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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总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课程改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从课程目标看,要造就面向21世纪的“新的韩国人”;从课程管理看,要分化课程编制决策权;从课程设置看,要设置综合课程;从课程周期看,明显缩短。这些大密度的课程改革为韩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型人才,并最终缔造了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关键词] 韩国;课程改革;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管理
[中图分类号] G5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9)10-0045-03
韩国历来都很重视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从二战后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到今天发展成为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龙,这期间韩国一共进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课程改革,分别是1954至1962年的第一次改革、1963至1973年的第二次改革、1973至1981年的第三次改革、1982至1988年的第四次改革、1989至1994年的第五次改革、1995至1996年的第六次改革和1997年至今的第七次改革。其中,80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主要包括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这四次课程改革都是韩国根据特定的社会背景及时调整教育政策的结果,虽各具特色,但综合来看这四次课程改革也是相通的。它们都强调要造就新一代的韩国人,逐步分化课程编制决策权,设置综合课程等。
一、课程目标:强调要造就面向21世纪的“新的韩国人”
造就面向21世纪的“新的韩国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所在。1981年的第四次课程改革首次提出教育要培养“新的韩国人”,即:(1)具有很高的道德意识和集体意识的人;(2)能够创造新的知识和信息以及技术的“智慧的人”;(3)能够主导国际化、开放化、信息化时代的“开明的人”;(4)充分认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而勤奋的“生产劳动的人”。①
而第五次改革则致力于学生的自立和创造力的培养。要造就一代适应民主、自由、正义、福利社会的有文化的公民。② 第六次改革也提出要培养自主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韩国人。1995年公布的韩国第六次《课程改革大纲》中,再次明确了教育发展战略的“着眼点放在面对民主化、信息化、高度产业化、国际化的未来社会所需要的新人的培养上面”。③在第七次改革中则直接提出人才的培养规格为:(1)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追求个性的人;(2)以基本能力为基础,发挥创造性能力的人;(3)以丰富的教养为基础,开拓前进道路的人;(4)在对韩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新价值的人;(5)以民主市民意识为基础,为共同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④
韩国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课程目标,是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科技密集型”转轨,由于发达国家实行“技术保护主义”政策,加之又面临社会日益产业化、信息化、开放化的需要,使韩国更加重视通过教育培养各类高级人才。⑤这与日本1987年12月出炉的《关于改善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教育课程标准的问题》咨询报告中阐述的课程标准如出一辙,这个报告同样指出教育必须面向21世纪,培养生存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重视国民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充实个性教育,使学生有主动学习的欲望,能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培养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坚韧不拔的人。⑥
虽然这两个课程目标的表述略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要求教育必须面向21世纪,面向社会的新需要,强调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当然这种对人的重视与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有本质不同,前者更为看重人的各种素养,而后者却过多强调人的情感与态度。事实上,不仅韩日两国,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致力于此,对学生的评估也从传统的知识取向转变为能力取向。
二、课程管理:分化课程编制决策权,确保学校教育质量与学生个性发展
与前五次课程改革全部由教育部决定的做法不同,到了第六次课程改革,为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个性发展,力求做到课程决策分权化,一改过去的中央集权型课程为地方分散型课程,防止划一性、僵化性和封闭性,增加自律灵活性。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决定权不只在于中央教育部和市(道)教育厅,学校、教师和学生也有一定的选择权,但学校对课程的选择,要通过教师中心的专门研究,并考虑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另外,教育消费者(如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有参与决策权。⑦
第七次课程改革为了加强对学校教育的管理,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校所承担的任务作了重新确定。教育部以文件的形式决定并公告全国所有学校共同的必须履修的国家水平的教育课程基准(即国家课程);市、道教育厅制订反映地区特点的各级学校的教育课程编制、运营方针和以实践为中心的教学材料(即地方课程);直接担当教育学生任务的学校根据国家水平的教育课程基准和地区水平的教育课程编制、运营方针,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每个学校具体地编制“学校教育课程”(即校本课程)。⑧
