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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
也有生活
它们在风中舞着
在烟中恋爱
在暖气上抚摸
它们在好几个地方
找我
——顾城《神说》
受朋友超哥邀请，去一趟新西兰。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孤悬”意识之外的激流岛，那个充盈着无数谜团和困惑的激流岛，一定要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激流岛是个陌生的词，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所认知的知识谱系中。然而在1993年10月3日之后，激流岛“横空出世”，成了绝望的代名词。
搅动朦胧诗潮“三驾马车”之一的著名诗人顾城，就在这一天，在奥克兰的这个小岛上，按照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是“杀妻自缢”，诗人魂断激流岛，大陆文坛震动。顾城和谢烨伉俪的一段诗坛佳话，同样香消玉陨，消失在大洋深处。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他们所居住的激流岛，也不时出现在顾城海外零零碎碎的作品中。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类似于画家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岛，有着南太平洋绚丽的色彩、如火的激情，那是一个荒蛮的处女地，更是一个让艺术家感知原始与未知、让艺术创作勃发的圣域。充满着新奇与陌生、迷幻和浪漫。
激流岛事件，按照旅英作家虹影当时的说法，成了朦胧诗中最朦胧的一章。如今，20多年过去，这个朦胧的面纱在我的追寻中，似乎已然揭去。
一个艳阳的日子，我和超哥还有他的儿子小宇一起，从奥克兰海港码头乘坐渡轮，前往激流岛。小宇在新西兰求学而后工作，自然充当了我们的向导兼翻译。
据小宇说，在奥克兰当地的华人中，知道顾城的人并不多。国内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曾受新西兰国家旅游部邀请来过奥克兰，并顺道去了激流岛探访顾城故居，还写下了组曲，一共有三首，分别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月亮》和《回声》，以了却他20年的夙愿。高晓松自己说，当得知詩人死了的消息后，对着刊登消息的《北京青年报》默默地看了一整天，然后写了一个长达十五分钟的组曲。后来这个组曲也收到了个人作品集《青春无悔》当中，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组曲。“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我知道，他也是在怀念那个激情奔涌、理想主义蔓延的八十年代。
“诗人在变老之前就已离去”，我悚然一惊，莫非这是一句谶语？
海港码头渐渐远去，奥克兰高耸的天空塔越来越小。轮渡在豪拉基湾中航行，碧波不惊，唯有零星的小型帆船在海湾中游弋。小宇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会看到海湾中有海豚出没，可惜碧绿幽深的海面上，除了碧绿一无所有。当然，海豚也不在我这个中原人的语汇中，我们彼此都是陌生的，它不可能给我这个深居内陆的人更多的惊奇。通过小宇的翻译，我问船上的几位老外，你知道岛上的中国诗人顾城吗？他们摇头，一脸茫然。
35分钟之后，激流岛到了。
和众多的新西兰离岸岛屿一样，激流岛曾经是个荒蛮之地。激流岛的原名叫怀赫科岛（Waiheke Island）。毛利语中Waiheke有水流的意思，所以顾城在他的文章中称之为“激流岛”。但我眼前所见，没有激浪翻滚，有的只是风平浪静。 传说中，毛利人离开这个岛乘独木舟南下，求神灵来保护他们。于是毛利人过海的时候，就把丑恶的灵魂带到了对岸。当然岛是干净宁静的，拥有连绵起伏的山丘、幽静的海湾。和顾城当年居住情况不同的是，现在又有了迷人的葡萄园和橄榄园。查资料得知，岛上丰腴的火山土壤、丰富的微气候，是培育顶级葡萄的宝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激流岛迅速成长为一座美酒之岛。世界闻名的黑曜石酒庄、Mudbrick酒庄、石脊酒庄等30多个酒庄星罗棋布，在这里酿造出了拥有世界声誉的葡萄酒，更带来了浓郁的法国风情和美食文化。
下船的乘客中，大多是老年人，也许是休闲到他们的另一个家、或者来度假品尝经典的葡萄美酒。我注意到有一队从广东来的游客，她们喧闹着上了大巴。当然大妈们不会是去拜访顾城的，前方浓郁的酒香、美食，在吸引着她们。
我们下船乘坐公交车，这也是岛上唯一的一趟公交，也只有一条线路。小宇一上车就和高大威猛的女司机攀谈起来。司机介绍，每年都会有中国人来寻找顾城的故居，她简单了解一些，知道那是一位诗人。毕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岛上的中国人只有顾城一家，那样惨烈的事件，也打破了岛屿多年的宁静。
在司机的指引下，我们在OKOKA ROD 站下车，沿着左边的Fair view岔道步行下山。在准备探访顾城故居之前，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知道他的家在激流岛法尔威尔路124号。在新西兰的习惯中，“124号”只是个信箱号码，同时也充当了家家户户的门牌号，因为每家的信箱就醒目地立在院门口的马路边上。
