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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0日，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人头攒动，“滚动三十，献给一无所有的一代人”——崔健的这场演唱会，吸引了我周围的几乎所有人。演唱会前一个月，北京公交的广告屏上不时闪烁着演唱会的海报，只见崔健依旧保持着那副经典模样：手握吉他，攥紧拳头，低头做出向前冲的姿态。
歌唱家李谷一、作曲家付林已经70多岁，在当下收视率很高的电视栏目“音乐大师课”里担任嘉宾，荧屏里他们以老一辈主流音乐家的身份不断点拨年轻一代。
词作家庄奴以95岁高龄在重庆去世，人人都在回味他笔下流淌出的那些著名词作，其中不少歌曲正是由邓丽君演唱的。
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回想几十年来他们的那些作品，难免发出沧海桑田、昨是今非的感叹，这些人和这些作品，在30多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种遭遇。
【唱法也讲“阶级”】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邓丽君的歌声在我读大学时，已经传进大陆，尽管同学们私下都在欣赏，但仍处于地下状态。1982年北京开“两会”，有位京剧界的政协委员发言称：现在到处放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不仅许多小青年学唱，就连老太太也学着唱，这很不好。在那个时代，邓丽君的歌曲，当然也包括庄奴的词，被认为是“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曲来自台湾，而“港台歌曲”当时还带有贬义，是“资产阶级文艺”的代名词。
“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左”的思维方式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很多人甚至把歌曲的唱法也与阶级性相联系。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首创三种唱法，除了美声、民族外，还有一种“通俗唱法”，其实，这就是流行歌曲的唱法，但当时没人敢公开承认。歌曲《乡恋》诞生时，曾遭到严厉批判，因为李谷一开创了一种新的演唱方式，再加上歌词的人性化、旋律的温情、声音的甜美，《乡恋》一时竟被列入“禁歌”。记得当时的一次音乐研讨会上，某教授为了给流行歌曲正名，不得不搬出金日成语录，说朝鲜都认为流行歌曲是正面的，为什么我们却要禁唱呢？
苏小明曾是海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1980年，她以演唱《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有人批判道：部队怎么能唱这种歌曲呢，歌声里水兵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战舰还在“轻轻地摇”，如何打仗？与苏小明一样，程琳也来自海政歌舞团，1980年，她因演唱了一首《小螺号》而出名，没想到也受到批判，因为她用气声吟唱，而气声被指斥有“淫荡挑逗”之意。同时受批判的还有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付林（海政歌舞团创作员，曾因创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而闻名），有媒体记者找到付林，让他谈谈《小螺号》的创作体会，付林满心喜悦地聊了许多。不料几天后，媒体登出的文章标题却是“救救孩子”，指责这首歌毒害了少年儿童——所谓毒害，无非是这首歌没有像过去的少儿歌曲那样“斗志昂扬”而已。
歌曲因唱法、写法受批判，那么其它的音乐作品呢？
叶小钢、谭盾、瞿小松、陈怡等人，那时也不能幸免。这些改革开放后进入音乐学院学习的才子才女们，早已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当过工人、农民，面对世界音乐的斑斓色彩，怎能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他们创作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这一称谓看似中性，实际暗含贬义，有人批判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有悖民族文化。
蕴含反叛精神、躁动情绪的摇滚乐，在那个年代更是被视为异端，无论演出还是词曲都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崔健是朝鲜族人，有着天生的音乐细胞，父亲崔雄济说他从小就对“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崔健每次出场演出，总会有层层阻力，现场更是如临大敌，甚至连观众的反应都要干预——不准起立、不许欢呼。但那个时代，只要有流行音乐演出，尤其是摇滚的出现，体育馆的场面总是震撼无比，演员不断煽情、观众齐声高唱，似乎人人都想借此将一切情绪迸发出来。
【音像出版开道】
