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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的、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友情，以及伴随友情的热烈批评与讨论，曾经在八十年代帮助无数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灿烂时代，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文学和艺术不断获得新的活力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八十年代；“友情与讨论”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的、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作为激情、浪漫、真诚、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八十年代”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梦。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发生的一切正在被人逐渐淡忘。在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之后，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但过去却实实在在地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遗留在我们传给后代的基因里。作者查建英作为“八十年代”的亲历者和那个年代文化复兴的在场者，通过《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为我们勾勒出八十年代的壮丽图景，并希望找出今日问题症结之所在。
其实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是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一本对话录，书中十一个受访对象都是引领八十年代潮流的風云人物，他们是北岛、阿城、陈丹青、刘索拉、崔健、陈平原、田壮壮、李陀、栗宪庭、甘阳和林旭东，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受访者，在那个年代特立独行地展开了精神远行与精神漂泊，作者查建英在与他们交流时，选取了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的热点内容作为话题，在回顾八十年代的同时也进行了反思。
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受访人之一的李陀先生曾经说过，八十年代的问题太大、太多，必须对涉及八十年代的各个层面的历史都要有所了解，不仅仅是四九年以后建国的历史，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社会思潮演变的历史。对此，笔者也是很有感触，越以为自己对八十年代已经了解了很多，就越会发现自己其实不知道的更多，正好应验了波普尔的那句话：我所追求的知识只是为了证明我无知的无限。所以，笔者想从友情与讨论这样一个很小的角度来看八十年代。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对那时候炽热的友情有着很深的印象，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这种特殊的友情就消失不见。因为在那个时期，这种友情的形成离不开两个条件。第一个原因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普遍的各自为战的生存压力，朋友们可以大半夜在路旁聊天，直到凌晨尽兴散去，也可以在朋友家中聚会，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比如说李陀就曾经和张承志等一些人在马路边上一聊聊一宿，渴了就在路边啃西瓜。李陀以相当怀念的口吻回忆了80年代思想文化界人士之间的那种“大气的”友情，就此而言，他的谈话简直就是一曲友情的挽歌。他感叹现在的朋友聚会只是“吃、喝、瞎聊”，思想讨论不再成为聚会的主题。查建英也提及，现在“北大老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的是房子和装修。九十年代开始，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炽热的友情与讨论消失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八十年代的人都是有激情的，这种激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典知识群体意识，其二就是社会主义历史观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起作用，虽然在文革之后，大家普遍采取的怀疑的态度，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依然在起作用，大家都认为自己对于历史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从江河的诗句中就可以看出来：就从这里开始/从我个人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死去的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栗宪庭在谈到80年代与90年代艺术家所谈论的话题的显著差异时说：“后来既不谈哲学，也不谈文化，也不谈艺术，谈女人谈生活。”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琐碎的生活啊！友情的基础当然是共同的美善，这就要求生活的高度和对精神的更高追求。共同的美善是否大气，决定着友情是否大气。如果精神没有了更高的追求，共同的美善要么难以达成，要么难有宏大的气度。
当然，友情与讨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这之前半个世纪，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就有着以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俞平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圈子，他们之间的友谊既有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也有旧北京所特有的氛围，比如戏曲就在其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友情可以用温馨、精致来形容，而八十年代的友情则是烫人的、平民的。
八十年代的友情不仅延续着革命时代的激情，而且它本身就是革命时代的产物——虽然它们的批判往往直接指向革命本身。正是由于和革命时代的联系，八十年代的友情实践并不是在少数精英文人沙龙里发生，相反，在普通百姓中也很活跃。这种群众性的、广泛的思考和反思实践，是八十年代思想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它不仅为“新启蒙”和“思想解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氛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论题和知识准备，而且还为两个思想运动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新一代知识人。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友情与讨论帮助八十年代开创了一个“在混乱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的局面。
虽然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但思想大活跃并不一定代表思想大丰收，因为八十年代的学人普遍有着两个比较明显而且非常致命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后，他们都没有深厚的知识作为支撑。第二个局限就是八十年代那批人在援西入中的时候，有着非常深的普罗米修斯情节，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向了西方的经典理论，比如哲学是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美学是克罗齐，社会学是韦伯，心理学是佛洛依德和荣格，文化符号学是卡希尔，这就造成了与当代知识的严重脱节。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萨特在青年人的圈子里有不少追随者，但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一场让萨特理论最后黯然退场的大辩论，列为斯特劳斯与萨特之间的辩论，几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虽然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但是并没有非常巨大的思想收获，在学术上的成就还略逊于九十年代。