行至半山腰，我们找到了123号，也找到了125号，但是就是没有124号。我和超哥停下来抽烟，莫非顾城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也许是不想让我们打扰他宁静的家？“我要在世界上，建一座城，世界不可以走进来”，顾城这样说。顾城老师，我是来探访和祭拜的，看在我千里迢迢的份上，看在诗歌的份上，多有打扰了。我默念着静下心来，认真地观察地形。是有一条藏在灌木丛中的小道蜿蜒向上，路边的杂草和碎石堆中，一块小小的石头上，用白油漆书写着124号字样，还加了一条指示箭头。
沿着落叶和苔藓覆盖的小道曲折上行走了十几米，路边插着一块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私地禁入 请勿侵犯 ”的字样。抬头看，郁郁葱葱的密林中似乎有褴褛的红色屋角，那应该就是顾城的老屋了。回到岔道口，丛林中一条小路通往上方，虽然崎岖又满是青苔，却仿佛是直指谜底的捷径。受这块木牌的警示，我沿着上行的小径向山上攀登，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满是厚厚的野草、断落的树枝、落叶，无法下脚。我扶着树干拽着青藤，一步一步攀援。我知道，这是顾城无数次辗转、无数次徘徊和沉思的小径，也是他养鸡和绘画的所在。
小宇在山下喊，不要再上去了，就是这里。我看了看一无所有的山头，叹了口气折返。不顾警示牌的警告，终于到了房子前，这是一栋典型的两层新西兰民居，面积不大，单层占地不过六七十平米，可居住的面积更小，木楼就坐落在斜坡上。二楼有一个超大的平台，是搭建在一个大水窖的上方。想来，这就是当年顾城能看得见海的阳台了。 新西兰民宅和国内钢筋混凝土的公寓式住宅不同，也和砖木结构的瓦房不同，多为独栋木结构，外加一个大大的只长草的院子。除了庭院需要时常打理割草外，外墙和屋顶每隔几年也要刷漆翻新。显而易见，眼前的这栋房子已被遗弃多年，院落里长满了杂草、灌木和藤蔓，红黄紫相间的油漆也剥落得十分狼狈，一些外墙木头都开始腐朽。一簇簇一人多高的芒草，几乎拥堵住了屋门和窗台。
在高大的芭蕉和杉树的遮蔽中，空气里充满了腐败阴森的潮湿气息。
八十年代末，朦胧诗群的五大代表人物四散。北岛去了英国，后又到美国定居;江河旅居美国;杨炼旅居伦敦;顾城选择了新西兰;唯有舒婷一直在原籍厦门。
而今，我就站在顾城激流岛的家门前。
屋门紧锁，窗子还用木板给钉死了，落满灰尘的窗帘紧闭。木屋上爬满了青藤、鹤掌叶，枯死的藤叶和青绿的枝叶一层层交错着。透过半边白色的窗帘、蛛网，隐约可见屋内一些陈设：有敞开的衣柜，翻到的沙发，旅行箱，地上散落着凌乱的衣服，还有尘土。室内空气应该是凝固的。灰尘无声地落下，在沙发、旅行箱和衣物上，也许还有他的手稿上，慢慢沉积……悲剧发生后二十多年过去了，顾城的儿子小木耳和他的姐姐顾乡仍生活在新西兰，但她们似乎刻意遗忘了这栋老屋，任其颓废，像是一个永远被定格、陈列的悲剧。一个“墓床”。
沿着房屋外侧，我绕到水窖旁二楼的露台。木质的露台木板和护栏已经陈腐、朽烂，走上去嘎吱作响。目光越过郁郁葱葱的树顶、山坡，可见一线碧蓝的海水。这里应该是顾城、谢烨，甚至还有英儿喝茶和闲坐的地方，也是他更多地向远方极目眺望的地方。二楼是顾城和谢烨居住的卧室，用木板钉死的窗子也露出了一条未被封死的边缝，我想，也有可能是先来的性急的瞻仰者撕开的口子，以方便打探室内的陈设。我忍住了，不能再去窥探那撕裂的伤口，不能也不忍去掀开封尘的往事。我回到霉点斑驳、难以承受“生命之重”的阳台上，思付着，不知那一万多公里外的祖国，在顾城的心中凝结着怎么样的情感？关于此岸与彼岸，我们又将如何穿越、如何抵达？
在阳台上徘徊，想到的只是他的诗句：
松林间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1988年，顾城和谢烨来到新西兰，最初他在奥克兰大学做汉学研究员，但一直在寻找心中的“理想国”。顾城两人的经济条件不太好，手中仅有不到一万纽币的积蓄（一纽币约等于五元人民币）。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没有钱买木柴去烧壁炉，朋友们就送了很多的废报纸给他。不懂英文的顾城翻看报纸上的二手物业版，能承受的总价内不是车棚，就是水塔、篷车或小店铺，甚至还有电话亭。最终，他看到了一个地名和一个数字：激流岛，独栋房屋，四万八纽币。这是一个低廉到不可思议的价格。
那时，激流岛还是一个相当避世的所在，据说当时在岛上居住的多是隐居的怪人、年老的嬉皮士和特立独行的流浪艺术家，这也恰是顾城所追求的“世外桃源”。
卖房子给顾城的是一位神神叨叨的外星迷，據说此人整天披头散发坐在岛上静坐冥想，没事吸吸大麻，思考着外星人和地球末日，这有点像杞人忧天。战国《列子·天瑞》载：“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看来作为不可多得的先知先觉者，古今中外亦同。
此公在数年前运气大好，天上掉馅饼，买彩票中了十万纽币，就买了这栋房子，准备修建外星人基地。于是在墙纸上画满了外星人和飞船，在院子里挖大坑，拆去数面内墙，破坏柱子，弄歪楼梯，最后连主梁也锯断了。1988年5月，他夜观星相，觉得似有异动，准备再带着对他深信不移的女友去墨西哥参加“拯救地球”世界大会，但苦于囊中羞涩，随即一不做二不休出卖房子。当他如约看到顾城和他头上那顶标新领异的帽子后，判断他也同外星人有关。他不理睬其它来看房子的人，直接问顾城，“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你知道吗？”
顾城问：“什么时候？”
“五十年以后，”
“没事，我只要二十年。”
问者和答着都会心一笑，惺惺相惜之下，外星迷立刻大笔一挥减去一万块钱，以3.8万纽币的价格成交。
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陈惊鸿来新西兰的调查了解，这栋房子始建于1927年，历经数个主人。虽有1000平米土地，却非常倾斜，足有45度。后来又遭到外星迷的各种破坏，摇摇欲坠。在最初的日子里，顾城他们喝雨水（那个大水窖就是收集雨水的），上山采石，挖土填坑，能捡到什么木头就钉什么，捡到邻居用了一半的油漆就往墙上刷。
