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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著名杂志《连线》（Wired）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提出一个叫做“技术元素”（technium）的概念，认为技术是人类至强之力（the most powerful force）。技术的加速进步在不断佐证当初凯文·凯利关于技术元素的总结和预测，但凯文·凯利或许还是过于聚焦于技术本身。纵观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历程，我想，应该有个新的词汇——创新元素（innovationium）。技术元素之所以能持续地繁衍、蔓延，几乎全部源于人类社会中创新元素的滋生和涌动。创新元素在地球上各类生物中，唯人类所独有。创新元素是人类不断前进、改善现实的艰苦努力，是人类尝试与创造的勇气与智慧，是人类打破常规、追逐梦想的品质与灵魂。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语境下，拥有更多创新元素的地区，则具备更多推动技术元素繁衍的条件，则可能更有机会从全球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高的回报，更可能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身居有利的地位，将拥有更广阔的未来。如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论述，创新可打破原来均衡的经济状况，使经济日趋兴盛，呈现繁荣。而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背书则是，富足兴盛与大创新携手而至。
亚洲的未来在于创新，但怎样才能培育出亚洲的创新元素呢？
如果寻找世界上创新元素最丰富的地区，应该没有哪里能撼动硅谷在这一领域的地位。能不能在亚洲复制硅谷？我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都涌现过类似的问题，甚至有些人、有些政府、有些企业亦做过类似的尝试。但谁成功了呢？在试图复制硅谷之前，我们应该先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创新元素如此丰富？为什么这里的创新元素好似星火燎原？
身处硅谷和斯坦福大学，我注意到硅谷创新元素背后存在两个基石——自由与契约。
请不要把自由狭隘于政治领域，且更多将之归于个体观念层面。在这里，自由是个不受限制的思想状态，是个体价值获得充分尊重与鼓励，是独立思考，是思维无边界，是个体选择不受制约。个体未必仅仅限于个人，也包括社会、经济中的每个微小单元。
硅谷虽是各式各样创业者聚集的场所，但不同年龄、各种肤色的嘴巴里蹦出的却是同样的话语：改变、创造、实现、梦想。尽管投资商和各种比赛的评委们严苛而挑剔，但创业者们的价值一直得到充分的尊重。在这里，罕有人以传统束缚新生事物，不管是多么离经叛道的想法，罕有人说“NO”或“STOP”，罕有人以眼前的功利去评判新的创意，罕有人以成败论英雄。斯坦福大学Design School里，讲授如何Design Tinking，其核心就是打破传统思维，摒弃循规蹈矩。一个媒体创新项目里，各国资深媒体人听到最多的就是“不要害怕失败”。硅谷各类创业比赛的落选者依然可以得到投资方、评委的耐心指导。在大多数企业，员工有充分的空间去尝试，尽可挑战传统的做法。
一旦个体观念层面的自由度大大提升，创新元素就会不可遏抑地在硅谷的每个角落里滋生出来。它们来自于每个创业者的心中，来自于每个小公司，甚至来自一个破旧的车库。自由推动了创新，创新助推了经济，自由因此得到更多的鼓励与宽容。
在这里，契约则是保护个体价值不受伤害、保护个体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则。硅谷已经有一套成熟而富有活力的商业规则，与密布的创业公司相匹配。这里也集中了世界最重要的投资家，以及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依照律师事务协助订立的规则，投资人扶植创业企业，并与创业企业分享企业增长的成果，投资人的收益则又可用于扶植更多的创业企业。投资人、创业企业、企业合伙人及员工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均可通过律师诉诸法律，寻求维护。
更重要的是，除商业规则之外，硅谷也有一套“软契约”。创业者、工程师们可以自由讨论创意，而不必担心被剽窃。大企业如见到好的创业项目，不是去拷贝，而是高价收购，或者另辟蹊径。这样的道德观念秩序鼓励了创新，因为大家普遍对创意思想带有本能的尊重。唯有如此，个体的思想火花才可不断迸发，创新的利益驱动才不会被遏制。
自由与契约的环境并非无法在亚洲营造，亚洲当然也存在创新元素的土壤。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内地的经济改革、印度经济的增长，既是创新元素的果，更是创新元素的因。近年来，我们目睹了三星（Samsung）、索尼（Sony）、联想（Lenovo）、阿里、HTC、TCS、Infosys的成功实践，也见证了近几年小米、360等公司的快速成长。
关于培育未来的创新元素，中国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当务之急是改善创新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放松和解除对投资与融资的管制，提高对承担风险的激励，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创造开放与宽容的社会氛围。费尔普斯则建议，“国家需要培育合适的激励环境、建立必要的制度，并且注意不树壁垒。”
随着创新环境的逐步改善、壁垒逐步打破、社会氛围更为开放与宽容，创新元素将在亚洲更多更快地成长，从每个创业者的内心深处，从每个实验室里，从每个企业里，从每个城市和乡村里，从每个国家和地区里。一旦亚洲的创新元素形成星星之火，亚洲的未来必将拥有灿烂之夏花、丰硕之秋实。
第一问：创新之困
罗纳德·科斯：
在我近年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我们讲述了中国非凡的市场转变，中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取得其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尤其虑及我们的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我们的评价？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洪钢：