但韩国的这种课程分权管理体制与西方国家的“分权”管理存在明显差异,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它们的课程管理权限是完全下放到州或省的,州或省拥有独立的课程编制自主权,与国家教育部基本呈平行关系。而韩国的课程分权与俄罗斯、法国以及我国正在确立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大致相同,地方和学校虽然也拥有部分课程决策权,但必须服从中央教育部的统一管理,它们之间呈现上下级关系。这样的课程管理体制既能着眼全局,整体把握,确保教育质量,又能照顾到学生的个别差异,发展学生个性。
三、课程设置:设置综合课程,减轻学生负担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速度加快,教育价值取向发生转变,分科课程的弊端和局限性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受世界综合课程潮流的影响,韩国也开始着手设置综合课程。第四次课程改革为培养学生自立能力,提出培养“全人”的要求,并引进了“综合课程”的观念和做法,被称为“人文主义导向”的课程改革。⑨这次改革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各科课程的不同特征,批判了以前只重视单科教学的倾向,在小学一二年级设置了“综合课程”,即将内容相近、教学活动相似的有关课程编成了“综合教育课程”,统一使用。其中,有三科综合教育课程:道德、国语、社会;两科综合教育课程:算术、自然;单科课程:体育、音乐、美术、实科。⑩第五次课程改革承上启下,依旧在小学一二年级开设综合教育课程。但与上次课程改革不同,不是把教科书的内容简单合并起来,而要解决教育目标、内容、指导和评价等一贯性的问题,从而构成新的课程,并要在40分钟授课时间里灵活地掌握教学内容。{11}在随后的两次改革中,为减轻学生负担,也都继续奉行综合课程的思想。
当前综合课程已成为发展趋势,世界各国都纷纷投入到这项改革中,如俄罗斯就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合并相近科目,开设综合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进入新世纪,我国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把“课程综合化”作为改革目标之一,明确提出: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12}
四、课程周期:明显缩短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韩国教育适应了这种形势的要求,不断改革基础教育课程。其课程改革的周期(第四次以前)大体上是8至10年,而第四次到第五次为6至7年,第五次到第六次则为5至6年,{13}第七次则相对较长(但是,近十年来与课程相对应的大学招生制度却经历了多次变革{14})。
当然,改革次数的增多一方面说明韩国教育部门面对外界变化反应敏锐,积极应对,不断根据教育现实的变化推进课程改革,对韩国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频繁的课程改革无疑暴露出教育政策制定部门的虎头蛇尾,课程改革的政策往往是随着政府的变迁而变化,而历届政府的政策经常是相互脱节,难以连贯,这不禁让人怀疑韩国课程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到头来是否只是一纸空文?课程改革数量的增多能否真正促进课程质量的提升?
而与此同时,在对课程承接这一问题的处理上,相比之下美国则高明了许多。他们的教育政策虽然同样随执政党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但却较好地做到了承上启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提出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这一报告除在课程科目上略有变动外,其他部分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布什政府1991年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基本保持一致。从表面上看《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也许会有“照搬照抄”之嫌,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却给当时持续变化中的美国教育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期,这样既有助于一线教师对新政策的消化吸收,促进新的课程方案的有效执行,也有助于政府部门的反思与调整。同样,我国自世纪之交开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到今天已将近10个年头,而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实验至今仍进行地如火如荼,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融合为这次课程改革注入了无尽的动力。因此可以说,韩国历次课程改革的承接问题或许正是政策制定部门当前最亟待解决的。
五、结 语
当然,这四次课程改革的特征并不仅限于此,其他特征如开始设置国民共同基本课程,引入课程学科群的概念,设置不同水平的教育课程,确立教育课程评价体系,等等,同样对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础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力图分析以上四个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来对韩国80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轨迹有一个简单勾勒,汲取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在课程改革方面的先进经验,弥补自身不足,使我们的基础教育朝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发展。
注释
①孙启林:《韩国的新教育体制改革评析》,《比较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
②⑦⑨[韩]黄梨花:《韩国第六次中小学课程改革简介》,《外国教育资料》,1995年第6期
{3}{13}孙启林:《战后韩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293页
{4}{8}孙启林,杨金成:《面向21世纪的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韩国第七次教育课程改革评析》,《外国教育研究》,2001年第2期
{5}{10}孙启林:《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述评》(上),《课程·教材·教法》,1993年第10期
{6}叶立群:《日本的教育改革》(三),《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9期
{11}孙启林:《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述评》(下),《课程·教材·教法》,1993年第11期
