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一词在我国早已有之。2400多年前，墨子就说：“今夫轮人（做车的工匠）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故圆与不圆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 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故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 则方法明也。”（《墨子·天志》）《中文大辞典》对方法的解释是“行事之条理也”，即方法是有效办事应遵循的条理、轨迹、途径、线路。
　　做学术研究更要讲究方法。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方法，没有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没有方法的研究，不是真正的研究。对研究方法选择的合适与否，及其应用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效果、效率。自然科學、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研究者都非常重视对于研究方法的探索，可以说，一切理论探讨都可以归结为对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探讨。研究方法的完善，某种程度上表征着该学科的完善程度。
　　一般来说，在制定学术研究计划时，研究者首先要根据选题性质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并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介绍，向读者清楚地表达研究数据的采集整理、论证材料的组织加工、理论运用和实践活动的过程。这样做，一则可以增强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体现研究的可行性和结论可信度，便于他人检验和审核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同时，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一样，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并且研究方法是人类运用知识、获取知识的知识，可以为以后做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也能够推动此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因此，无论是作为课题研究的执行者还是论文的写作者一定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在电视这种现代传播工具进入黎族地区村寨之前，这些地区的信息传播方式一般主要是以相对原始的人际传播为主。这就使得该地区现代化过程漫长而且缓慢。电视媒体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把世界上遥远的距离拉得很近，把世界各地信息以声像与影像的方式传达到黎族地区的各个村落，大大促进了这里的现代化进程，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被现代文化所取代。于是，这里居民的民族身份困境与身份焦虑成为现代化背景下的主题。电视媒体是如何影响黎族村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这种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理论阐述和逻辑推理是不能完成的，必须深入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调查，甚至实际体验。本书的作者到黎族村寨做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我认为这种研究方很法适合该书的选题。
　　虽然民族志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是一种新研究方法，但是在人类学研究中有很长的历史。这种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西方殖民者传教士所做的纪录报告及探险家所描绘的奇风异俗志就是民族志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不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类学者所为，带有传奇浪漫及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20世纪初，一批有专业训练的观察者直接进行田野工作，标志着民族志研究的真正开始。这些研究者与他所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起，说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文化，搜集当地文物、家谱及生活史，并做系统性的纪录。马林洛夫斯基在1922年完成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被认为是民族志研究的扛鼎之作，他认为，民族志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当事人眼中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主张研究者应与研究对象生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当地人的生活过程。
　　田野调查是民族志研究中核心的部分，它使得民族志的研究设计能够具体化。这就要求民族志研究者一定要走入“田野”，成为该团体的一份子，进行自然观察，并且需要较长时间。只有“较长时间的走入田野”，才能帮助研究者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有更深一层的掌握。田野调查中，要求研究者能够融入调查的社区中去，要不仅“身入”，还要“心入”。还必须指出，观察者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会严重影响研究的发展及诠释的真实性，却不易察觉，因此要防止情感过于投入，而降低搜集得到资料的信度。
　　本书作者工作在海南，居住在海南，跟主管和研究海南民族事务的有关部门有过较多的接触，选择海南黎族村寨这一特定社区来做田野观察，具有研究的接近性，便于其“深入”。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在村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调查期间能够尊重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因此也能够“深度浸入”村民中去，“以文化持有人的眼光”来观察和记录当地村民的言行。当然，作者在与村民打成一片，“跳进去”的过程中又尽量保持不丧失观察的敏锐性，注意自己的观察任务，还要从村民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以保证参与观察的信度和效度。
　　在采用田野观察法的同时，作者还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把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黎族居民的生活方式变迁做了描述。当然，作者也没有停留于对一般的现象的描述上，而是依据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以及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站在高视点并分析了电视在黎族居民生活方式变迁中所起的作用和作用机制，提出了建立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这将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由于选题好，方法得当，并且对方法的运用也不错。从整体上看，这部著作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其研究的问题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同时，该书布局脉络清晰，行文语言流畅，采用小叙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很有可读性。
　　（吴廷俊，男，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新闻史与新闻传播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