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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2年考进宁蒗彝族自治县民族中学的，是学校开办后的第二届学生，读得是初四班。
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了一天，第一次离开老家，第一次来到县城，来到了民族中学。正值秋雨绵绵，建设中的校园到处泥泞。以班级为单位，住在临时搭起的简陋木棚里，床底积了一地雨水，需得从垫高的砖块上找到自己的床铺。那些夜晚，我紧缩在小床上，静听秋雨里来自各地各民族同学陌生的语言。因讲不清汉语，担心有汉族同学问起，又有长脚蚊子嗡嗡乱叫，整夜难以入眠，便想起老家的亲人关爱，想起老屋火塘的温暖。初别家庭的我，泪湿秋夜了。
除教学楼和楼前的两块篮球场，到处是黄泥，经常有学生跌倒，一身泥浆。打饭的窗口很小，在老师的维持下，同学们排成长长的打饭队伍。1碗白米饭，1碗洋芋汤，三三两两地聚在避雨的楼道或屋檐下美美地享用。恩泽于党和政府的阳关雨露，食、宿费都是全免的。每隔10天吃1顿肉。日子，就在幸福地等待1个又1个、2个又3个的10天中，悠悠流过。
最快乐的日子，是周末放电影，还有班上组织的春游。看过的电影有《大渡河》《归心似箭》等，电影里的插曲，如《雁南飞》，至今还能完整地唱下来。一部影片、一首歌曲，能让人清晰长久地回想起那时的学习和生活情景，回想起淅淅沥沥的秋雨。
清明踏青，背着行李，到后山的小箐里，到铜厂河畔野炊，围着篝火一夜欢唱。草地青青、溪流叮咚、野花芬芳，我们就像一群自由的小鸟，徜徉在小凉山的青山绿水间，期待着飞得更高更远。
第一次接触外语、物理、化学这些学科，学得十分吃力。因为没有外语专业老师，就由上高中化学的邵学力老师代教。除了会念26个字母、会写若干日常单词外，我是几乎没有学成。6册英语课本，也只学了2、3册就走进了中考考场。我的英语中考成绩，或许也就是一位数吧。
学习上，我算不得最优秀的。除语文和政治，其余都是勉强跟着走，是学的问题，还是教的问题，至今说不清。相信大多数同学，亦如我吧。
刚进校时，我的成绩排在班级末位。记得教室一角张贴了全班成绩单，前10名用得是红纸，中间用得是黄纸，末10名用得是白纸，我的名字在白纸单上。听汉族同学讲，不吉利才用白纸，很伤自尊，便想发奋。到初二，悟出了些学习的技巧，成绩也渐渐上来了。毕业时，已在班上前15名了，最终考取丽江师范。我十分羡慕那些学习好的同学，也十分同情那些勤奋刻苦而落榜的同学。
民中从开办之日起，就有在艰苦环境中勤奋向上的好传统、好学风。虽然离县城不远，却很少有学生进城。因为家庭经济都不是很好，身上没几个零花钱，进城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能看一场电影、再买一根冰棍，就算是奢侈了。既然如此，还不如刻苦学习哩。
最难忘校园清晨和黄昏的朗朗读书声。清晨，起床的钟声还没响起，借厨房里透出的灯光，已有大量同学念书了。那样的环境下，谁还能睡得住？晚饭后，校园四周的山坡上、沟涧里，到处是读书人，一山的读书声。
在基础不好、也悟不出更好的学习方法的情况下，我把背诵当作了学习的全部。像语文、政治学科，几乎可以通篇背诵。接近考试，更是挑灯夜读。熄灯后，很多同学都继续点蜡烛学习。虽然学校禁止，但待巡夜的老师吆喝过后，又都次第亮起烛光。不刻苦的人，在民中是很孤独的。
那时，除战河至永宁一线有公路可通班车外，其余乡镇都是徒步。所以，从开学到放假，几乎没有学生请假回家。只有在彝族杀年猪的日子，有父母、亲人捎来煮熟了的年猪肉，同学挤出床铺给老家来的亲人住，也一起分享捎来的美味。每到放假，一个乡的同学约在一起，天不亮就结队出发回家。回家的感觉，是那样的迫切、温暖；想家的距离，不亚于今天走在巴黎、罗马。
夏天，民中严重缺水。能喝上一碗清凉的水，就是一种幸福。食堂缺水，学生每天中午都要到坡下的水渠挑一担水交到食堂，这对像我一样的小同学，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我的好同学张良诚有位堂姐在高中班，很多次，都是她代我俩去挑。儿时的帮助，直到今天忆起，都让人格外温馨、难忘。下了晚自习，同学都手拿口缸，围挤在那口大水池四周，等待着高年级的同学放绳下去提水上来，分得一瓢是一瓢。有时，同学生病了，就跑到老师家敲门，从师母手中接过一杯开水，高兴地往回走。同学情、师生谊，就在这样的小事中凝固而成、怀念不尽。
起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民中是靠外地老师开拓执掌的。办校初期，印象里全校仅有杨永前、杨绍文两位彝族老师。毕业时，增加了沈紫拉、杨志才两位。现在，本地教师已逐渐多起来了。可见，作为彝族自治县，我们的民族这30年来因为教育而改变了多少啊！应当永远记住那些小凉山民族教育的拓荒者。
