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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地产副总裁、广州区域总经理——
他,在广州历史上第一次引入十几位国际级建筑大师竞标同一座大型公共建筑;
他在建筑学博士与政府官员之间完美切换,并于鼎盛之年华丽转身,进入全国第二大房地产公司高管行列;
他把儿子送去德国读建筑,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中国人会建造自己的世界性地标。
想吃一桌好菜,就得选家好饭店
保利地产副总裁、广州区域总经理余英闲时喜欢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眺望。从他位于琶洲33层的新办公室看过去,整个广东会展中心一览无遗,而这栋已成为新地标的建筑物,和同样“外形出位”的广州歌剧院、博物馆、西贡码头一样,都是余英在市府规划局时所主持的项目。
Rem Koolhass、Zaha Hadid、Coop蓝天组、佐藤……余英不厌其烦地将世界级建筑大师悉数请到广州来做招投标,最大的目的是“品位”。在他眼中,一个城市的大部分街道是很平常的,但在一些重要的节点,应该要有视觉停留点。“一个建筑好不好,只要看时尚摄影师会不会拿来当作拍摄场景就知道了。我主持的项目,希望频频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这才是成功的建筑。”
现在矗立在珠江边上的会展中心呈现出非常完美的曲线造型,向上卷起来的是国际会议厅,金属哑光的圆弧形是展厅,中间横卧一条大龙,绿绿的草坪向着江面延展,与世界闻名的关西国际机场相比较,造型神似而结构更为壮观。
这是日本建筑大师佐藤的作品,他设计过全世界交口称赞的东京会展中心。“你要想吃一桌好菜,就得选一家好饭店。请合适的人来做很重要。”余英认为当时广州缺一栋钢和玻璃的建筑,既然选址在江边,就更要清澈明亮。“当我把这种概念灌输给设计师们后,佐藤最为理解这种诉求,模型运过来时,连拆包装的搬运工都说,这个好。”
作为建筑学博士,余英曾教书八年,熟悉当代国际建筑思潮。招标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建筑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而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来讲,要想做出中国特色的公共建筑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大量的实践。我们还没学会的时候,不可能在没有继承的条件下创造。张锦秋也在西安做了很多大屋顶的建筑,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功能性很强的建筑,做中国特色,会严重损害它的风格。”
于是,余英在所主持的众多公共建筑招标书上,删掉了“中国特色”四个字,强调“现代功能”。“就是要外国人把最拿手的东西拿出来,留给中国人真正的建筑足迹。”
有了好饭店,怎么引导厨师做一桌好菜呢?余英在主持广州歌剧院的建筑项目时,给珠江新城作了一个准确的建筑定位。“在高层林立的钢铁森林之中,建设一座只有50米高的方形建筑,不可能拼奢华和壮观,只有做前卫造型,才能成为珠江边上的艺术亮点。”
而当时,国际上最流行的建筑潮流就是前卫和变形。余英亲自写信给GMP、Zaha等国际大师,诚恳地讲述目前国内的公共建筑招投标情况,广州市之前的成功案例等等,打消了国际大师们对中国建筑招投标情况的偏见和误解,“这些本来声称不参与中国项目的建筑大师,听说我们曾请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做过广州体育馆,佐藤做过会展中心,就欣然答应参与招投标了。只有在策划人本身具备专业素质和诚恳态度时,才有可能号召国际力量。”
越民族越世界在中国行不通
“崇洋”不等于“媚外”,余英的心中有一盘延展至全世界的棋局,这盘棋的制高点在于他的建筑视野。
