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首先提炼出了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其基本要素包括多样化的可选路径集合、历史小事件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强化机制。其次，根据因果关系，将路径依赖的各形成原因或自我强化机制划分三个层级，这是创新点之一。再次，以这些层次化的原因为基础，分别系统地论述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最后，以时间为轴，论述了该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阶段的划分，以及二者在总的路径依赖效应中主导权的交换，这是创新点之二。
关键词：路径依赖；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经济变迁；分析框架
一、引言
虽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最近30年来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这一概念最初却是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1957年，生物学家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的分叉现象和基因的等级次序时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由基因的随机变异和外部环境的选择作用所决定，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因此，在物种进化起始阶段，偶然性的随机因素将触发基因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进而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而且这些路径是互不重合、互不干扰的——这就是路径依赖最初的涵义。
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David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这一概念引入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研究。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之后，研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领域。1993年，Grabher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研究中分析了区域发展陷入“锁定”的原因，第一次明确地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1994年，Garud和Rappa首次将路径依赖推向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指出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不仅仅源自于技术的相互依存性，而且还与相关的行为惯例、社会关系及认知结构有关，因此应该从认知结构等微观层次探讨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1999年，Bebchuk和Roe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首次提出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2005年，North又把心理学纳入路径依赖的研究视野，认为环境、历史遗产等因素决定人的智力结构，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品位，使人们做出的选择有所不同，这样多重均衡就是可能的。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显得非常不足。一是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未能取得突破。例如，刘元春（1999）批评当时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由于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差别，从而过分夸大了“正反馈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但是他也未能提出对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进行完善或重构的思路。傅沂（2008）指出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点和主要缺陷，然后提出从演化经济学出发构建路径依赖的新分析框架，但是演化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框架尚未成熟，因此他也只能提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新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几个基本特点，而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方面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开辟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未能开拓新的疆域。值得指出的是，傅沂在2006年提出的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形成，从产业生态学的角度提出破解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
在不到30年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理论已经从技术变迁领域先后扩散到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其应用领域在变，但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石——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却始终未变，如图1所示。关于“历史小事件”，在路径依赖理论的系统提出者David那里是指随机发生、不受行为人主观控制的偶然事件。后来，随着该理论的发展，学者逐渐将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纳入了“历史小事件”的内涵。为此，本文将“历史小事件”界定为既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行为人主观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如行为人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自我强化机制”是指能够不断强化行为人对初始路径的选择的各种因素，如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
一般地，在规划从事某一经济活动时，经济主体在进行初始的路径选择时将面临多条可选路径：路径甲、路径乙、路径丙和路径丁等；后来某一历史小事件发生，促使经济主体选择了路径乙；接下来，经济主体将在路径乙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对路径乙产生依赖效应；当经济主体逐渐退出对初始路径的“锁定”后，将面临再一次的路径选择，这有可能再一次启动路径依赖的形成。关于路径依赖的形成，最为经典的例子是1985年David在《QWERTY键盘的历史和经济学意义》一文中提出的关于QWERTY键盘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David指出QWERTY键盘能够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意外的历史性事件”——为了避免因打字过快而发生卡键的问题，发明家Sholes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相反的方向，形成了QWERTY键盘的布局；后来在推广这种打字机的时候，发明者们一直强调这是最科学的排列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打字速度——给这种键盘带来了相对于其竞争者的早期领先优势，即在发明者们持久的强调和劝说下，当时键盘的需求方大多优先采购这种键盘；之后通过经济系统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等自我强化机制，这种领先优势被逐渐放大；最终QWERTY键盘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后来出现的DSK键盘等更具技术优势的键盘，成为了至今全世界通用的标准键盘。接下来，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分析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框架。 三、路径依赖形成原因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层级划分
在前面有关路径依赖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外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的主观理解、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和非正式的文化约束等；第二层（中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内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其中，第一层原因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又由第三层原因引起。
规模报酬递增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时，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由David于1985年首次提出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之一。之后，Arthur在1989年系统地论述了在三种规模报酬中只有规模报酬递增才能形成路径依赖。1994年，Arthur又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四个原因：学习效应、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适应性预期。学习效应是指在长期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经理等可以积累产品生产、工艺设计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从而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产量，最终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网络外部性源于David于1985年提出的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技术相关性，在后来逐渐被网络效应替代，因为学者们认为后者用来描述路径依赖的形成更为合理。网络效应是指产品价值随着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包括互补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由于规模经济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降低企业的长期平均总成本，而规模报酬递增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促使企业的产量比要素投入增加得更多，二者最终都能使企业的利润增加。因此，本文认为，规模经济和规模报酬递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下文将仅探讨规模报酬递增。