顾城曾提到，整个屋子都被拆成了一个空壳子，没有电、水和取暖设施，地基也有问题，然而顾城却相当满意。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我终于得到了一块土地，在世界过不来的地方，我要打败它，那个丑陋的世界。”
当时，儿子刚刚出生，顾城无力抚养。也可能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生灵，也可能是他认为儿子会影响到他的精神世界。最后，他们把儿子寄养在一个毛利人的家中。谢烨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木耳的事情上是有点失控的，难能理智，总有生离死别的阴影笼罩着我，不能冷静自持，好像守着一只空巢等待着羽翼未丰的雏鸟还能回来，伤心而绝望。
我相信诗人对儿子是有很深的情感的，在顾城的理想国中，还有一个自耕自食的小农耕生活。他甚至收集了关于种植木耳的知识，他知道多数的木耳都能吃，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木耳。这也可能是给儿子起名为小木耳的原因。
购买这栋房子让顾城夫妇陷入经济窘迫，积蓄耗尽，有限的稿费和外出交流讲座费用，也难以为计。岛上商业设施少，物价较贵，怎么办呢？穷则思变，他们开荒种菜，但疯长的虫子先替他们吃光了菜苗。新西兰政府规定，不允许在菜园里打农药除虫。我估计他们也买不到这类农药和杀虫剂。
后来他们试着在树林里采木耳、摘野果、海边捡贝类。吃过漫山遍野的野韮菜，却发现这种野菜有致幻功能。试着烹煮了一只被车撞死的刺猬，骚臭味却入心入骨。在湿冷的冬天里，燃料也很快告罄，再做饭则须砍树枝，还要晾晒三个月后才能烧火。 在种种的困顿中，顾城夫妇想到了养鸡这条路，勾勒了鸡生蛋、蛋生鸡、鸡粪可育肥，产生沼气做饭、取暖的蓝图。他们将后院的山坡改造成养鸡场，用一笔刚刚到来的稿费作为启动资金。之后，养鸡业一度非常红火，两百多只鸡，每天能产200个鸡蛋，顾城就到岛中心的小市场上售卖。据说顾城还曾在岛上为人画像，以此谋生。但依顾城的性格，画像往往都白送了。
1992年，在德国柏林，作家王安忆和到此讲学的顾城见了一面，有过一次长谈。王安忆在此后的回忆文章《岛上的顾城》中写到：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看有什么能够作为充饥的粮食，各种草的汁液染黑了嘴唇。曾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根部尝起……他很耐心地，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才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只有它的花蕊……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人，对于饥饿的感受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为了活下来，什么都能吃，什么都可以下咽。生活的拮据困顿并没有击垮顾城，在异国他乡，作为唯一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岛民，顾城仍然是乐观的，养鸡、作画怡然自得，俨然这里已是自耕自食的世外桃源。在他亲绘的一幅《岛爷》的画作中，写道：岛爷居岛望天，本作山中岁月，海上心情，不防南极坏了臭氧层。冰山一融化，海水就上升，真真恨煞意中人。叹曰：天上有云，地上有人，有人无钱，忙个不停。
这个“忙个不停”里，透漏出顾城的无奈、达观和自嘲。顾城还曾和王安忆讲到“第一只母鸡”的有趣故事。那时他们刚刚有了一只母鸡，每天会下一枚鸡蛋，来补充家人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它几天，又派顾城去追。母鸡就跑，却又跑不远，只是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你却永远抓不到它。等到天黑，你悻悻然回家，却发现那母鸡便在房前咯咯叫着。第二天天刚亮，你起床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好像是来诱惑顾城的，你永远得不到它，但是母鸡似乎又是诚信的，每天总要下一枚蛋。这枚鸡蛋可能在鸡窝里，也可能在附近的树根下、草丛中，你要耐心地去发现。
然而养鸡的生意刚有起色，顾城夫妇又遭遇了迎头痛击。
附近山谷中有一个怪人，自称为自然主义者，不开汽车，只跑步或骑单车。另外他也听不得各种声音，有时邻家狗一叫，他就大声咆哮。鸡叫声让怪人无比愤怒，每天都骑车去岛政府告状。在奥克兰，有养鸡不能超过12只的规定，但之前激流岛因为长时间遗世独立，并无此项法规，怪大叔天天告状，岛政府遂确认了此项法令，勒令顾城处理掉家中的鸡。
当时，顾城已经辞去奥克兰大学的工作，现在唯一的营生也要断绝。无奈之下顾城挥刀把200只鸡都杀了，肉存放到邻居家的大冰柜里。之后，谢烨和英儿在周末集会上靠售卖鸡肉春卷补贴生活。另外一个惊异的故事是：据说杀完鸡后，愤怒的顾城把所有的鸡头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拿着装满鸡头的血淋淋的袋子，来到岛政府（应该是社区）官员面前，以示抗议。官员被顾城这个匪夷所思的举动吓坏了，落荒而逃。
就这样，诗人顾城在激流岛上一意孤行地进行着乌托邦式的生活，没日没夜地营造着他的“女儿国”，生活和精神上的种种矛盾却日益激化。在顾城去欧洲讲学期间，英儿以“突然失踪”宣告了她对理想国的彻底失望与拒绝。传说英儿是和一个教气功的老外私奔到了澳大利亚。温良贤淑的谢烨也要离开他，并将赴一场从德国来的中国人“大鱼”的约会。眼看着亲手缔造的理想国，顷刻之间就要崩塌，诗人在崩溃绝望之中，亲手引发了惨烈的悲剧。
