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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聊城一民工向本刊投诉，声称3年前在天津一家工地干活，房子已高价售出两年多，工钱至今没有结清，为了讨要自己的血汗钱，只有继续跟着3年前的包工头干，边干活边索要工钱。
工资一拖三年
2008年11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外，找到了向本刊投诉的农民工李树清。
这是一个阴沉的早晨，室外温度只有6度，李树清仅穿了一件单衣，外面罩着一件褪色的旧夹克，粗糙的双手和黝黑的皮肤显示着从事建筑业经历。这位33岁的山东汉子，不善言辞，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了事情的进过。
李树清老家位于山东聊城，2005年3月，经人介绍，李树清和几位老乡认识了来自江苏扬州的包工头戚志清，当时戚志清在天津市梅江清包了一处工地（后楼盘案名定为“第六田园”）的钢筋工程，手头急需工人，便接收了李树清等人。
没有合同，没有协议，只是口头约定，干一天给七八十块的工钱，工地提供住宿，伙食费自理。近3个月后，工地上的钢筋工程完工，戚志清给工人们结算了工资。扣除伙食费，李树清本应拿到4000元，戚志清却只给了一千多，解释的理由是工程款上面还没支付。此时老家正赶上麦收，李树清只好带着着一千多块钱先赶回了老家。
几个星期后，李树清回到了天津，向戚志清索要拖欠的工资，戚的回答依然是还没收到工程款，没有钱支付。“当时他说手里暂时没钱，但是欠我们的一定会给的，他又接了新的工程，让我们继续跟着他干。”李树清搓着粗糙的双手手说，“我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边干活，一边要工钱，能要一点是一点。”
李树清跟他的工友们在工地上不分昼夜辛苦劳作的同时，第六田园的销售也在火热的展开，从最初的4000多，涨到7000多，再到最后卖到一万多一平米；从卖“楼花”（期房）到现房全部售罄，第六田园资金快速回拢。但3年多了，早该付给李树清的工资依然无处可寻。每次找戚老板要钱，总是换来一句话：“总包的工程款还没付清。我们建的楼一平米都卖到一万多了，为什么我们几千块钱的工资却发不下来？”李树清满面愁容无奈地说。
拿不到工钱的人中，欠的不多的纷纷离开，最初跟随戚志清施工的20多个人，现在只剩下五六个。离开的或许是幸运的，而剩下的人，依然在这个恶性循环中继续挣扎，干现在的活，拿几年前的钱，不甘心，放不下，从而被深深的套牢。
“阴阳合同”曝光
近些年来，国家几番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类政策法规，但是李树清的生存状态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有了好政策，包工头为什么还要拖欠农民工工资？记者在该工地找到了李志清的老板，包工头戚志清，进行调查。
戚志清的办公室挨着工人们的宿舍，是间十多平米的简易房子，一半用来办公，一半用来当厨房。见到戚志清的时候，他正给工人们准备饭菜。谈到李树清等人的“告状”，戚志清感到很委屈。
据戚志清叙述，2005年的时候，戚志清从总包蒋富良处接到工活，负责第六田园的钢筋工程，68万的工程款，3年多了只收到40万。总包的钱不结，工人的工资就没了着落，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谈到总包蒋富良，戚介绍说，他跟随蒋富良4年多，一直都是承接蒋所总包工程的钢筋活，“3年来，每年我都会到他家里几趟，去讨账。李志清他们为了要钱跟着我干，我为了要钱只好继续跟着蒋总干。”
对于戚志清的苦处，蒋富良没有时间顾及，因为他正为天津市优联投资发展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优联公司）的合同问题忙得焦头烂额。记者找到蒋富良的时候，他刚刚和优联公司的领导层进行过商谈，漫长的谈判并没有结果，分歧在于工程款的数目问题。
这是一个戚志清接触不到的层面，他眼中的财大气粗的老板蒋富良，因为工程款问题，已经跟优联公司进行了一场为期3年的拉锯战。
蒋富良的身份是优联公司所开发的第六田园项目总承包金坛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委托的实际施工人，负责包工包料，按合同在期限内完成项目的建设。蒋富良带领的施工队并无施工资质，无法通过招投标程序拿到工程。于是一些像金坛公司这样的具备资质的建筑公司就负责揽到工程，再交给蒋富良产们实际施工具体承建，有资质的公司从中收取管理费用。
