时代的变迁而面目全非。那么,这样的一种定义是否经得起普遍人性的检验呢?我们可以用具体事实来演绎一下。众所周知,中国自宋朝以来都有女人缠足的风俗,但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这种风俗被革除了——消亡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不符合人性。再如,我们一般说中国人重家庭观念,美国人家庭观念较淡薄,其原因是传统上中国人一般都生活在大家庭里,几十口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家庭内部等级分明,家庭成员互相依赖,由此形成非常牢固的家庭纽带。但看看现在的中国社会,尤其在一些工业化较早的地区,这种传统的大家庭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工业社会要求人们进行大规模地频繁迁徙,因此,传统的家族纽带不可能被保存下来。其实,在工业革命前的西方社会,人们也非常注重家庭,因为农业社会要求人们固定在一个区域,这样有利于从事长期稳定的农业生产。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说,咱中国人还是比现在的美国人更有家庭观念,但是,设想一下,当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跟美国一样之后,这种传统的大家庭观念、依附家庭纽带的观念,还有多少残留的成分?当然,我们要注意,文化的转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相对的滞后性,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一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模式发生改变——或迟或早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在促使这种文化模式在转变?是人性,普遍的人性。正如上文所提及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本身有各种需求,正是因为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人类才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文明。社会工业化了,为了生存,我们就必须放弃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建立起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
我们再来进一步检视一下所谓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试想,在远古时期,生活在欧洲的原始人与生活在中国的原始人在文化模式上有什么差异?一样群居,一样靠打猎、采集谋生,一样没有文字……那么,后来是什么促使产生中西两种在表层事实上有很大差异的文化主导模式呢?是生活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为了满足发展需要而根据具体环境创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归根到底,是人性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人性需求面前,所有的文化都是苍白无力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的南方人主食是米饭(这应属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但假如有一天世界上不再生产稻谷了,或者一个南方人到了一个没有米饭只有面包的地方,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因为要固守自己的饮食文化而饿死呢?肯定不会,他们一定还会吃着面包好好地活下去的。其他复杂的文化形式也一样。比如,中国的京剧和美国的百老汇歌剧,各有特色,各有观众群,但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因为受“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喜欢京剧胜过百老汇歌剧,或者,美国人因为受其“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喜欢百老汇歌剧胜过京剧——这是很多“跨文化交际”学者最喜欢作的结论。但事实上,人对美的事物有着共同的向往和爱好。俗话说,“音乐无国界”,只要一种文化艺术符合普遍人性中的审美倾向,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那么,它就会被各民族人民所欣赏。那么,具体到京剧和百老歌汇剧的问题上,固然,在中国有更多的京剧观众,在美国有更多的百老歌汇剧的观众,那只是因为欣赏水平和普及程度的问题。其实,目前在中国年轻人群中,京剧已经越来越不流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几乎不可抹去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印迹”面临着挑战和继承的问题。当然,为了要保存一种文化形式,我们主观上努力去接受它、宣传它、欣赏它、扶持它,这是一种刻意的挽留,而不是受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去无意识地被动接受。
当然,笔者在这里提出以人为本的跨文化研究方式并不是意图以普遍人性抹杀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文化是多样性的,这无可否认,但由于文化最终是关于人类生活的,因此,在研究它的多样性时,我们就必须将人类普遍的共性作为基础,否则,文化差异就成了文化隔阂,成了不同文化群体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而我们却只能求同存异,而不是主动地去沟通融合。当然,也许这种“求同存异”的观点和做法可以在短期内让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和睦相处,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从本质上研究文化的方法,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从总体的、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融合的过程。
三、结论
从研究中美主导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出发,笔者揭示了不同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实就是普遍人性,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跨文化研究方法。通过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质疑,笔者认为,目前大部分的跨文化研究方法都太过流于表面,往往只注重了表层事实之间的比较,而没有从文化形成的根源以及人性的角度去总体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当然,本文并不是想一笔抹杀之前跨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成果以及其为世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而是建议,在当今文化信息交流越发频繁的态势下,我们只是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对待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够的,而是应该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差异,这就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为何处于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里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主导模式。总之,文化是发展、动态的,因此,我们研究文化的方法也应该是发展的、动态的。
参考文献:
[1]陈筠泉,刘奔.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胡阶娜.美国文化、历史与文学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李奇,刘孜.文化寻根[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R].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7]王波.20世纪美国重要历史文献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杨自伍.美国文化选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沈华东,国家二级翻译,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跨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