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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名称“高校推行休闲教育的必要性和对策研究”，编号SZ17172]
摘要：人类的休闲活动古已有之，绵延数千年而不衰。“休闲”一词，在东西方的文明里，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休闲理念受制于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制约并决定了中国的休闲发展方向和模式，并孕育了中国人的休闲精神理念。历史犹如一幅逝去的真实画卷，历史教学的任务是传承文明、借鉴智慧，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融入古代休闲文化内容，使我们了解和分析史实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启迪和思想的升华，使大学生在美的世界里得到熏陶，更好地指导休闲实践，也是实现青年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条途径。
关键词：历史教学；古代休闲文化；融入
英文的“休闲”——“Leisure”一词来源于法语，而法语又来源于希腊语。在希腊语中，“休闲”为“schole”，意为休闲和教育，也有平和、宁静、自由等意义，这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是指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无拘无束的状态，认为发展娱乐，从中得益，并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同时，“schole”一词也用来表示进行学术讨论的场所。英语中的学校（school）、学者（scholar）等单词就是源自schole，这说明休闲与教育是紧密相关的。古希腊人认为，在可自由支配时间里，“休闲”是需要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需要后天的习得和教化，需要接受教育。“Schole”一词中几乎没有休息和消遣的成分，而是含有主动学习、完善自我、创造社会价值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意思。
我国《自然辩证法》杂志社主编马惠娣女士可谓我国休闲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她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休闲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境界；休闲是人类自省与沉思的产物，中华民族具有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在休闲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的宝贵遗产，构建当代休闲理论，应当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
中国是一个休闲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自有文字记载开始，休闲活动在历史上的现实存在便可佐证。数千年以来，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与百姓民众通过琴棋书画、歌舞百艺、猎骑习武、云游山水等各种方式来实现闲适恬淡、自在无我、怡情益智、修身养性的个人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休闲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从《诗经》到《庄子》，从《楚辞》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到处闪烁着中国文化对休闲的理解方式。其实中国古人最懂休闲，他们不但把休闲当作生活，更提高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中国历代的文人雅士、骚人墨客所向往和追求的超然脱俗的生活方式、思想境界都是最懂“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由和闲适，只是这些多属个人的思考和生活体验，而不像西方人变成学问。
一、先秦时期——休闲文化的萌芽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圣贤们就已经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丰富的休闲思想及休闲追求。中国文化中，“休闲”是一个美好而典雅的词汇。“休”字的结构是“人倚木而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的意思。《诗·商颂·长发》中解释“休”为吉庆、美善、福禄之意。“闲”，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之意。《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其次，“闲”有限制、约束之意。《易·家人》：“闲有家。”另外，“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因而，它不同于“闲暇”、“空闲”、“消闲”。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象喻，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人倚木而休，使精神的休整和身体的颐养活动得以充分的进行，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蕴含着“天、地、人”和谐统一的思想，赋予了生命以真、善、美，具有非凡的价值意义。
《诗经》中有许多诗歌體现了休闲之含义，如《周南·汉广》中有“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小雅·六月》中有“比物四骊，闲之维则”；《小雅·十月之交》中有“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等等。休闲以其独特的方式补养着人的身体，抚慰着人的心灵，为人类构建着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世界。
《诗经》之后，我国休闲文化主要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和理想的生存境界。
《庄子》是体现道家休闲思想的经典之作，《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作者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庄子逍遥人生观对世俗工具价值进行了批判，强调从宇宙的高度来把握人的存在，使人的精神从现实中升华，并且破除自我中心，从固步自封、自我局限的狭隘心境中透脱出来，以免在平庸忙碌之中迷失和异化了自我。从而扩展人们的思想视野，开阔人们的心灵空间，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内涵达到新的境界，这与休闲文化所追求的闲适、超然与从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魏晋时期——休闲文化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政权纷立、战乱频仍，知识分子普遍远离政治，隐逸遁世。他们痛恨现实的黑暗和名教礼制，思慕老庄逍遥，崇尚远离尘世，栖息山林，寄情山水田园自然风光；他们往往寻找名山大川，世外桃源，终其一生辞官隐世，清谈玄虚。于是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游山玩水、放浪形骸的风气，隐逸玄游成为休闲生活的雏形。