初中3年，有两位老师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本族老师、副校长杨永前，一个是班主任、语文老师张复元。杨永前作为一名彝族校领导，对每个学生都严格要求、寄以厚望。他时常出现在操场上、食堂旁、宿舍里，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管理育人中。他用彝语批评违纪者如严父，鼓励勤奋者如慈母，无论批评或表扬，都能使人感受到他的滚烫心肠。中考前夕，杨老师希望我报考高中，说我年纪小、潜力大，而我终因家庭不济考进了中专。张复元老师则引导我走上了语言文学之门。张老师初二时接语文课，之前，我谈不上喜欢语文，成绩是班级末位。有两件事，使我对语文亲近起来。一是张老师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把语文成绩落后的同学留在教室，引导督促写日记，他也拿出自己当天写得日记与我们交流。我写作的渴望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开启了。另一件事是，张老师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地朗诵《高山下的花环》，还带我们进城看了同名电影。从此以后，我开始喜欢找书读了。一个写的问题、一个读的问题，张老师给了我很好的启蒙。
想起母校，就想起老师，也就想起了教育。办学，大师比大楼重要，大爱比大师重要。爱，是教育永恒的主题。只有把学生放在心上，才有资格站在讲台上。缺失爱的教育，是最失败的教育。走出的或依然坚守的民中老师，都对宁蒗的民族教育付出了爱，付出了大爱，不需我一一例举，单就杨、张两位老师的爱意与创新，就足以诠释一切。
而今，母校在软、硬件建设上都跃上了台阶，办学质量也实现了跨越，已是玉阶飞檐、湖畔桃李、花草芬芳、硕果盈枝，无论走到北京、上海，还是置身山乡，都能见到从母校走出的莘莘学子。每当说起宁蒗民族中学，大家就充满了自豪、感恩、甜蜜。在母校迎来30华诞之际，邱校长希望我为校园新建的读书亭拟一联。我虽不擅此道，但感念恩典，思之良久，遂忝笔曰：“闻得钟声一梦亭，望去书影万里风。”
（作者系云南省丽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了一天，第一次离开老家，第一次来到县城，来到了民族中学。正值秋雨绵绵，建设中的校园到处泥泞。以班级为单位，住在临时搭起的简陋木棚里，床底积了一地雨水，需得从垫高的砖块上找到自己的床铺。那些夜晚，我紧缩在小床上，静听秋雨里来自各地各民族同学陌生的语言。因讲不清汉语，担心有汉族同学问起，又有长脚蚊子嗡嗡乱叫，整夜难以入眠，便想起老家的亲人关爱，想起老屋火塘的温暖。初别家庭的我，泪湿秋夜了。
除教学楼和楼前的两块篮球场，到处是黄泥，经常有学生跌倒，一身泥浆。打饭的窗口很小，在老师的维持下，同学们排成长长的打饭队伍。1碗白米饭，1碗洋芋汤，三三两两地聚在避雨的楼道或屋檐下美美地享用。恩泽于党和政府的阳关雨露，食、宿费都是全免的。每隔10天吃1顿肉。日子，就在幸福地等待1个又1个、2个又3个的10天中，悠悠流过。
最快乐的日子，是周末放电影，还有班上组织的春游。看过的电影有《大渡河》《归心似箭》等，电影里的插曲，如《雁南飞》，至今还能完整地唱下来。一部影片、一首歌曲，能让人清晰长久地回想起那时的学习和生活情景，回想起淅淅沥沥的秋雨。
清明踏青，背着行李，到后山的小箐里，到铜厂河畔野炊，围着篝火一夜欢唱。草地青青、溪流叮咚、野花芬芳，我们就像一群自由的小鸟，徜徉在小凉山的青山绿水间，期待着飞得更高更远。
第一次接触外语、物理、化学这些学科，学得十分吃力。因为没有外语专业老师，就由上高中化学的邵学力老师代教。除了会念26个字母、会写若干日常单词外，我是几乎没有学成。6册英语课本，也只学了2、3册就走进了中考考场。我的英语中考成绩，或许也就是一位数吧。
学习上，我算不得最优秀的。除语文和政治，其余都是勉强跟着走，是学的问题，还是教的问题，至今说不清。相信大多数同学，亦如我吧。
刚进校时，我的成绩排在班级末位。记得教室一角张贴了全班成绩单，前10名用得是红纸，中间用得是黄纸，末10名用得是白纸，我的名字在白纸单上。听汉族同学讲，不吉利才用白纸，很伤自尊，便想发奋。到初二，悟出了些学习的技巧，成绩也渐渐上来了。毕业时，已在班上前15名了，最终考取丽江师范。我十分羡慕那些学习好的同学，也十分同情那些勤奋刻苦而落榜的同学。
