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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将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改革的理念和韬略展现给世人，重要特色是强调协调发展。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协调发展被赋予了更加具体的内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公报明确指出，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应该说，新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整个发展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和变化，同时对2004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也将产生引领性的影响。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了9.1％，创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物价水平在年底突然上涨，能源短缺现象加剧等等，由此，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政策将转向等一时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理解政策内涵，除了依据过去的经验和手段外，更需要在新的发展观下分析问题。
稳定：宏观调控的近期目标
尽管发展观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就宏观调控而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仍是主题。从经济运行周期的一般规律来看，往往是一旦有了“大起”，随着便会有“大落”相继。“大起”往往总是下一个“大落”的前奏。因此，要熨平经济周期，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在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的情况下，从防止经济的“大起”着手防止其后很可能跟进的“大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显然，根据目前经济自主性增长机制已然形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情形，当前的重点是防止经济的“大起”特别是各地盲目攀比而形成的超高增长。
为此，2月4日，国务院召集国家有关部委与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召开了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电视电话会议。而且，宏观调控部门的认识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指出：“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过度投资，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这样，金融、财政等调控手段的由松到紧就成为必然。因为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性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电力、煤炭、运输等瓶颈制约现象进一步严重，重要资源的国际依赖度进一步上升，经济增长的粗放格局有所加剧。诚如一些专家所言，在过剩经济时期，产能过剩的行业永远存在，这很正常。而且，目前的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化工业发展需要高投资来支持；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既是投资需求，也是最终需求。另外，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信息共享和传播机制还很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突出，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固然好，但其产生的共振后果也不容忽视。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发出及时的信号还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尽管微观的部分应该由市场去调节，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政府的调配和审批进行控制，也是劳而无功的，但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有时候微观干预也不可避免。当然，对于那些行政性行为，采取果断的措施则是理所当然。
不过，在经济高速的同时，就业压力大等矛盾仍困扰着我们，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经济保持一定的增幅，所以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使目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能够长期持续，也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或说目标。这样，可以预期，金融、财政等调控手段的运用也将是温和的，不是一刀切的，结构性政策的运用会比较多。控制会比较适当，力度上的把握会更加谨慎，针对性更强，不会采取“踩急刹车”，下“猛药”的方式。因为在刚刚走出通货紧缩不久的时候“踩急刹车”、下“猛药”，可能会促使经济“硬着陆”，造成激烈的市场震荡，损害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增长的持续性，加大调整成本，最终可能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估计未来的政策变化也将采取微调的方式，甚至不排除多次微调的可能。
另外，鉴于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我国的宏观调控与国外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对短期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我国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从体制、制度方面着手，加上必要的行政手段，促使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降温，抑制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除了经济手段外，2004年宏观调控的一个特色就是从新的发展观出发，“软”调控手段将不断增加。目的就是追求经济的稳定增长，既避免大起，也要防止下滑。
可持续性：宏观调控的中期目标
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其一，某些基础产品又显现供不应求的状况，由于竞争不充分，对一些技术水平较低，投入和消耗较高的产品市场也可以接受，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加大。目前煤炭冶金等行业就出现了许多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其二，重化工业化是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业内容更加复杂的工业化阶段，由此使工业化与环境的矛盾加大了。其三，与我国加工制造业发展紧密联系的国际产业转移，也会将一部分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生产转移进来。总体看，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国土资源利用的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城乡布局、产业布局、区域布局开始奠基，这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百年大计。而目前却主要由地方政府根据任期内的各种考虑所决定，问题较多。
前些年能源消费总量有所下降的中国，去年不得不应对突然而至的能源供应紧张。发电量以接近G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长，但全国还是有21个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限电。目前，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基础上。如果今后我们继续依靠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势必会面对更大的发展瓶颈。除消耗过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外，现行发展模式还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尽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成为许多产品的全球制造基地。但如果我们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那么我们很难在国际分工中长久保持国家比较优势。若干年后，中国出现“拉美现象”就有可能。显然，这与新的发展观的理念是相背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这点出发，现阶段宏观调控中对结构（生产、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力度将加大，产业政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产业发展的差别政策会更多地出台，以此规范、引导经济的发展，这也将是2004年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
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宏观调控的中期目标，因此，2004年的宏观调控不仅要着眼于当前，同时要兼顾未来的发展，不仅要促进当前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化解未来的系统风险。
协调：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比如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消费需求的扩张；农村问题的增多，使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居民特别是农民素质教育的滞后，对可持续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地区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对经济稳定发展构成威胁；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足，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等。而且如果很多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如平民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被作为增长的代价牺牲掉的话，将形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
而要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意味着要以人民福利的增加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不是GDP增长的单一指标。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国已不再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经济走上了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对于政府部门来讲，解决这一问题能够动用的最有效手段是财政分配。由此，财政政策的转型就成为必然，即无论是财政中建设性支出力度是否减少，公共性支出力度的增大，结构的转换则成为必然的选择。不过，由于我国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资金都十分匮乏，在资源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过分地加大税收负担来获得财力，更多的选择是对支持的地方增加支出，同时对特定人群减少税收。