适应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基于历史经验做出的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的预期，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发生变化。David于1985年还提出将投资的准不可逆性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后来这一概念在1990年被North发展为建设成本，在1998年又被Shaprio和Varian发展为转换成本。在路径依赖理论中，转换成本是指从当前路径转换到新路径所发生一系列成本的总和，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由Windrum在1999第一次提出，它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框架下，经济主体逐渐形成的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人们的主观理解是指在初始路径选定之后，经济主体在长期内逐渐形成的对选定路径的运行的一般性的主观看法，由Kemp于1997年首次提出。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则分别由Kemp在1997年、North在1990年和Greif在1997年首次提出。不完全市场是指不具备下述条件之一的市场：市场上的产品同质；买者与卖者数量众多；所有买者和卖者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所有买者和卖者都掌握当前物价的完全信息并能预测未来物价；就总成交额而言，市场上各个买者和卖者的购销额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买者与卖者之间无串通合谋行为；买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卖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可转让。不完全市场包括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等形态。
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则是路径依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基础。经济大环境不仅包括经济环境本身，还包括社会、政治和生态等领域能够影响到经济主体的行为的诸多要素。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经济学史上，古典经济学家Menger、Fisher和Edgeworth都曾深刻指出，风险和不确定性或将改变整个经济学的风貌；Knight则最早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了系统性论述。有限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之间，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既包含有意识的理性，但同时这种理性又是受限制的、有限的。它由Arrow首次提出，随后由Simon加以系统化并大加倡导。不完全信息则是指作为市场参与者的经济主体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的全部知识。信息不完全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是指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经济主体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经济主体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况；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则是指市场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对它们进行有效地配置，包括信息不对称的情形。
路径依赖的应用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领域相对比较成熟，学者们对这两个领域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研究取得了比较系统的成果。事实上，国外学者对公司所有权和公司治理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产业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就是综合应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成果。遵循这种思路，本文也将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视角来系统论述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必须强调，这里的经济变迁过程以生产企业为运行主体，其典型代表可以是区域经济变迁、产业结构变迁和贸易变迁等。
（二）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前文已提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那么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自然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2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技术路径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和同一市场上各需求方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技术选择和相应产品的产销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技术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应用选定技术进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弃用选定的技术，而将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选定技术相关的应用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应用到既定产品生产中，以至于在往后的生产实践中投入与先前同样的生产要素将获得越来越大的产出水平。这便是技术变迁中供给方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这些个人或（和）企业也不会轻易弃用该企业的产品及其兼容产品，而且一方面将在使用这些产品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使用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也将反过来促进对这些产品的下一次购买；另一方面，为了沟通和交流的方便，这些个人或（和）企业将会把这些产品推荐给其他个人或（和企业）使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量。这便是技术变迁中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和该种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该企业将根据其产品的历史生产和销售情况制订下一期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其需求方也将根据该种产品的历史采购和使用情况制订下一期的采购和使用计划，结果便是进一步增加该种产品的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便是技术变迁中的供需双方的适应性预期。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初始技术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该产品及其兼容产品需求方的网络效应将给供给方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同时，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促使供给方逐渐形成与该技术路径相关的管理，技术研发，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引导人们形成对该技术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将使该生产企业对初始的技术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进一步地，当该企业取得领先优势后，市场上的需求方将对该种产品产生一致认可。生产配套产品或互补品的企业若要赢得客户青睐，稳健的策略必然是紧跟该领先企业的技术路径，适时地推出自己的关联产品。这将在产业链上形成对该技术的路径依赖。
（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在进一步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制度”下一个内涵清晰、外延适度的定义。在此，本文拟采用我国学者秦海（2004）的观点：对于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而言，制度是一个秩序化的过程，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仅仅是这种秩序化过程的载体。据此理解，经济组织的制度就有两种类型：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它们具有不同的载体和强制类型，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制度载体完全有其所受的强制类型决定，正是不同的强制类型将各种制度载体区分开来。
另外，还必须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基于产品生产的视角，本文将生产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与其对技术路径的选择看成是类似的过程，即将“制度”与“技术”一样视为广义生产要素之一。事实上，在本文看来，“技术”与“制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流程化的技术将催生相应的生产性制度安排。第二，由于制度包括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种类型，而且它们又各包含三种载体，因此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要比对技术路径的选择复杂得多。一方面，对于内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基本可以自主进行；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则是被动接受的程度更大些——如果说企业，尤其是领先企业在制定行业规则方面尚且具备一定的话语权，那么在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面前，任何企业的自主选择权都要小很多。