虽然“左”的文艺指导思想仍在大行其道，不过，改革带来的商品经济，开放带来的海外艺术，令民众的文化选择逐渐开始多元化。
音像磁带，也就是盒带的出现，为流行音乐、摇滚乐的普及大开方便之门。那个年代，广播对流行音乐还有所顾忌，电视对流行音乐还在闪烁其词，但盒带却铺天盖地。无论城乡，不管盗版正版，或卖或租，音像商店遍布大街小巷。
改革开放后，最先敢于闯入市场的文化产品就是盒带，所以说，最早的文化产业是音像出版。那时还不许私营音像出版，于是，国有招牌、能人出场，应一时之选。谁也没想到，当年在北京最著名的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实际挂靠的是红庙小学的校办工厂——不挂靠国有单位，就不允许经营。公司总经理刘伟仁是学物理的，在进入唱片行业前，一直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79年，他受命组建北京第一家盒式磁带厂，1980年投入生产，1985年离开该厂后，他与几位同事一起创建了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驻于西单商业区附近的大木仓胡同31号，是一个经过重新翻建的四合院，环境优雅，圈内人把那里简称为“大木仓”。后院有宿舍，电视剧《雪城》的作曲者李黎夫长住在此，李杰、毛阿敏、范琳琳、郭公芳等一些外地歌手也常常以这里为家。北京一批音乐人经常来串门，逐渐地，“大木仓”成了北京音乐人的据点。大约也是这个时候，作曲家谷建芬在中央歌舞团成立了“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同样是一个没有国家投资、自负盈亏的新型艺术团体。刘欢、毛阿敏、范琳琳、那英、孙楠等都曾是这里的学员或歌手。
音像出版公司录制的，大多是由大陆歌手翻唱的港台作品，在市场需求激增的情形下，常常供不应求。于是，各地纷纷引进复制生产线，各省市也竞相成立了音像出版社。1984年是唱片业急速发展的一年，以后仅仅3年，以港台流行歌曲为内容的盒带，已占据市场的80%左右。当时的盒带制作和生产形成了几个出名的基地，一是北京，二是广州，还有上海等地；一看名称，都是国营，很多还是“国字头”“省字头”。北京出名的有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等；广州有白天鹅音像出版社、太平洋影音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中唱广东分公司等；上海有中唱上海分公司等。这些音像出版单位不但出产盒带、培育词曲作者和歌手，还出面策划、组织流行音乐演出。可以说，正是它们最先开创了演出市场，最早树立起来“票房”的概念。 除了这些国营团体外，也有一批能人，他们敢于闯荡市场，将港台歌曲引入，而且有眼光选取录制大陆歌手专辑，有能力与各方周旋。如后来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文化局长、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被称为“金牌影视策划”，当年就曾是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的总编辑，他管辖下的西单大世界音像店位于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是当时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在港台歌曲的促动或诱惑下，在盒带的疯狂普及中，大陆的流行歌曲创作和演唱也如春潮一般涌动，短短10年间，上升了多个层次，催生了一拨拨词曲作家，唱红了一批批歌手。
盒带，如今早已成为历史，估计年轻一点的90后，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了。但盒带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因为蔚为壮观的市场，更在于盒带所带来的大众消费，彻底抛弃了固有的思想成见和文化习惯，开创了市场决定文化消费的先河。不过，这种洪水式消费的忽然来临，也让原本就不具版权意识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几方，对知识产权更为随意。沿海各地大量引进音像制品流水线，地下工厂遍地开花，导致几十年间盗版成为家常便饭。可以说，盒带也打开了盗版的闸门。
【曾经引领思想解放的春晚与纸媒】
如果说市场是音乐文化开放的经济推手，那么，当年的媒体则是思想解放的推手。那个时代没有网络，都是纸媒、广播和电视——电视靠晚会节目的安排表现开放的步伐，广播靠音乐播放的选择显示开放的演变，纸媒靠刊登文章表现开放的胆识——当时的纸媒没有娱乐版，完全属于思想文化宣传阵地。
1983年除夕，央视的第一届春晚亮相，经上万观众一再点播后，被批判的《乡恋》和歌手李谷一最终登上了舞台，从此流行歌曲解禁。1984年10月初，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台名为“九州方圆”的流行歌曲专题音乐会，这是国家电视台首次播出流行歌曲音乐会，标志着对流行歌曲的完全认可。
