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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秩序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在今天成为热点，与本文题目的两个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其一，与危机现象有关：历史上历次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更替，大都是由于全局性的危机所造成，或者是由大大小小的局部危机所引发，最终成为全局性的秩序更替。其二，与世界秩序本身的状态有关：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处于制度形成后的上升时期或稳固时期，那么危机局势再凶险，也无法撼动整个世界秩序;如果因为秩序设计理念的偏颇，或者力量格局在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之下迅速变化，世界秩序本身已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状态，那么将会出现多重领域的危机并发，进而导致世界秩序的变更。2020年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本文试就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危机如何与世界秩序相关联？换言之，扼要讨论各种类型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更替。第二，当今国际秩序有什么特点？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处于何种基本状态之下？第三，在2020年面临多重危机挑战之下，既有的世界秩序究竟何去何从？
国际危机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有几种危机与世界秩序问题有着直接的或比较直接的关联。本文主要讨论的危机，一般指影响全局、延续相当时间、大规模的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小规模的、短暂的危机。
（一）第一类危机：战争与革命
大规模战争是与世界秩序关系最为密切的危机，而战争又经常与革命互相联系，深刻影响着世界。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大都是通过战争与革命来实现的。
1.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开端，是世界秩序构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体系建立的背景，是延绵不断的“三十年战争”所引发的欧洲全面危机状态。1648年体系确立之后，第一，欧洲事务不再由教廷号令天下，“民族国家至上”原则主导了国际事务，国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第二，主权原则意味着欧洲各国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多样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
犹如基辛格所言：首先，“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保护，不受外来干涉”[1]。也正因此，与帝国或教廷理论上只承认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的情况不一样，“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2]。
2.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一方面以称帝制宪这种特别的方式保障革命成果，另一方面通过欧洲战争推广革命。在当时的欧洲，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等君主制国家，不甘于欧洲既定秩序被推翻，联合起来打败了拿破仑。欧洲各国经过1814年的谈判，建立起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构架在于：英、俄、普、奥组成的“四国同盟”，共同维护欧洲的领土秩序不容变更;抵制对各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吸收战败国法国在内的大国[“Great Power”（大国）一词即当时的产物]通过多边会议协商处理国际事务[3];有节制地处理战后事宜;欧洲不能有任何一国变得过于强大，成为各大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诉求[4]。
在这样的安排之下，1814年之后欧洲维持了“百年和平”。尽管是否真正百年和平，因在这一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而有所争议。但是，和平总体上长时间地在欧洲得以维持，这是历史事实。非常值得后人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也纳体系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欧洲和平？作为“均势战略”专家的基辛格回答道：“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別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5]而笔者则以为，维也纳体系建立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思潮之间的内在制约与平衡，恐怕是更为深层的原因。[6]
3. “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纠正了“一战”之后凡尔赛体系缺乏对战败国的有效制约、无力应对国际危机的缺点，维持了迄今为止尚能运行的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架。该体系的核心在于：第一，美、英、中、法、苏五大国组成安理会;第二，以安理会为核心组成联合国，并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机制，加以保障。这一体系虽以大国主导，但也有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机制予以呼应。虽然雅尔塔体系并没有避免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但由战争直接推动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迄今还维持着“二战”以来的总体和平。
（二）第二类危机：国际经济危机
雅尔塔体系维持着“二战”以来的总体和平
与全面战争带来的重铸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全局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秩序变更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对于国际性经济-金融体制的重构来实现的。
1. 1929年大萧条：英美换位与希特勒崛起
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发展，1929～1933年初，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GDP下降30%，十多万家公司破产，1500万工人失业。20年代美国经济的狂热发展曾严重影响欧洲;一旦美国经济崩溃，大量资金回流，欧洲经济会雪上加霜。1931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霸主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美元。霍布斯鲍姆认为，大萧条带来的是世界的一分为三：对大萧条具有免疫力的苏联模式站住脚跟;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改良资本主义模式开始风行;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直接为走向“二战”做了铺垫。[7] 2. 1997～1998年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全球范式转型的前奏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方面依然对各国宏观经济治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行推动各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得亚洲国家在受到国际游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又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最终导致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在当时亚洲各国雪崩式降低汇率以自保的大背景下，唯有中国坚持汇率政策不变，维持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同时力挺中国香港地区顶住国际游资的打击，获得了国际赞许与信任。这次危机直接导致中俄两国自此不同程度地告别“华盛顿共识”，新世纪后逐步走向强调自主发展与改革的模式。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G7到G20的国际治理体制转型
