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生于1927年2月，卒于去年3月，享年86岁。
　　他吃过苦、拿过枪、宣过誓、跨过江、受过冤、当过官、较过真。
　　1937年，爷爷的奶奶告诉他，看见了“膏药旗”千万别停快点跑。爷爷不听，偏偏用弹弓射中了驻守城外粮库的日本兵。好在爷爷跑得快，两个日本兵追出了一里路后就不追了，随后就听见两声枪响。
　　1943年春天，爷爷的奶奶过世。发丧回来的路上，爷爷被国民党军队捉去做了壮丁。尽管爷爷此后也见过“膏药旗”，但得到的命令却是“快撤”。终于熬到抗战胜利，不用再“撤”的爷爷想过解甲归田，可没等愿望实现便穿戴上了美式装备。
　　好在辽沈战役过半，爷爷的团长率全员起义。此后，爷爷跟着四野从东北一路战到海南岛。
　　1950年9月，爷爷入党了。一个月后，他和战友们一起唱着志愿军军歌跨过了鸭绿江。
　　回国后不久，爷爷作为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份子，随团来到了北大荒，被任命为连长，一起带来的还有我的奶奶。
　　1957年，我的父亲出生。直到1966年，父亲有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受历史牵连，在那场特殊的运动中，爷爷未能幸免。拨乱反正后，爷爷受命筹建红兴隆管理局油料储备库，这也是当时黑龙江垦区四大国有油料储备库之一。油库建成后，爷爷成为第一任主任。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油料仍属紧俏资源，尤其是到春耕时节，各农场都会派专人找爷爷“求油”，爷爷不仅没有收来人送的礼品，还把离油库距离最远的农场“求油”者叫到家里吃饭，走时还会让他们带几副白线手套和一些副食品。
　　打那以后，爷爷每年春耕开始前便带着油库的统计员下到各个农场实地调研，回来后按照耕地面积、农业作业机车总数以及各机车的实际功率分类等科目进行核算，然后按实际需求给各农场供油。
　　油库在当时属于正处级单位，爷爷有自己的公车，但我出生那年，爷爷非让奶奶坐客车来看我。
　　我的姑姑和叔叔们都说爷爷爱较真。姑姑年轻时，曾有媒人向爷爷推荐附近林场场长家的小儿子，但在爷爷记忆里，这小子曾打着他父亲的名义，让林场职工去打狍子（生长在东北的一种野生动物）给自己吃。结果在爷爷的建议下，姑姑嫁给了一名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复转军人。
　　二叔属于家族中下海最早的人，1984年就有了自己的运输卡车，爷爷曾在一次大会上给油库下属的民用加油站“打预防针”，说谁要给二叔加“私油”，就开除谁。结果二叔有一年沒和爷爷说话。
　　虽然爷爷最喜欢我的小叔，但小叔从不敢向爷爷提要求，唯有一次，小叔希望爷爷能和小婶单位的领导打声招呼，给小婶从技术岗位调到计财室，毕竟这位领导是爷爷的老战友而且小婶也是财专的毕业生。小叔说，给老战友的信都写完了，爷爷最终没有寄出去。
　　爷爷在2008年之后患了重病，到最后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去世前的一个月，爷爷听《新闻联播》播发《人民日报》的评论时，嘴里蹦出一句“为人民服务”。
　　奶奶说，这句话，爷爷说得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