上世纪80年代，北京体育馆举办的流行歌曲演唱会，在主办单位的名字中常常少不了《北京晚报》，《北京晚报》不仅出面参与主办，还开辟版面介绍歌星和词曲作者。那时要想出名，有两个地方最为关键，一是登上央视春晚可以一夜走红，而《北京晚报》的介绍则可将歌星的幕后故事演变为饭后茶余的谈资。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一言九鼎。翻阅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可以发现，从文学、电影到戏剧舞蹈，这家报纸始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总是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文艺前行的步伐。音乐也不例外，自1986年以后，对于流行歌曲、摇滚乐、“新潮乐派”，《人民日报》先后多次发表长篇，支持新事物、新创作，不断扭转音乐界的局面。
说起《人民日报》在改革开放后对文艺的态度，不能不提范荣康，正是在他的策划和推动下，报纸发表了一篇篇思想解放的理论、文艺文章。范荣康是老报人，报社内人们总爱称呼他“老范”。他原名梁达，1930年生，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调入《人民日报》，当过评论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其间还曾担任过习仲勋的政治秘书，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在京逝世。虽说老范官至副部级，据他说却是“家里最没名气的一个”。最初人们介绍他时，说这是谌容的丈夫，因为《人到中年》正当红；后来又说他是梁左或梁天的父亲，因为两个儿子以相声创作和影视表演闻名；最后则称这是英达的老丈人，因为老范的爱女梁欢嫁给了英达。当时，我常陪同50多岁的老范坐在体育馆、体育场的普通观众席间，与老百姓一同高唱、一起呼喊。
198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文章，正面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作曲家群，题为“他们思索着走向世界”，其中肯定了7位出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同一班级的人才：谭盾、叶小钢、瞿小松、陈怡、周龙、郭文景、陈其钢。文字见报后，这些青年作曲家和他们创作的“新潮”音乐，从此不再成为反面或负面。198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了叶小钢，文章刊登前曾在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讨论，就标题出不出现叶小钢的名字，文章用什么语言评价，全文以多少字为宜，反复斟酌，而在此前，《人民日报》还没有文章专门介绍评价过被称为“新潮乐派”的青年作曲家中的任何一位。
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如缪也的《在开放的潮流中求发展——对我国通俗音乐创作问题的思考》、乔建中的《通俗歌曲的民歌意蕴》、金兆钧的《风从哪里来？——评歌坛“西北风”》，轰动全国。一位一向反对流行歌曲的评论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道：我给《人民日报》投稿批判流行歌曲，他们不登，可现在反倒刊登吹捧流行歌曲的文章，目的何在？
而在中国大陆，哪家媒体率先设立排行榜，哪家媒体大规模举办全国歌星评选？恐怕如今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还是《人民日报》。
198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揭开帷幕。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当时的理事长，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第一副理事长则是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候选歌曲包括大陆、港台和外国在中国广为传唱的曲目，十年来男女老幼最熟悉的歌曲全部囊括其中；候选歌手不分唱法，只讲知名度，结果成了“歌手大检阅”——毛阿敏、韦唯、田震、孙国庆、那英、刘欢、成方圆、郁钧剑、屠洪刚、程琳、崔健等，都是当时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当然，也有一些演员谢绝参加，说是不喜欢这种“拼盘式”的评选。
评选开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共收到30多万张选票，3000多位歌迷写信表示支持或提出建议。12月末结果揭晓，《少年壮志不言愁》《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大陆创作歌曲，《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龙的传人》等港台歌曲以及《北国之春》《草帽歌》等外国歌曲获奖。颁奖大会在济南举行，由于获奖外国歌曲中日本歌曲最多，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还特意赶往济南领奖，他一个人抱着一堆奖牌，兴奋异常。 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日报》设立了两大排行榜，一是图书销售排行榜，一是盒带销售排行榜，排名以市场销售额为基本标准。在图书排行榜中，贾平凹的《废都》曾名列第一，在盒带排行榜上，唐朝、黑豹多次分别排行第一，引起了读者和听众的高度关注。事实上，无论是崔健还是唐朝、黑豹，当《人民日报》公开支持他们的时候，也顶住了相当大的压力，有提案、批示，也有来信，更有文章反驳，但回复一律是：这些演唱都属于“歌坛百花园里的一枝”，我们就是要支持“百花齐放”！
