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之，本名陈迈平，１９５２年生。１９８５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硕士毕业后赴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长期任教，并担任《今天》文学杂志编辑。出版有短篇小说、剧本和翻译文学作品等数种。
　　
　　好像是一夜之间绿色就占领了整个视野。我也看见街上的清扫车把冬季防冰雪路滑而撒的沙子再收集起来放入路边的沙箱以供下个冬天使用，我这才相信我终于又熬过了一个黑暗寒冷漫长忧郁凄凉荒芜的北欧的冬天，到了我最喜欢的季节五月。对我来说，四月就如大诗人艾略特描写的那样依然残酷，而五月则让人起死回生，又带入一个乐园。然而今年的五月里，我却常常在报纸上读到触目惊心的头条新闻。
　　
　　一
　　
　　起先是五月初在报上看到一条不太起眼的新闻：在斯德哥尔摩市郊古斯塔夫拜里耶镇上有两个男孩在住宅附近的小树林里玩耍时发现了一具新生女婴的尸体，警方接到报警后正在调查中，尸检已发现有谋杀的迹象，目前还不知谁是婴儿的父母。没有父母向警方报告自己的婴儿失踪，也没有人出来认领死婴。这条小消息读来令人非常奇怪。哪家父母会在自己的婴儿失踪后又不报案?如果说是父母自己杀害，大概也不会如此随意丢弃死婴而暴露目标，况且在瑞典这个妇幼保健制度相当健全的国家，妇女从怀孕到分娩都在保健人员监护之下，婴儿一般都在产院出生，一生下来登录进计算机，谁想丢弃婴儿都不那么容易，都难免被人觉察。我因此十分注意此事的后续报道，想知道事情真相。看来警方在调查几天后仍然茫无头绪，因此在报上注销了一张照片，是包裹婴儿的一块橘黄色襁褓布，上面有个姓名首字母S。这大概是此案惟一可用的线索，可是我想这类襁褓布市面上很多，对破案大概没有什么帮助。
　　数天后我在报亭经过，看到几家报纸的头版新闻都是“母亲谋杀亲生婴儿”，立刻买一份报纸细读，才知道是古斯塔夫拜里耶镇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不过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母亲杀害的不是一个亲生女儿，而是两个！根据警方对媒体公布的消息，他们在注销襁褓布照片后立刻得到一些相当有意义的电话举报，提供的线索都指向一个31岁的女人。当警方觉得有必要传讯这个女人的时候，事情顺利得让他们出乎意料，这个女人不仅没有抵赖，立刻承认树林里发现的死婴是自己的孩子，而且还主动坦白告诉警方，在家里的冰箱中还有另一个她自己杀死的婴儿。警方立刻赶到这个女人租用的公寓里搜查，证实女人的供词完全无误。
　　其实两个婴儿本来是存放在一起的，而且已经放了数年，一个是从1995年起，一个是1997年，都是一出生就闷死放入冰箱的。这个女人就这样和自己杀害的婴儿生活在一起，而且还打算就这样生活下去。她的同事们与邻居们说，从表面看，这个女人的生活好像很正常，单身带一个男孩生活，有一份普通工作，根本看不出什么异常，也看不出她后来又生过几个孩子。（后来才知道，每次怀孕，要到生孩子的时候她就提前几个月请病假躲在家里，在家里分娩。）如果不是她身边这个儿子逐渐长大，现在已经13岁，再也无法与母亲共享冰箱里的秘密，再也无法忍受身边的死婴每天给他带来的噩梦，终于把一个婴儿扔到了树林中（其实他就是“发现”女婴的那些男孩之一），那么这些婴儿可能会一直存放在那里。据警方说，女人在招供时显得很轻松和平静，因为对她来说这其实也是一场噩梦的结束。用她自己的话说，“总算到头了”。