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在全球范围引发严重的信贷紧缩。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许多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奥巴马总统、萨科奇总统与胡锦涛总书记等经过电话磋商，决定在原来的G7之外，建立G20这一包括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这是新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变迁，特别是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关键举措。
（三）第三类危机：国际大灾变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促成了从 G7 到 G20 的国际治理体制转型
历史地看，国际规模的大灾变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因之一。虽然，灾变往往与其他社会危机交互，共同作用于秩序变化，但这一“无形之敌”的作用力之凶险难测、突如其来，往往产生料想不及的严重后果。
1. 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与欧洲大转型
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暴发，此后波及整个西欧的黑死病大疫，使得西欧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此后瘟疫在西欧各地又多次暴发，甚至传到了北欧与俄罗斯。黑死病期间，中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成为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攻击的对象，受到驱逐与迫害。同时，这场灾难冲击了欧洲的农业，激发了纺织业、畜牧业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面貌，刺激了当时的汉萨同盟的对外贸易。直到14世纪末，走出黑死病灾难的西欧，很快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文艺复兴也逐渐进入高潮。[8]
2. 1918年大流感与战后秩序安排
流行病学研究证明，1918年大流感发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哈斯科县，但因为在战争期间，各国严格保密，只有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当时公布了流感的消息，此后，这一病毒便被习惯地称为“西班牙病毒”。[9]在这场灾难中，大约有5000万人丧生。
严肃的历史记载表明，美国总统威尔逊前往参加巴黎和会期间，已经得了严重的流感，体温达到39.4摄氏度，与各国元首谈判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本来威尔逊坚决不同意法国总统克列孟梭提出的主意，也即法国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但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通知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其中包括）萨尔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开采权归法国所有，……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强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省从德国版图中移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则分给了波兰——‘波兰走廊’就此产生，将德国一分为二。”威尔逊也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做出让步，并且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有人曾经还怀疑，威尔逊总统当时已经中风。但是，威尔逊本人最信任的助手格雷森则认为流感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原因。[10]
国际规模的巨大灾变，往往和其他社会变化一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但是巨大灾变所带来的危害，如大规模人员伤亡以及对整个社会突如其来的颠覆性破坏，经常会大大超过人为灾害所造成的伤害。
危机现象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上述例子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在本文以上所列举几个方面之外，其他诸如1968年学生运动、世界各国的抗议运动乃至“9·11”这样极端恐怖主义形式的各种反体制力量也会引发世界秩序的震动。本文仅仅是提出危机现象与世界秩序变化之间存在着事实与逻辑的关联性，但远未深入发掘每一次重大危机与世界秩序变更之间的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关系。比如，地区的、局部性质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最终变化，这些次一级的危机与全局性危机有何联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但是，历经这些危机，人类文明也积累了一项宝贵财富：面临危机，能够在历次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来取代剑拔弩张的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文明乃至种族之间的观念与利益的尖锐冲突;能够以互相尊重、容忍、谅解、行为适度和从长计议的态度来处理大国间的抗衡。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导致了多元、多样、多极力量的共同参与甚至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味着欧洲内部的多元化的初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以帝国为承载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是包含着美、英、法、中、苏的更加包容广泛的遍及东西方各大文明体系在内的多元化共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治理系统中则出现了从G7向G20的变化，尽管这远未结束冷战后美国称霸的格局，但同样彰显了世界秩序正向多元、多极方向行进的强劲势头。
世界秩序正向多元、多极方向行进
所以，从形态上看，处于过渡时期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既存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原有体制机制又出现了大量的转型、变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带——这就是“半秩序”状态。具体说来，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半秩序”状态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全球秩序范式的总体转型
所谓全球范式的总体转型，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国际治理方式的延续与变更;主要国家的国内治理体制的保持和改革;与之相应的各国的或者多国协同的战略、策略应对。[11]冷战终结以后，就全球范式转型的基本取向而言，大体上正在从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范式，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具体而言，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发展趋势——
其一，国际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冷战胜利的红利使得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图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凸显。但是，在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天平转向了多极、多样、多元化的发展，国际治理结构从G7转向G20是其显著的标志。
其二，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内结构正在形成。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国家，从冷战刚刚结束之时普遍模仿欧美民族国家建构方式，逐渐转向确立各自的自主性、寻求符合各国自身特点的治理模式。