{12}郝琦蕾:《国内综合课程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4}李忠辉:《韩国大学招生制度变革及2008年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动向》,《基础教育参考》,2008年第10期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王永康)
[关键词] 韩国;课程改革;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管理
[中图分类号] G5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9)10-0045-03
韩国历来都很重视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从二战后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到今天发展成为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龙,这期间韩国一共进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课程改革,分别是1954至1962年的第一次改革、1963至1973年的第二次改革、1973至1981年的第三次改革、1982至1988年的第四次改革、1989至1994年的第五次改革、1995至1996年的第六次改革和1997年至今的第七次改革。其中,80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主要包括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这四次课程改革都是韩国根据特定的社会背景及时调整教育政策的结果,虽各具特色,但综合来看这四次课程改革也是相通的。它们都强调要造就新一代的韩国人,逐步分化课程编制决策权,设置综合课程等。
一、课程目标:强调要造就面向21世纪的“新的韩国人”
造就面向21世纪的“新的韩国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所在。1981年的第四次课程改革首次提出教育要培养“新的韩国人”,即:(1)具有很高的道德意识和集体意识的人;(2)能够创造新的知识和信息以及技术的“智慧的人”;(3)能够主导国际化、开放化、信息化时代的“开明的人”;(4)充分认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而勤奋的“生产劳动的人”。①
而第五次改革则致力于学生的自立和创造力的培养。要造就一代适应民主、自由、正义、福利社会的有文化的公民。② 第六次改革也提出要培养自主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韩国人。1995年公布的韩国第六次《课程改革大纲》中,再次明确了教育发展战略的“着眼点放在面对民主化、信息化、高度产业化、国际化的未来社会所需要的新人的培养上面”。③在第七次改革中则直接提出人才的培养规格为:(1)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追求个性的人;(2)以基本能力为基础,发挥创造性能力的人;(3)以丰富的教养为基础,开拓前进道路的人;(4)在对韩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新价值的人;(5)以民主市民意识为基础,为共同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④
韩国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课程目标,是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科技密集型”转轨,由于发达国家实行“技术保护主义”政策,加之又面临社会日益产业化、信息化、开放化的需要,使韩国更加重视通过教育培养各类高级人才。⑤这与日本1987年12月出炉的《关于改善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教育课程标准的问题》咨询报告中阐述的课程标准如出一辙,这个报告同样指出教育必须面向21世纪,培养生存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重视国民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充实个性教育,使学生有主动学习的欲望,能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培养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坚韧不拔的人。⑥
虽然这两个课程目标的表述略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要求教育必须面向21世纪,面向社会的新需要,强调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当然这种对人的重视与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有本质不同,前者更为看重人的各种素养,而后者却过多强调人的情感与态度。事实上,不仅韩日两国,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致力于此,对学生的评估也从传统的知识取向转变为能力取向。
二、课程管理:分化课程编制决策权,确保学校教育质量与学生个性发展
与前五次课程改革全部由教育部决定的做法不同,到了第六次课程改革,为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个性发展,力求做到课程决策分权化,一改过去的中央集权型课程为地方分散型课程,防止划一性、僵化性和封闭性,增加自律灵活性。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决定权不只在于中央教育部和市(道)教育厅,学校、教师和学生也有一定的选择权,但学校对课程的选择,要通过教师中心的专门研究,并考虑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另外,教育消费者(如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有参与决策权。⑦
第七次课程改革为了加强对学校教育的管理,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校所承担的任务作了重新确定。教育部以文件的形式决定并公告全国所有学校共同的必须履修的国家水平的教育课程基准(即国家课程);市、道教育厅制订反映地区特点的各级学校的教育课程编制、运营方针和以实践为中心的教学材料(即地方课程);直接担当教育学生任务的学校根据国家水平的教育课程基准和地区水平的教育课程编制、运营方针,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每个学校具体地编制“学校教育课程”(即校本课程)。⑧
但韩国的这种课程分权管理体制与西方国家的“分权”管理存在明显差异,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它们的课程管理权限是完全下放到州或省的,州或省拥有独立的课程编制自主权,与国家教育部基本呈平行关系。而韩国的课程分权与俄罗斯、法国以及我国正在确立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大致相同,地方和学校虽然也拥有部分课程决策权,但必须服从中央教育部的统一管理,它们之间呈现上下级关系。这样的课程管理体制既能着眼全局,整体把握,确保教育质量,又能照顾到学生的个别差异,发展学生个性。
