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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方法主要是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以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文为例,说明学术方法在文中是如何应用的,探求陈伯海的早期学术研究在他的理论建设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逻辑之法以弘理,历史之法以明象,史教结合,宏观构架。
关键词: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学术方法;《宏观世界话玉溪》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95-03
学术方法主要是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笔者主要从陈伯海先生早期《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一论文出发,对学术方法之应用,作以探究。
一、逻辑之法以析理
逻辑(logic)在人们思维和认识的中心地位早在柏拉图时就已确立。19世纪前,逻辑的方法一直作为理论的重要方法而居于人们思维活动的最高地位。简而言之,逻辑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事物或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揭示。其中,概念和范畴(一个学科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构成逻辑的材料,是逻辑的基本单位。逻辑以此为支撑,运用具体的逻辑方法经由推理的过程而形成一定的判断。在一个逻辑体系中,概念和方法必不可少,缺一不可。下文将以陈伯海先生一文为例,说明逻辑方法的运用。
逻辑的方法离不开概念。概念由词构成,是对一种含义的词语概括,用以限定一个领域内对象的本质特点。领域不同,使用的概念自然不同,因此概念必须准确。《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第一部分使用“瑰奇美丽”、“通俗化”、“作风简古”、“清真雅正”、“清奇避苦”、“博解宏拔”作为不同诗派、不同诗人诗的风格特点,才得以将晚唐诗分六派;第二部分将唐宋诗的本质区别概括为“以诗为诗”、“以文为诗”,而后才进一步得出“以诗为诗”根本在情景关系,从而进行对诗歌历史的考察。概念的准确使用源自认识的深刻明了,所以要求全面深刻地把握研究对象。由此才能支起逻辑的柱子。
逻辑的方法具体表现为综合法和分析法,思维在进行时往往将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取得对对象的本质的认识,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以取得全面的认识。如列宁所言,“分析和综合的结合”,是“辩证法的要素。”[1]分析的方法又是多样的,常见的有:定性/定量分析,因果分析,比较分析。陈伯海先生科学地使用了这些方法,构架其理论的严密体系。
文章伊始,作者便表明其研究目的“不涉及具体的诗歌创作和形式,”而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的逻辑体系中究竟有怎样特殊的一环”。于是作者从这个宏观出发,一方面将诗人置身于其时代中考察诗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另一方面考察诗人所处的时代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影响。一方面是从李商隐到晚唐再到中国诗歌史,以晚唐作为镜子折射出李商隐的地位,以晚唐为思维的纽带连接微观和宏观。另一方面又从晚唐诗与宋诗的断裂中寻求李商隐诗歌在后世的继承,以李商隐为纽带,作为立论的依据。两部分互相依存而构成作者的逻辑体系,这是在逐次剖析、反复比较、相互联系、综合深入之后才得以完成。
欲确立李商隐的地位,须对晚唐诗进行分派。那么何以分派?中国古代诗话中对唐诗进行分派的不少,作者却选中张末、蔡启、胡震亨、李怀民四家,唐宋明清各取一言。这四家影响不一,以胡最为深远;四家观点不一,胡震亨言张末“妄分流派”,后人亦多作认同。对这一分歧,作者作因果分析,澄清对张为的态度,然后取其一般原则作为自己划分流派的准则,是为“别类”定性;取其他三人中肯之处,对各派门人进行归位,是为“分门”。作者在划分流派时不信古,不恶古,兼听各言,各取其所而为己所用。接着顺理成章地分六派,举大端,绘制晚唐诗坛概貌。从各派中举“温李”一派为大宗,从“温李”一派中又举温李二人为正宗,继而确立李商隐高峰之位。无论是各派之间还是一派之内,作者皆以比较分析优劣,层层递进,达到旨归。末尾作者给予小结,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使前文分析得以归整,完成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升华过程。
从文章之初的宏观构架,到第一部分研究对象的彰显,作者主要运用了逻辑的方法,或定性以别派,或比较以正宗,或知果而索因,或综合而定论,步步为营,层层析出,环环相扣,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到条分缕析,严谨缜密,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一言以蔽之,逻辑之法以明理。
二、历史之法以明象
19世纪黑格尔将历史引入逻辑体系之中,创立黑格尔式辩证法;马恩改造其唯心主义而将历史作为逻辑的基础,确立了唯物史观;历史观立刻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因为历史不不仅占有着丰富的材料,还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它能够如实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且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而所谓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不单指所依据的史料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指我们把握历史内在联系的广泛性与深刻性。”[2]《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第二部分,主要运用了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作者从唐宋诗分野追本溯源,考察古典诗歌发展线索为:
汉魏确立言情传统→刘宋发展写景技巧→盛唐情景交融→宋议论为主。
然而,“历史从过去流向未来,其通道是无穷展开着的,其间有主流,有支流,有回流,甚至有断流。”[3]从汉魏到盛唐是“以诗为诗”的抒情传统,至宋则转而反传统的“以文为诗”,这看似截然分裂的两个阶段中间又是什么呢?于是作者抓住盛唐到晚唐这一阶段,勾勒出一条更细的线索:
盛唐→中唐(安史之乱)→晚唐→宋
作者着重分析晚唐诗歌呈现的特殊地位,以晚唐为纽带从而将整个诗歌史联系起来,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断裂之处,往往具有着重大的价值。(米歇尔•福柯语)”一方面将“以文为诗”的源头追溯到安史之乱后,这样晚唐就被视为“文学创作的主流由抒情写景开始向叙事说理转折过程中的一圈水涡”;另一方面晚唐诗恰是在李商隐这里与宋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商隐诗歌的多重特点被宋诗继承,且其“西昆体”的婉约风格则进入到宋词中,并成为以后词的主流,用图表示为:
恰是在这两个层面上,晚唐诗的独特贡献,李商隐的重要价值才体现了出来。通过历史的方法,李商隐从宏观世界走了出来,他的影响像玉溪流淌入他之后的历史中,是默默的,是闪光的,是有张力的,是需要深味的。作者多次用历史的方法描绘出诗歌发展的线索,呈现出诗歌不同的特点。
全文的亮点正是不同于时人局限在作家作品分析上,而是以史的眼光,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李商隐的独特地位,气魄之宏大,视角之独特,在当时是一大创新,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作者又充分发挥历史的方法的优势,旁征博引,取材丰富,使立论充分可靠。这在文中随处可见,无需举例。
所以说,历史之法以明象。
三、史论结合,宏观构架
为了探寻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内在规律性,必须通过逻辑的方法为它提供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要把“史”与“论”结合起来。《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中,在论述不同诗歌发展阶段时作者多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事物的不同特点。在历史地考察了从汉魏到宋以后,作者概括说从汉魏到盛唐,是量度的变化,而宋诗则是质素的更新。这是历史与比较方法的结合,说明诗歌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在分析盛唐到晚唐之间的诗歌变化时,又用联系的方法,由分析诗歌特色而到分析时代环境,再深入到时代环境引起的作家心理变化(作家——作品——世界批评模式)。因为“人的情感心理由其生存环境所发动,而这种内在生命情趣投影于文学作品,又必然显现于作品整体风貌,构成其形体的主要标记。”[4]环境的变化为:盛唐开元盛世——中唐安史之乱——晚唐没落颓废;诗歌题材变化为:边塞、山水田园——社会时政、人间悲欢——探究事理;诗歌形式变化为:抒情写景——报告文学、传奇小说、寓言杂文、游记文评——文起诗退;诗人心理变化则为:放怀人生——积极追求——寻求出路,退避内心。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层层深入,由表及里,揭示了晚唐诗转回抒情而又狭窄气短的根本原因。末尾综合而贯通,高度概括李商隐的影响及地位,在历史基础上的综合,如画龙点睛。
关于史论关系,陈伯海在90年代后期做了梳理:“史为基础,论为主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一般治学过程大多由史上升到论;我写《唐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也是以历史的考察为起点的。不过,我近年的趋向则又由论返归于史,因为我感到理论研究要走向深入,必须回到历史进程中去汲取营养和接受检验。”[5]虽然是在谈他自己研究文学史的不同思路,但其实陈先生史论结合,注重历史的宏观观念早在8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6]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学术思想热潮,85年被称为“方法年”,其影响直到今天仍令人激动。对于每一位亲历这一变化的学者来说,无不在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打下烙印。陈伯海先生身在其中,时刻感受和关注着时代的讯息。85年这一年他多次发表文章谈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并涉及思维方法和逻辑方式问题。[7]而当时的研究现状是:“建国后那几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说完全走到作家作品论之中了。这样容易‘见木不见林’。”所以陈先生开始了宏观研究。《宏观世界话玉溪》是他1982年参加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论文,文中学术方法之应用正是他这一阶段对思考学术方法创新这一问题的反映,也的确突破了古典文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有着范式革命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史热”标志着中国学术自觉的同时也引领学术研究走上规范化,文学领域“便开始出现‘建设文学史学’的呼声”。[8]从《中国文学史之宏观》到《中国文学史学史》,是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之路;正如他所说,从“宏观研究——文学史观——文学史学”,“构成了他新世纪前文学史研究理论探讨的三部曲”。[9]《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所作的研究处在他研究的早期阶段,其中所体现出的史论结合基础上的历史宏观是他思维的基础,也是学术生命的源头。
综上所述,《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科学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的学术方法,既形成严密的体系,又形成独特的视角。宏观研究作家,不仅在当时是创新,而且又形成他自己后来文学史学建设的一个基础。他说自己只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10],那么在这个潮流中,他的独特贡献也恰如玉溪一般,熠熠增辉。
注释:
[1] 列宁.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M].列宁全集:第38卷.
