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生剧烈动荡，业务板块面临重组。拥有稳定、健康经贸基础的中非双方应把握新机遇，处理好新挑战，努力发展中国对非投资合作，进一步推动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非洲工业化进程与中国的对非投资
目前，非洲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对非洲许多国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需，更是解决广大劳动者生存的关键。几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对非投资在加快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非洲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长期持续的中国对非投资为非洲工业化进程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非洲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非洲一直是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根据商务部统计，2003-2008年间，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流量从7481万美元增加到54.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36.1%；同期的对非投资存量从4.9亿美元增加到78.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3.9%。对非直接投资在流量和存量上分别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高出54.8和33.0个百分点。如图 1和图 2所示，对非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也呈现上升趋势。2003-2008年期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流量在中国对外投资总流量中的比重从2.6%增至9.8%；同期的年末对非投资存量在中国年末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的占比则从1.5%持续上升至4.2%。
2.中国对非投资促进了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是典型的“南南合作”，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在多个层面相互配合、共同发展，推动了非洲的工业化进程。其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促使工业体系日趋完善，提升国际贸易地位。中国对非洲不少国家的投资弥补了当地产业结构单一的不足。在原有的种植业和采掘业的基础上，中国的生活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生产企业在非洲投资建厂，推动了当地工业的进步，也促进了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发展。工业体系的发展使得非洲国家进出口商品更为多元化，国际竞争力得以增强。
其次，加强工业软硬件环境建设。中国企业承担政府援助项目，在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路、铁路、水利工程等硬环境的改善为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与交流、企业雇用的当地劳动力，都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工业发展的软环境。
第三，提高资源的财富化能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全世界长期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为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前的罕见繁荣提供了支持。在全球经济的上升周期，以石油和矿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为资源输出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一起，通过对非投资，帮助非洲国家把握这一机遇，提高了资源转化为财富的能力，增强了东道国的经济实力。
新形势下中非加强互利合作的动因
2010年，全球经济逐渐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世界各国经济力量格局重新调整，中非间互利合作面临新的局面。有关各方应积极行动起来，把握机遇、加强协调、打开中非间经贸合作的新局面。
(一)两次中非论坛中国的承诺
2006年的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了8项承诺，主要涉及对非援助、优惠贷款支持、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到期债务、扩大非洲对华出口免税商品范围、设立经贸合作区，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对非援助等领域。截至2009年，8项承诺已经基本兑现。
金融危机下召开的中非论坛沙姆沙伊赫峰会除了加大了对非援助的力度和规模，更面向未来，突出了更广层面的合作领域和模式。中方倡议中非加强气候变化、科技、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以及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方提出了8项新的承诺，为非洲援建清洁能源项目、实施联合科技研究示范项目并提供博士后来华研究条件、增强非洲融资能力、免除到期债务、免除非洲产品关税、切实帮助非洲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援建医院并培训医生、促进学者和智库交流。
(二)金融危机给中非合作带来的新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非合作出现新的机遇：
首先，中非产业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中非农业合作基础扎实，以7%的耕地养活了22%人口的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上见解独到；非洲国家农业资源丰富，饥饿问题仍困扰着很多国家。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均比较大。金融危机对虚拟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反映到实体经济上相对较弱。不少中国制造业企业希望对外投资，而非洲国家也能够通过吸收技术水平相近的中国投资快速提高产业技术水平。
其次，中非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领域有着许多共同话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区域开放到全面开放，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30多年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量，中国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城市不断发展，在推进城市化、对城市进行现代化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成为中非交流的重要内容。
第三，中非能源资源开发合作潜力巨大。金融危机之前，处于上升周期的全球经济需求，以及投资者的投机炒作推动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后金融危机时代，能源价格大幅下滑，给非洲资源输出国带来了较大影响。
(三)金融危机给中非合作带来的新挑战
然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非合作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互利合作、发展双方经济至关重要：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笼罩全球。西方经济体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企业破产和失业率的上升使得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美国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10.2%，创26年新高，欧元区失业率在11月达到其成立以来最高的10%，欧盟也达到有统计失业率来最高的9.5%。为了促进就业，发达国家政府频频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超常密度地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乃至配额等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一些其他国家也可能误以为贸易保护措施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纷纷加以效仿。殊不知这种贸易保护行为只能提高来自发展中国家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给本国消费者和工业发展带来更大负担。