虽然大家都在谈创新，但我认为今天中国创新的主流是如何以尽可能小的经济社会代价和尽可能短的时间缩短与西方发达领先者之间的差距。 人的需求有个马斯洛宝塔，企业的发展需求也同样该有个层次观。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摸爬滚打，相信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均已娴熟掌握了市场经济的ABC。除了创新观外，我认为，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家最该恶补的课程是契约精神以及企业家自身的诚信观和公民观。没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即便是创新，也可能是像三聚氰胺那样走火入魔的“创新”。
陈东升：
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加在一起完成了整个工业革命，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是后发优势的工业革命，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创新，但实际上开始有了很多变化。中国把工业时代、信息数据时代叠加在了一起，同时开始了消费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很多创新。例如泰康，人寿保险有300年的历史，但泰康打造了一个从摇篮到天堂，完全落地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却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过去20年，当经济还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时，谈转型是没有价值的，但竞争到那一步的时候，非转型不可。创新也是一样，开始大规模创新的时候，市场会逼着你无法生存，逼着你竞争。只有创新之路走得通的时候，才会挖空心思地创新。我认为，创新的核心部分，是要有一个充分的市场。创新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只有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有不断的细分市场。不断的细分市场，才有不断的创新。
王均豪：
推动自主创新的障碍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 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虽然各个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迄今未形成气候。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尤其尚未成为创新的主体，依然主要靠政府的投入。许多成果无法通过企业转化为生产力，导致与企业需求、市场需求脱轨的现象较为普遍。
2 资本进入与退出机制不健全
从市场化的角度而言，创新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借鉴国外的经验，风险投资是解决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由于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所以必须优先解决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
针对以上情况，我的建议如下。
1 在科技创新领域，需要产学研融为一体，项目在研发立项阶段，就要鼓励吸引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参与。
2 切实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打破各类“玻璃门”、“弹簧门”。只有更多的领域向民企开放，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能获得机会并实现创新，进而发挥“鲇鱼效应”，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第二问：创新不足之因
埃德蒙·费尔普斯：
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在亚洲企业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资金层面？是企业家不愿投身于这样的项目？是担心失败的风险？还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
高鸿鹏：
亚洲企业领袖对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亚洲更需要建立符合商业规律的科技转化机制。亚洲各个经济体应与时俱进地做好制度创新，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释放全社会创新的活力。
自主创新的障碍并非环境，而是主观因素，是内因，是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肯定地说，自主创新的障碍不在政府层面，也不在资金层面，不是企业家不愿意投身于创新项目，也不是担心失败风险，更不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而在于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不鼓励创新。因此，人的思想观念成为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
王其鑫：
创新不足不见得和资金有关，因为很多创新未必需要大量的资金。亚洲创新率不足的主因，还是市场效率不足所致。而市场效率不彰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的过度管制所致。
总体来说，与欧美和日本相比，亚洲的市场效率比较低。创新的人可以不需要担心太多其他因素，只要把创新的内涵做到位，就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在亚洲，法律的保障不够周延，市场效率不足，导致关系的重要性经常远高于创新的技术或营销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不愿创新，宁可跟风。
匿名企业家：
主要障碍是过去传统企业的成功和过去20年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业的极高回报率。那些主要是在传统企业和房地产市场积累了资本的投资者希望自己的投资风险要低、回报要高。有许多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启动了极富创新的项目，但目前这些项目的融资还有困难。在中国，避免与众不同的亚洲人心态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应本人要求，未刊发此企业家姓名、身份）