[2]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3]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4] 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5]陈伯海.文学史研究随谈[J].文艺理论研究,1998(1):“这些年我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文学史学,二是唐诗学。文学史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宏观研究,到……”
[6] 陈伯海.文艺理论和方法亟待更新[J].社会科学,1985(5).
[7]陈伯海.文艺方法论讨论中的一点思考[J].上海文学,1985(9) (比如他根据文艺方法的内在思维方式将其归结为三种类型:直观的方法、知性分析的方法和辩证综合的方法,而又提倡辩证综合的方法:“辩证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联系的观察点上来把握世界,不把事物看成由无数个部件组装接合的机械,而是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活生生的整体。它也不象直观方法那样光凭直感来把握事物的总体印象,而是经过了逻辑分解,又回归到整体的综合。”——笔者注).
[8]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9]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10]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参考文献:
[1]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列宁.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M].列宁全集:第38卷[C].
[3]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4]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5]陈伯海.文学史研究随谈[J].文艺理论研究,1998(1).
关键词: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学术方法;《宏观世界话玉溪》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95-03
学术方法主要是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笔者主要从陈伯海先生早期《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一论文出发,对学术方法之应用,作以探究。
一、逻辑之法以析理
逻辑(logic)在人们思维和认识的中心地位早在柏拉图时就已确立。19世纪前,逻辑的方法一直作为理论的重要方法而居于人们思维活动的最高地位。简而言之,逻辑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事物或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揭示。其中,概念和范畴(一个学科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构成逻辑的材料,是逻辑的基本单位。逻辑以此为支撑,运用具体的逻辑方法经由推理的过程而形成一定的判断。在一个逻辑体系中,概念和方法必不可少,缺一不可。下文将以陈伯海先生一文为例,说明逻辑方法的运用。
逻辑的方法离不开概念。概念由词构成,是对一种含义的词语概括,用以限定一个领域内对象的本质特点。领域不同,使用的概念自然不同,因此概念必须准确。《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第一部分使用“瑰奇美丽”、“通俗化”、“作风简古”、“清真雅正”、“清奇避苦”、“博解宏拔”作为不同诗派、不同诗人诗的风格特点,才得以将晚唐诗分六派;第二部分将唐宋诗的本质区别概括为“以诗为诗”、“以文为诗”,而后才进一步得出“以诗为诗”根本在情景关系,从而进行对诗歌历史的考察。概念的准确使用源自认识的深刻明了,所以要求全面深刻地把握研究对象。由此才能支起逻辑的柱子。
逻辑的方法具体表现为综合法和分析法,思维在进行时往往将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取得对对象的本质的认识,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以取得全面的认识。如列宁所言,“分析和综合的结合”,是“辩证法的要素。”[1]分析的方法又是多样的,常见的有:定性/定量分析,因果分析,比较分析。陈伯海先生科学地使用了这些方法,构架其理论的严密体系。
文章伊始,作者便表明其研究目的“不涉及具体的诗歌创作和形式,”而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的逻辑体系中究竟有怎样特殊的一环”。于是作者从这个宏观出发,一方面将诗人置身于其时代中考察诗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另一方面考察诗人所处的时代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影响。一方面是从李商隐到晚唐再到中国诗歌史,以晚唐作为镜子折射出李商隐的地位,以晚唐为思维的纽带连接微观和宏观。另一方面又从晚唐诗与宋诗的断裂中寻求李商隐诗歌在后世的继承,以李商隐为纽带,作为立论的依据。两部分互相依存而构成作者的逻辑体系,这是在逐次剖析、反复比较、相互联系、综合深入之后才得以完成。