其三，国际的战略互动由全球走向区域。借助全球化之势，美国全球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歌猛进。但在世纪之交，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逐渐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目标出现疏离和争议;欧盟从一体化走向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以中俄合作为基础的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地区事务重要性逐渐上升，地区合作模式纷纷涌现，但同时也进入了地区冲突的高發期。在国际与区域秩序的过渡期，尽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仍有部分人希望通过大大小小的冲突与地区战争，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图谋，如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以及连续不断的“颜色革命”。
总之，从“华盛顿共识”向新兴国家自主治理模式的内部转向，东西方外交战略互动从合作主导向竞争与合作兼有的外部转向，世界秩序逐渐出现了类似于从G7到G20的组织形态变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范式性的整体变化过程。
（二）世界秩序转型期的力量结构特征
冷战终结以来的国际力量对比与组合，显示出若干新的特点。
首先，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是这一阶段的最关键因素和最主要特征。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提出“西方的衰落”。但是，20世纪的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还经历了“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终结后的非凡辉煌。但是，这一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一样。因为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美国霸权正在走向终结。冷战是一种始终以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得以自保的意识形态斗争，冷战终结对美国的挑战虽隐含不露，却又非常实在而深刻。
同时，一个日益明显的大趋势是，多少年来一直支撑西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了自我瓦解的征兆：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选举，选出的却是自挖墙脚的一批民粹人物;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只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进入信息时代后自然会趋于解体;[12]言论自由曾经是西方的骄傲，今天的西方媒体却出现了大量虚假新闻，甚至受到了执政者的推波助澜;西方体制的开放性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曾引以为豪，但仅仅是难民问题，就直接引发了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无论是马克龙2019年8月27 日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还是2020年2月慕尼黑峰会的年度报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都是“西方的衰落”这一命题的证明。
其次，新兴力量 “第二次崛起”中的集结，乃是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关键性特征，与西方的衰落态势互成犄角。之所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乃是“第二次崛起”，是因为几乎所有金砖国家和G20新兴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是雄踞一方的强者。而新世纪以来的新兴国家重新聚合，不光在经济上以超越全球GDP总量一半的强劲势头推进，而且表现出深厚广泛的长期发展潜能，并呈现出颇有章法的一步步推进的组织化状态。以中俄聚合的路径为例，不光有着建设性双边战略伙伴-上合组织-金砖-G20的成长路径，而且这一进程也伴随着世纪之交以来一系列严重危机推动下的观念趋近。实事求是地说，历次危机都极大地推动了中俄的接近。
再次，多重网络与链接制约之下的动态性极化力量结构，乃是当今西方衰落与新兴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特征。过渡时期的国际权力结构既不是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在科技、经济和观念形态迅速更新的背景下，新的结构特征正在出现：（1）丰富复杂的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原有的极化结构受到制约：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之间超过5000亿美元、欧美之间超过6000亿欧元、中欧之间超过6000亿美元的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尽管在疫情之后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这是不可能被极端势力的歇斯底里所能全面阻止的。（2）这样一个网络是通过各种链接贯穿而成的，其中有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以及知识与思想领域的链接。例如“一带一路”构想，并非是传统的排他式的区域构建，而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互补共建的方式，打破原有国际结构中各极之间相互阻隔的态势。（3）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结构中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呈现出活跃态势，如全局层面上的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三边组合;区域层面上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三边组合，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制约博弈，形成千变万化的均衡状态;但是，又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的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关于5G的合作意向，受到了美国极大干扰;但英国等国家经过激烈争论，还是决定在非核心领域与中国合作，这就是新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又比如“一带一路”构想为中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欧、俄也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俄方已经推出“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如何与之“对接”;中欧合作虽然有很好的基础，但是2019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文件把中国视为“体制竞争者”—这意味着三方之间还有很多问题与困难，需要探索和合力推进。 （三）世界秩序转型中的思想理论争议
在冷战后世界秩序转型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理论问题的争论：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问题争议;围绕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出现的“民主与威权主义争议”;世纪之交出现的“民主和平论”;伊拉克战争前后出现的“新帝国”以及“新保守主义”的辩论;以及近年来关于“民粹主义”问题的争议等。
总体来看，这些争议不仅具有广泛的国际政治理论学术内容，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也与全球范式转型中的三个层次的问题（即前文所述的国内治理模式、对外战略、世界秩序取向）都密切相关。进一步言之，这些理论争议往往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问题。
首先，当代世界事务中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表示，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先进性（普遍性）与多样性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仍不得其解。因此，他主张，在这一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唯有通过两者的对话，才能够使两者和谐共处。就当今国际事务而言，恐怕唯有对话—只有对话才是作为人类属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才是排解危机的仅有通途。