我无意于去对顾城挥动斧头的行为，做出法律意义上的分析，也无意对“斧头”的隐喻做出先知式的判断，更不想对三人“女儿国”式的生活，做出道德的评判。我只想关注这个结果，这个惨烈的休止符，是如何地告诫诗人，什么行为可以忍耐，可以休止。
一阵海风吹来，山坡上松涛阵阵。疯长的绿色植物染绿了一切，似乎也要向我的身体里渗透，心下一紧，寒意从脚跟升起。是时候了，于是我在背包里取出酒，在房前倒了三圈，开始朗诵《我们写东西》《墓床》和《神说》三首诗。向前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缓步下山。
对于写作者来说，我们都是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 是空的。”空的，永远是常态，继续探索去寻找下一个。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找不到，就算了，就放手，幸運者永远是少数人。这样一想，于是释然。
一辆破旧的小轿车驶到路边停了下来。原来是顾城老宅的邻居，70岁的安德鲁斯热情地邀请我们来到了他的院子里。在这里看去，顾城的小木屋静静地立在旁边的山腰上，很安静，但是安静得过于久了。老人说，现在几乎每周都有中国人来，他知道那里曾经住着一位诗人，但很少见他。他只见过谢烨，说她很勤劳，什么活都干。还见过另外一个女人，应该是英儿，说英儿在练太极、气功，后来跟她的教练跑了。最后老人问我，他写过这里吗？他写过我们吗？能朗诵给我听吗？
我不知道朗诵哪一首，想了又想，是《墓床》吗？太悲观，不合适。《神说》？还凑合。就朗诵《家》吧：无论走多远我都回家摸铁炉子 镜子毛苏苏的毯子你的头发都写信写远处冒烟 冒啊……更小更小家 一次次向后逃跑
我朗诵着，小宇在旁边翻译，我注意到安德鲁斯很认真地听着，有时一脸茫然，有时点头。念到最后，我心想坏了，这个“家”所蕴含的诗学意义，老外会怎么理解？朗诵之后，我又加上了那首著名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老人点着头，似有所悟地说，能给我一本他的诗集吗？小宇说，听说岛上唯一的书店里有，还是英文版的。我不便拒绝，就送给他一本我的诗集，当然是中文的。他高兴地收下了，并和他的朋友布莱恩一同开车送我们下山，一直到激流岛码头才挥手告别。
八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有人说，诗歌如烈酒，灌醉了整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说，每天都能收到四五百份诗稿，有的写在烟盒上就寄来了。舒婷一本《双桅船》，居然印出一百多万册。北岛和顾城夫妇去四川领奖，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三人最后躲到后台更衣室桌下，有人推门就问：顾城、北岛他们呢？北岛一指后门说：他们从后门溜了。 对于那个年代，北岛在《波兰来客》的散文里写道：“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行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激流岛事件多年后，诗人芒克回忆说，顾城腼腆得像孩子，但眼睛亮得像会说话。这个童话般的诗人，我无意去评说顾城的生活和他一手制造的激流岛事件，因为当事的各方都烟消云散。顾城和谢烨死了，英儿因鼻咽癌2014年病逝于悉尼，墓碑上的铭文翻译成中文即是：“LIYING麦琪/中国诗人、作家/刘湛秋的爱妻/一个美丽、快乐的心灵之旅已经结束。一个带着所有的理解和认知飞向来世的自由的灵魂。/你是如此地为人所爱。”
如此，我们又作何感慨？
“大地上长麦子，也长诗人。”詩人，他是自己诗歌帝国中的君王，但首先是个自然人，终究没有修炼成神，也不是神。就像他的诗中那样：“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一切都结束了，尘埃落定，尘归尘土归土，一切让后人评说。“人时已尽，人世很长”，作为诗歌中的智者，在生活中我们可能是个弱者，我们只是习惯性地按照诗歌的思维生活，可想而知和社会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困顿、矛盾以及冲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评价道：顾城以其孩子般的诗思和语体构造了一个诗的天国，这样的天国，正因为其高于世界，而又面向着人类，所以在实际上，又与我们的尘世存在着紧张。
1992年6月，顾城在伦敦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国际论坛”会上，回答听众的提问时说，“我曾经做了一个噩梦，我像一个标本被扎了一针，被钉在桌子上。我说我要用脚走遍大地，但同时，我说，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就是一个标本，我们在审视他，在研究他，然后收藏在各自的“博物馆”里。
这是个警示，也是个隐喻。
“他们在好几个地方找我”。是的，我正是这预言中践行的一份子。激流岛事件，成了每一位诗人的心病，也成为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心结。
我心悲戚。又读到谢烨生前的一首诗《要求》：
我想死一回
想在生命的边缘行走
去看看那边海岸的风景
去看看一瓣瓣玫瑰和帆走过
我想爱一回
就像青色的小虫爱着
湿漉漉的花瓣
一回，我想
把蜜水饮尽
在返回的轮渡上，关于生活，关于谢烨的爱与诗歌，那种彻骨的爱的渴望与痛楚，还有写下“我爱过芳香的时间”的人，让我泪流满面。他（她）们对幸福的要求如此简单，又都如此绝望，他（她）们是有罪的人吗？都是无辜的！那谁又是有罪的人呢？对面一位新西兰的老者慢慢地、试探性地问我一句，当然，我听不懂，那湛蓝深邃的眼睛里，满是对这一位东方面孔的关切。我只是机械性地回答： I don't speak English。