打开余英的博客,会看到他更新迅速的内容里,涉及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问起来,果然是一个痴迷于建筑旅行的“愤青”。“你问我为什么执著于邀请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来中国,我的确是有情结的,到OMA事务所去参观,当我看到他们将中央电视台的模型做了大大小小的二十个,一块一块推敲,分割材料研究的时候,大为震惊,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设计如此先进,成本如此之高。”
1997年,余英在广东规划局工作时,到日本考察机场如何拉动城市。“这是我第一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建筑旅行”,趁机把东京的知名建筑、文化中心统统看了个遍。“中国的建筑师都应该多出国,向日本人学习,到欧洲、全世界去看建筑。”
为此,余英曾专程从西班牙搭乘2个多小时的飞机,去膜拜卡拉特拉瓦的歌剧院。“你看日本年轻人,为了参观科布西耶设计的朗乡大教堂,宁可背着行囊从山下走上去,露宿一晚,只为了体验黎明时分,信徒们沐浴在日光下祈祷,日光通过光怪陆离的小窗折射进去的奇异景象”。
而城市,也往往因为建筑而活跃。余英专程前往毕尔巴鄂,参观美国建筑师盖瑞设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煤矿城市,自从建设了美术馆,城市旅行大热,是文化苦旅的人必须阅读的建筑。”中国拥有如此广袤的土地资源,为什么不能参考这样的思路呢?“我反对罗兰提出的‘越民族越世界’观点,起码,这在中国是错误的。只有民族和先进的东西嫁接起来,才是世界的。”
为了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国际化建筑视野,余英把儿子送去德国读建筑。“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建造自己的世界性坐标。”
梦想中的房子在最高层
“如果要盖一座梦想中的房子,我会把它放在市中心的高层,整个城市在我脚下。屋顶上是自由的,周围除了星空,没有视线干扰你。下楼可以和城市连在一起,回到家就脱离了城市。最好,天台上有浴缸,家里没有珠宝、没有名表,铺麻布的床单。”
作为建筑家,余英长着浪漫的翅膀,而地产开发商的角色又给了他落地的双脚。他反对作为街道和住宅的空间具有过于夸张的尺度。他建造的保利心语、保利香雪山等小区的房子很强调平面,强调合理的户型。“作为开发商,提供产品的时候,室内永远排第一。所以我们卫生间的管道井,尽量全部铺到外墙上去,尽少占用建筑空间。”
这样的思路,成就了“保利制造”上下一致的居住口碑。
“美国人住在郊区开车都要一个小时,我们的别墅,开车进珠江新城用20分钟。”打开随时放在桌面上的城市规划图,余英向我们解释城市的楼价走势:如果说市中心是最高的一座山,周边应该会出现好多小山峰,市中心房价最高,越向外越低。在河边、公园边,空地边都是体现一个城市的价值所在,所以都具有未来的升值空间。
而对于将来的城市建筑,余英没有洗脱书生之气,更有作为一个地产商眼光之上的人文情怀。“将来有一天,保利地产的规模到一定程度了,我会在商业地产方面发力。”余英在商业地产规划上研究著述颇多,2007年入主广州保利,就是为了在商业地产方面有所突破。
随后,余英打算跟洲际集团合作,在一线城市建造自己的酒店和高尔夫生活社区。“将来,政府建好了大剧院,我们都打算接收了管理。一个城市的气质,绝对跟地产商的素质大有关系。”
私人问卷
《风尚周报》:经常去国外旅行,你是不是很关心时尚?
我关注时装、珠宝、名车、名表的设计走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装饰是流动的建筑”,它们之间都是相通的,搞建筑的人就应该有时尚知识和品质生活的概念,这样才能建高品质的房子。
《风尚周报》: 爱好收藏吗?
收集一些当代字画,但并不痴迷,这也是我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原则。现在,我的家里连书都不收藏了,碰到好书要读,但不执着于此。比起收藏,我更喜欢和名人交往,通过他们了解有意思的大千世界。
《风尚周报》:喜欢雪茄吗?通常会搭配什么样的美酒?
吸了这么多种雪茄,还是最钟情Cohiba,拿破仑的挚爱。它的浓度刚刚好,带有木革的香味,很适合内敛的男人。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会吸雪茄,搭配洋酒。
《风尚周报》:闲暇的时候,您会和哪一类朋友交往?用什么方式?