【乐坛何以巨变】
从30多年前的邓丽君、李谷一、苏小明等人受批判，到今天他们都成了老一代主流歌声的代表；从崔健被指斥为“异端”，到今天他已成了被怀念的舞台历史。回顾40年乐坛历程，人们不禁发问：为何能发生如此巨变呢？
市场经济是挡不住的大潮。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演出、收视、收听、音像制品发行直至网络，票房、收视率、点击量决定了创作成败和传播效应。在市场经济中，固有的意识形态不再发挥作用，最多只有用“雅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不会有人再以唱法、风格去划线。国门开放，大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也有大量的世界音乐走进中国，人们适应了音乐欣赏的色彩斑斓，从此不再大惊小怪。
“这世界变化快”，在打开的国门面前，中国的大众文化消费始终追赶潮流。歌曲从盒带、CD，到电脑、iPad、手机等多媒体；歌手从盒带销售、电视晚会、青歌赛、广播排行，到网络传播、“星光大道”、电视选秀，走红的方式可谓数年一变，几乎无法预测。人们的欣赏也从排泄情绪、寄托情思，到窥测八卦、感受励志故事，再到鉴赏乐感。这些，都已经彻底淡化了意识形态，让音乐成了以消费为主的文化品种
但在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可谓成也市场、败也市场。90年代一过，由于盗版屡禁不止，加上随后的网络来临、手机普及、新媒体的覆盖，更让音乐知识产权面临窘境，音像业再也无法维持往昔的繁华，纷纷歇业。90年代广州最著名的“俏佳人”传媒，其音像制品销售的触角曾经伸向全国，仅卡拉OK一项就海量赚钱，风光一时。身为“俏佳人”老板“三姊妹”之一的李丰曾向我多次诉苦，她说到了后来，原创制品还没出来，盗版就已行销市场，根本防不胜防，销售业绩一落千丈。前些年，“俏佳人”不得不紧急转行，向海外传媒业进军，在北美收购电台、电视台、报纸，重新调整了经营方向。
按照著名乐评人金兆钧的说法，正因为盗版让音像业无利可图，严重打击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制作，以致流行音乐一路下滑。当年的北京流行音乐的“三剑客”（新华社的秦杰、北京音乐台的张树荣、《人民音乐》杂志的金兆钧）也都退回到本单位，最终成为体制内的部门领导。
今天流行音乐的发展不再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癫狂，也和人们欣赏流行音乐进入常态化有关，常态化就是多样化、习惯化，大起大落已成历史。网络歌曲如《老鼠爱大米》，曾像当年的盒带传播一般，席卷各地，但后来，当类似歌曲再次面世时，就很少能出现疯狂传播的场面，这就是常态化的结果。多样化使很多人在经历了音乐素养的培育后，开始同时选择其它的音乐种类，比如交响乐、歌剧，如今音乐发烧友、乐迷已成为生活中的一景，而且年轻人所占的比例相当高。
在乐坛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不能不钦佩有一批老一代音乐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总能以开阔的视野，宽厚地对待一切新潮流、新事物、新技法。上世纪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化的音乐家贺绿汀如此，冼星海在延安鲁艺的高足李焕之也如此。晨耕和张非，都曾担任过北京军区文化部和战友文工团的领导，晨耕还是《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在他们出任中国音协书记期间，以开放的襟怀，顶住了各式各样的压力支持流行音乐，至今仍被很多人怀念。
其实，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须，从所谓“新潮乐派”至今，任何创作如果不创新、不吸收世界一切成功的技法和观念，只能落伍。江山代有才人出，当叶小钢们进入中年后，他们必然代替前人成为乐坛的主流派，近十几年来的主流晚会、影视剧、歌舞剧，其作曲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而他们的下一代又成为少壮派，但叶小钢他们不会再如某些前人那样对待年轻一代，社会不允许，时代也不提供这样的条件。叶小钢他们的创作步入成熟后，无论是否曾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几乎都向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处汲取灵感，寻找源头，这似乎成为一种自然规律，所以，最初对他们的探索表示担忧和批判完全是杞人忧天。如今即便有这样的批判，在语言和意识上，也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而非打棍子、扣帽子。