下面接着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3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制度路径——包括企业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中的部分行业规则和社会规范；国家法律不可自主选择，只能被动接受。之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制度选择和组织运营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选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组织管理、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挑战选定的制度，而将在该制度框架下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制度运营有关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促进产出的增加。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生产企业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在与选定初始制度路径的领先企业接触时，这些组织不仅不会挑战该制度框架，相反为了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这些组织将会把该种制度框架推荐给其他企业选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制度路径的需求量。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网络效应。而且由于是在同一或至少是相似的制度框架下，各生产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将会因为逐渐积累的交涉知识和经验而变得越来越顺畅和有效。这便是制度变迁中前述企业的关联组织的学习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加上在初始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确立后，将会导致大量与之相配套的非正式规则逐渐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有力补充并且逐渐应用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形成合力，自然会引导人们产生对于该制度框架将持续存在甚至是永久性存在的预期。当该生产企业预期到这一制度路径具备持续的生命力，并且预期到其他组织也将会按照这一制度框架行事时，自己就会仍然按照这一框架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选定的制度本身。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预期，它同样适用与该生产企业有关联的其他企业、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组织。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方面，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在初始制度框架下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初始制度路径的网络效应将给所有通过这一制度路径进行交涉的组织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另一方面，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引发以下自我强化机制：第一，促使各组织逐渐形成与该制度路径相关的管理和运营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引致在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与相应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等机构内部形成一个跨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第三，推动立法机构制定、颁布和实施用来规范该制度框架的运行的法律法规；第四，在该制度路径的长期运行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与之相称的文化环境；第五，引导人们形成对该制度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在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对初始的制度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 （四）技术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综合作用
对于某一经济变迁过程来说，虽然前两节分开论述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变迁过程中是很难把其中的技术变迁要素和制度变迁要素截然分开的，事实上二者并不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复杂的相互关联形成合力，再作用于该经济变迁过程。
在图4中，本文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定性地分解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和其他路径依赖效应，即某一经济变迁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他路径依赖效应。
值得指出的是，此处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是本文对于该经济变迁中除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路径依赖效应的一种假设。这一假设为将来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新分支的发展和应用于该经济变迁留下了解释空间。
根据前两节对某一经济变迁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得知从技术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产品生产的时间比较短，而从制度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组织运营的时间则相对比较长——生产企业中生产工人对简单技术的应用只需很短的培训，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培训就可以直接上手；而该企业对与简单技术生产相适应的制度框架的选择、构建和运行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对企业的外部制度，因为它们的一部分是伴随着选定制度框架的运行才逐渐生长起来的。因而，从趋势线上看，该经济变迁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萌芽和形成要比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滞后一段时间。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本文假设其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一同产生，但其大小逊于后者。
具体地，无论是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第一层原因都是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的，而第三层原因是逻辑基础或理论假设，是始终存在的分析前提。因此，从时间轴上看，路径依赖起始于第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本文的分析和关于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占主导地位）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萌芽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占主导）和适应性预期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转换成本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发展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成熟阶段。类似地，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上文的分析和关于制度选定、建构和运行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其萌芽和发展阶段与技术变迁相同；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则构成其成熟阶段。
基于前面的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一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其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前期和后期阶段分别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二者存在一个交点。本文认为，这个交点出现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成熟阶段，对应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
三、结语与展望
在国外学者有关路径依赖研究的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整理出了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其基本要素包括多样化的可选路径集合、历史小事件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强化机制。接着根据因果关系，将路径依赖的各形成原因或自我强化机制划分三个层级。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此前绝大多数学者要么将路径依赖的各种形成原因作为一个层级平行地加以提出，如David（1985）等，要么将这些原因作为两个层级加以提出，如North（1990）和Arthur（1994）等。本文认为，其中第一、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来说是一样的，但技术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仅包含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还包括既定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然后以这些层次化的原因为基础，分别系统地论述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最后以时间为轴，论述了该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阶段的划分，以及二者在总的路径依赖效应中主导权的交换。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二。
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必须指出，虽然路径依赖理论从提出到发展至今其应用领域一直处在扩张阶段，但其核心解释逻辑一直都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的，缺乏实证研究模型一直是其软肋。路径依赖理论作为演化经济学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之一，傅沂、柴茂（2010）曾使用演化博弈模型对产业变迁中制度路径依赖的成因进行了仿真分析；但黄凯南（2009）已系统地论证了演化博弈论对于演化经济学，从而对于路径依赖理论的不适用性。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另一方面，鉴于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各种自我强化机制，或者说正反馈机制，而正反馈是系统动力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从系统动力学出发来探求路径依赖的实证分析模型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Waddington. C. H. The strategy of the gene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2]David. P. A.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3]David. P. A.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7）.