众所周知，保持一个持续稳定高增长速度，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然而，“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冷静分析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正视我们体制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正看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等“不协调”而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努力走出一条新路。
从新的发展观出发，2004年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兼顾其终极目标的实现，即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稳定：宏观调控的近期目标
尽管发展观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就宏观调控而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仍是主题。从经济运行周期的一般规律来看，往往是一旦有了“大起”，随着便会有“大落”相继。“大起”往往总是下一个“大落”的前奏。因此，要熨平经济周期，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在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的情况下，从防止经济的“大起”着手防止其后很可能跟进的“大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显然，根据目前经济自主性增长机制已然形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情形，当前的重点是防止经济的“大起”特别是各地盲目攀比而形成的超高增长。
为此，2月4日，国务院召集国家有关部委与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召开了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电视电话会议。而且，宏观调控部门的认识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指出：“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过度投资，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这样，金融、财政等调控手段的由松到紧就成为必然。因为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性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电力、煤炭、运输等瓶颈制约现象进一步严重，重要资源的国际依赖度进一步上升，经济增长的粗放格局有所加剧。诚如一些专家所言，在过剩经济时期，产能过剩的行业永远存在，这很正常。而且，目前的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化工业发展需要高投资来支持；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既是投资需求，也是最终需求。另外，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信息共享和传播机制还很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突出，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固然好，但其产生的共振后果也不容忽视。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发出及时的信号还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尽管微观的部分应该由市场去调节，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政府的调配和审批进行控制，也是劳而无功的，但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有时候微观干预也不可避免。当然，对于那些行政性行为，采取果断的措施则是理所当然。
不过，在经济高速的同时，就业压力大等矛盾仍困扰着我们，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经济保持一定的增幅，所以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使目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能够长期持续，也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或说目标。这样，可以预期，金融、财政等调控手段的运用也将是温和的，不是一刀切的，结构性政策的运用会比较多。控制会比较适当，力度上的把握会更加谨慎，针对性更强，不会采取“踩急刹车”，下“猛药”的方式。因为在刚刚走出通货紧缩不久的时候“踩急刹车”、下“猛药”，可能会促使经济“硬着陆”，造成激烈的市场震荡，损害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增长的持续性，加大调整成本，最终可能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估计未来的政策变化也将采取微调的方式，甚至不排除多次微调的可能。
另外，鉴于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我国的宏观调控与国外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对短期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我国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从体制、制度方面着手，加上必要的行政手段，促使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降温，抑制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除了经济手段外，2004年宏观调控的一个特色就是从新的发展观出发，“软”调控手段将不断增加。目的就是追求经济的稳定增长，既避免大起，也要防止下滑。
可持续性：宏观调控的中期目标
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其一，某些基础产品又显现供不应求的状况，由于竞争不充分，对一些技术水平较低，投入和消耗较高的产品市场也可以接受，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加大。目前煤炭冶金等行业就出现了许多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其二，重化工业化是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业内容更加复杂的工业化阶段，由此使工业化与环境的矛盾加大了。其三，与我国加工制造业发展紧密联系的国际产业转移，也会将一部分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生产转移进来。总体看，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国土资源利用的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城乡布局、产业布局、区域布局开始奠基，这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百年大计。而目前却主要由地方政府根据任期内的各种考虑所决定，问题较多。
前些年能源消费总量有所下降的中国，去年不得不应对突然而至的能源供应紧张。发电量以接近G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长，但全国还是有21个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限电。目前，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基础上。如果今后我们继续依靠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势必会面对更大的发展瓶颈。除消耗过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外，现行发展模式还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尽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成为许多产品的全球制造基地。但如果我们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那么我们很难在国际分工中长久保持国家比较优势。若干年后，中国出现“拉美现象”就有可能。显然，这与新的发展观的理念是相背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这点出发，现阶段宏观调控中对结构（生产、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力度将加大，产业政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产业发展的差别政策会更多地出台，以此规范、引导经济的发展，这也将是2004年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
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宏观调控的中期目标，因此，2004年的宏观调控不仅要着眼于当前，同时要兼顾未来的发展，不仅要促进当前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化解未来的系统风险。
协调：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比如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影响到消费需求的扩张；农村问题的增多，使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居民特别是农民素质教育的滞后，对可持续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地区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对经济稳定发展构成威胁；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足，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等。而且如果很多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如平民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被作为增长的代价牺牲掉的话，将形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
而要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意味着要以人民福利的增加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不是GDP增长的单一指标。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国已不再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经济走上了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对于政府部门来讲，解决这一问题能够动用的最有效手段是财政分配。由此，财政政策的转型就成为必然，即无论是财政中建设性支出力度是否减少，公共性支出力度的增大，结构的转换则成为必然的选择。不过，由于我国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资金都十分匮乏，在资源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过分地加大税收负担来获得财力，更多的选择是对支持的地方增加支出，同时对特定人群减少税收。
众所周知，保持一个持续稳定高增长速度，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然而，“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冷静分析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正视我们体制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正看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等“不协调”而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努力走出一条新路。
从新的发展观出发，2004年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兼顾其终极目标的实现，即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