第三问：海外发展
陈志武：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面对挑战。在中国经济的这个转折点，你认为你在中国内地的企业更应该侧重国内市场，还是在海外发展，包括海外投资与并购？
任志强：
现在国外的资金大量投入到国内，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和需求市场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如果有这么多国外的资金流向中国，中国的资金为什么要向国外流动？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不够好，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企业资金没有办法在国内自由运营，所以一定要到国外去。如果垄断市场的环境被打破，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我想更多的中国人会把资金投入到国内。
还有一个就是产权保护制度问题。如果国内的产权保护制度问题没有提到更高的法制水平上，很多人还是担心其财产能不能得到充分保护，所以他们利用投资把相当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境外市场，这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不需要思考是不是在中国投资，而是要思考中国是不是具备容纳更多投资的良好环境。
贾石琏：
从国内市场到海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很多企业做得很好，根本不需要到海外去。现在实际上有两类中国公司在国际发展，一类是在中国生存不下去，到海外找空间，有些企业、产品其实也相当不错；另一类是在中国做得非常好，然后再到海外发展，比如腾讯、华为，但这类企业还是占少数。因为在没有逼迫，没有特别需要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不会轻易到海外。特别是中国文化语言跟其他国家的区别还是很大，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确要遇到很多不利因素。相比在国内发展，海外发展的成功几率的确要低很多。 计葵生：
首先，中国的市场对于高科技、电子商务接受度非常高，正如这两年成长很快的互联网金融。这为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速实现资本证券化进程，合理配置资源，甚至资本跨境流动提供了许多便利。同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其次，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是我们面临的很好的市场机会。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不仅能为中国的资产和风险转移到国外提供机会，更有利于引导国际资本有序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分享中国经济成长。这对于缓解中国现阶段资本构成问题，也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方法。
从整体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为中国的下阶段发展奠定了更广阔的空间，不仅为企业在国内的成长提供效率空间，而且海外投资与并购机会也更容易获取。陆金所作为一个金融交易市场，就是服务于两者的需求，为平台各方提供助力。
陈志武：
中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继续升温，这些影响你在中国内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吗？如果目前没有影响，将来是否会？这会让你减少境外投资还是会增加？
郑志凯：
对于新创公司来讲，目前在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并不算密集。至于我们自己投资的公司中，所提的几个国家都不是这些公司的主要市场。我认为，在较短时间内，在比较直接的层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可能对新创公司的影响不大。在整体层面，企业的环境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国家间关系不睦总是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张力。
国家间关系也是我们整个亚洲地区未来一个重要的挑战，欧洲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那么亚洲如何向欧洲学习，顺利度过这个阶段，是一个重要问题。
卢伟冰：
虽然中国目前与相邻国家基本都有领土冲突，但基本没有影响到企业运营，大家还是比较克制，没有把政治领域的问题带到经济领域。不排除中国与个别国家的矛盾升级，但整体不会有影响。
中国企业要发展，必须国际化，所以不论怎样都要往外走。企业品牌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是国家品牌问题，这个既需要国家的努力，也需要我们每个企业的努力。
第四问：企业应对
埃德蒙·费尔普斯：
有些人认为，对于西方世界而言，通过在国内建立新工厂可使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在亚洲企业看来，这种策略是否适用于亚洲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詹宏钰：
中国的问题在于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将工厂迁往土地、劳动力、交通和生产资料成本都比较合理的内陆（西部）地区。除了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因素外，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原材料和更好地贴近客户（消费者）也是影响重新选择厂址的关键因素。
刘积仁：
