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叫它地豆，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美国人叫它爱尔兰豆薯，俄国人叫它荷兰薯。云南和甘肃人叫它洋芋，山西和河北人叫它山药蛋，山东人叫它地蛋，香港人叫它薯仔。植物学家怒了，给它取了个世界通用的学名——马铃薯。而我和大多数北方人一样，就叫它土豆。
　　七月里到定西，漫山遍野的土豆地里都是花的世界，花的海洋。白的纯洁、粉的烂漫、紫的梦幻，无比鲜艳。黄土地滴水生烟，只有土豆不嫌家贫，能够健康生长；大旱之年颗粒无收，只有土豆深埋地底，给饥荒中的人们带来惊喜，带来希望，带来生命。
　　450多年前，一群满世界寻找香料的欧洲航海家把土豆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带到了欧洲。但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再加上它“不幸”生长在地下，导致欧洲贵族们迷信土豆是“地狱之果”，吃了它会引起各种要命疾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二百年中，贵族们仅仅把土豆当作“观赏植物”种在花园里。
　　然而贫下中农们却不管那套，梵高《吃土豆的人》画中，朴实憨厚的荷兰农民一家人，围坐在狭小的餐桌边，面对土豆做成的简单食物，眼睛里流露出渴望的光芒和感恩般的仁慈。连年的战争、贫瘠的土地和可怕的饥荒让穷人们视土豆为生命——它的产量是小麦等谷物的三倍，而且在干旱、恶劣的条件下也能生长；它的可食用部分高达85%，相比之下谷物类仅为约50%；它的营养成分是谷物的双倍，含有的维生素C还能防治当时不易治愈的坏血病。之后，法国人用土豆淀粉做出了面包，瑞典人发明了用土豆酿烧酒，英国人培育出了适应各种气候条件的土豆新品种。到17世纪，土豆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粮食作物，人们称它是“穷人的上帝”。
　　然而祸福相依，1846年欧洲爆发了土豆晚疫病，青葱茂盛的田地一夜之间变成黑臭的垃圾场，完全依赖土豆的爱尔兰经济受影响最大。在随之产生的大饥荒中，上百万爱尔兰人被活活饿死，数百万男女老幼移民逃往新兴的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假如土豆没有被带到欧洲，假如没有遭遇那场晚疫病袭击，也许就不会有那场饥荒，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一次以及随后的多次大迁徙，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
　　在改变美国历史的同时，土豆也传到了中国，并继续扮演“穷人的上帝”的角色。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争破坏让农业经济极度萧条，为了安定人心并镇压西北少数民族叛乱，清政府在嘉峪关以东的肃、甘、凉三州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垦荒运动，土豆作为一种耐瘠薄和干旱的高产作物得到大面积引种。清安维峻编纂的《甘肃新通志》记载：“羊芋生山坡地，可作谷食，植之易生，获利甚厚，兼可救荒。”之后直到改革开放，每当粮食不够吃时，人们就用土豆充饥，土豆成了中国西部地区人们祖祖辈辈赖以活命的主粮。
　　如今，甘肃定西已是全国三大土豆主产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土豆产区之一。当收获季节到来，地里白花花的土豆堆积成山，满载土豆的农用三轮车和大货车奔跑于村庄和城镇之间；当一年一度的马铃薯产业大会召开，一列列马铃薯火车专列挺进广州、上海、郑州、成都等各大中城市；当淀粉加工企业应运而生，雪白的全粉、晶莹的粉皮、神奇的变性淀粉系列产品畅销大江南北；当贫瘠的黄土地上，一条集育种、种植、销售、储藏、运输和深加工的新型产业链基本形成……
　　“穷人的上帝”开始在定西演绎出崭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