　　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女人自己说，她是实在受不了有那么多孩子。其实，除了第一个儿子以及后来这两个死婴之外，她在1993年还生过一个女儿，立刻送给别人领养了。据那个孩子的养父养母说，这么多年来，她对自己的亲生女孩从来不闻不问就如没有一样。可是在瑞典这个发达国家，妇女避孕措施可以说五花八门，不要孩子完全可以先避孕，何必要生下来杀死。这个女人大概只对与男人性交有最大的兴趣，却从来不懂也不准备承担性交的后果。一个犯罪心理学家发表评论说，根据统计，杀婴多半是父母自己所为，而且多半是那种缺少高等教育的父母。我计算了一下，这个31岁的女人的头一个儿子现在13岁，那么生孩子时才她才18岁，后来又接二连三地生孩子，没有再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也就可想而知。听来简直不像是发生在瑞典，而是一个贫穷愚昧的国家。
　　
　　二
　　
　　我在五月十日的报纸上看到一条芬兰监狱中逃走犯人的消息。这种事情我在北欧已经常常听到，也不足为奇。这里的原因倒不完全是警方的无能或愚蠢，而是监狱对犯人确实人道，人道到了让我吃惊的地步，经常可以放犯人自己回家，所以在瑞典连向前苏联出卖国家机密的大间谍都可以借回家与妻子团聚之际而逃走。我记得我在挪威读研究生时，1988年有一个贩毒大王逃走，方法是他在自己生日那天要求到奥斯陆海湾边一家豪华饭店吃生日大餐，监狱不仅批准，而且派一美貌女警察做陪。吃饭时贩毒大王借口上厕所一去不回，女警发觉不妙进男厕所查看而为时已晚，原来是厕所内有一窗可爬出去，窗下就是海湾，早有汽艇等候把人接走。这次从芬兰监狱中逃出的犯人也是借回家探望父母之机而逃走。当监狱方面发现犯人逾期未归时，这个犯人已经和老婆偷了汽车快到芬兰瑞典边境了，因为有人在当地已经发现了犯人扔下所偷的车辆，同时盗走了另一辆汽车。
　　这条消息很快成了瑞典报纸与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因为这次逃走的犯人不同寻常，不是一般的犯人而是尤哈，而尤哈在很多瑞典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魔鬼（或者在很多瑞典姑娘的心目中是个英雄）。我是细读了有关报道之后才了解到了其中的背景。原来，尤哈就是1988年震动瑞典的奥姆瑟勒镇惨案的凶手。
　　奥姆瑟勒是瑞典北方的一个小镇，或者按我们中国的标准应该叫小村，因为总共才上百户人家。1988年夏一个周末的深夜，村民托玛斯夫妇没有像平常那样早早睡觉，在等到城里参加聚会派对的儿子回来，按瑞典人的规矩，未满18岁的孩子外出活动，不得超过十二点。十二点前，一向规规矩矩的儿子按时到家了，但看见有人在偷他们家的自行车。父亲和儿子就一起去追赶，在教堂的墓地外面追到了偷车人。这就是尤哈和他的女友玛丽塔，当时也是刚从芬兰监狱中逃出来。尤哈看见有人追来就拔出了也是他偷来带在身边的枪。托玛斯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哪里见过如此凶残的恶徒，经历过这样恐怖的场面，他只说了一句，“我们只想要我们的自行车”，尤哈二话没说就把他当胸一枪击毙。托玛斯的儿子吓得跪在地上，刚说一句“我才15岁”，但尤哈眼也没眨同样一枪击毙（这都是根据玛丽塔后来的招供）。托玛斯太太发现丈夫与儿子追贼未归，又听到枪声，就急忙赶去，也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家庭会飞来横祸，自己有什么危险。她是在教堂门口的停车场上追上了尤哈，然而还没说话也被尤哈一枪毙命。一家三口平白无辜在不到一小时内就都丧命于尤哈的枪下。这一惨案发生在教堂的花园中，除了同谋玛丽塔，上帝应该算是惟一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因此对虔信上帝的村民震动巨大。如果真有上帝，难道尤哈不是魔鬼？这样冷血的动物，连心理学家都无法解释其残忍本性的由来。
　　尤哈后来在瑞典南方要逃往丹麦的路上被抓获，被瑞典法院判处终身监禁（瑞典早已取消死刑），后来驱逐回芬兰服刑。那时他才20多岁，在报上注销的照片非常英俊，因此有很多瑞典少女给他写情书以自己的贞操相许（如果她们还有贞操的话）。在她们的眼中尤哈当然不是魔鬼而是像好莱坞电影《第一滴血》中的明星史泰龙那样的人物。有一个少女甚至赶到芬兰监狱真的嫁给了尤哈，直到数年后离婚，再也不愿提这件往事。尤哈在监狱里还结了三次婚，而现在和他一起出逃的老婆也是监狱里的一个女犯。据监狱当局的辩解，尤哈已经有八次请假出游而按时回到监狱，因此监狱当局怎么也不会料到他突然又逃走。