中国应该思考“一带一路”如何与俄罗斯推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其次，當代世界进程中的时间序列问题。究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时间序列，还是以当地时间序列来认知世界事务的问题，与当今国际危机、冲突现象密切相关。欧盟政治家认为，当今国际事务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因此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实现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家认为，俄罗斯尚处于现代阶段，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国家建构，仍然是俄罗斯更为迫切的任务。两种不同的有关时间序列的认知，为地区冲突埋下隐患。
再次，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两者究竟是可以互相割裂，还是密切交织，是这一秩序转换时期的重要争议。近年来参与瓦尔代论坛的过程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听普京总统谈到：原本以为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模式，俄罗斯就能够与西方和谐共处;但事实证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会照样受到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打压。[13]看来，借意识形态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图谋一己私利，仍是转型期国际政治难以避免的现实。
无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是否被人为地互相混淆，无论是关于时间序列是否还存在着的不同认知，也无论关于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究竟是何者重要，所有这些尚未被彻底搞清的政治哲学命题，都被作为美欧国际战略的工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命题的讨论之中—“民主与专制”命题与“民主和平理论”。小布什时期特别是其第二任总统时期，美国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提出“自由议程”，以此作为思想纲领于21世纪之初在欧亚国家地区推行“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14]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思想理论争论，与上述力量格局的结构特征互相耦合。这表明西方不仅在物质性形态层面开始衰落，而且思想理论领域的传统优势也趋于动摇。与此同时，危机冲击下的思想理论创新，正在一步一步地为新秩序的到来勾画蓝图。
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观点，在长、中、短时段作用下，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延续将会共存。据此，笔者认为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既有发展趋势的推波助澜，至多只会部分地改变世界。
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地理与文明形态的影响，将是世界秩序中既成因素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首先，存在数千年的文明多样化趋势将长期存在，一场疫情不可能彻底改变千年文明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只要存在不同文明，只要存在古今、东西之争，“文明冲突”的辩论就不会停止，这是疫情所改变不了的。再者，疫情也无法使地缘政治消失，地缘政治结构将持久地影响国际合作与竞争。大陆地缘政治的空间连续性与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阻隔性，几乎将永远存在。一定会有人利用不同的文明、国家与意识形态间的竞争态势，借疫病之机兴风作浪。
从中时段看，以不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也许可以视为是与当今世界秩序变更直接关联的两大要素。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势必将会是比较长期的态势，其最基本的理由是力量对比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就全球化而言，疫情之后，其形式和内容会改变，但全球化本身难以被阻止，而是将会寻求更符合当代需求、更有质量层次、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新型的全球化路径。有学者提出了当前危机属于“全球化危机”的观点，对于未来可能从全球转向地区的发展轨迹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但从世纪之交以来的较长时段看，从全球化向地区的不同方式的转移早已开始。适度把握全球化与地区化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联系，会是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短时段看，首先，人类正面临着最大的共同挑战。无论种族、文明、观念、制度、国家规模如何，各国都经受着疫情的重大冲击，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共克时艰，并非只是一句口号。从1918年初暴发大流感的经验来看，疫情一波又一波发展，一直延续到1920年。今后这一到两年将是人类的共担风险时期。
其次，灾情之下，经济的衰退必将对国际关系带来极大影响;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很可能是大国的政治进程，特别是美国11月总统大选和俄罗斯很可能在今年通过全民公决确定的2024年政治进程。尤其对美国而言，虽然出现了号称两党一致的对华立场，但大选投票之前的惨烈党争仍不可避免，由此会更加严重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
这样情势之下，国际社会和各国面临着几种选择：（1）回到2009年约翰·伊肯贝瑞式的“自由国际秩序”，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愿意向作为竞争者的新兴国家让渡主导权，这几乎已经完全不可能。（2）回到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抑或“新冷战”。至少美国方面决意“甩锅”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与中国脱钩，加速形成与中国的紧张对抗局面。（3）更为糟糕的局面，乃是大国间的高度对抗势必可能进一步引发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一片混战，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4）在放弃任何幻想、准备迎接艰难挑战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持尚存合作空间之下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共处”而不是“互掐”，“缠斗”而不是“决斗”，“互鉴”而不是“独尊”，看来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
（责任编辑：郑涛）
注释：
[1] [2] [5]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3～24页;第23～24页;第75页。
[3] [4]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35页;第132～133页。
[6] 笔者曾在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发表了与本题有关的“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with an Eye to the Past”的英文文章，对于这一问题仍需专文阐述。
[7]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10页。
[8] 王亚平：《德国通史（第一卷）：封建帝国时代（公元1500年以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1～479页。
[9] 凯瑟琳·阿诺德的《1918年之疫》、约翰·M.巴里的《大流感》以及巴西权威流行病史研究学者都非常明确地记载了关于病毒的起源地问题。
[10] 约翰·M.巴里：《大流感》，钟扬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版，399～407页。
[11]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16～235.