其次，低碳经济中发达国家试图再次掌握操控规则。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试图变“双轨制”为“单轨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实际上，这种要求是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合的义务，经济发展模式的“被改变”，发展空间的“被剥夺”，将进一步扩大全球贫富鸿沟。作为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甚至徘徊于温饱线附近。经济不发展，就无法保证基本的生存。虽然从环境保护上我们需要尽量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不切合实际的“唯结果论”，只强调减排效果量化考核，无疑会导致原本工业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继续处于附属地位。
第三，部分地区局势不稳情况加剧。尽管金融危机对与金融市场关联较小的非洲大陆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负面的影响还是难免的。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经济的发展缓慢，灾害天气和区域武装冲突都会导致经济的动荡、市场信心降低，以及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损毁。对东道国而言，保持稳定、持续的外资政策，保障投资者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是吸引外资进入的重要条件。
加强互利合作，促进新形势下中非共同发展
在机遇和挑战面前，中非需要加强各领域的沟通、合作，发挥各自特长，实现要素互补，大力推动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一)继续加强政治、经贸、文化、法制等多领域沟通合作
非洲在中国外交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连续多年都是中国外长每年出访的首站。中非双方应本着政治互信的基本原则，推动执政党、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开诚布公，求同存异；在经贸领域应加强沟通与合作，交流本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探讨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发展中的困惑的处理办法；在文化领域促进双向的沟通与合作，充分发掘中非悠久历史文化宝库，发挥文化在双边沟通中的作用，同时注意保护非洲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法制领域可以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双方立法机构间的交流，并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帮助非洲国家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提高司法和执法能力。
(二)多种层面、多种模式的双边合作并举
中非合作应在继续加强现有有效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合作的主体既要政府和民间并重，又要相互支持，以高层对话创造双边投资合作环境，以民间经贸合作继续发展双边关系。除了传统的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外，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合作应是需要着力推进的方向。一方面，一些中国国内的投资促进机构、行业组织或协会应与中国企业一起到非洲，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伴随式服务；另一方面，这些社会组织应加强与东道国本地的政府、中介组织和企业的沟通与联系，帮助投资者更快融入当地社会，实现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
在合作模式上，中国企业应根据东道国的实际情况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可以直接投资，也可以提供融资性租赁；在合作方和股权比例上可以更为灵活，也可以探索包括购买企业债等方式进行合作。
(三)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快速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更需要大力发展对非投资。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在钢铁、水泥等工业领域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生产领域均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非洲不少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但在劳动力供应数量和土地要素供给保障等方面较为充足，且区域内市场需求旺盛，愿意通过工业化发展本国工业体系。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较大相似性使得中非双方合作基础牢固。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政府应加强市场供需对接，不仅扩大双边贸易，而且促进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较大产能，且东道国拥有一定产业基础、希望着力促进的行业中企业的对非投资。进一步发挥中非发展基金和即将启动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作用，增强产业导向等信息服务和引导，减少企业投资中走的弯路，快速推动投资的发展。同时，应鼓励中国在非投资企业的本地化经营，增强人员培训、促进相关产业链中企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外溢，进而加速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四)促进南南合作，不断改善非洲国家引资环境
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东道国投资环境仍是制约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双方应加强沟通合作，帮助东道国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限制不正当竞争，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同时，东道国引资环境的建设还应包括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更要尽量避免由于政权更迭导致的政策转向乃至倒退。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虽然对外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多数企业的规模不大，在抵御跨国经营风险上仍缺少足够的实力，需要东道国政府在降低政治风险、人身安全保障上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东道国还应继续加强工业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交通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商业信用体系的建设。
(五)探索金融领域合作，适时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重新成为热点问题。如何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成为更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提高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率、引入战略投资者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与非洲国家加强交流。中国的金融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国际化步伐，与南非金融业的合作发展较快。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发展，中非金融业合作应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开放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在美元贬值预期强烈的形势下，国际贸易结汇的价值波动风险较大。在周边一些国家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基础上，中非也可以探索以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方式，保护从事双边贸易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持经贸活动的稳步发展。