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诗长于四言，才思敏捷，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嵇康擅长音律，所撰《声无哀乐论》是一部音乐理论著作，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对魏晋名士来说，“畅游山水”是在自然风景的赏心悦目之中发现自我，体现自我，回归自我。自然之游把人与尘世隔离开来，使人在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中寻找心灵的宁静和闲适，清除尘世的纷扰和纠缠，诗意地存在和栖居。
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作《桃花源记》流传千载，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庇身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的田园诗质朴、恬淡、清新，开创了我国古代田园诗的风格。毫不夸张地说，魏晋名士浪漫、丰富多彩的“游”，向我们展示了诗意性存在的不同方式，共同建构出早期休闲生活的雏形。
三、唐宋时期——休闲文化的高峰
唐、宋两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此时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休闲文化也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唐代以其海纳百川、兼容中外的大国风范，彰显的是一种开拓进取、朝气雄风、刚健勇武、自信潇洒的休闲气度；而宋代由于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推广，渐趋形成一种淡泊宁静、细腻雅致、沉思内敛、理性低调的休闲氛围。无论是红色基调的唐文化，还是蓝色基调的宋文化，洋溢着丰富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的休闲行为和方式，都為今天人们的休闲路径提供了太多有益的借鉴蓝本。
唐代是我国古代最善于吸收和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开放朝代，也迎来了中国封建历史上蔚为壮观的休闲高峰。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的支持以及开放的风气将唐代休闲推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在唐代，休闲主体的构成更为广泛，休闲者几乎拓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休闲已不再是魏晋时期贵族官僚阶层的特权，就连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到休闲活动中来。休闲活动不再完全是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物，而是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休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来支配自己的休闲活动。同时，不同的休闲主体，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休闲目的、休闲行为和休闲方式都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进而构成了唐代丰富多彩的休闲气象。在休闲和时尚领域，唐代可以说是“胡风”盛行的时代，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食、用具、服装、妆容、礼仪、语言，当然还包括各种休闲活动和流行时尚。当时所谓的“胡乐”“胡服”“胡食”等在长安城是极其盛行的。唐代民风也呈现出更加活泼热烈并富于个性的气象。在民间，歌舞流行，民众皆喜游赏，休闲娱乐活动大盛，各阶层生活较为自由、随性和开放。
而宋代较唐代而言，户外体育活动减少，文艺活动明显增多。这和宋代“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有关。宋代以科举文官集团执政，文官集文人、学者、名臣于一体，制约了尚武力量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很少参与剧烈的户外运动，室内的琴棋书画、听琴品茗等怡情休闲活动，和投壶、围棋、象棋等“轻量型游戏”成为他们最喜爱的休闲项目。宋人在关照现实与沉潜哲理方面无不突显出清醒与冷静，这与唐人性格的奔放外露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倡“静态”的理性文化与休闲态度，与唐代民风的激情、勇敢与果断格格不入。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2]
宋代民众的休闲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宋代城市经济发展打破了过去坊、市的限制和夜市关闭的禁令，这就使得民众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休闲娱乐。百姓不再满足于生存需要，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宋代的市民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成为参与休闲活动的主体。我们可以在史籍和图画中看到各色人等广泛地参与到休闲娱乐活动中去，为休闲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瓦舍勾栏里观看表演，在酒肆茶坊吃酒品茶；还是在街头巷陌观看艺人的演出，以及在寺院宫观里听宗教故事，抑或是在园林里游玩，在夜市上品尝各种美食，或者在郊外水边欣赏风景……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市民阶层通过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得以暂时从生活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潇洒地追求和捕捉生活中的快乐和情趣，正是他们营造了生动活泼的市井文化。同时，也是他们沿袭前代的风俗，热爱传统文化，使得两宋城市民俗娱乐项目得以保留并延续至后代。
四、明清时期——休闲文化的内省
明太祖推翻蒙元统治后，恢复了汉族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文化上实行思想禁锢，统治者全面复古的儒家思想要求文人必须服从于封建正统秩序，禁止一切敢于触动封建纲常名教、动摇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言论，扼杀自由的人性。政治的日趋黑暗和经济的低迷也阻止了休闲文化的进一步开拓发展。到了晚明时期，时局动荡，前途莫测，文官大都心灰意冷，退隐江湖。在李贽、袁枚等人的推动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士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思想的禁锢，开始追求高度精致的艺术化生活。他们热爱自然，蓄声器、好娱乐、游山水、筑园林、嗜茶酒、谙美食、着蓑衣、披僧袍、谈闲书、做雅事。旅行社徐霞客甚至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功名利禄，将一生许于山水。