悲悯之外，我又陷入了巨大的失语之中。语言多么无辜？谁又不是无辜的人？
“诗人又将何为”？
责任编辑 杨枥
也有生活
它们在风中舞着
在烟中恋爱
在暖气上抚摸
它们在好几个地方
找我
——顾城《神说》
受朋友超哥邀请，去一趟新西兰。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孤悬”意识之外的激流岛，那个充盈着无数谜团和困惑的激流岛，一定要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激流岛是个陌生的词，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所认知的知识谱系中。然而在1993年10月3日之后，激流岛“横空出世”，成了绝望的代名词。
搅动朦胧诗潮“三驾马车”之一的著名诗人顾城，就在这一天，在奥克兰的这个小岛上，按照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是“杀妻自缢”，诗人魂断激流岛，大陆文坛震动。顾城和谢烨伉俪的一段诗坛佳话，同样香消玉陨，消失在大洋深处。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他们所居住的激流岛，也不时出现在顾城海外零零碎碎的作品中。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类似于画家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岛，有着南太平洋绚丽的色彩、如火的激情，那是一个荒蛮的处女地，更是一个让艺术家感知原始与未知、让艺术创作勃发的圣域。充满着新奇与陌生、迷幻和浪漫。
激流岛事件，按照旅英作家虹影当时的说法，成了朦胧诗中最朦胧的一章。如今，20多年过去，这个朦胧的面纱在我的追寻中，似乎已然揭去。
一个艳阳的日子，我和超哥还有他的儿子小宇一起，从奥克兰海港码头乘坐渡轮，前往激流岛。小宇在新西兰求学而后工作，自然充当了我们的向导兼翻译。
据小宇说，在奥克兰当地的华人中，知道顾城的人并不多。国内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曾受新西兰国家旅游部邀请来过奥克兰，并顺道去了激流岛探访顾城故居，还写下了组曲，一共有三首，分别是《白衣飘飘的年代》《月亮》和《回声》，以了却他20年的夙愿。高晓松自己说，当得知詩人死了的消息后，对着刊登消息的《北京青年报》默默地看了一整天，然后写了一个长达十五分钟的组曲。后来这个组曲也收到了个人作品集《青春无悔》当中，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组曲。“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我知道，他也是在怀念那个激情奔涌、理想主义蔓延的八十年代。
“诗人在变老之前就已离去”，我悚然一惊，莫非这是一句谶语？
海港码头渐渐远去，奥克兰高耸的天空塔越来越小。轮渡在豪拉基湾中航行，碧波不惊，唯有零星的小型帆船在海湾中游弋。小宇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会看到海湾中有海豚出没，可惜碧绿幽深的海面上，除了碧绿一无所有。当然，海豚也不在我这个中原人的语汇中，我们彼此都是陌生的，它不可能给我这个深居内陆的人更多的惊奇。通过小宇的翻译，我问船上的几位老外，你知道岛上的中国诗人顾城吗？他们摇头，一脸茫然。
35分钟之后，激流岛到了。
和众多的新西兰离岸岛屿一样，激流岛曾经是个荒蛮之地。激流岛的原名叫怀赫科岛（Waiheke Island）。毛利语中Waiheke有水流的意思，所以顾城在他的文章中称之为“激流岛”。但我眼前所见，没有激浪翻滚，有的只是风平浪静。 传说中，毛利人离开这个岛乘独木舟南下，求神灵来保护他们。于是毛利人过海的时候，就把丑恶的灵魂带到了对岸。当然岛是干净宁静的，拥有连绵起伏的山丘、幽静的海湾。和顾城当年居住情况不同的是，现在又有了迷人的葡萄园和橄榄园。查资料得知，岛上丰腴的火山土壤、丰富的微气候，是培育顶级葡萄的宝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激流岛迅速成长为一座美酒之岛。世界闻名的黑曜石酒庄、Mudbrick酒庄、石脊酒庄等30多个酒庄星罗棋布，在这里酿造出了拥有世界声誉的葡萄酒，更带来了浓郁的法国风情和美食文化。
下船的乘客中，大多是老年人，也许是休闲到他们的另一个家、或者来度假品尝经典的葡萄美酒。我注意到有一队从广东来的游客，她们喧闹着上了大巴。当然大妈们不会是去拜访顾城的，前方浓郁的酒香、美食，在吸引着她们。
我们下船乘坐公交车，这也是岛上唯一的一趟公交，也只有一条线路。小宇一上车就和高大威猛的女司机攀谈起来。司机介绍，每年都会有中国人来寻找顾城的故居，她简单了解一些，知道那是一位诗人。毕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岛上的中国人只有顾城一家，那样惨烈的事件，也打破了岛屿多年的宁静。
在司机的指引下，我们在OKOKA ROD 站下车，沿着左边的Fair view岔道步行下山。在准备探访顾城故居之前，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知道他的家在激流岛法尔威尔路124号。在新西兰的习惯中，“124号”只是个信箱号码，同时也充当了家家户户的门牌号，因为每家的信箱就醒目地立在院门口的马路边上。
行至半山腰，我们找到了123号，也找到了125号，但是就是没有124号。我和超哥停下来抽烟，莫非顾城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也许是不想让我们打扰他宁静的家？“我要在世界上，建一座城，世界不可以走进来”，顾城这样说。顾城老师，我是来探访和祭拜的，看在我千里迢迢的份上，看在诗歌的份上，多有打扰了。我默念着静下心来，认真地观察地形。是有一条藏在灌木丛中的小道蜿蜒向上，路边的杂草和碎石堆中，一块小小的石头上，用白油漆书写着124号字样，还加了一条指示箭头。