欲确立李商隐的地位,须对晚唐诗进行分派。那么何以分派?中国古代诗话中对唐诗进行分派的不少,作者却选中张末、蔡启、胡震亨、李怀民四家,唐宋明清各取一言。这四家影响不一,以胡最为深远;四家观点不一,胡震亨言张末“妄分流派”,后人亦多作认同。对这一分歧,作者作因果分析,澄清对张为的态度,然后取其一般原则作为自己划分流派的准则,是为“别类”定性;取其他三人中肯之处,对各派门人进行归位,是为“分门”。作者在划分流派时不信古,不恶古,兼听各言,各取其所而为己所用。接着顺理成章地分六派,举大端,绘制晚唐诗坛概貌。从各派中举“温李”一派为大宗,从“温李”一派中又举温李二人为正宗,继而确立李商隐高峰之位。无论是各派之间还是一派之内,作者皆以比较分析优劣,层层递进,达到旨归。末尾作者给予小结,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使前文分析得以归整,完成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升华过程。
从文章之初的宏观构架,到第一部分研究对象的彰显,作者主要运用了逻辑的方法,或定性以别派,或比较以正宗,或知果而索因,或综合而定论,步步为营,层层析出,环环相扣,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到条分缕析,严谨缜密,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一言以蔽之,逻辑之法以明理。
二、历史之法以明象
19世纪黑格尔将历史引入逻辑体系之中,创立黑格尔式辩证法;马恩改造其唯心主义而将历史作为逻辑的基础,确立了唯物史观;历史观立刻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因为历史不不仅占有着丰富的材料,还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它能够如实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且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而所谓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不单指所依据的史料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指我们把握历史内在联系的广泛性与深刻性。”[2]《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第二部分,主要运用了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作者从唐宋诗分野追本溯源,考察古典诗歌发展线索为:
汉魏确立言情传统→刘宋发展写景技巧→盛唐情景交融→宋议论为主。
然而,“历史从过去流向未来,其通道是无穷展开着的,其间有主流,有支流,有回流,甚至有断流。”[3]从汉魏到盛唐是“以诗为诗”的抒情传统,至宋则转而反传统的“以文为诗”,这看似截然分裂的两个阶段中间又是什么呢?于是作者抓住盛唐到晚唐这一阶段,勾勒出一条更细的线索:
盛唐→中唐(安史之乱)→晚唐→宋
作者着重分析晚唐诗歌呈现的特殊地位,以晚唐为纽带从而将整个诗歌史联系起来,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断裂之处,往往具有着重大的价值。(米歇尔•福柯语)”一方面将“以文为诗”的源头追溯到安史之乱后,这样晚唐就被视为“文学创作的主流由抒情写景开始向叙事说理转折过程中的一圈水涡”;另一方面晚唐诗恰是在李商隐这里与宋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商隐诗歌的多重特点被宋诗继承,且其“西昆体”的婉约风格则进入到宋词中,并成为以后词的主流,用图表示为:
恰是在这两个层面上,晚唐诗的独特贡献,李商隐的重要价值才体现了出来。通过历史的方法,李商隐从宏观世界走了出来,他的影响像玉溪流淌入他之后的历史中,是默默的,是闪光的,是有张力的,是需要深味的。作者多次用历史的方法描绘出诗歌发展的线索,呈现出诗歌不同的特点。
全文的亮点正是不同于时人局限在作家作品分析上,而是以史的眼光,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李商隐的独特地位,气魄之宏大,视角之独特,在当时是一大创新,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作者又充分发挥历史的方法的优势,旁征博引,取材丰富,使立论充分可靠。这在文中随处可见,无需举例。
所以说,历史之法以明象。
三、史论结合,宏观构架
为了探寻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内在规律性,必须通过逻辑的方法为它提供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要把“史”与“论”结合起来。《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中,在论述不同诗歌发展阶段时作者多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事物的不同特点。在历史地考察了从汉魏到宋以后,作者概括说从汉魏到盛唐,是量度的变化,而宋诗则是质素的更新。这是历史与比较方法的结合,说明诗歌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在分析盛唐到晚唐之间的诗歌变化时,又用联系的方法,由分析诗歌特色而到分析时代环境,再深入到时代环境引起的作家心理变化(作家——作品——世界批评模式)。因为“人的情感心理由其生存环境所发动,而这种内在生命情趣投影于文学作品,又必然显现于作品整体风貌,构成其形体的主要标记。”[4]环境的变化为:盛唐开元盛世——中唐安史之乱——晚唐没落颓废;诗歌题材变化为:边塞、山水田园——社会时政、人间悲欢——探究事理;诗歌形式变化为:抒情写景——报告文学、传奇小说、寓言杂文、游记文评——文起诗退;诗人心理变化则为:放怀人生——积极追求——寻求出路,退避内心。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层层深入,由表及里,揭示了晚唐诗转回抒情而又狭窄气短的根本原因。末尾综合而贯通,高度概括李商隐的影响及地位,在历史基础上的综合,如画龙点睛。