我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想法。从长期讲，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企业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毫无疑问，人力资源的成本是最有变数、最难控制的成本，但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是大趋势，所以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来自于通过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如果说从东部到西部就能改变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一定是西部有更多知识型、创新型人才，而不是有更低的成本。
冯国经：
随着中国沿海城市的生产成本上升，企业需要在亚洲区内重新配置他们的供应链。中国政府连续数年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在各方面对生产活动加强监管，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升。根据“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国未来会加大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在提升人均收入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政策不会逆转，这个影响将会是全国性的。
转移工厂至中国内陆只能暂时降低成本，但亚洲几个主要生产国家的工资和其他成本近年也快速上升，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和升级转型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第五问：投资决策
张维迎：
有一种看法是，中国过去几年的高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维持的，但这种情况难以为继。你是否认为中国会出现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你现在做投资决策时是如何判断未来几年的经济状况的？
黄怒波：
西方经济走过的初步阶段都是靠投资拉动，亚洲也是这样。我们主要观察的是投资拉动的是什么，比如高铁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产。投资拉动有自身的问题，但如果正面效益形成了中国的国家资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珍惜投资拉动形成的国家资产，正能量大于负能量。我对中国的经济抱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中国的资产大于负债。我对中国的国内投资是坚定不移的。
第六问：可持续发展
魏伯乐：
你认为环境友好的增长在你的国家有发展机会吗？
罗兰·贝格：
实现环保增长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不损害行业竞争力的前提下，获得清洁可持续能源并避免高能源价格，同时不影响供应。这是一个中德两国在未来几年都将面临的问题。德国的能源转型目标非常宏大。计划到2022年，结束使用核能；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40%；到2035年，将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55%到60%。问题是如果该目标现在还未合理规划并执行，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尚存不足和延迟问题，那么能源将变得更昂贵，更具污染性（因为发电将使用更多褐煤与无烟煤），安全性也将下降。希望通过对德国目前面临问题的了解，帮助中国总结出适应本国发展的能源战略。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语境下，拥有更多创新元素的地区，则具备更多推动技术元素繁衍的条件，则可能更有机会从全球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高的回报，更可能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身居有利的地位，将拥有更广阔的未来。如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论述，创新可打破原来均衡的经济状况，使经济日趋兴盛，呈现繁荣。而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背书则是，富足兴盛与大创新携手而至。
亚洲的未来在于创新，但怎样才能培育出亚洲的创新元素呢？
如果寻找世界上创新元素最丰富的地区，应该没有哪里能撼动硅谷在这一领域的地位。能不能在亚洲复制硅谷？我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都涌现过类似的问题，甚至有些人、有些政府、有些企业亦做过类似的尝试。但谁成功了呢？在试图复制硅谷之前，我们应该先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创新元素如此丰富？为什么这里的创新元素好似星火燎原？
身处硅谷和斯坦福大学，我注意到硅谷创新元素背后存在两个基石——自由与契约。
请不要把自由狭隘于政治领域，且更多将之归于个体观念层面。在这里，自由是个不受限制的思想状态，是个体价值获得充分尊重与鼓励，是独立思考，是思维无边界，是个体选择不受制约。个体未必仅仅限于个人，也包括社会、经济中的每个微小单元。
硅谷虽是各式各样创业者聚集的场所，但不同年龄、各种肤色的嘴巴里蹦出的却是同样的话语：改变、创造、实现、梦想。尽管投资商和各种比赛的评委们严苛而挑剔，但创业者们的价值一直得到充分的尊重。在这里，罕有人以传统束缚新生事物，不管是多么离经叛道的想法，罕有人说“NO”或“STOP”，罕有人以眼前的功利去评判新的创意，罕有人以成败论英雄。斯坦福大学Design School里，讲授如何Design Tinking，其核心就是打破传统思维，摒弃循规蹈矩。一个媒体创新项目里，各国资深媒体人听到最多的就是“不要害怕失败”。硅谷各类创业比赛的落选者依然可以得到投资方、评委的耐心指导。在大多数企业，员工有充分的空间去尝试，尽可挑战传统的做法。
一旦个体观念层面的自由度大大提升，创新元素就会不可遏抑地在硅谷的每个角落里滋生出来。它们来自于每个创业者的心中，来自于每个小公司，甚至来自一个破旧的车库。自由推动了创新，创新助推了经济，自由因此得到更多的鼓励与宽容。