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是自唐宋以来有意识地从理论层面探讨并论述休闲活动的第一个文人，其代表作《闲情偶寄》，是养生学的经典著作，也是休闲学的研究宝典。它共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内容极为丰富。这部书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休闲学思想，很多章节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当作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欣赏。此书并非玩物丧志的“闲书”，而是“有益世道之新的微言大义”与“闲情”的“庄议”。李渔的生活态度、思想体系及其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与当代休闲教育理论和世界休闲协会《休闲宪章》的核心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出现了我国经典名著《红楼梦》，曹雪芹以其亲身经历为背景，以爱情主题为线索，展示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小说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其中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把生活和自然本身融为一体，把贵族家庭的闺阁闲情和文艺活动写得生动而富有韵味。例如，宝黛共读西厢，大观园女儿共结海棠诗社，开办菊花诗会，琉璃世界众人雪中联句，宝玉栊翠庵乞红梅，以及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晴雯撕扇、栊翠庵品茶、元宵夜宴、怡红院夜宴、黛玉湘云凹晶馆联诗等一系列美丽的场景，画面感极强，把贵族女子的闲情逸致描绘得极尽风雅。而这些风雅之极的休闲生活又被放到了行将沒落的现实世界里，来反衬封建社会女孩子们的美丽和青春生命被毁灭的悲惨命运。《红楼梦》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封建社会末期文人阶层思想意识的内省和人的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在休闲世界中一种自由理想和终极人文关怀的萌发。
观之今日，中华民族在当代能够使人们具有共同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的休闲活动少之又少。一些富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休闲方式被遗忘且逐渐消失，节日民俗的大量消亡，古典建筑和手工艺品难得一见，诗词、书画、（古典）歌舞、曲艺、戏曲、酒令等休闲活动在古代是何等的盛行，然而它们都在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现代化的冲击，商品化的影响，使这些文明成果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于是慢慢走向消亡。当一个文化项目被装进遗产名录里，仅供后人从外部观摩、回味的时候，也许已经是一种凭吊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古代休闲活动的传承更加重要，它往往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这也是当代人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有态度。
【参考文献】
[1]马惠娣.建造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休闲文化的理论思考[J].未来与发展，1996（03）：25-28.
[2]潘立勇.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75.
作者简介：肖潇，沧州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休闲史。
于秀萍，沧州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史。
摘要：人类的休闲活动古已有之，绵延数千年而不衰。“休闲”一词，在东西方的文明里，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休闲理念受制于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制约并决定了中国的休闲发展方向和模式，并孕育了中国人的休闲精神理念。历史犹如一幅逝去的真实画卷，历史教学的任务是传承文明、借鉴智慧，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融入古代休闲文化内容，使我们了解和分析史实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启迪和思想的升华，使大学生在美的世界里得到熏陶，更好地指导休闲实践，也是实现青年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条途径。
关键词：历史教学；古代休闲文化；融入
英文的“休闲”——“Leisure”一词来源于法语，而法语又来源于希腊语。在希腊语中，“休闲”为“schole”，意为休闲和教育，也有平和、宁静、自由等意义，这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是指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无拘无束的状态，认为发展娱乐，从中得益，并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同时，“schole”一词也用来表示进行学术讨论的场所。英语中的学校（school）、学者（scholar）等单词就是源自schole，这说明休闲与教育是紧密相关的。古希腊人认为，在可自由支配时间里，“休闲”是需要引起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需要后天的习得和教化，需要接受教育。“Schole”一词中几乎没有休息和消遣的成分，而是含有主动学习、完善自我、创造社会价值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意思。
我国《自然辩证法》杂志社主编马惠娣女士可谓我国休闲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她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休闲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境界；休闲是人类自省与沉思的产物，中华民族具有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在休闲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的宝贵遗产，构建当代休闲理论，应当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
中国是一个休闲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自有文字记载开始，休闲活动在历史上的现实存在便可佐证。数千年以来，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与百姓民众通过琴棋书画、歌舞百艺、猎骑习武、云游山水等各种方式来实现闲适恬淡、自在无我、怡情益智、修身养性的个人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休闲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从《诗经》到《庄子》，从《楚辞》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到处闪烁着中国文化对休闲的理解方式。其实中国古人最懂休闲，他们不但把休闲当作生活，更提高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中国历代的文人雅士、骚人墨客所向往和追求的超然脱俗的生活方式、思想境界都是最懂“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由和闲适，只是这些多属个人的思考和生活体验，而不像西方人变成学问。