沿着落叶和苔藓覆盖的小道曲折上行走了十几米，路边插着一块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私地禁入 请勿侵犯 ”的字样。抬头看，郁郁葱葱的密林中似乎有褴褛的红色屋角，那应该就是顾城的老屋了。回到岔道口，丛林中一条小路通往上方，虽然崎岖又满是青苔，却仿佛是直指谜底的捷径。受这块木牌的警示，我沿着上行的小径向山上攀登，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满是厚厚的野草、断落的树枝、落叶，无法下脚。我扶着树干拽着青藤，一步一步攀援。我知道，这是顾城无数次辗转、无数次徘徊和沉思的小径，也是他养鸡和绘画的所在。
小宇在山下喊，不要再上去了，就是这里。我看了看一无所有的山头，叹了口气折返。不顾警示牌的警告，终于到了房子前，这是一栋典型的两层新西兰民居，面积不大，单层占地不过六七十平米，可居住的面积更小，木楼就坐落在斜坡上。二楼有一个超大的平台，是搭建在一个大水窖的上方。想来，这就是当年顾城能看得见海的阳台了。 新西兰民宅和国内钢筋混凝土的公寓式住宅不同，也和砖木结构的瓦房不同，多为独栋木结构，外加一个大大的只长草的院子。除了庭院需要时常打理割草外，外墙和屋顶每隔几年也要刷漆翻新。显而易见，眼前的这栋房子已被遗弃多年，院落里长满了杂草、灌木和藤蔓，红黄紫相间的油漆也剥落得十分狼狈，一些外墙木头都开始腐朽。一簇簇一人多高的芒草，几乎拥堵住了屋门和窗台。
在高大的芭蕉和杉树的遮蔽中，空气里充满了腐败阴森的潮湿气息。
八十年代末，朦胧诗群的五大代表人物四散。北岛去了英国，后又到美国定居;江河旅居美国;杨炼旅居伦敦;顾城选择了新西兰;唯有舒婷一直在原籍厦门。
而今，我就站在顾城激流岛的家门前。
屋门紧锁，窗子还用木板给钉死了，落满灰尘的窗帘紧闭。木屋上爬满了青藤、鹤掌叶，枯死的藤叶和青绿的枝叶一层层交错着。透过半边白色的窗帘、蛛网，隐约可见屋内一些陈设：有敞开的衣柜，翻到的沙发，旅行箱，地上散落着凌乱的衣服，还有尘土。室内空气应该是凝固的。灰尘无声地落下，在沙发、旅行箱和衣物上，也许还有他的手稿上，慢慢沉积……悲剧发生后二十多年过去了，顾城的儿子小木耳和他的姐姐顾乡仍生活在新西兰，但她们似乎刻意遗忘了这栋老屋，任其颓废，像是一个永远被定格、陈列的悲剧。一个“墓床”。
沿着房屋外侧，我绕到水窖旁二楼的露台。木质的露台木板和护栏已经陈腐、朽烂，走上去嘎吱作响。目光越过郁郁葱葱的树顶、山坡，可见一线碧蓝的海水。这里应该是顾城、谢烨，甚至还有英儿喝茶和闲坐的地方，也是他更多地向远方极目眺望的地方。二楼是顾城和谢烨居住的卧室，用木板钉死的窗子也露出了一条未被封死的边缝，我想，也有可能是先来的性急的瞻仰者撕开的口子，以方便打探室内的陈设。我忍住了，不能再去窥探那撕裂的伤口，不能也不忍去掀开封尘的往事。我回到霉点斑驳、难以承受“生命之重”的阳台上，思付着，不知那一万多公里外的祖国，在顾城的心中凝结着怎么样的情感？关于此岸与彼岸，我们又将如何穿越、如何抵达？
在阳台上徘徊，想到的只是他的诗句：
松林间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1988年，顾城和谢烨来到新西兰，最初他在奥克兰大学做汉学研究员，但一直在寻找心中的“理想国”。顾城两人的经济条件不太好，手中仅有不到一万纽币的积蓄（一纽币约等于五元人民币）。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没有钱买木柴去烧壁炉，朋友们就送了很多的废报纸给他。不懂英文的顾城翻看报纸上的二手物业版，能承受的总价内不是车棚，就是水塔、篷车或小店铺，甚至还有电话亭。最终，他看到了一个地名和一个数字：激流岛，独栋房屋，四万八纽币。这是一个低廉到不可思议的价格。
那时，激流岛还是一个相当避世的所在，据说当时在岛上居住的多是隐居的怪人、年老的嬉皮士和特立独行的流浪艺术家，这也恰是顾城所追求的“世外桃源”。
卖房子给顾城的是一位神神叨叨的外星迷，據说此人整天披头散发坐在岛上静坐冥想，没事吸吸大麻，思考着外星人和地球末日，这有点像杞人忧天。战国《列子·天瑞》载：“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看来作为不可多得的先知先觉者，古今中外亦同。
此公在数年前运气大好，天上掉馅饼，买彩票中了十万纽币，就买了这栋房子，准备修建外星人基地。于是在墙纸上画满了外星人和飞船，在院子里挖大坑，拆去数面内墙，破坏柱子，弄歪楼梯，最后连主梁也锯断了。1988年5月，他夜观星相，觉得似有异动，准备再带着对他深信不移的女友去墨西哥参加“拯救地球”世界大会，但苦于囊中羞涩，随即一不做二不休出卖房子。当他如约看到顾城和他头上那顶标新领异的帽子后，判断他也同外星人有关。他不理睬其它来看房子的人，直接问顾城，“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你知道吗？”
顾城问：“什么时候？”
“五十年以后，”
“没事，我只要二十年。”
问者和答着都会心一笑，惺惺相惜之下，外星迷立刻大笔一挥减去一万块钱，以3.8万纽币的价格成交。
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陈惊鸿来新西兰的调查了解，这栋房子始建于1927年，历经数个主人。虽有1000平米土地，却非常倾斜，足有45度。后来又遭到外星迷的各种破坏，摇摇欲坠。在最初的日子里，顾城他们喝雨水（那个大水窖就是收集雨水的），上山采石，挖土填坑，能捡到什么木头就钉什么，捡到邻居用了一半的油漆就往墙上刷。
顾城曾提到，整个屋子都被拆成了一个空壳子，没有电、水和取暖设施，地基也有问题，然而顾城却相当满意。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我终于得到了一块土地，在世界过不来的地方，我要打败它，那个丑陋的世界。”