在这里，契约则是保护个体价值不受伤害、保护个体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则。硅谷已经有一套成熟而富有活力的商业规则，与密布的创业公司相匹配。这里也集中了世界最重要的投资家，以及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依照律师事务协助订立的规则，投资人扶植创业企业，并与创业企业分享企业增长的成果，投资人的收益则又可用于扶植更多的创业企业。投资人、创业企业、企业合伙人及员工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均可通过律师诉诸法律，寻求维护。
更重要的是，除商业规则之外，硅谷也有一套“软契约”。创业者、工程师们可以自由讨论创意，而不必担心被剽窃。大企业如见到好的创业项目，不是去拷贝，而是高价收购，或者另辟蹊径。这样的道德观念秩序鼓励了创新，因为大家普遍对创意思想带有本能的尊重。唯有如此，个体的思想火花才可不断迸发，创新的利益驱动才不会被遏制。
自由与契约的环境并非无法在亚洲营造，亚洲当然也存在创新元素的土壤。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内地的经济改革、印度经济的增长，既是创新元素的果，更是创新元素的因。近年来，我们目睹了三星（Samsung）、索尼（Sony）、联想（Lenovo）、阿里、HTC、TCS、Infosys的成功实践，也见证了近几年小米、360等公司的快速成长。
关于培育未来的创新元素，中国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当务之急是改善创新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放松和解除对投资与融资的管制，提高对承担风险的激励，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创造开放与宽容的社会氛围。费尔普斯则建议，“国家需要培育合适的激励环境、建立必要的制度，并且注意不树壁垒。”
随着创新环境的逐步改善、壁垒逐步打破、社会氛围更为开放与宽容，创新元素将在亚洲更多更快地成长，从每个创业者的内心深处，从每个实验室里，从每个企业里，从每个城市和乡村里，从每个国家和地区里。一旦亚洲的创新元素形成星星之火，亚洲的未来必将拥有灿烂之夏花、丰硕之秋实。
第一问：创新之困
罗纳德·科斯：
在我近年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我们讲述了中国非凡的市场转变，中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取得其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尤其虑及我们的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我们的评价？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洪钢：
虽然大家都在谈创新，但我认为今天中国创新的主流是如何以尽可能小的经济社会代价和尽可能短的时间缩短与西方发达领先者之间的差距。 人的需求有个马斯洛宝塔，企业的发展需求也同样该有个层次观。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摸爬滚打，相信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均已娴熟掌握了市场经济的ABC。除了创新观外，我认为，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家最该恶补的课程是契约精神以及企业家自身的诚信观和公民观。没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即便是创新，也可能是像三聚氰胺那样走火入魔的“创新”。
陈东升：
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加在一起完成了整个工业革命，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是后发优势的工业革命，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创新，但实际上开始有了很多变化。中国把工业时代、信息数据时代叠加在了一起，同时开始了消费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很多创新。例如泰康，人寿保险有300年的历史，但泰康打造了一个从摇篮到天堂，完全落地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却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过去20年，当经济还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时，谈转型是没有价值的，但竞争到那一步的时候，非转型不可。创新也是一样，开始大规模创新的时候，市场会逼着你无法生存，逼着你竞争。只有创新之路走得通的时候，才会挖空心思地创新。我认为，创新的核心部分，是要有一个充分的市场。创新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只有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有不断的细分市场。不断的细分市场，才有不断的创新。
王均豪：
推动自主创新的障碍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 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虽然各个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迄今未形成气候。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尤其尚未成为创新的主体，依然主要靠政府的投入。许多成果无法通过企业转化为生产力，导致与企业需求、市场需求脱轨的现象较为普遍。
2 资本进入与退出机制不健全
从市场化的角度而言，创新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借鉴国外的经验，风险投资是解决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由于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所以必须优先解决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
针对以上情况，我的建议如下。
1 在科技创新领域，需要产学研融为一体，项目在研发立项阶段，就要鼓励吸引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参与。
2 切实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打破各类“玻璃门”、“弹簧门”。只有更多的领域向民企开放，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能获得机会并实现创新，进而发挥“鲇鱼效应”，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第二问：创新不足之因
