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人所想象的不同,我们的前辈们在接受西洋新生事物上,并不像我们所以 为的那样保守。然而,这样良好的开始很快就夭折了,由极端不自信而产生的文 化相对主义对外来文明一律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你有没有道理我不管,反正,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地盘我做主。
　　
　　新事物在保守年代总是被视为威胁,1793年,英国爱德华•詹纳将自己对牛痘的研究成果投稿皇家医学会,但这一发现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甚至极度危险,皇家医学会也拒绝为其发表文章,直至1802年,牛痘术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已经经过广泛实验,皇家医学会才改变观念,发表詹纳的论文。
　　但随后,牛痘术在遥远的中国却受到了和它诞生的故乡截然不同的待遇——其推广顺利得一马平川!
　　1805年,葡萄牙医生艾维特和东印度公司船医皮尔逊将牛痘引入中国,由于广东“十三洋行”的大力支持,新的种痘术在广州被迅速推广。据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记载,牛痘术至迟在1822已经推广至湖南,1828年传至京师,1830年到湖北,扬州,1840年以后,四川人也开始使用来自西洋的种牛痘术,考虑到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以及中国原本存在的从明朝就开始使用的人痘术,牛痘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速度令人吃惊,连詹纳本人也感叹“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
　　种牛痘并未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西医冲击中医”的争议,中国传统的人痘术被迅速取代,也无人发出保留“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如果今天我们还认为中国人生来就刻板保守,排斥西方事物,牛痘的传播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反例。
　　宽容与开放需要自信支撑,在牛痘术引入中国之后不久,中国就迎来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一个新的世界强行敲开大门。中国并不缺乏被外敌入侵的经验,元朝和清朝都是入侵者建立的朝代,但在入侵者面前,汉人的社会结构更为先进复杂,文化更为发达,知识分子可以拥有同化“狄夷”的文化自信。而这一次,面对的入侵者却是一个至少并不落后于中国的文化,并且中国处在不断的挫败中。当失去自由以后,宽容与开放就被保守代替,这也是中国在需要敞开胸襟学习西方的时候,却始终步步为营,坚持“中学为体”,深恐“全盘西化”的一个缘由。
　　中国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学”排斥的一个原因正在于此——由不自信的文化民族主义自然产生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地方性”的知识,拒绝统一的判断标准,它拒绝在先进与落后、原始与现代中做出判断,而是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多文化间无法横向地判断优劣。
　　
　　文化相对主义是抵御科学的最大屏障
　　
　　成龙说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需要管”,这就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例子,而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甚至被推及到社会体制、法律、技术等一切方面,比如辜鸿铭认为中国人应该娶三妻四妾,比如清末有人认为,西洋环境凶险恶劣,所以洋人的鸦片吃了要上瘾,中国土壤温和滋润,所以中国产的鸦片吃了不上瘾,都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滥用,但也是文化相对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
　　仍以医学为例,中西医的互动过程也呈现出相对主义滥用的特点,起初中医对西医也并不抱抵制的态度,1830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就堪称中医吐故纳新的典范,王清任在研究中借鉴了西医解剖学的方法,通过对尸体的观察画出了30多幅“改正腑脏图”,声称要为中医经典《伤寒论》进行改错。
　　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对外挫败的历史,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开始盛行,一些著名中医对西医挑战的回应,和人们今天的说辞几乎一模一样。1887年,四川医生罗定昌著《中西医士脏腑图说》,他认为在中国,《内经》是不可能有错的,如果西医学说与《内经》冲突,那只能是因为“风土悬殊,嗜好各别”,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常常见到的保守派?另一位医生唐宗海,则是我们今天常常见到的“崇古派”,他在著作《医经精义》中指出,中国的传统经典《内经》、《伤寒论》基本是无错的,中医的问题是在近代逐渐失传。
　　对经脉的态度也是如此,传统中医将神经系统当成是“经络”,由于观察尸体的时候动脉血管已被排空,便认为动脉血管是“气”的通行途径,当西医的解剖学证明其错误之后,便转而将“气”和“穴”抽象化。广东医生朱沛文的《华洋脏象约纂》就提医学中属于“形”的部分可以西医为准,属于“理”的部分则要遵从中医理论,这本书出版于1892年,今天强调“中医是‘整体’的把握人体状况,胜过西医‘工具性’的看待人体”的人士应该知道,类似的看法12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说过了。