非洲工业化进程与中国的对非投资
目前，非洲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对非洲许多国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需，更是解决广大劳动者生存的关键。几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对非投资在加快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非洲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长期持续的中国对非投资为非洲工业化进程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非洲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非洲一直是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根据商务部统计，2003-2008年间，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流量从7481万美元增加到54.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36.1%；同期的对非投资存量从4.9亿美元增加到78.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3.9%。对非直接投资在流量和存量上分别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高出54.8和33.0个百分点。如图 1和图 2所示，对非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也呈现上升趋势。2003-2008年期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流量在中国对外投资总流量中的比重从2.6%增至9.8%；同期的年末对非投资存量在中国年末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的占比则从1.5%持续上升至4.2%。
2.中国对非投资促进了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是典型的“南南合作”，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在多个层面相互配合、共同发展，推动了非洲的工业化进程。其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促使工业体系日趋完善，提升国际贸易地位。中国对非洲不少国家的投资弥补了当地产业结构单一的不足。在原有的种植业和采掘业的基础上，中国的生活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生产企业在非洲投资建厂，推动了当地工业的进步，也促进了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发展。工业体系的发展使得非洲国家进出口商品更为多元化，国际竞争力得以增强。
其次，加强工业软硬件环境建设。中国企业承担政府援助项目，在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路、铁路、水利工程等硬环境的改善为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与交流、企业雇用的当地劳动力，都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工业发展的软环境。
第三，提高资源的财富化能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全世界长期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为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前的罕见繁荣提供了支持。在全球经济的上升周期，以石油和矿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为资源输出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一起，通过对非投资，帮助非洲国家把握这一机遇，提高了资源转化为财富的能力，增强了东道国的经济实力。
新形势下中非加强互利合作的动因
2010年，全球经济逐渐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世界各国经济力量格局重新调整，中非间互利合作面临新的局面。有关各方应积极行动起来，把握机遇、加强协调、打开中非间经贸合作的新局面。
(一)两次中非论坛中国的承诺
2006年的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了8项承诺，主要涉及对非援助、优惠贷款支持、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到期债务、扩大非洲对华出口免税商品范围、设立经贸合作区，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对非援助等领域。截至2009年，8项承诺已经基本兑现。
金融危机下召开的中非论坛沙姆沙伊赫峰会除了加大了对非援助的力度和规模，更面向未来，突出了更广层面的合作领域和模式。中方倡议中非加强气候变化、科技、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以及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方提出了8项新的承诺，为非洲援建清洁能源项目、实施联合科技研究示范项目并提供博士后来华研究条件、增强非洲融资能力、免除到期债务、免除非洲产品关税、切实帮助非洲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援建医院并培训医生、促进学者和智库交流。
(二)金融危机给中非合作带来的新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非合作出现新的机遇：
首先，中非产业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中非农业合作基础扎实，以7%的耕地养活了22%人口的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上见解独到；非洲国家农业资源丰富，饥饿问题仍困扰着很多国家。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均比较大。金融危机对虚拟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反映到实体经济上相对较弱。不少中国制造业企业希望对外投资，而非洲国家也能够通过吸收技术水平相近的中国投资快速提高产业技术水平。
其次，中非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领域有着许多共同话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区域开放到全面开放，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30多年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量，中国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城市不断发展，在推进城市化、对城市进行现代化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成为中非交流的重要内容。
第三，中非能源资源开发合作潜力巨大。金融危机之前，处于上升周期的全球经济需求，以及投资者的投机炒作推动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后金融危机时代，能源价格大幅下滑，给非洲资源输出国带来了较大影响。
(三)金融危机给中非合作带来的新挑战
然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非合作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互利合作、发展双方经济至关重要：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笼罩全球。西方经济体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企业破产和失业率的上升使得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美国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10.2%，创26年新高，欧元区失业率在11月达到其成立以来最高的10%，欧盟也达到有统计失业率来最高的9.5%。为了促进就业，发达国家政府频频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超常密度地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乃至配额等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一些其他国家也可能误以为贸易保护措施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纷纷加以效仿。殊不知这种贸易保护行为只能提高来自发展中国家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给本国消费者和工业发展带来更大负担。