[4]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Economic Journal，1989（99）.
[5]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6]Grabher. G.“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In Grabher. G. ed.，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M].London： Routledge，1993.
[7]Garud， R.， Rappa. M. 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Case of Cochlear Implant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03）.
[8]Bebchuk. L. A.， Roe. M. J. 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J].Stanford Law Review，1999（52）.
[9]North. D. C.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0]刘元春.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J].教学与研究，1999（01）.
[11]傅沂.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8（03）.
[12]傅沂.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D].暨南大学，2006.
[13]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4]Shapiro. C.， Varian. H. R.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M].New York：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9.
[15]赵晓男， 刘霄.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J].当代财经， 2007（07）.
[16]弗兰克·奈特.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 安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7]秦海. 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18]傅沂， 柴茂. 产业变迁中制度路径依赖的成因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J].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0（03）.
[19]黄凯南. 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J].经济研究， 2009（02）.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J50504）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词：路径依赖；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经济变迁；分析框架
一、引言
虽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最近30年来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但这一概念最初却是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1957年，生物学家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的分叉现象和基因的等级次序时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由基因的随机变异和外部环境的选择作用所决定，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因此，在物种进化起始阶段，偶然性的随机因素将触发基因的等级序列控制机制，进而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而且这些路径是互不重合、互不干扰的——这就是路径依赖最初的涵义。
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David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这一概念引入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研究。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之后，研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领域。1993年，Grabher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研究中分析了区域发展陷入“锁定”的原因，第一次明确地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1994年，Garud和Rappa首次将路径依赖推向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指出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不仅仅源自于技术的相互依存性，而且还与相关的行为惯例、社会关系及认知结构有关，因此应该从认知结构等微观层次探讨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1999年，Bebchuk和Roe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首次提出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2005年，North又把心理学纳入路径依赖的研究视野，认为环境、历史遗产等因素决定人的智力结构，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品位，使人们做出的选择有所不同，这样多重均衡就是可能的。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显得非常不足。一是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未能取得突破。例如，刘元春（1999）批评当时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由于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差别，从而过分夸大了“正反馈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但是他也未能提出对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进行完善或重构的思路。傅沂（2008）指出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点和主要缺陷，然后提出从演化经济学出发构建路径依赖的新分析框架，但是演化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框架尚未成熟，因此他也只能提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新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几个基本特点，而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方面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开辟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未能开拓新的疆域。值得指出的是，傅沂在2006年提出的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形成，从产业生态学的角度提出破解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
在不到30年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理论已经从技术变迁领域先后扩散到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其应用领域在变，但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石——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却始终未变，如图1所示。关于“历史小事件”，在路径依赖理论的系统提出者David那里是指随机发生、不受行为人主观控制的偶然事件。后来，随着该理论的发展，学者逐渐将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纳入了“历史小事件”的内涵。为此，本文将“历史小事件”界定为既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行为人主观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如行为人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自我强化机制”是指能够不断强化行为人对初始路径的选择的各种因素，如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
一般地，在规划从事某一经济活动时，经济主体在进行初始的路径选择时将面临多条可选路径：路径甲、路径乙、路径丙和路径丁等；后来某一历史小事件发生，促使经济主体选择了路径乙；接下来，经济主体将在路径乙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对路径乙产生依赖效应；当经济主体逐渐退出对初始路径的“锁定”后，将面临再一次的路径选择，这有可能再一次启动路径依赖的形成。关于路径依赖的形成，最为经典的例子是1985年David在《QWERTY键盘的历史和经济学意义》一文中提出的关于QWERTY键盘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David指出QWERTY键盘能够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意外的历史性事件”——为了避免因打字过快而发生卡键的问题，发明家Sholes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相反的方向，形成了QWERTY键盘的布局；后来在推广这种打字机的时候，发明者们一直强调这是最科学的排列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打字速度——给这种键盘带来了相对于其竞争者的早期领先优势，即在发明者们持久的强调和劝说下，当时键盘的需求方大多优先采购这种键盘；之后通过经济系统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等自我强化机制，这种领先优势被逐渐放大；最终QWERTY键盘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后来出现的DSK键盘等更具技术优势的键盘，成为了至今全世界通用的标准键盘。接下来，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分析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框架。 三、路径依赖形成原因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层级划分