当时，儿子刚刚出生，顾城无力抚养。也可能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生灵，也可能是他认为儿子会影响到他的精神世界。最后，他们把儿子寄养在一个毛利人的家中。谢烨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木耳的事情上是有点失控的，难能理智，总有生离死别的阴影笼罩着我，不能冷静自持，好像守着一只空巢等待着羽翼未丰的雏鸟还能回来，伤心而绝望。
我相信诗人对儿子是有很深的情感的，在顾城的理想国中，还有一个自耕自食的小农耕生活。他甚至收集了关于种植木耳的知识，他知道多数的木耳都能吃，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木耳。这也可能是给儿子起名为小木耳的原因。
购买这栋房子让顾城夫妇陷入经济窘迫，积蓄耗尽，有限的稿费和外出交流讲座费用，也难以为计。岛上商业设施少，物价较贵，怎么办呢？穷则思变，他们开荒种菜，但疯长的虫子先替他们吃光了菜苗。新西兰政府规定，不允许在菜园里打农药除虫。我估计他们也买不到这类农药和杀虫剂。
后来他们试着在树林里采木耳、摘野果、海边捡贝类。吃过漫山遍野的野韮菜，却发现这种野菜有致幻功能。试着烹煮了一只被车撞死的刺猬，骚臭味却入心入骨。在湿冷的冬天里，燃料也很快告罄，再做饭则须砍树枝，还要晾晒三个月后才能烧火。 在种种的困顿中，顾城夫妇想到了养鸡这条路，勾勒了鸡生蛋、蛋生鸡、鸡粪可育肥，产生沼气做饭、取暖的蓝图。他们将后院的山坡改造成养鸡场，用一笔刚刚到来的稿费作为启动资金。之后，养鸡业一度非常红火，两百多只鸡，每天能产200个鸡蛋，顾城就到岛中心的小市场上售卖。据说顾城还曾在岛上为人画像，以此谋生。但依顾城的性格，画像往往都白送了。
1992年，在德国柏林，作家王安忆和到此讲学的顾城见了一面，有过一次长谈。王安忆在此后的回忆文章《岛上的顾城》中写到：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看有什么能够作为充饥的粮食，各种草的汁液染黑了嘴唇。曾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根部尝起……他很耐心地，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才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只有它的花蕊……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人，对于饥饿的感受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为了活下来，什么都能吃，什么都可以下咽。生活的拮据困顿并没有击垮顾城，在异国他乡，作为唯一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岛民，顾城仍然是乐观的，养鸡、作画怡然自得，俨然这里已是自耕自食的世外桃源。在他亲绘的一幅《岛爷》的画作中，写道：岛爷居岛望天，本作山中岁月，海上心情，不防南极坏了臭氧层。冰山一融化，海水就上升，真真恨煞意中人。叹曰：天上有云，地上有人，有人无钱，忙个不停。
这个“忙个不停”里，透漏出顾城的无奈、达观和自嘲。顾城还曾和王安忆讲到“第一只母鸡”的有趣故事。那时他们刚刚有了一只母鸡，每天会下一枚鸡蛋，来补充家人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它几天，又派顾城去追。母鸡就跑，却又跑不远，只是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你却永远抓不到它。等到天黑，你悻悻然回家，却发现那母鸡便在房前咯咯叫着。第二天天刚亮，你起床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好像是来诱惑顾城的，你永远得不到它，但是母鸡似乎又是诚信的，每天总要下一枚蛋。这枚鸡蛋可能在鸡窝里，也可能在附近的树根下、草丛中，你要耐心地去发现。
然而养鸡的生意刚有起色，顾城夫妇又遭遇了迎头痛击。
附近山谷中有一个怪人，自称为自然主义者，不开汽车，只跑步或骑单车。另外他也听不得各种声音，有时邻家狗一叫，他就大声咆哮。鸡叫声让怪人无比愤怒，每天都骑车去岛政府告状。在奥克兰，有养鸡不能超过12只的规定，但之前激流岛因为长时间遗世独立，并无此项法规，怪大叔天天告状，岛政府遂确认了此项法令，勒令顾城处理掉家中的鸡。
当时，顾城已经辞去奥克兰大学的工作，现在唯一的营生也要断绝。无奈之下顾城挥刀把200只鸡都杀了，肉存放到邻居家的大冰柜里。之后，谢烨和英儿在周末集会上靠售卖鸡肉春卷补贴生活。另外一个惊异的故事是：据说杀完鸡后，愤怒的顾城把所有的鸡头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拿着装满鸡头的血淋淋的袋子，来到岛政府（应该是社区）官员面前，以示抗议。官员被顾城这个匪夷所思的举动吓坏了，落荒而逃。
就这样，诗人顾城在激流岛上一意孤行地进行着乌托邦式的生活，没日没夜地营造着他的“女儿国”，生活和精神上的种种矛盾却日益激化。在顾城去欧洲讲学期间，英儿以“突然失踪”宣告了她对理想国的彻底失望与拒绝。传说英儿是和一个教气功的老外私奔到了澳大利亚。温良贤淑的谢烨也要离开他，并将赴一场从德国来的中国人“大鱼”的约会。眼看着亲手缔造的理想国，顷刻之间就要崩塌，诗人在崩溃绝望之中，亲手引发了惨烈的悲剧。
我无意于去对顾城挥动斧头的行为，做出法律意义上的分析，也无意对“斧头”的隐喻做出先知式的判断，更不想对三人“女儿国”式的生活，做出道德的评判。我只想关注这个结果，这个惨烈的休止符，是如何地告诫诗人，什么行为可以忍耐，可以休止。
