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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关于新时期兴起的当代史叙述均将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全会得以召开则被归因于思想解放运动。这样一种扼要陈述是没有问题的，但严重的问题在于将思想解放运动直接或过度聚焦叙述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这就隐埋着严重的非历史误导的危险性。这种过度强调扩大了“两个凡是”对此前历史的规定性，尤其忽略了“文革”的结束以及华国锋主政时期便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开启新时期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