在前面有关路径依赖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外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的主观理解、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和非正式的文化约束等；第二层（中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内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其中，第一层原因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又由第三层原因引起。
规模报酬递增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时，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由David于1985年首次提出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之一。之后，Arthur在1989年系统地论述了在三种规模报酬中只有规模报酬递增才能形成路径依赖。1994年，Arthur又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四个原因：学习效应、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适应性预期。学习效应是指在长期生产过程中，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经理等可以积累产品生产、工艺设计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从而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产量，最终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网络外部性源于David于1985年提出的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技术相关性，在后来逐渐被网络效应替代，因为学者们认为后者用来描述路径依赖的形成更为合理。网络效应是指产品价值随着购买这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包括互补品）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由于规模经济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降低企业的长期平均总成本，而规模报酬递增最初用来描述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促使企业的产量比要素投入增加得更多，二者最终都能使企业的利润增加。因此，本文认为，规模经济和规模报酬递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下文将仅探讨规模报酬递增。适应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基于历史经验做出的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的预期，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发生变化。David于1985年还提出将投资的准不可逆性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后来这一概念在1990年被North发展为建设成本，在1998年又被Shaprio和Varian发展为转换成本。在路径依赖理论中，转换成本是指从当前路径转换到新路径所发生一系列成本的总和，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由Windrum在1999第一次提出，它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框架下，经济主体逐渐形成的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人们的主观理解是指在初始路径选定之后，经济主体在长期内逐渐形成的对选定路径的运行的一般性的主观看法，由Kemp于1997年首次提出。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则分别由Kemp在1997年、North在1990年和Greif在1997年首次提出。不完全市场是指不具备下述条件之一的市场：市场上的产品同质；买者与卖者数量众多；所有买者和卖者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所有买者和卖者都掌握当前物价的完全信息并能预测未来物价；就总成交额而言，市场上各个买者和卖者的购销额是无关紧要的；任何买者与卖者之间无串通合谋行为；买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卖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可转让。不完全市场包括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等形态。
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则是路径依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基础。经济大环境不仅包括经济环境本身，还包括社会、政治和生态等领域能够影响到经济主体的行为的诸多要素。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经济学史上，古典经济学家Menger、Fisher和Edgeworth都曾深刻指出，风险和不确定性或将改变整个经济学的风貌；Knight则最早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了系统性论述。有限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之间，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既包含有意识的理性，但同时这种理性又是受限制的、有限的。它由Arrow首次提出，随后由Simon加以系统化并大加倡导。不完全信息则是指作为市场参与者的经济主体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的全部知识。信息不完全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是指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经济主体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经济主体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况；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则是指市场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对它们进行有效地配置，包括信息不对称的情形。
路径依赖的应用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领域相对比较成熟，学者们对这两个领域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研究取得了比较系统的成果。事实上，国外学者对公司所有权和公司治理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产业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研究，就是综合应用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成果。遵循这种思路，本文也将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视角来系统论述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必须强调，这里的经济变迁过程以生产企业为运行主体，其典型代表可以是区域经济变迁、产业结构变迁和贸易变迁等。
（二）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前文已提出，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那么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自然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2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技术路径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和同一市场上各需求方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技术选择和相应产品的产销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技术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应用选定技术进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弃用选定的技术，而将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选定技术相关的应用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应用到既定产品生产中，以至于在往后的生产实践中投入与先前同样的生产要素将获得越来越大的产出水平。这便是技术变迁中供给方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这些个人或（和）企业也不会轻易弃用该企业的产品及其兼容产品，而且一方面将在使用这些产品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使用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也将反过来促进对这些产品的下一次购买；另一方面，为了沟通和交流的方便，这些个人或（和）企业将会把这些产品推荐给其他个人或（和企业）使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产品及其兼容产品的需求量。