一、先秦时期——休闲文化的萌芽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圣贤们就已经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丰富的休闲思想及休闲追求。中国文化中，“休闲”是一个美好而典雅的词汇。“休”字的结构是“人倚木而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的意思。《诗·商颂·长发》中解释“休”为吉庆、美善、福禄之意。“闲”，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之意。《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其次，“闲”有限制、约束之意。《易·家人》：“闲有家。”另外，“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因而，它不同于“闲暇”、“空闲”、“消闲”。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象喻，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人倚木而休，使精神的休整和身体的颐养活动得以充分的进行，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蕴含着“天、地、人”和谐统一的思想，赋予了生命以真、善、美，具有非凡的价值意义。
《诗经》中有许多诗歌體现了休闲之含义，如《周南·汉广》中有“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小雅·六月》中有“比物四骊，闲之维则”；《小雅·十月之交》中有“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等等。休闲以其独特的方式补养着人的身体，抚慰着人的心灵，为人类构建着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世界。
《诗经》之后，我国休闲文化主要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和理想的生存境界。
《庄子》是体现道家休闲思想的经典之作，《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作者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庄子逍遥人生观对世俗工具价值进行了批判，强调从宇宙的高度来把握人的存在，使人的精神从现实中升华，并且破除自我中心，从固步自封、自我局限的狭隘心境中透脱出来，以免在平庸忙碌之中迷失和异化了自我。从而扩展人们的思想视野，开阔人们的心灵空间，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内涵达到新的境界，这与休闲文化所追求的闲适、超然与从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魏晋时期——休闲文化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政权纷立、战乱频仍，知识分子普遍远离政治，隐逸遁世。他们痛恨现实的黑暗和名教礼制，思慕老庄逍遥，崇尚远离尘世，栖息山林，寄情山水田园自然风光；他们往往寻找名山大川，世外桃源，终其一生辞官隐世，清谈玄虚。于是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游山玩水、放浪形骸的风气，隐逸玄游成为休闲生活的雏形。
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诗长于四言，才思敏捷，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嵇康擅长音律，所撰《声无哀乐论》是一部音乐理论著作，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对魏晋名士来说，“畅游山水”是在自然风景的赏心悦目之中发现自我，体现自我，回归自我。自然之游把人与尘世隔离开来，使人在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中寻找心灵的宁静和闲适，清除尘世的纷扰和纠缠，诗意地存在和栖居。
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作《桃花源记》流传千载，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庇身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的田园诗质朴、恬淡、清新，开创了我国古代田园诗的风格。毫不夸张地说，魏晋名士浪漫、丰富多彩的“游”，向我们展示了诗意性存在的不同方式，共同建构出早期休闲生活的雏形。
三、唐宋时期——休闲文化的高峰
唐、宋两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此时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休闲文化也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唐代以其海纳百川、兼容中外的大国风范，彰显的是一种开拓进取、朝气雄风、刚健勇武、自信潇洒的休闲气度；而宋代由于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推广，渐趋形成一种淡泊宁静、细腻雅致、沉思内敛、理性低调的休闲氛围。无论是红色基调的唐文化，还是蓝色基调的宋文化，洋溢着丰富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的休闲行为和方式，都為今天人们的休闲路径提供了太多有益的借鉴蓝本。
唐代是我国古代最善于吸收和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开放朝代，也迎来了中国封建历史上蔚为壮观的休闲高峰。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的支持以及开放的风气将唐代休闲推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在唐代，休闲主体的构成更为广泛，休闲者几乎拓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休闲已不再是魏晋时期贵族官僚阶层的特权，就连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到休闲活动中来。休闲活动不再完全是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物，而是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休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来支配自己的休闲活动。同时，不同的休闲主体，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休闲目的、休闲行为和休闲方式都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进而构成了唐代丰富多彩的休闲气象。在休闲和时尚领域，唐代可以说是“胡风”盛行的时代，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食、用具、服装、妆容、礼仪、语言，当然还包括各种休闲活动和流行时尚。当时所谓的“胡乐”“胡服”“胡食”等在长安城是极其盛行的。唐代民风也呈现出更加活泼热烈并富于个性的气象。在民间，歌舞流行，民众皆喜游赏，休闲娱乐活动大盛，各阶层生活较为自由、随性和开放。