　　
　　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
　　
　　其实“西医”一词,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与中医对应的那个“西医”(西方传统医学)早已随着现代医学的兴起而基本消亡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医其实是把整个现代医学囊括在内,而忽视了东方的现代医学研究也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而相对主义在整个社会的一大危害是,它产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判断标准,最后就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所以在中国人生了病往往既看西医,也看中医,却觉得圆融自洽,即使同一症状,西医说是病毒感染,中医说是“火重”,也并不觉得其中有所冲突,更不会去深究究竟谁有道理。归根结底,是对科学不建立信任,找西医治病的人不信西医,即使西医告诉病人吃胎盘并不能“大补”,吃人参和吃萝卜差不多,回家照样要拿人参熬汤。
　　问题是,如果我们始终拒绝科学的检验,那么既然能够承认胎盘的大补,和古代的名医圣手,那么又凭什么不承认绿豆汤肉皮汤,以及今天的张悟本和“刘太医”?面对科学的检验,一方面以相对主义搪塞应付;同时又以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态度“采百家之长”,因此从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到今天的“养生热”,也就不足为怪了。
　　被妖魔化的“科学主义”
　　看看满社会的教人泥鳅要吃生的,糖尿病不服药,喝肉汤治癌症的“养生”热潮就可以知道,中国社会显然缺乏科学精神,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对“科学主义”或“科学霸权”却是最警惕的。可以说中国人不仅未将科学作为信仰,连做到以平常心对待科学也很难。例如,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关于生老病死的问题上只相信科学,而不信佛教、易经、道教、鬼神等非科学说法,那么他就足以被称为一个“唯科学主义者”;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运气”,不相信“预兆”,觉得高僧大师的“预言”都是胡扯,那就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者”——这仍然是由于一种“个人相对主义”的心态,中国人喜欢什么都信一点,而科学主义显然对此持否定态度。
　　“科学主义”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被严重的污名化。例如在维基百科上对科学主义的介绍是: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英文是scientism。它的定义是“指一种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强行运用科学,或者仅仅以科学的名义推行某种观念,它本身违背了科学精神,是反科学的。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主义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承担宗教类似的功能。”但“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强行运用科学,或者仅仅以科学的名义推行某种观念”,两者都是伪科学的重要特点,并且,这两者恰恰也都是在中国被称为“科学主义者”的人们最反对的东西。前者例如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测学”,后者例如给看风水冠以科学的名义;而这两者却都声称自己遭受了“科学主义”的迫害。
　　个人相对主义,中国人反科学的坚固堡垒国人反对这种“科学主义”最常见的逻辑则是,“既然科学应该是一种怀疑的思维方法,那么就请在怀疑别人之前先怀疑科学自己”,在这种语言陷阱里,科学就只能成为一只追着自己打转的猫。不过他们似乎不知道科学本来就是从不断质疑自身中得以发展的学科,按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必须是“可证伪的”,我们目前称为“符合科学”的那些观点,大都是已经通过了质疑,在目前条件下无　法否定的公理。
　　人们将“科学”视为一种理性和怀疑的态度也并无不可,但是国人常犯的错误是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混淆,所以又产生“科学是一柄双刃剑”的说法,甚至要求“科学必须反思科学自身”。须知科学当作为名词,有具体所指的时候,它所指的无疑是技术发明或者公理,例如水电解而产生氢和氧,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动机,对这种事实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又如 何进行“反思”?
　　个人相对主义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一种智识上的鸵鸟政策:哪怕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也要坚持不接受的态度。典型的表现就是甲与乙讨论对错真伪,乙却与甲说个人选择,甲说张悟本是骗子,吃绿豆纯属自我安慰,乙的反应却是“我有相信张悟本的权利,你在将你的科学观念强加于我,就是科学霸权”。须知讨论事实只有对错,你当然有拒绝讨论或者拒绝科学的权利,但既然你在进行客观事实的讨论,使用个人相对主义就等于是耍赖。
　　不彻底走出这种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无论怎么呼吁“相信科学,反对迷信 ”，都只是口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