这便是技术变迁中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和该种产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该企业将根据其产品的历史生产和销售情况制订下一期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其需求方也将根据该种产品的历史采购和使用情况制订下一期的采购和使用计划，结果便是进一步增加该种产品的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便是技术变迁中的供需双方的适应性预期。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初始技术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该产品及其兼容产品需求方的网络效应将给供给方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同时，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促使供给方逐渐形成与该技术路径相关的管理，技术研发，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引导人们形成对该技术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将使该生产企业对初始的技术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进一步地，当该企业取得领先优势后，市场上的需求方将对该种产品产生一致认可。生产配套产品或互补品的企业若要赢得客户青睐，稳健的策略必然是紧跟该领先企业的技术路径，适时地推出自己的关联产品。这将在产业链上形成对该技术的路径依赖。
（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在进一步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制度”下一个内涵清晰、外延适度的定义。在此，本文拟采用我国学者秦海（2004）的观点：对于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而言，制度是一个秩序化的过程，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仅仅是这种秩序化过程的载体。据此理解，经济组织的制度就有两种类型：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它们具有不同的载体和强制类型，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制度载体完全有其所受的强制类型决定，正是不同的强制类型将各种制度载体区分开来。
另外，还必须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基于产品生产的视角，本文将生产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与其对技术路径的选择看成是类似的过程，即将“制度”与“技术”一样视为广义生产要素之一。事实上，在本文看来，“技术”与“制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流程化的技术将催生相应的生产性制度安排。第二，由于制度包括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两种类型，而且它们又各包含三种载体，因此企业对制度路径的选择要比对技术路径的选择复杂得多。一方面，对于内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基本可以自主进行；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制度的选择，企业则是被动接受的程度更大些——如果说企业，尤其是领先企业在制定行业规则方面尚且具备一定的话语权，那么在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面前，任何企业的自主选择权都要小很多。
下面接着探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包括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第二层包括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第三层包括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样，第三层原因引起第二层原因，第二层原因又引起第一层原因，如图3所示。
具体地，当某一经济组织如生产企业在历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选定了初始的制度路径——包括企业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中的部分行业规则和社会规范；国家法律不可自主选择，只能被动接受。之后，由于客观上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同一行业中各企业管理层、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主观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该企业在制度选择和组织运营方面将面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样，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管理、研发和生产等部门员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选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组织管理、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该企业的各部门员工不会轻易挑战选定的制度，而将在该制度框架下通过“干中学”逐渐积累与制度运营有关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又将反过来促进产出的增加。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生产企业的学习效应。还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在与选定初始制度路径的领先企业接触时，这些组织不仅不会挑战该制度框架，相反为了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这些组织将会把该种制度框架推荐给其他企业选用，这样的扩散将快速增加对该种制度路径的需求量。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网络效应。而且由于是在同一或至少是相似的制度框架下，各生产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将会因为逐渐积累的交涉知识和经验而变得越来越顺畅和有效。这便是制度变迁中前述企业的关联组织的学习效应。仍然是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该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各级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加上在初始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确立后，将会导致大量与之相配套的非正式规则逐渐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有力补充并且逐渐应用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形成合力，自然会引导人们产生对于该制度框架将持续存在甚至是永久性存在的预期。当该生产企业预期到这一制度路径具备持续的生命力，并且预期到其他组织也将会按照这一制度框架行事时，自己就会仍然按照这一框架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选定的制度本身。这便是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预期，它同样适用与该生产企业有关联的其他企业、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组织。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方面，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在初始制度框架下的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以及初始制度路径的网络效应将给所有通过这一制度路径进行交涉的组织带来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巨额的转换成本。另一方面，上述各种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还将引发以下自我强化机制：第一，促使各组织逐渐形成与该制度路径相关的管理和运营等领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引致在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与相应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等机构内部形成一个跨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第三，推动立法机构制定、颁布和实施用来规范该制度框架的运行的法律法规；第四，在该制度路径的长期运行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与之相称的文化环境；第五，引导人们形成对该制度路径将继续获得相对优势和持续存在的主观理解。
在上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法律约束、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等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该生产企业及其关联组织对初始的制度选择产生路径依赖效应。 （四）技术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的综合作用
对于某一经济变迁过程来说，虽然前两节分开论述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变迁过程中是很难把其中的技术变迁要素和制度变迁要素截然分开的，事实上二者并不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复杂的相互关联形成合力，再作用于该经济变迁过程。
在图4中，本文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定性地分解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和其他路径依赖效应，即某一经济变迁中总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其他路径依赖效应。