[12] 杨成绪：《德国政坛何以陷入震荡？》，载《中国新闻周刊》第936期。
[13] 笔者注意到在近些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总统历年的大会主题发言均有涉及这一主题。
[14] 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谨、宋和坤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五章。
本文试就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危机如何与世界秩序相关联？换言之，扼要讨论各种类型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更替。第二，当今国际秩序有什么特点？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处于何种基本状态之下？第三，在2020年面临多重危机挑战之下，既有的世界秩序究竟何去何从？
一、国际危机如何与世界秩序相关联？
国际危机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有几种危机与世界秩序问题有着直接的或比较直接的关联。本文主要讨论的危机，一般指影响全局、延续相当时间、大规模的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小规模的、短暂的危机。
（一）第一类危机：战争与革命
大规模战争是与世界秩序关系最为密切的危机，而战争又经常与革命互相联系，深刻影响着世界。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大都是通过战争与革命来实现的。
1.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开端，是世界秩序构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体系建立的背景，是延绵不断的“三十年战争”所引发的欧洲全面危机状态。1648年体系确立之后，第一，欧洲事务不再由教廷号令天下，“民族国家至上”原则主导了国际事务，国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第二，主权原则意味着欧洲各国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多样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
犹如基辛格所言：首先，“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保护，不受外来干涉”[1]。也正因此，与帝国或教廷理论上只承认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的情况不一样，“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2]。
2.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一方面以称帝制宪这种特别的方式保障革命成果，另一方面通过欧洲战争推广革命。在当时的欧洲，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等君主制国家，不甘于欧洲既定秩序被推翻，联合起来打败了拿破仑。欧洲各国经过1814年的谈判，建立起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构架在于：英、俄、普、奥组成的“四国同盟”，共同维护欧洲的领土秩序不容变更;抵制对各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吸收战败国法国在内的大国[“Great Power”（大国）一词即当时的产物]通过多边会议协商处理国际事务[3];有节制地处理战后事宜;欧洲不能有任何一国变得过于强大，成为各大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诉求[4]。
在这样的安排之下，1814年之后欧洲维持了“百年和平”。尽管是否真正百年和平，因在这一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而有所争议。但是，和平总体上长时间地在欧洲得以维持，这是历史事实。非常值得后人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也纳体系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欧洲和平？作为“均势战略”专家的基辛格回答道：“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別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5]而笔者则以为，维也纳体系建立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思潮之间的内在制约与平衡，恐怕是更为深层的原因。[6]
3. “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纠正了“一战”之后凡尔赛体系缺乏对战败国的有效制约、无力应对国际危机的缺点，维持了迄今为止尚能运行的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架。该体系的核心在于：第一，美、英、中、法、苏五大国组成安理会;第二，以安理会为核心组成联合国，并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机制，加以保障。这一体系虽以大国主导，但也有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机制予以呼应。虽然雅尔塔体系并没有避免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但由战争直接推动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迄今还维持着“二战”以来的总体和平。
（二）第二类危机：国际经济危机
与全面战争带来的重铸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全局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秩序变更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对于国际性经济-金融体制的重构来实现的。
1. 1929年大萧条：英美换位与希特勒崛起
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发展，1929～1933年初，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GDP下降30%，十多万家公司破产，1500万工人失业。20年代美国经济的狂热发展曾严重影响欧洲;一旦美国经济崩溃，大量资金回流，欧洲经济会雪上加霜。1931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霸主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美元。霍布斯鲍姆认为，大萧条带来的是世界的一分为三：对大萧条具有免疫力的苏联模式站住脚跟;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改良资本主义模式开始风行;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直接为走向“二战”做了铺垫。[7] 2. 1997～1998年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全球范式转型的前奏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方面依然对各国宏观经济治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行推动各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得亚洲国家在受到国际游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又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最终导致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在当时亚洲各国雪崩式降低汇率以自保的大背景下，唯有中国坚持汇率政策不变，维持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同时力挺中国香港地区顶住国际游资的打击，获得了国际赞许与信任。这次危机直接导致中俄两国自此不同程度地告别“华盛顿共识”，新世纪后逐步走向强调自主发展与改革的模式。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G7到G20的国际治理体制转型
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在全球范围引发严重的信贷紧缩。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许多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奥巴马总统、萨科奇总统与胡锦涛总书记等经过电话磋商，决定在原来的G7之外，建立G20这一包括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这是新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变迁，特别是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关键举措。