关于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友情与讨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角度。在中国，友情，以及伴随友情的热烈批评和讨论，曾经在八十年代帮助作家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灿烂时代，而且，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文学和艺术不断获得新的活力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江河.从这里开始[M].花城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徐静茹（1995.07.12—），女，汉族，江苏扬州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关键词：八十年代；“友情与讨论”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的、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作为激情、浪漫、真诚、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八十年代”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梦。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发生的一切正在被人逐渐淡忘。在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之后，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但过去却实实在在地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遗留在我们传给后代的基因里。作者查建英作为“八十年代”的亲历者和那个年代文化复兴的在场者，通过《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为我们勾勒出八十年代的壮丽图景，并希望找出今日问题症结之所在。
其实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是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一本对话录，书中十一个受访对象都是引领八十年代潮流的風云人物，他们是北岛、阿城、陈丹青、刘索拉、崔健、陈平原、田壮壮、李陀、栗宪庭、甘阳和林旭东，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受访者，在那个年代特立独行地展开了精神远行与精神漂泊，作者查建英在与他们交流时，选取了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的热点内容作为话题，在回顾八十年代的同时也进行了反思。
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受访人之一的李陀先生曾经说过，八十年代的问题太大、太多，必须对涉及八十年代的各个层面的历史都要有所了解，不仅仅是四九年以后建国的历史，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社会思潮演变的历史。对此，笔者也是很有感触，越以为自己对八十年代已经了解了很多，就越会发现自己其实不知道的更多，正好应验了波普尔的那句话：我所追求的知识只是为了证明我无知的无限。所以，笔者想从友情与讨论这样一个很小的角度来看八十年代。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对那时候炽热的友情有着很深的印象，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这种特殊的友情就消失不见。因为在那个时期，这种友情的形成离不开两个条件。第一个原因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普遍的各自为战的生存压力，朋友们可以大半夜在路旁聊天，直到凌晨尽兴散去，也可以在朋友家中聚会，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比如说李陀就曾经和张承志等一些人在马路边上一聊聊一宿，渴了就在路边啃西瓜。李陀以相当怀念的口吻回忆了80年代思想文化界人士之间的那种“大气的”友情，就此而言，他的谈话简直就是一曲友情的挽歌。他感叹现在的朋友聚会只是“吃、喝、瞎聊”，思想讨论不再成为聚会的主题。查建英也提及，现在“北大老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的是房子和装修。九十年代开始，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炽热的友情与讨论消失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八十年代的人都是有激情的，这种激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典知识群体意识，其二就是社会主义历史观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起作用，虽然在文革之后，大家普遍采取的怀疑的态度，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依然在起作用，大家都认为自己对于历史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从江河的诗句中就可以看出来：就从这里开始/从我个人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死去的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栗宪庭在谈到80年代与90年代艺术家所谈论的话题的显著差异时说：“后来既不谈哲学，也不谈文化，也不谈艺术，谈女人谈生活。”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琐碎的生活啊！友情的基础当然是共同的美善，这就要求生活的高度和对精神的更高追求。共同的美善是否大气，决定着友情是否大气。如果精神没有了更高的追求，共同的美善要么难以达成，要么难有宏大的气度。
当然，友情与讨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这之前半个世纪，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就有着以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俞平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圈子，他们之间的友谊既有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也有旧北京所特有的氛围，比如戏曲就在其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友情可以用温馨、精致来形容，而八十年代的友情则是烫人的、平民的。
八十年代的友情不仅延续着革命时代的激情，而且它本身就是革命时代的产物——虽然它们的批判往往直接指向革命本身。正是由于和革命时代的联系，八十年代的友情实践并不是在少数精英文人沙龙里发生，相反，在普通百姓中也很活跃。这种群众性的、广泛的思考和反思实践，是八十年代思想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它不仅为“新启蒙”和“思想解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氛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论题和知识准备，而且还为两个思想运动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新一代知识人。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友情与讨论帮助八十年代开创了一个“在混乱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的局面。
虽然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但思想大活跃并不一定代表思想大丰收，因为八十年代的学人普遍有着两个比较明显而且非常致命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后，他们都没有深厚的知识作为支撑。第二个局限就是八十年代那批人在援西入中的时候，有着非常深的普罗米修斯情节，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向了西方的经典理论，比如哲学是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美学是克罗齐，社会学是韦伯，心理学是佛洛依德和荣格，文化符号学是卡希尔，这就造成了与当代知识的严重脱节。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萨特在青年人的圈子里有不少追随者，但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一场让萨特理论最后黯然退场的大辩论，列为斯特劳斯与萨特之间的辩论，几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虽然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但是并没有非常巨大的思想收获，在学术上的成就还略逊于九十年代。
关于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友情与讨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角度。在中国，友情，以及伴随友情的热烈批评和讨论，曾经在八十年代帮助作家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灿烂时代，而且，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文学和艺术不断获得新的活力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江河.从这里开始[M].花城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徐静茹（1995.07.12—），女，汉族，江苏扬州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