关于史论关系,陈伯海在90年代后期做了梳理:“史为基础,论为主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一般治学过程大多由史上升到论;我写《唐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也是以历史的考察为起点的。不过,我近年的趋向则又由论返归于史,因为我感到理论研究要走向深入,必须回到历史进程中去汲取营养和接受检验。”[5]虽然是在谈他自己研究文学史的不同思路,但其实陈先生史论结合,注重历史的宏观观念早在8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6]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学术思想热潮,85年被称为“方法年”,其影响直到今天仍令人激动。对于每一位亲历这一变化的学者来说,无不在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打下烙印。陈伯海先生身在其中,时刻感受和关注着时代的讯息。85年这一年他多次发表文章谈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并涉及思维方法和逻辑方式问题。[7]而当时的研究现状是:“建国后那几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说完全走到作家作品论之中了。这样容易‘见木不见林’。”所以陈先生开始了宏观研究。《宏观世界话玉溪》是他1982年参加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论文,文中学术方法之应用正是他这一阶段对思考学术方法创新这一问题的反映,也的确突破了古典文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有着范式革命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史热”标志着中国学术自觉的同时也引领学术研究走上规范化,文学领域“便开始出现‘建设文学史学’的呼声”。[8]从《中国文学史之宏观》到《中国文学史学史》,是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之路;正如他所说,从“宏观研究——文学史观——文学史学”,“构成了他新世纪前文学史研究理论探讨的三部曲”。[9]《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所作的研究处在他研究的早期阶段,其中所体现出的史论结合基础上的历史宏观是他思维的基础,也是学术生命的源头。
综上所述,《宏观世界话玉溪》一文科学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的学术方法,既形成严密的体系,又形成独特的视角。宏观研究作家,不仅在当时是创新,而且又形成他自己后来文学史学建设的一个基础。他说自己只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10],那么在这个潮流中,他的独特贡献也恰如玉溪一般,熠熠增辉。
注释:
[1] 列宁.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M].列宁全集:第38卷.
[2]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3]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4] 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5]陈伯海.文学史研究随谈[J].文艺理论研究,1998(1):“这些年我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文学史学,二是唐诗学。文学史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宏观研究,到……”
[6] 陈伯海.文艺理论和方法亟待更新[J].社会科学,1985(5).
[7]陈伯海.文艺方法论讨论中的一点思考[J].上海文学,1985(9) (比如他根据文艺方法的内在思维方式将其归结为三种类型:直观的方法、知性分析的方法和辩证综合的方法,而又提倡辩证综合的方法:“辩证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联系的观察点上来把握世界,不把事物看成由无数个部件组装接合的机械,而是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活生生的整体。它也不象直观方法那样光凭直感来把握事物的总体印象,而是经过了逻辑分解,又回归到整体的综合。”——笔者注).
[8]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9]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10]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参考文献:
[1]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列宁.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M].列宁全集:第38卷[C].
[3]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2007-12-2.
[4]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陈伯海研究员访谈录[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3:5-7.
[5]陈伯海.文学史研究随谈[J].文艺理论研究,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