蒋富良说，“当初从优联手中接过这个过程后，一直都是我自己垫资施工，把全部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优联那边拖着工程款不给。”
“金坛名义上是总承包，其实就像个中介，帮助我跟优联对上口，然后几乎什么都不管了。金坛没有什么投入，不像我一样需要垫资施工，他们只需从我的工程款里扣出管理费就可以了。”蒋富良介绍说。
“我没要求优联按照阳合同付款，只要按照阴合同把工程款给我就可以，即便这样也不行。”说完，蒋富良拿出了两份合同。对比之后记者发现，这两份合同格式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一份是由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和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而另一份是由优联公司印制的。
蒋富良向记者透露，现在房地产开发都存在“阴阳”两份合同的现象，所谓的“阳合同”，是经过招投标程序按照招投标文件，开发商与承包商签署协议，并在建委等管理部门备案；而“阴合同”是两者为了规避政府管理，私下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在管理部门备案。“‘阳合同’只是用来走过场的，工程结算的时候一般都是按照‘阴合同’来，这样开发商可以赚取更大的利润。虽然对我们不利，但是行业竞争激烈，为了有活干，我们也只好迁就开发商。”
开发商转嫁成本
2008年11月4日，记者和蒋富良来到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万隆大厦的优联公司，就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与其进行商谈。
一进入优联的办公区，就见到六七个人等候在门口，“这些都是跟我一样，过来要钱的。”蒋富良对记者说。在优联公司副总经理杨涛的办公室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见到了杨涛本人。
一番争辩，杨涛声称没有钱。蒋富良依旧未能从优联公司拿到工程款。一位深谙行业内幕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对于优联来说，由蒋富良垫资施工，其所押下的资金，既可以用来购置土地，增加土地储备，又在取得楼盘预售许可证之后，向银行抵押贷款，并且用该项目的工程款，垫付下一项目，继续让蒋富良垫资。
第六田园开盘后的均价从4000多飙升到1万多，优联集团也因此获得天津市2005年度住宅销售冠军。巨额的利润背后，销售所得的款项流向了哪里，以致杨涛对外声称资金短缺？
记者调查后发现，优联公司是万隆集团旗下子公司，所做中高档房地产市场上销售业绩良好，但拖欠工程款现象普遍，第六田园项目几家总包至今没有一家款项结算完毕。
拖欠工程款的同时，优联在外地大张旗鼓扩张。2005年12月，优联集团旗下海南优联于海口市政府签订协议，预计累计投资100亿元开发海南新埠岛；2008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天津优联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柬埔寨投资那伽七星湾旅游假区一期项目，投资额在一亿美元以上。
开发商负责拿地，承包人垫资施工，农民工垫付劳动力成本，项目落成开盘销售后，资金快速回拢到开发商手中，开发商并没有将工程款付给承包人，而是利用这些资金继续拿地，迅速扩张。最终，垫资的承包者和垫付劳动力的农民工都成为了牺牲者，总包拿不到工程款，无力支付给清包，清包只好拖欠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为了拿到工钱，继续跟随清包，垫付劳动力；清包为了拿到款项，继续跟随总包，承接总包其它的工程；而总包也只有承建开发商其它的项目，继续垫资，以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个紧密细致的利益链上，没有人能全身而退，只有开发商是最大的赢家。
“拖欠农民工工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出在垫资承包规则上。”一位房地产专业人士对记者说。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垫资承包逐渐成为建筑市场司空见惯、约定俗成的“行规”。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中，施工单位不垫资就没有工程可接，许多开发商还附加其他“霸王条款”，建筑商与开发商之间的地位和责任非常不对称。即使被欠款，施工单位往往也不敢打官司，因为这样不仅时间长、成本高，还会影响以后的业务。