（三）第三类危机：国际大灾变
历史地看，国际规模的大灾变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因之一。虽然，灾变往往与其他社会危机交互，共同作用于秩序变化，但这一“无形之敌”的作用力之凶险难测、突如其来，往往产生料想不及的严重后果。
1. 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与欧洲大转型
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暴发，此后波及整个西欧的黑死病大疫，使得西欧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此后瘟疫在西欧各地又多次暴发，甚至传到了北欧与俄罗斯。黑死病期间，中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成为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攻击的对象，受到驱逐与迫害。同时，这场灾难冲击了欧洲的农业，激发了纺织业、畜牧业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面貌，刺激了当时的汉萨同盟的对外贸易。直到14世纪末，走出黑死病灾难的西欧，很快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文艺复兴也逐渐进入高潮。[8]
2. 1918年大流感与战后秩序安排
流行病学研究证明，1918年大流感发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哈斯科县，但因为在战争期间，各国严格保密，只有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当时公布了流感的消息，此后，这一病毒便被习惯地称为“西班牙病毒”。[9]在这场灾难中，大约有5000万人丧生。
严肃的历史记载表明，美国总统威尔逊前往参加巴黎和会期间，已经得了严重的流感，体温达到39.4摄氏度，与各国元首谈判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本来威尔逊坚决不同意法国总统克列孟梭提出的主意，也即法国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但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通知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其中包括）萨尔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开采权归法国所有，……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强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省从德国版图中移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则分给了波兰——‘波兰走廊’就此产生，将德国一分为二。”威尔逊也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做出让步，并且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有人曾经还怀疑，威尔逊总统当时已经中风。但是，威尔逊本人最信任的助手格雷森则认为流感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原因。[10]
国际规模的巨大灾变，往往和其他社会变化一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但是巨大灾变所带来的危害，如大规模人员伤亡以及对整个社会突如其来的颠覆性破坏，经常会大大超过人为灾害所造成的伤害。
危机现象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上述例子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在本文以上所列举几个方面之外，其他诸如1968年学生运动、世界各国的抗议运动乃至“9·11”这样极端恐怖主义形式的各种反体制力量也会引发世界秩序的震动。本文仅仅是提出危机现象与世界秩序变化之间存在着事实与逻辑的关联性，但远未深入发掘每一次重大危机与世界秩序变更之间的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关系。比如，地区的、局部性质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最终变化，这些次一级的危机与全局性危机有何联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但是，历经这些危机，人类文明也积累了一项宝贵财富：面临危机，能够在历次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来取代剑拔弩张的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文明乃至种族之间的观念与利益的尖锐冲突;能够以互相尊重、容忍、谅解、行为适度和从长计议的态度来处理大国间的抗衡。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导致了多元、多样、多极力量的共同参与甚至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味着欧洲内部的多元化的初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以帝国为承载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是包含着美、英、法、中、苏的更加包容广泛的遍及东西方各大文明体系在内的多元化共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治理系统中则出现了从G7向G20的变化，尽管这远未结束冷战后美国称霸的格局，但同样彰显了世界秩序正向多元、多极方向行进的强劲势头。
二、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基本特點
与战争和革命带来的世界秩序变更有一个关键性不同，1989～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后的世界秩序变化，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条件下，犹如斯大林所说，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时代就不一样，虽然力量格局实际上也在变化，但基本上只能通过沟通、谈判、妥协、竞争、合作、结盟等非暴力方式（当然也包括使用恐怖袭击、街头革命、混合战争、网络攻击等非常规方式），来影响秩序变化进程。所以，从形态上看，处于过渡时期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既存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原有体制机制又出现了大量的转型、变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带——这就是“半秩序”状态。具体说来，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半秩序”状态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全球秩序范式的总体转型
所谓全球范式的总体转型，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国际治理方式的延续与变更;主要国家的国内治理体制的保持和改革;与之相应的各国的或者多国协同的战略、策略应对。[11]冷战终结以后，就全球范式转型的基本取向而言，大体上正在从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范式，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具体而言，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发展趋势——
其一，国际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冷战胜利的红利使得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图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凸显。但是，在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天平转向了多极、多样、多元化的发展，国际治理结构从G7转向G20是其显著的标志。
其二，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内结构正在形成。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国家，从冷战刚刚结束之时普遍模仿欧美民族国家建构方式，逐渐转向确立各自的自主性、寻求符合各国自身特点的治理模式。