而宋代较唐代而言，户外体育活动减少，文艺活动明显增多。这和宋代“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有关。宋代以科举文官集团执政，文官集文人、学者、名臣于一体，制约了尚武力量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很少参与剧烈的户外运动，室内的琴棋书画、听琴品茗等怡情休闲活动，和投壶、围棋、象棋等“轻量型游戏”成为他们最喜爱的休闲项目。宋人在关照现实与沉潜哲理方面无不突显出清醒与冷静，这与唐人性格的奔放外露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倡“静态”的理性文化与休闲态度，与唐代民风的激情、勇敢与果断格格不入。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2]
宋代民众的休闲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宋代城市经济发展打破了过去坊、市的限制和夜市关闭的禁令，这就使得民众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休闲娱乐。百姓不再满足于生存需要，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宋代的市民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成为参与休闲活动的主体。我们可以在史籍和图画中看到各色人等广泛地参与到休闲娱乐活动中去，为休闲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瓦舍勾栏里观看表演，在酒肆茶坊吃酒品茶；还是在街头巷陌观看艺人的演出，以及在寺院宫观里听宗教故事，抑或是在园林里游玩，在夜市上品尝各种美食，或者在郊外水边欣赏风景……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市民阶层通过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得以暂时从生活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潇洒地追求和捕捉生活中的快乐和情趣，正是他们营造了生动活泼的市井文化。同时，也是他们沿袭前代的风俗，热爱传统文化，使得两宋城市民俗娱乐项目得以保留并延续至后代。
四、明清时期——休闲文化的内省
明太祖推翻蒙元统治后，恢复了汉族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文化上实行思想禁锢，统治者全面复古的儒家思想要求文人必须服从于封建正统秩序，禁止一切敢于触动封建纲常名教、动摇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言论，扼杀自由的人性。政治的日趋黑暗和经济的低迷也阻止了休闲文化的进一步开拓发展。到了晚明时期，时局动荡，前途莫测，文官大都心灰意冷，退隐江湖。在李贽、袁枚等人的推动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士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思想的禁锢，开始追求高度精致的艺术化生活。他们热爱自然，蓄声器、好娱乐、游山水、筑园林、嗜茶酒、谙美食、着蓑衣、披僧袍、谈闲书、做雅事。旅行社徐霞客甚至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功名利禄，将一生许于山水。
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是自唐宋以来有意识地从理论层面探讨并论述休闲活动的第一个文人，其代表作《闲情偶寄》，是养生学的经典著作，也是休闲学的研究宝典。它共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内容极为丰富。这部书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休闲学思想，很多章节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当作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欣赏。此书并非玩物丧志的“闲书”，而是“有益世道之新的微言大义”与“闲情”的“庄议”。李渔的生活态度、思想体系及其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与当代休闲教育理论和世界休闲协会《休闲宪章》的核心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出现了我国经典名著《红楼梦》，曹雪芹以其亲身经历为背景，以爱情主题为线索，展示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小说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其中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把生活和自然本身融为一体，把贵族家庭的闺阁闲情和文艺活动写得生动而富有韵味。例如，宝黛共读西厢，大观园女儿共结海棠诗社，开办菊花诗会，琉璃世界众人雪中联句，宝玉栊翠庵乞红梅，以及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晴雯撕扇、栊翠庵品茶、元宵夜宴、怡红院夜宴、黛玉湘云凹晶馆联诗等一系列美丽的场景，画面感极强，把贵族女子的闲情逸致描绘得极尽风雅。而这些风雅之极的休闲生活又被放到了行将沒落的现实世界里，来反衬封建社会女孩子们的美丽和青春生命被毁灭的悲惨命运。《红楼梦》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封建社会末期文人阶层思想意识的内省和人的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在休闲世界中一种自由理想和终极人文关怀的萌发。
观之今日，中华民族在当代能够使人们具有共同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的休闲活动少之又少。一些富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休闲方式被遗忘且逐渐消失，节日民俗的大量消亡，古典建筑和手工艺品难得一见，诗词、书画、（古典）歌舞、曲艺、戏曲、酒令等休闲活动在古代是何等的盛行，然而它们都在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现代化的冲击，商品化的影响，使这些文明成果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于是慢慢走向消亡。当一个文化项目被装进遗产名录里，仅供后人从外部观摩、回味的时候，也许已经是一种凭吊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古代休闲活动的传承更加重要，它往往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这也是当代人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有态度。
【参考文献】
[1]马惠娣.建造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休闲文化的理论思考[J].未来与发展，1996（03）：25-28.
[2]潘立勇.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75.
作者简介：肖潇，沧州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休闲史。
于秀萍，沧州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