建筑师和艺术家多一些。当然,重要的不是跟谁,而是聊到了有所感触的东西,可以防止自己慢慢地平庸下去。我当年在沈阳工作,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找不到聊天的人。
他,在广州历史上第一次引入十几位国际级建筑大师竞标同一座大型公共建筑;
他在建筑学博士与政府官员之间完美切换,并于鼎盛之年华丽转身,进入全国第二大房地产公司高管行列;
他把儿子送去德国读建筑,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中国人会建造自己的世界性地标。
想吃一桌好菜,就得选家好饭店
保利地产副总裁、广州区域总经理余英闲时喜欢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眺望。从他位于琶洲33层的新办公室看过去,整个广东会展中心一览无遗,而这栋已成为新地标的建筑物,和同样“外形出位”的广州歌剧院、博物馆、西贡码头一样,都是余英在市府规划局时所主持的项目。
Rem Koolhass、Zaha Hadid、Coop蓝天组、佐藤……余英不厌其烦地将世界级建筑大师悉数请到广州来做招投标,最大的目的是“品位”。在他眼中,一个城市的大部分街道是很平常的,但在一些重要的节点,应该要有视觉停留点。“一个建筑好不好,只要看时尚摄影师会不会拿来当作拍摄场景就知道了。我主持的项目,希望频频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这才是成功的建筑。”
现在矗立在珠江边上的会展中心呈现出非常完美的曲线造型,向上卷起来的是国际会议厅,金属哑光的圆弧形是展厅,中间横卧一条大龙,绿绿的草坪向着江面延展,与世界闻名的关西国际机场相比较,造型神似而结构更为壮观。
这是日本建筑大师佐藤的作品,他设计过全世界交口称赞的东京会展中心。“你要想吃一桌好菜,就得选一家好饭店。请合适的人来做很重要。”余英认为当时广州缺一栋钢和玻璃的建筑,既然选址在江边,就更要清澈明亮。“当我把这种概念灌输给设计师们后,佐藤最为理解这种诉求,模型运过来时,连拆包装的搬运工都说,这个好。”
作为建筑学博士,余英曾教书八年,熟悉当代国际建筑思潮。招标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建筑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而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来讲,要想做出中国特色的公共建筑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大量的实践。我们还没学会的时候,不可能在没有继承的条件下创造。张锦秋也在西安做了很多大屋顶的建筑,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功能性很强的建筑,做中国特色,会严重损害它的风格。”
于是,余英在所主持的众多公共建筑招标书上,删掉了“中国特色”四个字,强调“现代功能”。“就是要外国人把最拿手的东西拿出来,留给中国人真正的建筑足迹。”
有了好饭店,怎么引导厨师做一桌好菜呢?余英在主持广州歌剧院的建筑项目时,给珠江新城作了一个准确的建筑定位。“在高层林立的钢铁森林之中,建设一座只有50米高的方形建筑,不可能拼奢华和壮观,只有做前卫造型,才能成为珠江边上的艺术亮点。”
而当时,国际上最流行的建筑潮流就是前卫和变形。余英亲自写信给GMP、Zaha等国际大师,诚恳地讲述目前国内的公共建筑招投标情况,广州市之前的成功案例等等,打消了国际大师们对中国建筑招投标情况的偏见和误解,“这些本来声称不参与中国项目的建筑大师,听说我们曾请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做过广州体育馆,佐藤做过会展中心,就欣然答应参与招投标了。只有在策划人本身具备专业素质和诚恳态度时,才有可能号召国际力量。”
越民族越世界在中国行不通
“崇洋”不等于“媚外”,余英的心中有一盘延展至全世界的棋局,这盘棋的制高点在于他的建筑视野。
打开余英的博客,会看到他更新迅速的内容里,涉及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问起来,果然是一个痴迷于建筑旅行的“愤青”。“你问我为什么执著于邀请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来中国,我的确是有情结的,到OMA事务所去参观,当我看到他们将中央电视台的模型做了大大小小的二十个,一块一块推敲,分割材料研究的时候,大为震惊,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设计如此先进,成本如此之高。”