工资一拖三年
2008年11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外，找到了向本刊投诉的农民工李树清。
这是一个阴沉的早晨，室外温度只有6度，李树清仅穿了一件单衣，外面罩着一件褪色的旧夹克，粗糙的双手和黝黑的皮肤显示着从事建筑业经历。这位33岁的山东汉子，不善言辞，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了事情的进过。
李树清老家位于山东聊城，2005年3月，经人介绍，李树清和几位老乡认识了来自江苏扬州的包工头戚志清，当时戚志清在天津市梅江清包了一处工地（后楼盘案名定为“第六田园”）的钢筋工程，手头急需工人，便接收了李树清等人。
没有合同，没有协议，只是口头约定，干一天给七八十块的工钱，工地提供住宿，伙食费自理。近3个月后，工地上的钢筋工程完工，戚志清给工人们结算了工资。扣除伙食费，李树清本应拿到4000元，戚志清却只给了一千多，解释的理由是工程款上面还没支付。此时老家正赶上麦收，李树清只好带着着一千多块钱先赶回了老家。
几个星期后，李树清回到了天津，向戚志清索要拖欠的工资，戚的回答依然是还没收到工程款，没有钱支付。“当时他说手里暂时没钱，但是欠我们的一定会给的，他又接了新的工程，让我们继续跟着他干。”李树清搓着粗糙的双手手说，“我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边干活，一边要工钱，能要一点是一点。”
李树清跟他的工友们在工地上不分昼夜辛苦劳作的同时，第六田园的销售也在火热的展开，从最初的4000多，涨到7000多，再到最后卖到一万多一平米；从卖“楼花”（期房）到现房全部售罄，第六田园资金快速回拢。但3年多了，早该付给李树清的工资依然无处可寻。每次找戚老板要钱，总是换来一句话：“总包的工程款还没付清。我们建的楼一平米都卖到一万多了，为什么我们几千块钱的工资却发不下来？”李树清满面愁容无奈地说。
拿不到工钱的人中，欠的不多的纷纷离开，最初跟随戚志清施工的20多个人，现在只剩下五六个。离开的或许是幸运的，而剩下的人，依然在这个恶性循环中继续挣扎，干现在的活，拿几年前的钱，不甘心，放不下，从而被深深的套牢。
“阴阳合同”曝光
近些年来，国家几番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类政策法规，但是李树清的生存状态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有了好政策，包工头为什么还要拖欠农民工工资？记者在该工地找到了李志清的老板，包工头戚志清，进行调查。
戚志清的办公室挨着工人们的宿舍，是间十多平米的简易房子，一半用来办公，一半用来当厨房。见到戚志清的时候，他正给工人们准备饭菜。谈到李树清等人的“告状”，戚志清感到很委屈。
据戚志清叙述，2005年的时候，戚志清从总包蒋富良处接到工活，负责第六田园的钢筋工程，68万的工程款，3年多了只收到40万。总包的钱不结，工人的工资就没了着落，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谈到总包蒋富良，戚介绍说，他跟随蒋富良4年多，一直都是承接蒋所总包工程的钢筋活，“3年来，每年我都会到他家里几趟，去讨账。李志清他们为了要钱跟着我干，我为了要钱只好继续跟着蒋总干。”
对于戚志清的苦处，蒋富良没有时间顾及，因为他正为天津市优联投资发展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优联公司）的合同问题忙得焦头烂额。记者找到蒋富良的时候，他刚刚和优联公司的领导层进行过商谈，漫长的谈判并没有结果，分歧在于工程款的数目问题。
这是一个戚志清接触不到的层面，他眼中的财大气粗的老板蒋富良，因为工程款问题，已经跟优联公司进行了一场为期3年的拉锯战。
蒋富良的身份是优联公司所开发的第六田园项目总承包金坛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委托的实际施工人，负责包工包料，按合同在期限内完成项目的建设。蒋富良带领的施工队并无施工资质，无法通过招投标程序拿到工程。于是一些像金坛公司这样的具备资质的建筑公司就负责揽到工程，再交给蒋富良产们实际施工具体承建，有资质的公司从中收取管理费用。
蒋富良说，“当初从优联手中接过这个过程后，一直都是我自己垫资施工，把全部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优联那边拖着工程款不给。”