如今，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乐坛发展史，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新的事物到来时，千万不要排斥、打击，起码要宽容、包容——这才是我们对待文化应持的基本态度。
（作者系文史学者）
歌唱家李谷一、作曲家付林已经70多岁，在当下收视率很高的电视栏目“音乐大师课”里担任嘉宾，荧屏里他们以老一辈主流音乐家的身份不断点拨年轻一代。
词作家庄奴以95岁高龄在重庆去世，人人都在回味他笔下流淌出的那些著名词作，其中不少歌曲正是由邓丽君演唱的。
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回想几十年来他们的那些作品，难免发出沧海桑田、昨是今非的感叹，这些人和这些作品，在30多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种遭遇。
【唱法也讲“阶级”】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邓丽君的歌声在我读大学时，已经传进大陆，尽管同学们私下都在欣赏，但仍处于地下状态。1982年北京开“两会”，有位京剧界的政协委员发言称：现在到处放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不仅许多小青年学唱，就连老太太也学着唱，这很不好。在那个时代，邓丽君的歌曲，当然也包括庄奴的词，被认为是“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曲来自台湾，而“港台歌曲”当时还带有贬义，是“资产阶级文艺”的代名词。
“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左”的思维方式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很多人甚至把歌曲的唱法也与阶级性相联系。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首创三种唱法，除了美声、民族外，还有一种“通俗唱法”，其实，这就是流行歌曲的唱法，但当时没人敢公开承认。歌曲《乡恋》诞生时，曾遭到严厉批判，因为李谷一开创了一种新的演唱方式，再加上歌词的人性化、旋律的温情、声音的甜美，《乡恋》一时竟被列入“禁歌”。记得当时的一次音乐研讨会上，某教授为了给流行歌曲正名，不得不搬出金日成语录，说朝鲜都认为流行歌曲是正面的，为什么我们却要禁唱呢？
苏小明曾是海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1980年，她以演唱《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有人批判道：部队怎么能唱这种歌曲呢，歌声里水兵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战舰还在“轻轻地摇”，如何打仗？与苏小明一样，程琳也来自海政歌舞团，1980年，她因演唱了一首《小螺号》而出名，没想到也受到批判，因为她用气声吟唱，而气声被指斥有“淫荡挑逗”之意。同时受批判的还有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付林（海政歌舞团创作员，曾因创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而闻名），有媒体记者找到付林，让他谈谈《小螺号》的创作体会，付林满心喜悦地聊了许多。不料几天后，媒体登出的文章标题却是“救救孩子”，指责这首歌毒害了少年儿童——所谓毒害，无非是这首歌没有像过去的少儿歌曲那样“斗志昂扬”而已。
歌曲因唱法、写法受批判，那么其它的音乐作品呢？
叶小钢、谭盾、瞿小松、陈怡等人，那时也不能幸免。这些改革开放后进入音乐学院学习的才子才女们，早已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当过工人、农民，面对世界音乐的斑斓色彩，怎能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他们创作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这一称谓看似中性，实际暗含贬义，有人批判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有悖民族文化。
蕴含反叛精神、躁动情绪的摇滚乐，在那个年代更是被视为异端，无论演出还是词曲都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崔健是朝鲜族人，有着天生的音乐细胞，父亲崔雄济说他从小就对“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崔健每次出场演出，总会有层层阻力，现场更是如临大敌，甚至连观众的反应都要干预——不准起立、不许欢呼。但那个时代，只要有流行音乐演出，尤其是摇滚的出现，体育馆的场面总是震撼无比，演员不断煽情、观众齐声高唱，似乎人人都想借此将一切情绪迸发出来。
【音像出版开道】
虽然“左”的文艺指导思想仍在大行其道，不过，改革带来的商品经济，开放带来的海外艺术，令民众的文化选择逐渐开始多元化。
音像磁带，也就是盒带的出现，为流行音乐、摇滚乐的普及大开方便之门。那个年代，广播对流行音乐还有所顾忌，电视对流行音乐还在闪烁其词，但盒带却铺天盖地。无论城乡，不管盗版正版，或卖或租，音像商店遍布大街小巷。