1997年,余英在广东规划局工作时,到日本考察机场如何拉动城市。“这是我第一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建筑旅行”,趁机把东京的知名建筑、文化中心统统看了个遍。“中国的建筑师都应该多出国,向日本人学习,到欧洲、全世界去看建筑。”
为此,余英曾专程从西班牙搭乘2个多小时的飞机,去膜拜卡拉特拉瓦的歌剧院。“你看日本年轻人,为了参观科布西耶设计的朗乡大教堂,宁可背着行囊从山下走上去,露宿一晚,只为了体验黎明时分,信徒们沐浴在日光下祈祷,日光通过光怪陆离的小窗折射进去的奇异景象”。
而城市,也往往因为建筑而活跃。余英专程前往毕尔巴鄂,参观美国建筑师盖瑞设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煤矿城市,自从建设了美术馆,城市旅行大热,是文化苦旅的人必须阅读的建筑。”中国拥有如此广袤的土地资源,为什么不能参考这样的思路呢?“我反对罗兰提出的‘越民族越世界’观点,起码,这在中国是错误的。只有民族和先进的东西嫁接起来,才是世界的。”
为了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国际化建筑视野,余英把儿子送去德国读建筑。“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建造自己的世界性坐标。”
梦想中的房子在最高层
“如果要盖一座梦想中的房子,我会把它放在市中心的高层,整个城市在我脚下。屋顶上是自由的,周围除了星空,没有视线干扰你。下楼可以和城市连在一起,回到家就脱离了城市。最好,天台上有浴缸,家里没有珠宝、没有名表,铺麻布的床单。”
作为建筑家,余英长着浪漫的翅膀,而地产开发商的角色又给了他落地的双脚。他反对作为街道和住宅的空间具有过于夸张的尺度。他建造的保利心语、保利香雪山等小区的房子很强调平面,强调合理的户型。“作为开发商,提供产品的时候,室内永远排第一。所以我们卫生间的管道井,尽量全部铺到外墙上去,尽少占用建筑空间。”
这样的思路,成就了“保利制造”上下一致的居住口碑。
“美国人住在郊区开车都要一个小时,我们的别墅,开车进珠江新城用20分钟。”打开随时放在桌面上的城市规划图,余英向我们解释城市的楼价走势:如果说市中心是最高的一座山,周边应该会出现好多小山峰,市中心房价最高,越向外越低。在河边、公园边,空地边都是体现一个城市的价值所在,所以都具有未来的升值空间。
而对于将来的城市建筑,余英没有洗脱书生之气,更有作为一个地产商眼光之上的人文情怀。“将来有一天,保利地产的规模到一定程度了,我会在商业地产方面发力。”余英在商业地产规划上研究著述颇多,2007年入主广州保利,就是为了在商业地产方面有所突破。
随后,余英打算跟洲际集团合作,在一线城市建造自己的酒店和高尔夫生活社区。“将来,政府建好了大剧院,我们都打算接收了管理。一个城市的气质,绝对跟地产商的素质大有关系。”
私人问卷
《风尚周报》:经常去国外旅行,你是不是很关心时尚?
我关注时装、珠宝、名车、名表的设计走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装饰是流动的建筑”,它们之间都是相通的,搞建筑的人就应该有时尚知识和品质生活的概念,这样才能建高品质的房子。
《风尚周报》: 爱好收藏吗?
收集一些当代字画,但并不痴迷,这也是我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原则。现在,我的家里连书都不收藏了,碰到好书要读,但不执着于此。比起收藏,我更喜欢和名人交往,通过他们了解有意思的大千世界。
《风尚周报》:喜欢雪茄吗?通常会搭配什么样的美酒?
吸了这么多种雪茄,还是最钟情Cohiba,拿破仑的挚爱。它的浓度刚刚好,带有木革的香味,很适合内敛的男人。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会吸雪茄,搭配洋酒。
《风尚周报》:闲暇的时候,您会和哪一类朋友交往?用什么方式?
建筑师和艺术家多一些。当然,重要的不是跟谁,而是聊到了有所感触的东西,可以防止自己慢慢地平庸下去。我当年在沈阳工作,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找不到聊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