民中从开办之日起，就有在艰苦环境中勤奋向上的好传统、好学风。虽然离县城不远，却很少有学生进城。因为家庭经济都不是很好，身上没几个零花钱，进城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能看一场电影、再买一根冰棍，就算是奢侈了。既然如此，还不如刻苦学习哩。
最难忘校园清晨和黄昏的朗朗读书声。清晨，起床的钟声还没响起，借厨房里透出的灯光，已有大量同学念书了。那样的环境下，谁还能睡得住？晚饭后，校园四周的山坡上、沟涧里，到处是读书人，一山的读书声。
在基础不好、也悟不出更好的学习方法的情况下，我把背诵当作了学习的全部。像语文、政治学科，几乎可以通篇背诵。接近考试，更是挑灯夜读。熄灯后，很多同学都继续点蜡烛学习。虽然学校禁止，但待巡夜的老师吆喝过后，又都次第亮起烛光。不刻苦的人，在民中是很孤独的。
那时，除战河至永宁一线有公路可通班车外，其余乡镇都是徒步。所以，从开学到放假，几乎没有学生请假回家。只有在彝族杀年猪的日子，有父母、亲人捎来煮熟了的年猪肉，同学挤出床铺给老家来的亲人住，也一起分享捎来的美味。每到放假，一个乡的同学约在一起，天不亮就结队出发回家。回家的感觉，是那样的迫切、温暖；想家的距离，不亚于今天走在巴黎、罗马。
夏天，民中严重缺水。能喝上一碗清凉的水，就是一种幸福。食堂缺水，学生每天中午都要到坡下的水渠挑一担水交到食堂，这对像我一样的小同学，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我的好同学张良诚有位堂姐在高中班，很多次，都是她代我俩去挑。儿时的帮助，直到今天忆起，都让人格外温馨、难忘。下了晚自习，同学都手拿口缸，围挤在那口大水池四周，等待着高年级的同学放绳下去提水上来，分得一瓢是一瓢。有时，同学生病了，就跑到老师家敲门，从师母手中接过一杯开水，高兴地往回走。同学情、师生谊，就在这样的小事中凝固而成、怀念不尽。
起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民中是靠外地老师开拓执掌的。办校初期，印象里全校仅有杨永前、杨绍文两位彝族老师。毕业时，增加了沈紫拉、杨志才两位。现在，本地教师已逐渐多起来了。可见，作为彝族自治县，我们的民族这30年来因为教育而改变了多少啊！应当永远记住那些小凉山民族教育的拓荒者。
初中3年，有两位老师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本族老师、副校长杨永前，一个是班主任、语文老师张复元。杨永前作为一名彝族校领导，对每个学生都严格要求、寄以厚望。他时常出现在操场上、食堂旁、宿舍里，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管理育人中。他用彝语批评违纪者如严父，鼓励勤奋者如慈母，无论批评或表扬，都能使人感受到他的滚烫心肠。中考前夕，杨老师希望我报考高中，说我年纪小、潜力大，而我终因家庭不济考进了中专。张复元老师则引导我走上了语言文学之门。张老师初二时接语文课，之前，我谈不上喜欢语文，成绩是班级末位。有两件事，使我对语文亲近起来。一是张老师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把语文成绩落后的同学留在教室，引导督促写日记，他也拿出自己当天写得日记与我们交流。我写作的渴望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开启了。另一件事是，张老师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地朗诵《高山下的花环》，还带我们进城看了同名电影。从此以后，我开始喜欢找书读了。一个写的问题、一个读的问题，张老师给了我很好的启蒙。
想起母校，就想起老师，也就想起了教育。办学，大师比大楼重要，大爱比大师重要。爱，是教育永恒的主题。只有把学生放在心上，才有资格站在讲台上。缺失爱的教育，是最失败的教育。走出的或依然坚守的民中老师，都对宁蒗的民族教育付出了爱，付出了大爱，不需我一一例举，单就杨、张两位老师的爱意与创新，就足以诠释一切。
而今，母校在软、硬件建设上都跃上了台阶，办学质量也实现了跨越，已是玉阶飞檐、湖畔桃李、花草芬芳、硕果盈枝，无论走到北京、上海，还是置身山乡，都能见到从母校走出的莘莘学子。每当说起宁蒗民族中学，大家就充满了自豪、感恩、甜蜜。在母校迎来30华诞之际，邱校长希望我为校园新建的读书亭拟一联。我虽不擅此道，但感念恩典，思之良久，遂忝笔曰：“闻得钟声一梦亭，望去书影万里风。”
（作者系云南省丽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