改革开放后，最先敢于闯入市场的文化产品就是盒带，所以说，最早的文化产业是音像出版。那时还不许私营音像出版，于是，国有招牌、能人出场，应一时之选。谁也没想到，当年在北京最著名的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实际挂靠的是红庙小学的校办工厂——不挂靠国有单位，就不允许经营。公司总经理刘伟仁是学物理的，在进入唱片行业前，一直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79年，他受命组建北京第一家盒式磁带厂，1980年投入生产，1985年离开该厂后，他与几位同事一起创建了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驻于西单商业区附近的大木仓胡同31号，是一个经过重新翻建的四合院，环境优雅，圈内人把那里简称为“大木仓”。后院有宿舍，电视剧《雪城》的作曲者李黎夫长住在此，李杰、毛阿敏、范琳琳、郭公芳等一些外地歌手也常常以这里为家。北京一批音乐人经常来串门，逐渐地，“大木仓”成了北京音乐人的据点。大约也是这个时候，作曲家谷建芬在中央歌舞团成立了“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同样是一个没有国家投资、自负盈亏的新型艺术团体。刘欢、毛阿敏、范琳琳、那英、孙楠等都曾是这里的学员或歌手。
音像出版公司录制的，大多是由大陆歌手翻唱的港台作品，在市场需求激增的情形下，常常供不应求。于是，各地纷纷引进复制生产线，各省市也竞相成立了音像出版社。1984年是唱片业急速发展的一年，以后仅仅3年，以港台流行歌曲为内容的盒带，已占据市场的80%左右。当时的盒带制作和生产形成了几个出名的基地，一是北京，二是广州，还有上海等地；一看名称，都是国营，很多还是“国字头”“省字头”。北京出名的有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等；广州有白天鹅音像出版社、太平洋影音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中唱广东分公司等；上海有中唱上海分公司等。这些音像出版单位不但出产盒带、培育词曲作者和歌手，还出面策划、组织流行音乐演出。可以说，正是它们最先开创了演出市场，最早树立起来“票房”的概念。 除了这些国营团体外，也有一批能人，他们敢于闯荡市场，将港台歌曲引入，而且有眼光选取录制大陆歌手专辑，有能力与各方周旋。如后来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文化局长、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被称为“金牌影视策划”，当年就曾是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的总编辑，他管辖下的西单大世界音像店位于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是当时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在港台歌曲的促动或诱惑下，在盒带的疯狂普及中，大陆的流行歌曲创作和演唱也如春潮一般涌动，短短10年间，上升了多个层次，催生了一拨拨词曲作家，唱红了一批批歌手。
盒带，如今早已成为历史，估计年轻一点的90后，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了。但盒带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因为蔚为壮观的市场，更在于盒带所带来的大众消费，彻底抛弃了固有的思想成见和文化习惯，开创了市场决定文化消费的先河。不过，这种洪水式消费的忽然来临，也让原本就不具版权意识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几方，对知识产权更为随意。沿海各地大量引进音像制品流水线，地下工厂遍地开花，导致几十年间盗版成为家常便饭。可以说，盒带也打开了盗版的闸门。
【曾经引领思想解放的春晚与纸媒】
如果说市场是音乐文化开放的经济推手，那么，当年的媒体则是思想解放的推手。那个时代没有网络，都是纸媒、广播和电视——电视靠晚会节目的安排表现开放的步伐，广播靠音乐播放的选择显示开放的演变，纸媒靠刊登文章表现开放的胆识——当时的纸媒没有娱乐版，完全属于思想文化宣传阵地。
1983年除夕，央视的第一届春晚亮相，经上万观众一再点播后，被批判的《乡恋》和歌手李谷一最终登上了舞台，从此流行歌曲解禁。1984年10月初，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台名为“九州方圆”的流行歌曲专题音乐会，这是国家电视台首次播出流行歌曲音乐会，标志着对流行歌曲的完全认可。
上世纪80年代，北京体育馆举办的流行歌曲演唱会，在主办单位的名字中常常少不了《北京晚报》，《北京晚报》不仅出面参与主办，还开辟版面介绍歌星和词曲作者。那时要想出名，有两个地方最为关键，一是登上央视春晚可以一夜走红，而《北京晚报》的介绍则可将歌星的幕后故事演变为饭后茶余的谈资。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一言九鼎。翻阅上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可以发现，从文学、电影到戏剧舞蹈，这家报纸始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总是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文艺前行的步伐。音乐也不例外，自1986年以后，对于流行歌曲、摇滚乐、“新潮乐派”，《人民日报》先后多次发表长篇，支持新事物、新创作，不断扭转音乐界的局面。