三、课程设置:设置综合课程,减轻学生负担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速度加快,教育价值取向发生转变,分科课程的弊端和局限性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受世界综合课程潮流的影响,韩国也开始着手设置综合课程。第四次课程改革为培养学生自立能力,提出培养“全人”的要求,并引进了“综合课程”的观念和做法,被称为“人文主义导向”的课程改革。⑨这次改革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各科课程的不同特征,批判了以前只重视单科教学的倾向,在小学一二年级设置了“综合课程”,即将内容相近、教学活动相似的有关课程编成了“综合教育课程”,统一使用。其中,有三科综合教育课程:道德、国语、社会;两科综合教育课程:算术、自然;单科课程:体育、音乐、美术、实科。⑩第五次课程改革承上启下,依旧在小学一二年级开设综合教育课程。但与上次课程改革不同,不是把教科书的内容简单合并起来,而要解决教育目标、内容、指导和评价等一贯性的问题,从而构成新的课程,并要在40分钟授课时间里灵活地掌握教学内容。{11}在随后的两次改革中,为减轻学生负担,也都继续奉行综合课程的思想。
当前综合课程已成为发展趋势,世界各国都纷纷投入到这项改革中,如俄罗斯就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合并相近科目,开设综合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进入新世纪,我国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把“课程综合化”作为改革目标之一,明确提出: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12}
四、课程周期:明显缩短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韩国教育适应了这种形势的要求,不断改革基础教育课程。其课程改革的周期(第四次以前)大体上是8至10年,而第四次到第五次为6至7年,第五次到第六次则为5至6年,{13}第七次则相对较长(但是,近十年来与课程相对应的大学招生制度却经历了多次变革{14})。
当然,改革次数的增多一方面说明韩国教育部门面对外界变化反应敏锐,积极应对,不断根据教育现实的变化推进课程改革,对韩国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频繁的课程改革无疑暴露出教育政策制定部门的虎头蛇尾,课程改革的政策往往是随着政府的变迁而变化,而历届政府的政策经常是相互脱节,难以连贯,这不禁让人怀疑韩国课程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到头来是否只是一纸空文?课程改革数量的增多能否真正促进课程质量的提升?
而与此同时,在对课程承接这一问题的处理上,相比之下美国则高明了许多。他们的教育政策虽然同样随执政党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但却较好地做到了承上启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提出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这一报告除在课程科目上略有变动外,其他部分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布什政府1991年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基本保持一致。从表面上看《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也许会有“照搬照抄”之嫌,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却给当时持续变化中的美国教育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期,这样既有助于一线教师对新政策的消化吸收,促进新的课程方案的有效执行,也有助于政府部门的反思与调整。同样,我国自世纪之交开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到今天已将近10个年头,而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实验至今仍进行地如火如荼,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融合为这次课程改革注入了无尽的动力。因此可以说,韩国历次课程改革的承接问题或许正是政策制定部门当前最亟待解决的。
五、结 语
当然,这四次课程改革的特征并不仅限于此,其他特征如开始设置国民共同基本课程,引入课程学科群的概念,设置不同水平的教育课程,确立教育课程评价体系,等等,同样对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础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力图分析以上四个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来对韩国80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轨迹有一个简单勾勒,汲取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在课程改革方面的先进经验,弥补自身不足,使我们的基础教育朝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发展。
注释
①孙启林:《韩国的新教育体制改革评析》,《比较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
②⑦⑨[韩]黄梨花:《韩国第六次中小学课程改革简介》,《外国教育资料》,1995年第6期
{3}{13}孙启林:《战后韩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293页
{4}{8}孙启林,杨金成:《面向21世纪的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韩国第七次教育课程改革评析》,《外国教育研究》,2001年第2期
{5}{10}孙启林:《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述评》(上),《课程·教材·教法》,1993年第10期
{6}叶立群:《日本的教育改革》(三),《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9期
{11}孙启林:《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述评》(下),《课程·教材·教法》,1993年第11期
{12}郝琦蕾:《国内综合课程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4}李忠辉:《韩国大学招生制度变革及2008年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动向》,《基础教育参考》,2008年第10期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王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