其三，国际的战略互动由全球走向区域。借助全球化之势，美国全球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歌猛进。但在世纪之交，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逐渐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目标出现疏离和争议;欧盟从一体化走向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以中俄合作为基础的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地区事务重要性逐渐上升，地区合作模式纷纷涌现，但同时也进入了地区冲突的高發期。在国际与区域秩序的过渡期，尽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仍有部分人希望通过大大小小的冲突与地区战争，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图谋，如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以及连续不断的“颜色革命”。
总之，从“华盛顿共识”向新兴国家自主治理模式的内部转向，东西方外交战略互动从合作主导向竞争与合作兼有的外部转向，世界秩序逐渐出现了类似于从G7到G20的组织形态变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范式性的整体变化过程。
（二）世界秩序转型期的力量结构特征
冷战终结以来的国际力量对比与组合，显示出若干新的特点。
首先，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是这一阶段的最关键因素和最主要特征。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提出“西方的衰落”。但是，20世纪的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还经历了“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终结后的非凡辉煌。但是，这一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一样。因为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美国霸权正在走向终结。冷战是一种始终以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得以自保的意识形态斗争，冷战终结对美国的挑战虽隐含不露，却又非常实在而深刻。
同时，一个日益明显的大趋势是，多少年来一直支撑西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了自我瓦解的征兆：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选举，选出的却是自挖墙脚的一批民粹人物;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只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进入信息时代后自然会趋于解体;[12]言论自由曾经是西方的骄傲，今天的西方媒体却出现了大量虚假新闻，甚至受到了执政者的推波助澜;西方体制的开放性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曾引以为豪，但仅仅是难民问题，就直接引发了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无论是马克龙2019年8月27 日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还是2020年2月慕尼黑峰会的年度报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都是“西方的衰落”这一命题的证明。
其次，新兴力量 “第二次崛起”中的集结，乃是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关键性特征，与西方的衰落态势互成犄角。之所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乃是“第二次崛起”，是因为几乎所有金砖国家和G20新兴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是雄踞一方的强者。而新世纪以来的新兴国家重新聚合，不光在经济上以超越全球GDP总量一半的强劲势头推进，而且表现出深厚广泛的长期发展潜能，并呈现出颇有章法的一步步推进的组织化状态。以中俄聚合的路径为例，不光有着建设性双边战略伙伴-上合组织-金砖-G20的成长路径，而且这一进程也伴随着世纪之交以来一系列严重危机推动下的观念趋近。实事求是地说，历次危机都极大地推动了中俄的接近。
再次，多重网络与链接制约之下的动态性极化力量结构，乃是当今西方衰落与新兴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特征。过渡时期的国际权力结构既不是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在科技、经济和观念形态迅速更新的背景下，新的结构特征正在出现：（1）丰富复杂的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原有的极化结构受到制约：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之间超过5000亿美元、欧美之间超过6000亿欧元、中欧之间超过6000亿美元的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尽管在疫情之后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这是不可能被极端势力的歇斯底里所能全面阻止的。（2）这样一个网络是通过各种链接贯穿而成的，其中有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以及知识与思想领域的链接。例如“一带一路”构想，并非是传统的排他式的区域构建，而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互补共建的方式，打破原有国际结构中各极之间相互阻隔的态势。（3）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结构中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呈现出活跃态势，如全局层面上的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三边组合;区域层面上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三边组合，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制约博弈，形成千变万化的均衡状态;但是，又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的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关于5G的合作意向，受到了美国极大干扰;但英国等国家经过激烈争论，还是决定在非核心领域与中国合作，这就是新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又比如“一带一路”构想为中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欧、俄也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俄方已经推出“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如何与之“对接”;中欧合作虽然有很好的基础，但是2019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文件把中国视为“体制竞争者”—这意味着三方之间还有很多问题与困难，需要探索和合力推进。 （三）世界秩序转型中的思想理论争议
在冷战后世界秩序转型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理论问题的争论：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问题争议;围绕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出现的“民主与威权主义争议”;世纪之交出现的“民主和平论”;伊拉克战争前后出现的“新帝国”以及“新保守主义”的辩论;以及近年来关于“民粹主义”问题的争议等。
总体来看，这些争议不仅具有广泛的国际政治理论学术内容，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也与全球范式转型中的三个层次的问题（即前文所述的国内治理模式、对外战略、世界秩序取向）都密切相关。进一步言之，这些理论争议往往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问题。
首先，当代世界事务中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表示，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先进性（普遍性）与多样性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仍不得其解。因此，他主张，在这一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唯有通过两者的对话，才能够使两者和谐共处。就当今国际事务而言，恐怕唯有对话—只有对话才是作为人类属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才是排解危机的仅有通途。