说起《人民日报》在改革开放后对文艺的态度，不能不提范荣康，正是在他的策划和推动下，报纸发表了一篇篇思想解放的理论、文艺文章。范荣康是老报人，报社内人们总爱称呼他“老范”。他原名梁达，1930年生，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调入《人民日报》，当过评论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其间还曾担任过习仲勋的政治秘书，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在京逝世。虽说老范官至副部级，据他说却是“家里最没名气的一个”。最初人们介绍他时，说这是谌容的丈夫，因为《人到中年》正当红；后来又说他是梁左或梁天的父亲，因为两个儿子以相声创作和影视表演闻名；最后则称这是英达的老丈人，因为老范的爱女梁欢嫁给了英达。当时，我常陪同50多岁的老范坐在体育馆、体育场的普通观众席间，与老百姓一同高唱、一起呼喊。
198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文章，正面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作曲家群，题为“他们思索着走向世界”，其中肯定了7位出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同一班级的人才：谭盾、叶小钢、瞿小松、陈怡、周龙、郭文景、陈其钢。文字见报后，这些青年作曲家和他们创作的“新潮”音乐，从此不再成为反面或负面。198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了叶小钢，文章刊登前曾在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讨论，就标题出不出现叶小钢的名字，文章用什么语言评价，全文以多少字为宜，反复斟酌，而在此前，《人民日报》还没有文章专门介绍评价过被称为“新潮乐派”的青年作曲家中的任何一位。
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如缪也的《在开放的潮流中求发展——对我国通俗音乐创作问题的思考》、乔建中的《通俗歌曲的民歌意蕴》、金兆钧的《风从哪里来？——评歌坛“西北风”》，轰动全国。一位一向反对流行歌曲的评论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道：我给《人民日报》投稿批判流行歌曲，他们不登，可现在反倒刊登吹捧流行歌曲的文章，目的何在？
而在中国大陆，哪家媒体率先设立排行榜，哪家媒体大规模举办全国歌星评选？恐怕如今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还是《人民日报》。
198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揭开帷幕。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当时的理事长，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第一副理事长则是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候选歌曲包括大陆、港台和外国在中国广为传唱的曲目，十年来男女老幼最熟悉的歌曲全部囊括其中；候选歌手不分唱法，只讲知名度，结果成了“歌手大检阅”——毛阿敏、韦唯、田震、孙国庆、那英、刘欢、成方圆、郁钧剑、屠洪刚、程琳、崔健等，都是当时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当然，也有一些演员谢绝参加，说是不喜欢这种“拼盘式”的评选。
评选开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共收到30多万张选票，3000多位歌迷写信表示支持或提出建议。12月末结果揭晓，《少年壮志不言愁》《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大陆创作歌曲，《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龙的传人》等港台歌曲以及《北国之春》《草帽歌》等外国歌曲获奖。颁奖大会在济南举行，由于获奖外国歌曲中日本歌曲最多，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还特意赶往济南领奖，他一个人抱着一堆奖牌，兴奋异常。 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日报》设立了两大排行榜，一是图书销售排行榜，一是盒带销售排行榜，排名以市场销售额为基本标准。在图书排行榜中，贾平凹的《废都》曾名列第一，在盒带排行榜上，唐朝、黑豹多次分别排行第一，引起了读者和听众的高度关注。事实上，无论是崔健还是唐朝、黑豹，当《人民日报》公开支持他们的时候，也顶住了相当大的压力，有提案、批示，也有来信，更有文章反驳，但回复一律是：这些演唱都属于“歌坛百花园里的一枝”，我们就是要支持“百花齐放”！