“金坛名义上是总承包，其实就像个中介，帮助我跟优联对上口，然后几乎什么都不管了。金坛没有什么投入，不像我一样需要垫资施工，他们只需从我的工程款里扣出管理费就可以了。”蒋富良介绍说。
“我没要求优联按照阳合同付款，只要按照阴合同把工程款给我就可以，即便这样也不行。”说完，蒋富良拿出了两份合同。对比之后记者发现，这两份合同格式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一份是由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和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而另一份是由优联公司印制的。
蒋富良向记者透露，现在房地产开发都存在“阴阳”两份合同的现象，所谓的“阳合同”，是经过招投标程序按照招投标文件，开发商与承包商签署协议，并在建委等管理部门备案；而“阴合同”是两者为了规避政府管理，私下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在管理部门备案。“‘阳合同’只是用来走过场的，工程结算的时候一般都是按照‘阴合同’来，这样开发商可以赚取更大的利润。虽然对我们不利，但是行业竞争激烈，为了有活干，我们也只好迁就开发商。”
开发商转嫁成本
2008年11月4日，记者和蒋富良来到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万隆大厦的优联公司，就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与其进行商谈。
一进入优联的办公区，就见到六七个人等候在门口，“这些都是跟我一样，过来要钱的。”蒋富良对记者说。在优联公司副总经理杨涛的办公室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见到了杨涛本人。
一番争辩，杨涛声称没有钱。蒋富良依旧未能从优联公司拿到工程款。一位深谙行业内幕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对于优联来说，由蒋富良垫资施工，其所押下的资金，既可以用来购置土地，增加土地储备，又在取得楼盘预售许可证之后，向银行抵押贷款，并且用该项目的工程款，垫付下一项目，继续让蒋富良垫资。
第六田园开盘后的均价从4000多飙升到1万多，优联集团也因此获得天津市2005年度住宅销售冠军。巨额的利润背后，销售所得的款项流向了哪里，以致杨涛对外声称资金短缺？
记者调查后发现，优联公司是万隆集团旗下子公司，所做中高档房地产市场上销售业绩良好，但拖欠工程款现象普遍，第六田园项目几家总包至今没有一家款项结算完毕。
拖欠工程款的同时，优联在外地大张旗鼓扩张。2005年12月，优联集团旗下海南优联于海口市政府签订协议，预计累计投资100亿元开发海南新埠岛；2008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天津优联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柬埔寨投资那伽七星湾旅游假区一期项目，投资额在一亿美元以上。
开发商负责拿地，承包人垫资施工，农民工垫付劳动力成本，项目落成开盘销售后，资金快速回拢到开发商手中，开发商并没有将工程款付给承包人，而是利用这些资金继续拿地，迅速扩张。最终，垫资的承包者和垫付劳动力的农民工都成为了牺牲者，总包拿不到工程款，无力支付给清包，清包只好拖欠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为了拿到工钱，继续跟随清包，垫付劳动力；清包为了拿到款项，继续跟随总包，承接总包其它的工程；而总包也只有承建开发商其它的项目，继续垫资，以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个紧密细致的利益链上，没有人能全身而退，只有开发商是最大的赢家。
“拖欠农民工工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出在垫资承包规则上。”一位房地产专业人士对记者说。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垫资承包逐渐成为建筑市场司空见惯、约定俗成的“行规”。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中，施工单位不垫资就没有工程可接，许多开发商还附加其他“霸王条款”，建筑商与开发商之间的地位和责任非常不对称。即使被欠款，施工单位往往也不敢打官司，因为这样不仅时间长、成本高，还会影响以后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