值得指出的是，此处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是本文对于该经济变迁中除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路径依赖效应的一种假设。这一假设为将来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新分支的发展和应用于该经济变迁留下了解释空间。
根据前两节对某一经济变迁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得知从技术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产品生产的时间比较短，而从制度路径的选定到完全应用于组织运营的时间则相对比较长——生产企业中生产工人对简单技术的应用只需很短的培训，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培训就可以直接上手；而该企业对与简单技术生产相适应的制度框架的选择、构建和运行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对企业的外部制度，因为它们的一部分是伴随着选定制度框架的运行才逐渐生长起来的。因而，从趋势线上看，该经济变迁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萌芽和形成要比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滞后一段时间。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其他路径依赖效应，本文假设其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一同产生，但其大小逊于后者。
具体地，无论是对于该经济变迁中的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第一层原因都是由第二层原因引起的，而第三层原因是逻辑基础或理论假设，是始终存在的分析前提。因此，从时间轴上看，路径依赖起始于第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本文的分析和关于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占主导地位）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萌芽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占主导）和适应性预期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转换成本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发展阶段；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是其成熟阶段。类似地，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根据上文的分析和关于制度选定、建构和运行的经验知识，本文认为其萌芽和发展阶段与技术变迁相同；基于不完全市场、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占主导）的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得利益约束、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人们的主观理解所引起的路径依赖，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路径依赖，则构成其成熟阶段。
基于前面的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一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其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前期和后期阶段分别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二者存在一个交点。本文认为，这个交点出现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成熟阶段，对应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阶段，如图4所示。
三、结语与展望
在国外学者有关路径依赖研究的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整理出了路径依赖形成的基本原理。其基本要素包括多样化的可选路径集合、历史小事件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强化机制。接着根据因果关系，将路径依赖的各形成原因或自我强化机制划分三个层级。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此前绝大多数学者要么将路径依赖的各种形成原因作为一个层级平行地加以提出，如David（1985）等，要么将这些原因作为两个层级加以提出，如North（1990）和Arthur（1994）等。本文认为，其中第一、二层原因对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来说是一样的，但技术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仅包含规模报酬递增、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们的主观理解，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第三层原因还包括既定利益约束、法律约束和文化约束。然后以这些层次化的原因为基础，分别系统地论述了某一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最后以时间为轴，论述了该经济变迁过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形成阶段的划分，以及二者在总的路径依赖效应中主导权的交换。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二。
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必须指出，虽然路径依赖理论从提出到发展至今其应用领域一直处在扩张阶段，但其核心解释逻辑一直都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的，缺乏实证研究模型一直是其软肋。路径依赖理论作为演化经济学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之一，傅沂、柴茂（2010）曾使用演化博弈模型对产业变迁中制度路径依赖的成因进行了仿真分析；但黄凯南（2009）已系统地论证了演化博弈论对于演化经济学，从而对于路径依赖理论的不适用性。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另一方面，鉴于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各种自我强化机制，或者说正反馈机制，而正反馈是系统动力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从系统动力学出发来探求路径依赖的实证分析模型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Waddington. C. H. The strategy of the gene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2]David. P. A.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3]David. P. A.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7）.
[4]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Economic Journal，1989（99）.
[5]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6]Grabher. G.“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In Grabher. G. ed.，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M].London： Routledge，1993.
[7]Garud， R.， Rappa. M. 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Case of Cochlear Implant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03）.
[8]Bebchuk. L. A.， Roe. M. J. 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J].Stanford Law Review，1999（52）.
[9]North. D. C.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0]刘元春.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J].教学与研究，1999（01）.
[11]傅沂.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8（03）.
[12]傅沂.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D].暨南大学，2006.
[13]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4]Shapiro. C.， Varian. H. R.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M].New York：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9.
[15]赵晓男， 刘霄.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J].当代财经， 2007（07）.
[16]弗兰克·奈特.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 安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7]秦海. 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18]傅沂， 柴茂. 产业变迁中制度路径依赖的成因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J].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0（03）.
[19]黄凯南. 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J].经济研究， 2009（02）.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J50504）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