埃德蒙·费尔普斯：
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在亚洲企业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资金层面？是企业家不愿投身于这样的项目？是担心失败的风险？还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
高鸿鹏：
亚洲企业领袖对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亚洲更需要建立符合商业规律的科技转化机制。亚洲各个经济体应与时俱进地做好制度创新，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释放全社会创新的活力。
自主创新的障碍并非环境，而是主观因素，是内因，是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肯定地说，自主创新的障碍不在政府层面，也不在资金层面，不是企业家不愿意投身于创新项目，也不是担心失败风险，更不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而在于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不鼓励创新。因此，人的思想观念成为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
王其鑫：
创新不足不见得和资金有关，因为很多创新未必需要大量的资金。亚洲创新率不足的主因，还是市场效率不足所致。而市场效率不彰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的过度管制所致。
总体来说，与欧美和日本相比，亚洲的市场效率比较低。创新的人可以不需要担心太多其他因素，只要把创新的内涵做到位，就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在亚洲，法律的保障不够周延，市场效率不足，导致关系的重要性经常远高于创新的技术或营销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不愿创新，宁可跟风。
匿名企业家：
主要障碍是过去传统企业的成功和过去20年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业的极高回报率。那些主要是在传统企业和房地产市场积累了资本的投资者希望自己的投资风险要低、回报要高。有许多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启动了极富创新的项目，但目前这些项目的融资还有困难。在中国，避免与众不同的亚洲人心态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应本人要求，未刊发此企业家姓名、身份）
第三问：海外发展
陈志武：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面对挑战。在中国经济的这个转折点，你认为你在中国内地的企业更应该侧重国内市场，还是在海外发展，包括海外投资与并购？
任志强：
现在国外的资金大量投入到国内，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和需求市场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如果有这么多国外的资金流向中国，中国的资金为什么要向国外流动？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不够好，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企业资金没有办法在国内自由运营，所以一定要到国外去。如果垄断市场的环境被打破，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我想更多的中国人会把资金投入到国内。
还有一个就是产权保护制度问题。如果国内的产权保护制度问题没有提到更高的法制水平上，很多人还是担心其财产能不能得到充分保护，所以他们利用投资把相当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境外市场，这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不需要思考是不是在中国投资，而是要思考中国是不是具备容纳更多投资的良好环境。
贾石琏：
从国内市场到海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很多企业做得很好，根本不需要到海外去。现在实际上有两类中国公司在国际发展，一类是在中国生存不下去，到海外找空间，有些企业、产品其实也相当不错；另一类是在中国做得非常好，然后再到海外发展，比如腾讯、华为，但这类企业还是占少数。因为在没有逼迫，没有特别需要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不会轻易到海外。特别是中国文化语言跟其他国家的区别还是很大，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确要遇到很多不利因素。相比在国内发展，海外发展的成功几率的确要低很多。 计葵生：
首先，中国的市场对于高科技、电子商务接受度非常高，正如这两年成长很快的互联网金融。这为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速实现资本证券化进程，合理配置资源，甚至资本跨境流动提供了许多便利。同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其次，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是我们面临的很好的市场机会。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不仅能为中国的资产和风险转移到国外提供机会，更有利于引导国际资本有序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分享中国经济成长。这对于缓解中国现阶段资本构成问题，也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方法。
从整体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为中国的下阶段发展奠定了更广阔的空间，不仅为企业在国内的成长提供效率空间，而且海外投资与并购机会也更容易获取。陆金所作为一个金融交易市场，就是服务于两者的需求，为平台各方提供助力。
陈志武：