【乐坛何以巨变】
从30多年前的邓丽君、李谷一、苏小明等人受批判，到今天他们都成了老一代主流歌声的代表；从崔健被指斥为“异端”，到今天他已成了被怀念的舞台历史。回顾40年乐坛历程，人们不禁发问：为何能发生如此巨变呢？
市场经济是挡不住的大潮。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演出、收视、收听、音像制品发行直至网络，票房、收视率、点击量决定了创作成败和传播效应。在市场经济中，固有的意识形态不再发挥作用，最多只有用“雅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不会有人再以唱法、风格去划线。国门开放，大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也有大量的世界音乐走进中国，人们适应了音乐欣赏的色彩斑斓，从此不再大惊小怪。
“这世界变化快”，在打开的国门面前，中国的大众文化消费始终追赶潮流。歌曲从盒带、CD，到电脑、iPad、手机等多媒体；歌手从盒带销售、电视晚会、青歌赛、广播排行，到网络传播、“星光大道”、电视选秀，走红的方式可谓数年一变，几乎无法预测。人们的欣赏也从排泄情绪、寄托情思，到窥测八卦、感受励志故事，再到鉴赏乐感。这些，都已经彻底淡化了意识形态，让音乐成了以消费为主的文化品种
但在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可谓成也市场、败也市场。90年代一过，由于盗版屡禁不止，加上随后的网络来临、手机普及、新媒体的覆盖，更让音乐知识产权面临窘境，音像业再也无法维持往昔的繁华，纷纷歇业。90年代广州最著名的“俏佳人”传媒，其音像制品销售的触角曾经伸向全国，仅卡拉OK一项就海量赚钱，风光一时。身为“俏佳人”老板“三姊妹”之一的李丰曾向我多次诉苦，她说到了后来，原创制品还没出来，盗版就已行销市场，根本防不胜防，销售业绩一落千丈。前些年，“俏佳人”不得不紧急转行，向海外传媒业进军，在北美收购电台、电视台、报纸，重新调整了经营方向。
按照著名乐评人金兆钧的说法，正因为盗版让音像业无利可图，严重打击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制作，以致流行音乐一路下滑。当年的北京流行音乐的“三剑客”（新华社的秦杰、北京音乐台的张树荣、《人民音乐》杂志的金兆钧）也都退回到本单位，最终成为体制内的部门领导。
今天流行音乐的发展不再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癫狂，也和人们欣赏流行音乐进入常态化有关，常态化就是多样化、习惯化，大起大落已成历史。网络歌曲如《老鼠爱大米》，曾像当年的盒带传播一般，席卷各地，但后来，当类似歌曲再次面世时，就很少能出现疯狂传播的场面，这就是常态化的结果。多样化使很多人在经历了音乐素养的培育后，开始同时选择其它的音乐种类，比如交响乐、歌剧，如今音乐发烧友、乐迷已成为生活中的一景，而且年轻人所占的比例相当高。
在乐坛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不能不钦佩有一批老一代音乐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总能以开阔的视野，宽厚地对待一切新潮流、新事物、新技法。上世纪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化的音乐家贺绿汀如此，冼星海在延安鲁艺的高足李焕之也如此。晨耕和张非，都曾担任过北京军区文化部和战友文工团的领导，晨耕还是《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在他们出任中国音协书记期间，以开放的襟怀，顶住了各式各样的压力支持流行音乐，至今仍被很多人怀念。
其实，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须，从所谓“新潮乐派”至今，任何创作如果不创新、不吸收世界一切成功的技法和观念，只能落伍。江山代有才人出，当叶小钢们进入中年后，他们必然代替前人成为乐坛的主流派，近十几年来的主流晚会、影视剧、歌舞剧，其作曲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而他们的下一代又成为少壮派，但叶小钢他们不会再如某些前人那样对待年轻一代，社会不允许，时代也不提供这样的条件。叶小钢他们的创作步入成熟后，无论是否曾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几乎都向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处汲取灵感，寻找源头，这似乎成为一种自然规律，所以，最初对他们的探索表示担忧和批判完全是杞人忧天。如今即便有这样的批判，在语言和意识上，也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而非打棍子、扣帽子。
如今，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乐坛发展史，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新的事物到来时，千万不要排斥、打击，起码要宽容、包容——这才是我们对待文化应持的基本态度。
（作者系文史学者）