其次，當代世界进程中的时间序列问题。究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时间序列，还是以当地时间序列来认知世界事务的问题，与当今国际危机、冲突现象密切相关。欧盟政治家认为，当今国际事务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因此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实现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家认为，俄罗斯尚处于现代阶段，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国家建构，仍然是俄罗斯更为迫切的任务。两种不同的有关时间序列的认知，为地区冲突埋下隐患。
再次，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两者究竟是可以互相割裂，还是密切交织，是这一秩序转换时期的重要争议。近年来参与瓦尔代论坛的过程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听普京总统谈到：原本以为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模式，俄罗斯就能够与西方和谐共处;但事实证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会照样受到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打压。[13]看来，借意识形态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图谋一己私利，仍是转型期国际政治难以避免的现实。
无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是否被人为地互相混淆，无论是关于时间序列是否还存在着的不同认知，也无论关于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究竟是何者重要，所有这些尚未被彻底搞清的政治哲学命题，都被作为美欧国际战略的工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命题的讨论之中—“民主与专制”命题与“民主和平理论”。小布什时期特别是其第二任总统时期，美国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提出“自由议程”，以此作为思想纲领于21世纪之初在欧亚国家地区推行“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14]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思想理论争论，与上述力量格局的结构特征互相耦合。这表明西方不仅在物质性形态层面开始衰落，而且思想理论领域的传统优势也趋于动摇。与此同时，危机冲击下的思想理论创新，正在一步一步地为新秩序的到来勾画蓝图。
三、新冠疫情下的秩序延续与重构
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观点，在长、中、短时段作用下，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延续将会共存。据此，笔者认为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既有发展趋势的推波助澜，至多只会部分地改变世界。
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地理与文明形态的影响，将是世界秩序中既成因素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首先，存在数千年的文明多样化趋势将长期存在，一场疫情不可能彻底改变千年文明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只要存在不同文明，只要存在古今、东西之争，“文明冲突”的辩论就不会停止，这是疫情所改变不了的。再者，疫情也无法使地缘政治消失，地缘政治结构将持久地影响国际合作与竞争。大陆地缘政治的空间连续性与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阻隔性，几乎将永远存在。一定会有人利用不同的文明、国家与意识形态间的竞争态势，借疫病之机兴风作浪。
从中时段看，以不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也许可以视为是与当今世界秩序变更直接关联的两大要素。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势必将会是比较长期的态势，其最基本的理由是力量对比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就全球化而言，疫情之后，其形式和内容会改变，但全球化本身难以被阻止，而是将会寻求更符合当代需求、更有质量层次、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新型的全球化路径。有学者提出了当前危机属于“全球化危机”的观点，对于未来可能从全球转向地区的发展轨迹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但从世纪之交以来的较长时段看，从全球化向地区的不同方式的转移早已开始。适度把握全球化与地区化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联系，会是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短时段看，首先，人类正面临着最大的共同挑战。无论种族、文明、观念、制度、国家规模如何，各国都经受着疫情的重大冲击，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共克时艰，并非只是一句口号。从1918年初暴发大流感的经验来看，疫情一波又一波发展，一直延续到1920年。今后这一到两年将是人类的共担风险时期。
其次，灾情之下，经济的衰退必将对国际关系带来极大影响;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很可能是大国的政治进程，特别是美国11月总统大选和俄罗斯很可能在今年通过全民公决确定的2024年政治进程。尤其对美国而言，虽然出现了号称两党一致的对华立场，但大选投票之前的惨烈党争仍不可避免，由此会更加严重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
这样情势之下，国际社会和各国面临着几种选择：（1）回到2009年约翰·伊肯贝瑞式的“自由国际秩序”，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愿意向作为竞争者的新兴国家让渡主导权，这几乎已经完全不可能。（2）回到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抑或“新冷战”。至少美国方面决意“甩锅”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与中国脱钩，加速形成与中国的紧张对抗局面。（3）更为糟糕的局面，乃是大国间的高度对抗势必可能进一步引发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一片混战，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4）在放弃任何幻想、准备迎接艰难挑战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持尚存合作空间之下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共处”而不是“互掐”，“缠斗”而不是“决斗”，“互鉴”而不是“独尊”，看来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
（责任编辑：郑涛）
注释：
[1] [2] [5]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3～24页;第23～24页;第75页。
[3] [4]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35页;第132～133页。
[6] 笔者曾在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发表了与本题有关的“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with an Eye to the Past”的英文文章，对于这一问题仍需专文阐述。
[7]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10页。
[8] 王亚平：《德国通史（第一卷）：封建帝国时代（公元1500年以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1～479页。
[9] 凯瑟琳·阿诺德的《1918年之疫》、约翰·M.巴里的《大流感》以及巴西权威流行病史研究学者都非常明确地记载了关于病毒的起源地问题。
[10] 约翰·M.巴里：《大流感》，钟扬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版，399～407页。
[11]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16～235.
[12] 杨成绪：《德国政坛何以陷入震荡？》，载《中国新闻周刊》第936期。
[13] 笔者注意到在近些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总统历年的大会主题发言均有涉及这一主题。
[14] 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谨、宋和坤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