中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继续升温，这些影响你在中国内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吗？如果目前没有影响，将来是否会？这会让你减少境外投资还是会增加？
郑志凯：
对于新创公司来讲，目前在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并不算密集。至于我们自己投资的公司中，所提的几个国家都不是这些公司的主要市场。我认为，在较短时间内，在比较直接的层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可能对新创公司的影响不大。在整体层面，企业的环境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国家间关系不睦总是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张力。
国家间关系也是我们整个亚洲地区未来一个重要的挑战，欧洲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那么亚洲如何向欧洲学习，顺利度过这个阶段，是一个重要问题。
卢伟冰：
虽然中国目前与相邻国家基本都有领土冲突，但基本没有影响到企业运营，大家还是比较克制，没有把政治领域的问题带到经济领域。不排除中国与个别国家的矛盾升级，但整体不会有影响。
中国企业要发展，必须国际化，所以不论怎样都要往外走。企业品牌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是国家品牌问题，这个既需要国家的努力，也需要我们每个企业的努力。
第四问：企业应对
埃德蒙·费尔普斯：
有些人认为，对于西方世界而言，通过在国内建立新工厂可使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在亚洲企业看来，这种策略是否适用于亚洲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詹宏钰：
中国的问题在于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将工厂迁往土地、劳动力、交通和生产资料成本都比较合理的内陆（西部）地区。除了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因素外，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原材料和更好地贴近客户（消费者）也是影响重新选择厂址的关键因素。
刘积仁：
我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想法。从长期讲，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企业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毫无疑问，人力资源的成本是最有变数、最难控制的成本，但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是大趋势，所以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创新，来自于通过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如果说从东部到西部就能改变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一定是西部有更多知识型、创新型人才，而不是有更低的成本。
冯国经：
随着中国沿海城市的生产成本上升，企业需要在亚洲区内重新配置他们的供应链。中国政府连续数年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在各方面对生产活动加强监管，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升。根据“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国未来会加大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在提升人均收入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政策不会逆转，这个影响将会是全国性的。
转移工厂至中国内陆只能暂时降低成本，但亚洲几个主要生产国家的工资和其他成本近年也快速上升，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和升级转型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第五问：投资决策
张维迎：
有一种看法是，中国过去几年的高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维持的，但这种情况难以为继。你是否认为中国会出现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你现在做投资决策时是如何判断未来几年的经济状况的？
黄怒波：
西方经济走过的初步阶段都是靠投资拉动，亚洲也是这样。我们主要观察的是投资拉动的是什么，比如高铁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产。投资拉动有自身的问题，但如果正面效益形成了中国的国家资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珍惜投资拉动形成的国家资产，正能量大于负能量。我对中国的经济抱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中国的资产大于负债。我对中国的国内投资是坚定不移的。
第六问：可持续发展
魏伯乐：
你认为环境友好的增长在你的国家有发展机会吗？
罗兰·贝格：
实现环保增长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不损害行业竞争力的前提下，获得清洁可持续能源并避免高能源价格，同时不影响供应。这是一个中德两国在未来几年都将面临的问题。德国的能源转型目标非常宏大。计划到2022年，结束使用核能；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40%；到2035年，将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55%到60%。问题是如果该目标现在还未合理规划并执行，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尚存不足和延迟问题，那么能源将变得更昂贵，更具污染性（因为发电将使用更多褐煤与无烟煤），安全性也将下降。希望通过对德国目前面临问题的了解，帮助中国总结出适应本国发展的能源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