其次，低碳经济中发达国家试图再次掌握操控规则。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试图变“双轨制”为“单轨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实际上，这种要求是要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合的义务，经济发展模式的“被改变”，发展空间的“被剥夺”，将进一步扩大全球贫富鸿沟。作为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甚至徘徊于温饱线附近。经济不发展，就无法保证基本的生存。虽然从环境保护上我们需要尽量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不切合实际的“唯结果论”，只强调减排效果量化考核，无疑会导致原本工业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继续处于附属地位。
第三，部分地区局势不稳情况加剧。尽管金融危机对与金融市场关联较小的非洲大陆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负面的影响还是难免的。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经济的发展缓慢，灾害天气和区域武装冲突都会导致经济的动荡、市场信心降低，以及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损毁。对东道国而言，保持稳定、持续的外资政策，保障投资者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是吸引外资进入的重要条件。
加强互利合作，促进新形势下中非共同发展
在机遇和挑战面前，中非需要加强各领域的沟通、合作，发挥各自特长，实现要素互补，大力推动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一)继续加强政治、经贸、文化、法制等多领域沟通合作
非洲在中国外交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连续多年都是中国外长每年出访的首站。中非双方应本着政治互信的基本原则，推动执政党、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开诚布公，求同存异；在经贸领域应加强沟通与合作，交流本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探讨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发展中的困惑的处理办法；在文化领域促进双向的沟通与合作，充分发掘中非悠久历史文化宝库，发挥文化在双边沟通中的作用，同时注意保护非洲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法制领域可以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双方立法机构间的交流，并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帮助非洲国家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提高司法和执法能力。
(二)多种层面、多种模式的双边合作并举
中非合作应在继续加强现有有效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合作的主体既要政府和民间并重，又要相互支持，以高层对话创造双边投资合作环境，以民间经贸合作继续发展双边关系。除了传统的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外，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合作应是需要着力推进的方向。一方面，一些中国国内的投资促进机构、行业组织或协会应与中国企业一起到非洲，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伴随式服务；另一方面，这些社会组织应加强与东道国本地的政府、中介组织和企业的沟通与联系，帮助投资者更快融入当地社会，实现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
在合作模式上，中国企业应根据东道国的实际情况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可以直接投资，也可以提供融资性租赁；在合作方和股权比例上可以更为灵活，也可以探索包括购买企业债等方式进行合作。
(三)以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快速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更需要大力发展对非投资。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在钢铁、水泥等工业领域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生产领域均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非洲不少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但在劳动力供应数量和土地要素供给保障等方面较为充足，且区域内市场需求旺盛，愿意通过工业化发展本国工业体系。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较大相似性使得中非双方合作基础牢固。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政府应加强市场供需对接，不仅扩大双边贸易，而且促进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较大产能，且东道国拥有一定产业基础、希望着力促进的行业中企业的对非投资。进一步发挥中非发展基金和即将启动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作用，增强产业导向等信息服务和引导，减少企业投资中走的弯路，快速推动投资的发展。同时，应鼓励中国在非投资企业的本地化经营，增强人员培训、促进相关产业链中企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外溢，进而加速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四)促进南南合作，不断改善非洲国家引资环境
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东道国投资环境仍是制约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双方应加强沟通合作，帮助东道国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限制不正当竞争，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同时，东道国引资环境的建设还应包括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更要尽量避免由于政权更迭导致的政策转向乃至倒退。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虽然对外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多数企业的规模不大，在抵御跨国经营风险上仍缺少足够的实力，需要东道国政府在降低政治风险、人身安全保障上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东道国还应继续加强工业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交通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商业信用体系的建设。
(五)探索金融领域合作，适时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重新成为热点问题。如何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成为更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提高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率、引入战略投资者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与非洲国家加强交流。中国的金融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国际化步伐，与南非金融业的合作发展较快。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发展，中非金融业合作应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开放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在美元贬值预期强烈的形势下，国际贸易结汇的价值波动风险较大。在周边一些国家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基础上，中非也可以探索以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方式，保护从事双边贸易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持经贸活动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