一阵海风吹来，山坡上松涛阵阵。疯长的绿色植物染绿了一切，似乎也要向我的身体里渗透，心下一紧，寒意从脚跟升起。是时候了，于是我在背包里取出酒，在房前倒了三圈，开始朗诵《我们写东西》《墓床》和《神说》三首诗。向前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缓步下山。
对于写作者来说，我们都是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 是空的。”空的，永远是常态，继续探索去寻找下一个。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找不到，就算了，就放手，幸運者永远是少数人。这样一想，于是释然。
一辆破旧的小轿车驶到路边停了下来。原来是顾城老宅的邻居，70岁的安德鲁斯热情地邀请我们来到了他的院子里。在这里看去，顾城的小木屋静静地立在旁边的山腰上，很安静，但是安静得过于久了。老人说，现在几乎每周都有中国人来，他知道那里曾经住着一位诗人，但很少见他。他只见过谢烨，说她很勤劳，什么活都干。还见过另外一个女人，应该是英儿，说英儿在练太极、气功，后来跟她的教练跑了。最后老人问我，他写过这里吗？他写过我们吗？能朗诵给我听吗？
我不知道朗诵哪一首，想了又想，是《墓床》吗？太悲观，不合适。《神说》？还凑合。就朗诵《家》吧：无论走多远我都回家摸铁炉子 镜子毛苏苏的毯子你的头发都写信写远处冒烟 冒啊……更小更小家 一次次向后逃跑
我朗诵着，小宇在旁边翻译，我注意到安德鲁斯很认真地听着，有时一脸茫然，有时点头。念到最后，我心想坏了，这个“家”所蕴含的诗学意义，老外会怎么理解？朗诵之后，我又加上了那首著名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老人点着头，似有所悟地说，能给我一本他的诗集吗？小宇说，听说岛上唯一的书店里有，还是英文版的。我不便拒绝，就送给他一本我的诗集，当然是中文的。他高兴地收下了，并和他的朋友布莱恩一同开车送我们下山，一直到激流岛码头才挥手告别。
八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有人说，诗歌如烈酒，灌醉了整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说，每天都能收到四五百份诗稿，有的写在烟盒上就寄来了。舒婷一本《双桅船》，居然印出一百多万册。北岛和顾城夫妇去四川领奖，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三人最后躲到后台更衣室桌下，有人推门就问：顾城、北岛他们呢？北岛一指后门说：他们从后门溜了。 对于那个年代，北岛在《波兰来客》的散文里写道：“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行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激流岛事件多年后，诗人芒克回忆说，顾城腼腆得像孩子，但眼睛亮得像会说话。这个童话般的诗人，我无意去评说顾城的生活和他一手制造的激流岛事件，因为当事的各方都烟消云散。顾城和谢烨死了，英儿因鼻咽癌2014年病逝于悉尼，墓碑上的铭文翻译成中文即是：“LIYING麦琪/中国诗人、作家/刘湛秋的爱妻/一个美丽、快乐的心灵之旅已经结束。一个带着所有的理解和认知飞向来世的自由的灵魂。/你是如此地为人所爱。”
如此，我们又作何感慨？
“大地上长麦子，也长诗人。”詩人，他是自己诗歌帝国中的君王，但首先是个自然人，终究没有修炼成神，也不是神。就像他的诗中那样：“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一切都结束了，尘埃落定，尘归尘土归土，一切让后人评说。“人时已尽，人世很长”，作为诗歌中的智者，在生活中我们可能是个弱者，我们只是习惯性地按照诗歌的思维生活，可想而知和社会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困顿、矛盾以及冲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评价道：顾城以其孩子般的诗思和语体构造了一个诗的天国，这样的天国，正因为其高于世界，而又面向着人类，所以在实际上，又与我们的尘世存在着紧张。
1992年6月，顾城在伦敦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国际论坛”会上，回答听众的提问时说，“我曾经做了一个噩梦，我像一个标本被扎了一针，被钉在桌子上。我说我要用脚走遍大地，但同时，我说，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就是一个标本，我们在审视他，在研究他，然后收藏在各自的“博物馆”里。
这是个警示，也是个隐喻。
“他们在好几个地方找我”。是的，我正是这预言中践行的一份子。激流岛事件，成了每一位诗人的心病，也成为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心结。
我心悲戚。又读到谢烨生前的一首诗《要求》：
我想死一回
想在生命的边缘行走
去看看那边海岸的风景
去看看一瓣瓣玫瑰和帆走过
我想爱一回
就像青色的小虫爱着
湿漉漉的花瓣
一回，我想
把蜜水饮尽
在返回的轮渡上，关于生活，关于谢烨的爱与诗歌，那种彻骨的爱的渴望与痛楚，还有写下“我爱过芳香的时间”的人，让我泪流满面。他（她）们对幸福的要求如此简单，又都如此绝望，他（她）们是有罪的人吗？都是无辜的！那谁又是有罪的人呢？对面一位新西兰的老者慢慢地、试探性地问我一句，当然，我听不懂，那湛蓝深邃的眼睛里，满是对这一位东方面孔的关切。我只是机械性地回答： I don't speak English。
悲悯之外，我又陷入了巨大的失语之中。语言多么无辜？谁又不是无辜的人？
“诗人又将何为”？
责任编辑 杨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