　　瑞典人对奥姆瑟勒镇惨案还记忆犹新，奥姆瑟勒的村民至今还不会忘记教堂墓地外的枪声。尤哈的出逃让人担心厄运会不会又一次降临某个新的“奥姆瑟勒”。瑞典警方立刻派出了几十名经过特别训练的警员赶到瑞典芬兰边境追捕，终于在已到瑞典境内五百多公里处的皮提沃市附近把他们抓获（老天爷，正好是我岳父岳母居住的地方！）
　　总算有惊无险，五月的天空依然晴朗。
　　
　　三
　　
　　五月中旬还有一条新闻引起过我的注意：桑兹瓦尔市的芬兰籍出租汽车司机苏米突然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海港的国际赌场外，半夜十二点左右他接载了从赌场出来的两个说英语的赌客，送他们去机场，当时他还通过无线通讯告知出租汽车公司调度员他的去向。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无线通讯也失去了联系。他的家人在等待了一夜不见苏米归来就感觉不妙，向警方报了案，出租汽车公司的同事们也四处寻找。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曾看见苏米的汽车往厄勒布鲁市的方向开。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这是一桩恶性案件，因为这里已经有了构成恶性案件的某些因素，比如赌场、赌客、深夜、失去联络等等。果然，过了两天，我就在报纸上读到了苏米的出租汽车被发现的消息，不久在出租汽车附近的森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据一个警察说，尸体的样子惨不忍睹，连他这样见过多次凶杀的人也感到吃惊。显然，苏米在被杀前曾遭受残酷折磨。后来我也猜到这是为什么，因为凶手不仅仅是要抢劫苏米车上的钱，还要逼迫他说出自己的银行卡密码，以便他们去自动取款机取钱。苏米显然受不了酷刑而把密码告诉他们了，因此他们可以从他的户头取钱，也因此为警察后来破案提供了线索。警察根据苏米失踪后依然有人在北方城市用他的银行卡取钱为线索，判断出了凶手的行踪，因此告知芬兰警察戒备，芬兰警察最后在边境上逮捕了两名俄国嫌犯。
　　整个案情看来都很清楚，而这类的谋财害命事件时时发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我有些惊讶的是当我后来看到报上注销苏米的照片的时候，发现他实际上是个非常魁梧的人，他才真像好莱坞电影《第一滴血》中的明星史泰龙。像他这样的人大概不容易被两个歹徒轻易收拾。我和一个开出租车的土耳其朋友谈起这件事情，他摇摇头，对我的无知不以为然。他说，不论多么魁梧的司机，在开车时也无法防备来自后方的攻击，而且优秀的出租司机出于职业习惯或是考虑乘客安全，双手总是握紧方向盘，就是刀子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松开手去夺刀子。我相信这个朋友的话，同时我也问他，那么瑞典的出租汽车为什么不像美国的那样，把司机座用一个玻璃钢罩子保护起来，歹徒就难以袭击司机了。他苦笑了一下说，其实原来也有，后来有关当局下令拆除了，因为考虑到在发生撞车事故时后座乘客有可能向前撞到玻璃钢罩而发生事故，就像现在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样。当然，我的这位朋友说，司机的安全就成了次要问题了。事实上，出租汽车司机的夜间安全常出问题，因此现在的斯德哥尔摩一到晚上，基本没有瑞典人的司机开车，满大街几乎都是移民司机在开车服务。
　　这些新闻都让我感慨，我当然知道，五月的阳光虽然明媚，而在这明媚的阳光下也难免时时有罪恶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